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平凡的世界》，便首先被作家路遥的“初心”所打动。路遥表示：“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这就是他所秉持的初心。《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个人奋斗为线索，记录了中国西北部“文革”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变化，全景式地反映了农村改革不同环境和层面的社会问题。某种程度上说，重温这部文学经典，就是亲近改革历史、悟守初心的过程。
　　小说第一部开篇，正值农村集贸市场放开之前。王满银因为贩卖老鼠药而被劳教，带出“文革”后期（1975年）中国农村市场的问题。过了短短几年，进入“新时期”，1979年9月中央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家在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启动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自主出售农产品，促使农产品集贸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集贸市场的大量涌现，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带动农产品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发展。到80年代之后，“集贸市场”成为《平凡的世界》中重要的文学装置。1979年，孙少安积累了后来办砖窑的启动资金，要归功于老同学刘根民与他在集市上的相遇。1980年孙少平踏上“劳动进城”的第一站，也是黄原城的“东关市场”。东关在汽车站边上，各种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多。后来，原西县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不少“个体户”出现了：少平在这里邂逅了同学侯玉英，后者和丈夫依靠她父亲的关系办了营业执照，摆起了货摊。
　　不可否认，自由市场是农村改革红利的一部分。在重新划定权钱交易的法律术语诞生之前，“投机倒把”要缓慢剥去政治色彩，经历曲折的脱罪的过程。但如将“新时期”的“经济改革”视为国家从经济生活诸多方面退出的过程，从“自由市场”滑向“投机倒把”，乃至80年代中后期的“官倒”，我们不难发现，路遥通过看似落伍的田福堂之口，传达出对转型中“新时期”历史的深切关怀。
　　小说第一部（1975-1978），孙少安自发的包产到组被制止，“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仍在发挥强大的组织功能。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史”，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在小说当中有了重点表现。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到1979年底结束，“水利”是重中之重。查阅《延川县志》，我们知道延川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多次开展农业水利建设。“水利”问题成为小说第一部矛盾的集中点和情节高潮。
　　小说主要依托水利问题描绘了农业集体化三个方面的弊端：唯意志论、资源分配问题和工程移民问题。
　　唯意志论的问题围绕田福堂展开。田福堂作为农业集体化时代的英雄人物，在双水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依靠农业学大寨，田福堂个人权威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甚至可以体现家庭地位上。凭着个人权威，他在女儿润叶和孙少安的爱情当中作梗。后来他心理上的“垮掉”，又和整个农业制度变迁、农业学大寨的式微紧密相关——他终究是一个要随着“旧时代”埋葬的“旧人”。在小说第一部结尾处，他一意孤行要修筑“拦河大坝”。最终，在东拉河上修筑“拦河大坝”、改造出“一片米粮川”的工程顺理成章地垮掉了——因为它是唯意志论的结果。
　　农业集体化在资源分配中的问题，则体现在“抢水”情节当中。小说写到，因为旱季到来，各地出现农业灌溉用水困难。恰恰在这个时候，人民公社丧失了“一大二公”的优势。因为公社领导偏袒自己所在的石圪节，导致下游村子缺水。于是胆大的田福堂决定组织人到上游挖坝偷水。借偷水，小说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与能力。我们既看到了生产队长孙少安、金俊山的组织能力，也看到了孙玉亭缺乏威信、魄力，更为金富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青年与农村集体“连带感”的丧失埋下伏笔。
　　路遥还注意到农业集体化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水利工程移民问题。库区移民搬迁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政治动员，包括领导干部个人威信。田福堂创造性的下跪，使得金老太太和金家湾一带的移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由于不属于情节主线，路遥在这里并没有做多少深入的描写。
　　小说第二、三部开始描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广。在小说的逻辑中，正是因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暴露出了集体化农业的诸多问题，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克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能登上历史舞台。
　　1978年秋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某些副业生产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干到户。1979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把包产到户的许可范围扩大到边穷地区。1982年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把包产到户的自发行为规定为“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组成部分”。1983年1月的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到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才稳定确立。但小说的展开却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层面。
　　在小说的开始部分，责任制的推广就伴随村社两级权威大大削弱。1979年田福军开始推广包产到组。田福军不仅在地区层面受到了苗凯、高凤阁等派系、路线斗争的困扰，在实际推广中也受到县、社、村三级领导的推诿抵制。以公社主任徐治功、村书记田福堂为例，小说写到了社村两级领导对大权旁落的恐惧。随着权力的分离，社村两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下降，中国基层组织开始涣散。进入1980年，田福堂赌气放开单干，放弃领导，导致混乱瓜分集体财产。1982年夏天，革委会党政分家，重建党、政和人大三套班子——人民公社制度撤销近在眉睫。各级基层干部越发对仕途前景感到灰心——田福堂一度到山西去當包工头。1983年春天，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这一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中央和省委指示，50岁以下占三分之一，大专文化占三分之一。田福军的地委领导班子组成后，就组织各部、局、委、办进行人事大洗牌，年纪大的退居二线。小说以张有智等人为例一笔带过了县、市级当中心灰意冷的干部状态。 　　同一年，出于“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在地区一级的新执政重点，初步变成向上的“争资跑项”。田福军和高步杰发挥黄原地区“三老”干部多的优势、在中央搞汇报会、向中央要政策要拨款、与中央各部委建立“横向联系”。虽然路遥并未给出明确的态度，小说中90年代后中国基层工作重心从向下转为向上，政权从“汲取型”向“悬浮型”的转变已初见端倪。
　　《平凡的世界》也揭示了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形态的巨大变化。1980年政策对“自留地”开始放开，夏季麦收之后开始搞责任制。秋收之前，农民又有了消闲时间，可以赶集或者做家庭副业。1981年之后，对责任制深恶痛绝的田福堂也承认这一年农民将不再缺粮。
　　农业结构调整也以编年史呈现在小说中。在1982年，农村一些人开始从种植业转移向“多种经营”，嗅觉灵敏的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村里挖鱼塘，兼任村主任的金俊山也养起了山羊。这一年，孙少安到河南巩县买制砖机，升任原西县百货公司驻铜城采购站站长的金光明委托少安把意大利蜜蜂带回农村让自己的弟弟去养殖。1983年春天，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田福军在全地区推行农业结构调整，从单一种植为发展多种经济作物（花生、果树、泡桐等）。到了1984年，除了孙少安的砖厂开始盈利之外，双水村许多人家种植了泡桐，蜜蜂、水产和山羊的养殖也都发展起来，原本属于地主富农后代的金家湾，有许多人开始做起了生意。
　　伴随包产到户的推进对于生产的提高，农村必然出现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条途径是进城，另一条途径是就地转移（从单一种植转向多种经营，或者向其他产业转移）。进城的不仅是孙少平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有许多“普通”的农村青年。而留在农村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从事传统种植业（例如金强和卫红）之外，一部分从事副业生产（如养蜂的金光亮），还有少数人以各种方式脱离农业生产，例如搞长途运输（如1985年初的田润生）或者兴办乡镇企业（如孙少安）。
　　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在每个时代都能鼓舞大众读者。但如仅将《平凡的世界》视为孙少平和孙少安个人奋斗的故事，那就等同于将《平凡的世界》视为《人生》的扩大版。这无疑会使这部现实主义巨著的史诗性遭到掩盖。《平凡的世界》绝不仅仅等于《人生》。别忘了，这部小说的名字，重点在于“世界”。本文写就的目的，也是作为一份导读，引领读者进入人物背后的“世界”。
　　路遥始终不变的关怀，不在于抽象的人，而在于历史境遇中具体的人。他心怀社会，拥抱历史。站在今天重读《平凡的世界》，读者务必留意那“人生”之外的“世界”，从孙少平与孙少安活动的“舞台背景”，理解国家转型历史的波澜起伏，感受作家作为历史书记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路遥正是通过这个方式，书写出了属于“新时期”的贊美改革的史诗巨著，也为步入“新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份守护初心的精神宝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