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莘莘学子们完成了一场艰难的学业汇考，怀揣十多年寒窗美好的理想，等待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为实现未来人生自我价值展现青春风采。可是，每个学子的高考准备，都经历不同的选择和难忘的记忆。
　　在“农家书屋”看到努力备考的学子们，我也不禁想起了自己参加高考的那些时光。我参加高考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正逐步推进，恢复高考成为当时重视教育的“拨乱反正”标志之一，城乡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尤其在我生活的山区农村，尽管实行土地分产到户责任制，可农户还未从过去长期“大集体”的贫困中解脱出来，物资依然匮乏，生活相对困难。
　　作为农村孩子，若想改变人生命运，最好的出路是通过高考上大学，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成为名副其实拿工资的“公家人”。让孩子上大学成为当时社会新潮流，无论谁家有孩子上学，家长再苦再累，都义无反顾地供读；孩子能否考上大学，维系着家人的殷切希望，关乎着改变未来人生的期盼。
　　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考生进入全面复习的紧张阶段。我每天早晨4点半准时到校参加跑步锻炼，然后开始2小时的晨读，早饭和午饭学校仅给我们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各科任课教师轮流按晌辅导授课解题，下午6点半放学，学生们陆续回家，夜自习都在家里自学。因能自由支配复习，许多孩子是彻夜挑灯通宵达旦。
　　我们砖木结构的教室，每个班挤满70多位学生。学校没有集体宿舍和食堂，学生吃饭从家中自带，没有照明电上课，学生靠的煤油灯；学生们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学校，要走十几、二十几里的山路，上学路上留下山村孩子许多欢乐和泪水，求知改变命运的高考，成为那一代孩子们承受的艰辛。
　　高考前的紧张学习，就像一架钢琴拧紧的琴弦，绷得学生们踹不过气，累倒病倒不足为奇，这时家长们格外关注孩子的生活。由于我当时身体瘦弱，备战高考那段时间，母亲每天清晨3点起床，开始张罗我上学的早餐和午饭，为能给我补足营养，每天早餐一个熟鸡蛋、一碗米粥、一个白面馒头，一小碟青菜，给我一个特殊的照顾。
　　午饭是母亲提前备好的特殊“营养餐”，所谓的特殊，只不过是山村中的土特产。母亲将山里盛产的松子、板栗、核桃、花生、黄豆晒干去皮剥开后，在村西头的石磨上反复数遍磨碎，用箩筛出细面拿回家。她用火烧热铁锅，将其放进锅内慢炒，在炒制过程中，她根据火候时机，再掺入面粉、香油、葱姜末，用铁铲轻翻，细面炒成金黄状，“营养餐”即成。
　　母亲做一次“营养餐”，足够我食用一个礼拜的。每天在家吃过早饭，母亲总会在我的书包里塞进一袋“营养餐”。在校午饭时，我拿出课桌斗里自带的铁碗，到任课老师办公室里，用开水冲开，即成一顿美味的“营养餐”。母亲除了亲手制作的“营养餐”外，每天还给我一个煮熟的鸡蛋带上，算是奢侈。因为家里的食盐酱醋，全靠卖鸡蛋钱换来的。
　　有时母亲怕我复习寂寥，会腾出时间“陪读”。她边缝衣服边叮嘱我做题须认真。母亲虽然不识字，却不时地拿起我的作业薄指点着，说这道题做错了，我反复检查后说，没有啊，她又拿起桌上的教科书，说你对照书再仔细检查一下，当我发现母亲把书本拿颠倒时，心中的嬉笑伴着一股莫名的痛，对母爱衍生出更多的理解。
　　考试结束后一段日子，让所有考生备感心理煎熬。那是8月初的一个中午，乡邮员到我家说是有挂号信签收，父亲拆开信一看，是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急忙让母亲到东山我割牛草的地方把我叫回家，父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为庆贺我考上大学，父亲卖掉了家中的小牛犊，置办了酒席，宴请所有亲戚和四邻八舍的乡亲。
　　我如愿成为第一个走出我们山村的大学生。大学开学报到的那天清晨，父母和村民们送我出远门。父亲默默地扛着行李箱走在前面，母亲与我随后并肩而行，并语重心长地说，娘在行李箱里放进10斤“营养餐”，如果在学校吃不饱，你可以拿出来填充，还能解决吃饭上的水土不服。母亲说这话时，我心理一阵酸楚，差点落下眼泪。
　　如今，距离我当年参加高考已经过去30多年。那个年代的高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应运而生，也伴随着一代年轻人对上大学求知的无限期望。往事斑驳远去，时光穿越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永远无法在心底尘封那段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