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parody）是一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用语，意指一种西方叙事文学创作技巧。在我国又被译为戏拟，或者滑稽性模仿。戏仿以某个前文本为基础，进行模仿，只保留前文本的形式，而更换其内容，往往带有嘲讽意味，其特征是鲜明的戏谑性、颠覆性、与批判性。“戏拟”概念最初于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1589年，英国牛津词典首次给出戏仿一词的明确定义：戏仿是“模仿，使之与原来相比显得更加荒谬。”
　　西方文学中戏仿的创作实践始于十七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对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进行了讽刺性模仿，由此首开戏仿文学之先河。此后，戏访文学一直被看作是“寄生的文学”，因而在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未曾受到重视。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多元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文学经典受到质疑，西方作家对文学的虚构本质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戏访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文学手法，演变为一种主要的文学解构方式，被广泛采用，成为风靡世界的一个主要后现代派叙事手段。后现代戏仿的代表作品是美国作家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该小说以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为戏仿对象，保存了其中基本故事要素，但将原作主题的纯洁美好换成了龌龊异化。地点从幽静的森林改成喧嚣的现代城市。充满童真善良的七个小矮人变成了庸俗不堪的七个食品商人，美丽纯真的白雪公主成了这七个食品商的共用情妇，因而变成了性病患者。美丽的童话世界被彻底瓦解了。
　　戏仿是文学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是文学存在、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所有作家都再现他的前辈”，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曾做如是说。作家在写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借鉴取法前人的作品，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他人，严肃也罢，戏谑也罢。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互文实践是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这就是为何虽然西方戏仿风行于二十世纪，其源头却在十七世纪，即西方小说诞生之初的原因。戏仿在西方小说诞生之日便跟着问世，并陪伴着小说一路走到今天。戏访手法与文学共生现象是作家创作实践必然结果。法国批评家克丽斯蒂娃认为“一切文本都不可能独立于其他文本，…而依赖借用和改造的戏仿当然就是一种互文性。”
　　到了后现代时期，随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经典受到了质疑，对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构成为时尚。后现代哲学摈弃同一性、确定性、和合法性，强调差异性、非中心性、无主导性、不确定性及真理的可解性。戏访与后现代思潮相契合，崇尚颠覆，反对权威，符合后现代主义解构需要，因而成为后现代的一种主要创作手法，被广泛采用。戏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崛起，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当时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及作者们自身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戏仿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文坛，先进入小说领域，其后蔓延至影视及网络作品，越来越普遍。进入21世纪后，更呈风起云涌之势，形成了一个戏仿大潮。戏仿的对象先是古典作品，后来又伸向了红色经典。一时间严肃的历史被篡改，神圣的观念被嘲弄。传统被颠覆、成规被瓦解，人物张冠李戴，情节荒诞离奇，帝王将相、名人先烈都被戏弄一番。在我国当代文学戏仿作品中，小说《新白毛女传》、《沙家浜》、《故乡相处流传》、《理工大学风流史》，影视作品《大话西游》、《疯狂的石头》、《大电影之数百亿》、《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最具代表性。《新白毛女传》中嘉儿（喜儿）嫌贫爱富，抛弃了穷酸的初恋情人大寸（大春），而选择了有为致富的王仕人（黄世仁）。嘉儿的头发是在发廊美容时被伪劣药水烫白的。《沙家浜》中阿庆嫂是个荡妇，胡传魁的姘头，胡传魁是抗日英雄，而郭建光则是个无用的废物。在《故乡相处流传》中，袁绍与曹操争战是为了争夺一个姓沈的小寡妇;《理工大学风流史》中，人物都以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赵云、关羽、张飞等命名，然而与三国英雄的形象相反，他们形容猥琐，行为卑下龌龊，是一群宵小之徒。此外，热播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都以游戏化喜剧方式，对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进行解构和重塑，戏仿演化为恶搞，古今杂糅、嬉笑怒骂、装疯卖傻，演绎了一场场戏仿的狂欢。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文学的戏访作品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对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的戏访。中国当代很多戏访作品以中国红色经典及古典名著为背景，沿用经典名著故事为基本框架，对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场景等等进行颠覆性改写，借以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世界。这些作品主要有《新白毛女传》、《沙家浜》、《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梁祝》、《牛郎》等。例如，李冯的《十六世纪的卖油郎》是对古典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戏访。原作中的卖油郎秦重淳朴忠厚，诚实真挚，对花魁娘子一往情深。然而在李冯笔下，秦重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蝇营狗苟的市井小人，整天想着“她的牌价：十两银子”。在为心爱者赎身的过程中，他不择手段地赚取，为攒钱斤斤计较，短斤少两，甚至“制作了一杆假秤”。小说以此形成了对现代商业社会的贪欲和以金钱买美色之现实的反讽，解构了经典爱情故事。
　　第二类，对文学体裁类型戏访，即戏访一个传统文学类别，如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例如，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是反侦探或反公案小说、《古典爱情》是反才子佳人小说、《鲜血梅花》是反武侠小说。《河边的错误》以戏仿传统侦探小说叙事策略为写作目的，描写了一个渲染得扑朔迷离故事：河边连续发生杀人案，工程师许亮莫名其妙地多次出现在杀人现场，无辜被疑而自杀。而真正的杀人凶手却是一个疯子。刑警队长马哲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枪杀了疯子，却不得不装疯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传统意义上的公案小说，及其现代变种侦探小说，最为重视因果动机。其叙述模式为名捕名探经过复杂的调查取证，严密的逻辑推理，循着蛛丝马迹，最终找出真凶，严惩不贷。莱恩指出：“寻求疑案的解决办法，追踪罪行的来龙去脉是这类小说的主题，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而《河边的错误》前半部一直以推理的笔调来叙述侦破故事，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疯子杀人毫无理由，警察以疯子的名义杀死疯子，也算不上谋杀。目击者多次极巧合地出现在案发地点也纯属偶然。如此一来，小说最初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和悬念推理被整个消解，失去了所有意义。一切都显得荒诞滑稽，令人哭笑不得。在这些小说中，传统叙述程式被严格尊重，但是其内容实质、精神内涵却是受到无情的嘲弄。 　　第三类，对某种意识形态整体的戏访，如对道德伦理，政治理念、政治性历史事件的戏仿。例如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中兄弟相残;《世事如烟》中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葬礼漠然置之、视同儿戏，一个父亲图财卖掉六个女儿，另一父亲为自己长寿克死多个儿子。这些小说显然是对中国“孝为先”、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家族伦理意识的逆转;再如，在革命历史小说《暴风骤雨》中，领导土地改革的农民领袖都是大公无私的英雄，像赵玉林、郭全海等。但在刘振云、莫言等人小说中，土地改革中的农民领袖都变成了二流子，地痞流氓。他们强奸地主的妻女、欺压良善、残害百姓，无恶不作。此外，还有对政治词句的戏访。例如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充斥着对毛主席语录与党的历史中的常用政治语汇的戏访。
　　中国当代戏仿有着显著文学价值与文学开拓意义。它推动了文学上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促进了多元共存的文化价值观的建立。戏仿对文学形式成规进行戏仿，质疑，乃至解构，揭示各种成规的人为性﹑假定性﹑虚构性﹑与任意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局限性与相对性，探索了小说叙述的新的可能性。这些对当代叙事文学与叙事理论的发展发挥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对文学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戏仿的艺术创新给我国叙事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新的发展可能性，在戏仿创作的带动下，我国作家更加关注作品的文学本质，创作思想更加开放，创作活动更加活跃，创作成果更加纷繁多样。应该说戏仿的繁荣是当代中国叙事艺术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之一。
　　中国当代戏访是一股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文学潮流，极具普遍性，持续性，影响力，并吸引了一批名家参与其中。作家们戏仿创作热情不断高涨，批评界对戏仿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如今，在小说，乃至整个文学领域里，戏仿作品都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门类。戏仿作品采用游戏﹑狂欢的喜剧形式，具有极强的娱乐消遣功能，为大众喜闻乐见，因而有着广大的读者与观众群，属于大众文化产品。它已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当代戏仿作品反映的文化价值观良莠俱存，有很多的消极因素。特别是一些戏仿作品对革命历史进行改装，使之失去了本来面目，歪曲了历史，混淆了是非，有明显的政治偏差，对公众，特别是对历史了解不深的年轻人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已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对革命历史的误解。因此，应该及时想出对策，为读者与观众提供及时的正确指导，让他们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欣赏﹑理解戏仿作品，引导他们从戏仿作品吸取有益的东西，同时批判地对待其不健康的方面。这是一件极为必要的当务之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