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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理想人格与主体意识
王定璋
李白是我国古代作家中个性极其突出，艺术趣味最为独到，创作特征十分鲜明的诗人。他的诗文构思奇特，发想超旷，落笔天纵，触处生春，诚如方植之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唐宋诗举要》转引)。李白同时代的选评家殷瑶在《河岳英灵集》里说李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的诗文创作完全打破了传统模式与创作方法，是一个从传统中走来又颠覆传统，自具面貌的创新诗人。对李白诗文所展示的人文精神予以时代性的观照，对其所显示的理想人格与主体意识予以文化阐释，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
李白晚年所作的《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长诗，道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思想。这本来是他称颂友人的诗句，适可移作李白诗文创作艺术特征的概括。芙蓉出于清水，洗尽铅华，天然丽质，清纯脱俗，正是李白文学创作清新俊逸的最佳诠释与阐解。
崇尚自然之趣，排斥雕琢的本色之美是李白的艺术追求。李白对六朝诗歌浸润颇深，他推崇二谢(灵运、胱)，心折鲍照。我们从李白诗文中屡见受二谢影响的痕迹。至于经历坎坷的鲍照，其情感奔放热烈，起落无端的跳荡意绪，长短随意，句式参差，对李白的影响十分明显。李白“清水出芙蓉”的美学思想就是从鲍照评谢灵运的句中衍生发展而来。
风格是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外化。杜甫评论李白的诗歌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是说李白作品具有清纯淡雅的艺术内质，其旨趣是对绮丽雕琢的排斥；“新”则为新人耳目的兴象感受，其核心是陈词滥调的务去。“俊逸”则是俊美洒脱，不受羁束的精神气质。“清新”、“俊逸”之于李白，正是其清逸潇洒，摆去约束艺术趣尚的形象描绘。
李白《古风》第一首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他鄙视六朝以来绮丽柔靡的文风，标举“清真”旨趣。他所看重的是谢胱清俊爽逸和两汉文章的刚健以及建安文学的风骨：“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饯别校书叔云》)他称道王羲之书法：“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王右军》)，以清真取喻，实则为李白之自画像。
清新俊逸之外，豪放浪漫的纵逸挥洒，并庄屈以为心的神韵气质以及自然真淳的艺术品味也是李白文学创作展现的艺术特质。就豪放浪漫而言，殷瑶评李白诗为“纵逸”，当然是指李白诗歌特立独行，脱略羁绊，独出新意的艺术风貌。晚唐诗人皮日休评李白：“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刘枣强碑文》)。《诗人玉屑》说：“为诗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韩愈)太白。”他们一致推尊李白豪放纵逸的创作个性。这是因为李白思维方式独特，契入现实的视角奇异之故。李白的游仙诗不必多说，即如乐府歌行《梁甫吟》、《远别离》、《蜀道难》、《将进酒》、《玉壶吟》以及为人们熟知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无不想像葱茏，气势流走，遒丽劲健，音节嘹亮。“如五丁凿山，开世人所未有。”(沈德潜《古诗源》)
所谓并庄、屈以为心的神韵气质，是指李白既追求建功立业，有执著现实的功利追求，又希望自我完善，保留自由而超脱的精神世界。这是我们阅读李白作品时所强烈感受到的个性特质。庄周是道家哲学的核心人物，主张崇尚自然，安时处顺，齐物逍遥，自由自在。屈原则执著于事业，公忠体国，忧国忧民。如何将二者整合是一大难题。这就是龚自珍所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然而二者在李白身上却鲜明地融合在一起了。
二
李白这个诗人既伟大又可爱。他的文学创作以极其深广的视野将他生活的那一时期最重要、最感人、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内容以异常精美真淳、自然清新的形式凝固下来，传留至今。这显然是李白作为诗人、文学家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之所在。然而又不仅止于此。李白最伟大之处，更在其传世的文学作品中具载了厚重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那就是李白理想人格的构建和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形成。这是其人文精神的两大亮点。
李白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呢?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寻索到一些答案。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自称逸人，他以自己的才华参预社会活动，强调独立特行，无复依傍。又云：“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表明诗人寄情山水，炼丹服食，琴剑自随，云游四海。然则这并非诗人的归宿，他的人生追求和社会抱负远不止此：“谓其友人日：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这道出李白弄琴于山水，舞剑于林壑之目的并不是为一己之仙隐，其抱负要“兼济天下”。怎么兼济?他回答：“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政治抱负规定着人生道路，不凡的志趣影响着理想人格的建构。李白要像历史上那些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范蠡(陶朱)、张良(留侯)那样平定天下之后，决不恋栈而隐遁林薮，保持自身的自由与完善，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李白心仪的庄子，早就对理想人格有简要的概括：“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那是逍遥的境界，无所待的人生。不过，它给人的感觉却不免虚幻，逍遥得不可把握。“竹林七贤”处身乱世，期望于政治高压的环境中求得个性解放与人身自由，不得不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寻求生存空间。这里的“名教”当然指君臣父子纲常的封建秩序，“自然”则指老庄哲学。老子的清静无为、庄子的逍遥自由与纲常名教难以调和。发展到李白生活的时代，情况有所改观。唐代思想解放，哲学观念多元，儒、释、道并存，李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想人格的构建似乎见到了曙光。于是，他既为自己规划出一幅建功立业的政治蓝图，又设计出一条“功成身退”的出路，从而保存了自由发展，个性解放，生活随意，寄情山水，诗酒度日的生存模式。不管李白是否完成了自己理想人格的建构，他却是这样来展开自己的人生之旅的。
理想人格制约着李白主体意识的形成。所谓主体意识是自我意识的核心部分，就其实质来说是人类自身作为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对自己的地位、能力、秉赋、作用的反映和认知。作为文学家的李白的主体意识主要是他在一生中热切追求清明政治、 个性解放、人生自由和蔑视权贵、抨击黑暗、渴盼施展自身抱负的理想社会环境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宰意识和超越意识。李白生活的盛唐(安史之乱前)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思想活跃，给学士才人展示了颇为美好的前景，从政机会和途径较多。李白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中逐渐形成了他的主体意识。
李白富商家庭的背景和流寓色彩极浓的生活经历，也与奉儒守官的仕宦家庭大异其趣，和安土重迁的小农观念亦不相同。他所接受的教育与儒家诗礼传家柑障。他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送从侄耑游庐山》)这无疑与关中阀阅、中原士族家庭教育子女专精儒术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李白少年时即对诗赋已经“慕之”。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天才与敏感。“十五学剑术，遍于诸侯。”(《与韩荆州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这是李白个性发展，成长自由的良好沃土，对其自由意识、自主意识、超越意识(凌相如)的孕育极为有利。
此外，老庄哲学的濡染，功成身退的价值取向，也是李白独立观念和主体意识的催生剂。对李白的主体意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社会活动与文学作品两个层面来把握。早在蜀中时期，最能展现其自信、自主、平等等主体意识是他见益州刺史苏颞这件事。开元八年(720年)，苏颞出刺益州。年甫20岁的李白“于路中投刺，(苏)待以布衣之礼。因谓僚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透过此事，既可见唐代政治清明和官吏的可亲，更可证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体现了李白的平等意识和自主精神，无须依傍他人自荐其才。
充分展示李白主体意识的是他受到皇帝征辟时的光景：“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草堂集序》)李白既未通过考试途径入仕，也未上书献赋去接近皇帝，而靠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声望获得皇帝垂青，这是何等自信、自立的独立意识!封建时代的皇帝哪能轻易见到!若蒙皇帝召见，且不说繁缛的跪拜礼仪，一般人诚惶诚恐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哪有什么个人的尊严!相比之下，李白不卑不亢，受玄宗礼遇，平交王侯，在皇帝面前不失布衣之尊。这是其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支撑的结果。
李白主体意识在其作品中更有明确的表露。首先，他在政治上求平等，在人格上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念极浓。他尝云：“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循书受贫病?”(《少年行》)“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序》)要求与王公大人甚至于皇帝平等的思想，力图把握自身命运的追求，在我国古代是少见的。他为争得“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而自豪。对此，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予以了充分肯定。
李白求平等争尊严要独立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最可宝贵最为光辉的品质。对李白的自立、自主、自信精神和力图超越时代的主体意识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绝非诸如“狂放不羁”之类的话语可以概括的。
其次，李白在政治上襟抱不凡，自比管、晏。他在《冬日言志》、《留别王司马嵩》、《读武侯传……》、《东武吟》等诗篇中赞颂历史上傅说、吕尚、鲁连、张良、诸葛亮等风云人物，对他们主宰时代命运的伟业称颂备至。这些诗篇，实际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地位、才能、作用和自身价值的认知与肯定，体现了他在功业中的主人身份，充分突出了社会整体中个人的才能与个人奋斗的积极意义。
李白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压抑人才的封建制度和阻碍其理想实现的腐朽势力不遗余力的抨击上。李白在寻求自身发展和个性解放时，必然感到封建制度压抑人才的弊端。我们时常听到他的不平之鸣与愤懑呐喊：“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可以想见，李白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其实践则很艰难。可他还是那样执著地求索，直到他晚年仍然有从军报国的壮举，只是因病未遂罢了。
李白作品之所以那样光彩夺目，魅力永存，还在于其坦荡的胸怀与感情的淳真。这也是其个性和主体意识的敞露。李白在《泽畔吟序》中说：“惧奸臣之猜，常韬之于竹简；酷吏将至，则藏之于名山。”可见他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很清醒。可是，由于诗人自由意识和主体意识已贯注于一生的为人处世中，他不能扭曲个性去媚权贵。当他厌倦待诏翰林的御用文人生活时，便将其不满之情见诸诗篇，还要请大家来看(《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他需要酣饮沉醉则说：“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想做官时则说：“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欢喻之际显出童贞般的可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为君吟。”(《扶风豪士歌》)其时李白避安史之乱而寓居吴中，一旦高兴起来，不可一世。言及男欢女爱，李白也不佯装，其诗中常有“观妓”、“携妓”、“狎妓”之作出现，如《示金陵子》。
质言之，李白的主体意识融注于一生行事和文学创作中，而其表现形式则以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完善与寻求自己在社会中的应有地位、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其人生价值为基本内容而展衍开来的。李白与当代文化的关联，在我看来主要应围绕其文学成就、理想人格的建构以及主体意识的价值来认识。就这三者而言，文学成就是其基础，理想人格是其核心，主体意识是其灵魂。李白在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始终处于中流砥柱的位置，凭借的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李白之所以那样可爱，则因其童贞未泯的人格魅力；而他那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冲决腐恶势力的气势，更赋予李白熠熠生辉的人文光辉与自信自尊。千载之下的今天，人们仍然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艺术魅力与不可磨灰的精神力量。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也谈“仙童驭竹回”
吴宗海
《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卷六八页五五一骆宾王《饯郑安阳入蜀》：“海客乘槎渡，仙童驭竹回”注：“驭竹：汉光武帝时，郭伋任并州牧，有善政。行部至西河，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迎拜于道：及归。诸儿复送至城外。事见《后汉书·郭伋传》。这里合用费长房骑竹杖事。”
按：送人入蜀，当用蜀地典故。骆诗上句用严君平卜肆事，下句却用并州事，于理不通。此注误矣!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一《诂笺六》有记：“此用介象令人骑竹自吴往蜀事。又《后汉书·费长房传》注。葛陂在豫州新蔡境，与蜀无涉。”查《三国志·吴书十八·赵达传》注：“仙人介象，字元则，会稽人，有诸方术。吴主闻之，征象到武昌，甚敬责之……吴主与共论绘鱼何者为美，象日：‘鲻鱼为上。’吴主日：‘论近道鱼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日：‘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坎，汲井满之，并求钩。象趋饵之，垂纶于坎中，须臾果得鲻鱼。吴主惊喜。问象日：‘可食否?’象日：‘故为陛下取以作生绘，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吴主日：‘闻蜀使来，得蜀誊作齑甚好，恨尔时无比。’象日：‘蜀堇岂不可得，愿差所使者，可付值。’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象书一符。以着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堇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薑。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识，甚惊，便作书寄其家。此人买薑毕，捉书负薑，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绘适了。”正合此句之旨。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梦溪校区(镇江)
王定璋
李白是我国古代作家中个性极其突出，艺术趣味最为独到，创作特征十分鲜明的诗人。他的诗文构思奇特，发想超旷，落笔天纵，触处生春，诚如方植之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唐宋诗举要》转引)。李白同时代的选评家殷瑶在《河岳英灵集》里说李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的诗文创作完全打破了传统模式与创作方法，是一个从传统中走来又颠覆传统，自具面貌的创新诗人。对李白诗文所展示的人文精神予以时代性的观照，对其所显示的理想人格与主体意识予以文化阐释，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
李白晚年所作的《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长诗，道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思想。这本来是他称颂友人的诗句，适可移作李白诗文创作艺术特征的概括。芙蓉出于清水，洗尽铅华，天然丽质，清纯脱俗，正是李白文学创作清新俊逸的最佳诠释与阐解。
崇尚自然之趣，排斥雕琢的本色之美是李白的艺术追求。李白对六朝诗歌浸润颇深，他推崇二谢(灵运、胱)，心折鲍照。我们从李白诗文中屡见受二谢影响的痕迹。至于经历坎坷的鲍照，其情感奔放热烈，起落无端的跳荡意绪，长短随意，句式参差，对李白的影响十分明显。李白“清水出芙蓉”的美学思想就是从鲍照评谢灵运的句中衍生发展而来。
风格是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外化。杜甫评论李白的诗歌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是说李白作品具有清纯淡雅的艺术内质，其旨趣是对绮丽雕琢的排斥；“新”则为新人耳目的兴象感受，其核心是陈词滥调的务去。“俊逸”则是俊美洒脱，不受羁束的精神气质。“清新”、“俊逸”之于李白，正是其清逸潇洒，摆去约束艺术趣尚的形象描绘。
李白《古风》第一首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他鄙视六朝以来绮丽柔靡的文风，标举“清真”旨趣。他所看重的是谢胱清俊爽逸和两汉文章的刚健以及建安文学的风骨：“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饯别校书叔云》)他称道王羲之书法：“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王右军》)，以清真取喻，实则为李白之自画像。
清新俊逸之外，豪放浪漫的纵逸挥洒，并庄屈以为心的神韵气质以及自然真淳的艺术品味也是李白文学创作展现的艺术特质。就豪放浪漫而言，殷瑶评李白诗为“纵逸”，当然是指李白诗歌特立独行，脱略羁绊，独出新意的艺术风貌。晚唐诗人皮日休评李白：“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刘枣强碑文》)。《诗人玉屑》说：“为诗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韩愈)太白。”他们一致推尊李白豪放纵逸的创作个性。这是因为李白思维方式独特，契入现实的视角奇异之故。李白的游仙诗不必多说，即如乐府歌行《梁甫吟》、《远别离》、《蜀道难》、《将进酒》、《玉壶吟》以及为人们熟知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无不想像葱茏，气势流走，遒丽劲健，音节嘹亮。“如五丁凿山，开世人所未有。”(沈德潜《古诗源》)
所谓并庄、屈以为心的神韵气质，是指李白既追求建功立业，有执著现实的功利追求，又希望自我完善，保留自由而超脱的精神世界。这是我们阅读李白作品时所强烈感受到的个性特质。庄周是道家哲学的核心人物，主张崇尚自然，安时处顺，齐物逍遥，自由自在。屈原则执著于事业，公忠体国，忧国忧民。如何将二者整合是一大难题。这就是龚自珍所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然而二者在李白身上却鲜明地融合在一起了。
二
李白这个诗人既伟大又可爱。他的文学创作以极其深广的视野将他生活的那一时期最重要、最感人、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内容以异常精美真淳、自然清新的形式凝固下来，传留至今。这显然是李白作为诗人、文学家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之所在。然而又不仅止于此。李白最伟大之处，更在其传世的文学作品中具载了厚重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那就是李白理想人格的构建和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形成。这是其人文精神的两大亮点。
李白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呢?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寻索到一些答案。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自称逸人，他以自己的才华参预社会活动，强调独立特行，无复依傍。又云：“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表明诗人寄情山水，炼丹服食，琴剑自随，云游四海。然则这并非诗人的归宿，他的人生追求和社会抱负远不止此：“谓其友人日：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这道出李白弄琴于山水，舞剑于林壑之目的并不是为一己之仙隐，其抱负要“兼济天下”。怎么兼济?他回答：“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政治抱负规定着人生道路，不凡的志趣影响着理想人格的建构。李白要像历史上那些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范蠡(陶朱)、张良(留侯)那样平定天下之后，决不恋栈而隐遁林薮，保持自身的自由与完善，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李白心仪的庄子，早就对理想人格有简要的概括：“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那是逍遥的境界，无所待的人生。不过，它给人的感觉却不免虚幻，逍遥得不可把握。“竹林七贤”处身乱世，期望于政治高压的环境中求得个性解放与人身自由，不得不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寻求生存空间。这里的“名教”当然指君臣父子纲常的封建秩序，“自然”则指老庄哲学。老子的清静无为、庄子的逍遥自由与纲常名教难以调和。发展到李白生活的时代，情况有所改观。唐代思想解放，哲学观念多元，儒、释、道并存，李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想人格的构建似乎见到了曙光。于是，他既为自己规划出一幅建功立业的政治蓝图，又设计出一条“功成身退”的出路，从而保存了自由发展，个性解放，生活随意，寄情山水，诗酒度日的生存模式。不管李白是否完成了自己理想人格的建构，他却是这样来展开自己的人生之旅的。
理想人格制约着李白主体意识的形成。所谓主体意识是自我意识的核心部分，就其实质来说是人类自身作为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对自己的地位、能力、秉赋、作用的反映和认知。作为文学家的李白的主体意识主要是他在一生中热切追求清明政治、 个性解放、人生自由和蔑视权贵、抨击黑暗、渴盼施展自身抱负的理想社会环境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宰意识和超越意识。李白生活的盛唐(安史之乱前)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思想活跃，给学士才人展示了颇为美好的前景，从政机会和途径较多。李白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中逐渐形成了他的主体意识。
李白富商家庭的背景和流寓色彩极浓的生活经历，也与奉儒守官的仕宦家庭大异其趣，和安土重迁的小农观念亦不相同。他所接受的教育与儒家诗礼传家柑障。他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送从侄耑游庐山》)这无疑与关中阀阅、中原士族家庭教育子女专精儒术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李白少年时即对诗赋已经“慕之”。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天才与敏感。“十五学剑术，遍于诸侯。”(《与韩荆州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这是李白个性发展，成长自由的良好沃土，对其自由意识、自主意识、超越意识(凌相如)的孕育极为有利。
此外，老庄哲学的濡染，功成身退的价值取向，也是李白独立观念和主体意识的催生剂。对李白的主体意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社会活动与文学作品两个层面来把握。早在蜀中时期，最能展现其自信、自主、平等等主体意识是他见益州刺史苏颞这件事。开元八年(720年)，苏颞出刺益州。年甫20岁的李白“于路中投刺，(苏)待以布衣之礼。因谓僚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透过此事，既可见唐代政治清明和官吏的可亲，更可证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体现了李白的平等意识和自主精神，无须依傍他人自荐其才。
充分展示李白主体意识的是他受到皇帝征辟时的光景：“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草堂集序》)李白既未通过考试途径入仕，也未上书献赋去接近皇帝，而靠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声望获得皇帝垂青，这是何等自信、自立的独立意识!封建时代的皇帝哪能轻易见到!若蒙皇帝召见，且不说繁缛的跪拜礼仪，一般人诚惶诚恐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哪有什么个人的尊严!相比之下，李白不卑不亢，受玄宗礼遇，平交王侯，在皇帝面前不失布衣之尊。这是其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支撑的结果。
李白主体意识在其作品中更有明确的表露。首先，他在政治上求平等，在人格上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念极浓。他尝云：“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循书受贫病?”(《少年行》)“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序》)要求与王公大人甚至于皇帝平等的思想，力图把握自身命运的追求，在我国古代是少见的。他为争得“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而自豪。对此，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予以了充分肯定。
李白求平等争尊严要独立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最可宝贵最为光辉的品质。对李白的自立、自主、自信精神和力图超越时代的主体意识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绝非诸如“狂放不羁”之类的话语可以概括的。
其次，李白在政治上襟抱不凡，自比管、晏。他在《冬日言志》、《留别王司马嵩》、《读武侯传……》、《东武吟》等诗篇中赞颂历史上傅说、吕尚、鲁连、张良、诸葛亮等风云人物，对他们主宰时代命运的伟业称颂备至。这些诗篇，实际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地位、才能、作用和自身价值的认知与肯定，体现了他在功业中的主人身份，充分突出了社会整体中个人的才能与个人奋斗的积极意义。
李白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压抑人才的封建制度和阻碍其理想实现的腐朽势力不遗余力的抨击上。李白在寻求自身发展和个性解放时，必然感到封建制度压抑人才的弊端。我们时常听到他的不平之鸣与愤懑呐喊：“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可以想见，李白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其实践则很艰难。可他还是那样执著地求索，直到他晚年仍然有从军报国的壮举，只是因病未遂罢了。
李白作品之所以那样光彩夺目，魅力永存，还在于其坦荡的胸怀与感情的淳真。这也是其个性和主体意识的敞露。李白在《泽畔吟序》中说：“惧奸臣之猜，常韬之于竹简；酷吏将至，则藏之于名山。”可见他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很清醒。可是，由于诗人自由意识和主体意识已贯注于一生的为人处世中，他不能扭曲个性去媚权贵。当他厌倦待诏翰林的御用文人生活时，便将其不满之情见诸诗篇，还要请大家来看(《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他需要酣饮沉醉则说：“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想做官时则说：“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欢喻之际显出童贞般的可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为君吟。”(《扶风豪士歌》)其时李白避安史之乱而寓居吴中，一旦高兴起来，不可一世。言及男欢女爱，李白也不佯装，其诗中常有“观妓”、“携妓”、“狎妓”之作出现，如《示金陵子》。
质言之，李白的主体意识融注于一生行事和文学创作中，而其表现形式则以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完善与寻求自己在社会中的应有地位、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其人生价值为基本内容而展衍开来的。李白与当代文化的关联，在我看来主要应围绕其文学成就、理想人格的建构以及主体意识的价值来认识。就这三者而言，文学成就是其基础，理想人格是其核心，主体意识是其灵魂。李白在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始终处于中流砥柱的位置，凭借的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李白之所以那样可爱，则因其童贞未泯的人格魅力；而他那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冲决腐恶势力的气势，更赋予李白熠熠生辉的人文光辉与自信自尊。千载之下的今天，人们仍然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艺术魅力与不可磨灰的精神力量。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也谈“仙童驭竹回”
吴宗海
《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卷六八页五五一骆宾王《饯郑安阳入蜀》：“海客乘槎渡，仙童驭竹回”注：“驭竹：汉光武帝时，郭伋任并州牧，有善政。行部至西河，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迎拜于道：及归。诸儿复送至城外。事见《后汉书·郭伋传》。这里合用费长房骑竹杖事。”
按：送人入蜀，当用蜀地典故。骆诗上句用严君平卜肆事，下句却用并州事，于理不通。此注误矣!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一《诂笺六》有记：“此用介象令人骑竹自吴往蜀事。又《后汉书·费长房传》注。葛陂在豫州新蔡境，与蜀无涉。”查《三国志·吴书十八·赵达传》注：“仙人介象，字元则，会稽人，有诸方术。吴主闻之，征象到武昌，甚敬责之……吴主与共论绘鱼何者为美，象日：‘鲻鱼为上。’吴主日：‘论近道鱼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日：‘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坎，汲井满之，并求钩。象趋饵之，垂纶于坎中，须臾果得鲻鱼。吴主惊喜。问象日：‘可食否?’象日：‘故为陛下取以作生绘，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吴主日：‘闻蜀使来，得蜀誊作齑甚好，恨尔时无比。’象日：‘蜀堇岂不可得，愿差所使者，可付值。’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象书一符。以着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堇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薑。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识，甚惊，便作书寄其家。此人买薑毕，捉书负薑，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绘适了。”正合此句之旨。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梦溪校区(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