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1903年，22岁的“80后”周树人，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一首诗。这首诗里，浓缩着100年前的“80后”“90后”的成长背景。
　　从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30年，是一个清朝官府和士人们臆想的“中兴”时代。
　　清朝海军，“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但一场海战，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打败中国的，是中国人向来鄙夷的蕞尔小国日本。
　　用罗斯·特里尔的话说，这时的中国精英，“由当初的焦虑变得惊慌起来”。
　　何以惊慌？亡国灭种。
　　“救亡”一词，就是由此兴起。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台湾，赔巨款。“利益均沾”，德占胶州湾，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卫和新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帮不谙大势的贵族子弟在老太后扶持下，把持国政，愚昧颟顸，最终酿成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攻陷并接管北京，中国向列強赔款4.5亿两白银，举国上下，一人一两。
　　离做亡国奴，剩一步之遥。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与亡国之忧一起成长。
　　胡适后来概括说：“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于是睡狮之梦醒矣。”

“船”的问题

　　李仲揆，湖北黄冈人，1889年生，1902年虚岁14。
　　这一年，他离开家乡，到省会武昌“赶考”。在即将进入武昌的长江水面上，一艘插着外国旗的巨轮卷起的漩涡，掀翻了3艘小船，中国艄公落水，但巨轮没有片刻停留。
　　看着艄公的狼狈，他流下热泪：国家挨打，人民受欺辱，就是因为科技落后；如果能造大船，中国就能抵御外侮，找回尊严。
　　他立志为国造船。
　　1907年，上海。16岁的胡适在江岸眺望船舶往来，“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
　　黄龙，是黄龙旗，清朝官旗。
　　在自己国家的内河，来来往往全是外国船舶，年轻的胡适心境不佳。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内河航行的，除了外国商船，还有外国军舰。它们属于世界上先进的近代民族国家，最是重视主权，当然，重视的是自己的主权，以及如何把它延展到弱小国家的领土领海。
　　1912年，已是民国。19岁的卢作孚，报考了北京清华学堂。他准备乘坐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开出的“蜀通”轮，先到汉口，再去北京，但他晚了一步，抵达码头时船已经开走了。于是，他一生的学历定格在小学毕业。
　　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心里种下了轮船梦。13年后，1925年，在重庆考察所有的轮船公司时，卢作孚发现，长江上游航道，都被“太古”“怡和”“日清”等英日轮船公司占据，中国企业几无一席之地。
　　对于这三个年轻人而言，船的问题，都是国家能力和民族独立这些基本问题的象征。但对于不同的人，具体意义是不一样的。
　　在李仲揆那里，这是科技问题；对胡适而言，这是制度文化问题；而在卢作孚眼里，这是实业问题。
　　当路继续往前延伸，最后只有“实业救国”的卢作孚继续和船捆绑在一起。

光被四表

　　“十四”，李仲揆兴奋地把年龄写在了第一栏。
　　那是一张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的报考表，学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设，考入其中，表现优异，可以公费出国留学，梦想启航。
　　很快他就傻眼了，因为那是姓名栏。
　　他可以再要一张表，交一元钱即可。一元，指的是一个银元。他太穷了，交不起。
　　他把“十”字改成了“李”字，这很简单。
　　但是，“李四”，听上去不成样子。

对于这三个年轻人而言，船的问题，都是国家能力和民族独立这些基本问题的象征。但对于不同的人，具体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李仲揆那里，这是科技问题；对胡适而言，这是制度文化问题；而在卢作孚眼里，这是实业问题。

　　一抬头，他看到了大厅上的匾额—“光被四表”，这是《尚书》里的句子。于是，“李四光”诞生了。
　　李四光考了第一名。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出国，去学造船。
　　李四光，神童也。
　　1904年，他15岁就远渡重洋，赴日留学，进入预备学校弘文书院。他的校友有：陈天华、黄兴、杨度、张澜、马君武、林伯渠、许寿裳、杨昌济、鲁迅、陈寅恪、邓以蛰……
　　他在日本就与宋教仁、马君武成为挚友，听宋教仁讲三民主义的真谛，听马君武吟诵“祖国前途正辽远，少年发想要雄奇”。
　　他在东京与孙中山先生会面，中山先生亲自叮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筹备同盟会，李四光是第一批会员，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会员，时年16岁。
　　1907年，他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舶用机关—造船的关键专业，当年有1000多名中国学子报名考试，只招收10个人。
　　1910年，他21岁，学成归国，回到武昌，成为新军中的文学社、共进会之间积极的润滑剂。
　　1911年10月4日，他成为清王朝最后一批“进士”，“工科进士李四光”。6天后，武昌首义第一枪打响。
　　民国建立后，1912年，李四光成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年仅23岁。

武风不振

　　李四光1910年作为“海归”回到中国时，还是清朝。 　　这一年，在湖南韶山冲，有个17岁的少年，在一直希望他能学好算术帮忙打点家中田产和高利贷生意的父亲的账本上夹了一首诗，悄然离家。
　　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是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是一名“90后”。
　　第一次离开家乡的他，闯进湖南湘乡高等小学堂，遭受一片嘲讽。他不卑不亢地说：“先生，我叫毛泽东。”
　　在湘乡高小，他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康有为写的书，接受政治思想熏陶。
　　他从萧三处借来《世界英雄豪杰传》，结识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二世、卢梭、孟德斯鸠……合上书，他抬头说：“我们需要他们这样的伟大人物。”
　　1911年春，他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革命党办的《民立报》，剪掉了脑后的辫子；武昌起义当月，他加入新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1913年春天，他以一篇满分作文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为师范不收学费，一直读到了1918年。也正因为读了师范，他以后就无缘大学。
　　在此期间，1915年，他组织“新民学会”。他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民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马上就有了，这一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让青年知识分子心旌摇晃。
　　1917年，他和萧子升用“行乞”的方式徒步湖南五县，获得了对中国农民的更深了解。
　　他为长沙工人创办了一所夜校，公告里说：“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
　　往后的日子里，“工农”一直和他的名字并提。
　　1918，他去北京，遇到了自己最佩服的学者之一—北大教授李大钊，后者给了他一份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1919年，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响应五四运动。
　　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引导下，他进入了一个蕴藏着无穷力量的思想世界—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运用它来改变中国。
　　1921年，他参与创办了一个全国只有50名成员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1917年，“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毛泽东的名字，繁体一共28画。

　　进入康奈尔大学，他的专业是农学，因为他二哥认为学点实在的东西，可以复兴家业，也可以为国家振兴实业。但他不喜欢农学，想要转系，去读文学。
　　他需要征得他二哥的同意，因此刻意罗织理由：西方农业注重对机器的利用，“非千亩百亩不为功”，而中国“地多零畸”，“不甚合宜”。 　　二哥也是个有见识的人，马上就把他驳倒。他指出，胡适这是“拘于家乡山僻之情形”，黄河以北，沃野千里，地广人稀，正需要机器耕作才能发展。
　　言下之意，如今所学，正是国家所需。
　　胡适还是在1912年春季学期，转入了康奈尔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转系之后的胡适，以演讲为乐事，他写信给母亲说，“演说愈多，工夫愈有长进，儿故乐此不疲也”。3年里他演说70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
　　1914年，胡适写了《非留学篇》，主旨就是，我们之所以出国留学，目的是将来中国人可以不再出国留学。“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的确，他的回归惊天动地。文学革命的狂澜，经由他温文尔雅的首倡，再由陈独秀烈火烹油地推动，荡涤着中国思想文化圈里的陈腐之气。

　　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获博士学位而归。
　　即将从美国归国，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伊利亚特》中的一句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的确，他的回归惊天动地。文学革命的狂澜，经由他温文尔雅的首倡，再由陈独秀烈火烹油地推动，荡涤着中国思想文化圈里的陈腐之气。
　　“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
　　他把文学视为工具，希望文章“要为读者着想”，让更多人读懂，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就像他当初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一样。
　　他提倡白话文，这样就能让更多人读得懂文章，更多人能参与表达，打破精英的文言垄断，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未来。
　　结果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写文章，这样思考，这样交流。

“空想家”

　　卢作孚看上去更像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颇有罗伯特·欧文的情怀，早期作为也绰约着欧文的影子。
　　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让他对暴力革命始终心怀抗拒，下决心脚踏实地，从教育和实业的角度，为中国民众创造更多实在的福利，并且在潜移默化的引导之下，让他们具备现代观念，具备融入现代生活的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成为民国的“乡建三杰”之一。
　　用他自创的名词来说，就叫“微生物革命”。
　　但他也不排斥从事暴力革命者，主张不同，毕竟目标一致。20世纪20年代初，他依托军阀杨森，在川南师范进行教育试验，就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做教务主任。共产党人萧楚女，也是他的知心密友。
　　恽代英一边教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卢作孚心知肚明，并不反对。“代英倘用心前线，我当后方支援，方向一致，目标无二。”
　　在他们的合作之下，“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美名不胫而走。
　　川南教育试验，成败全系于杨森一人。军阀战乱，权力版图随时改易，所有努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功亏一篑。1922年，熊克武、但懋辛击败刘湘、杨森，川南试验随即毁于一旦。
　　事实上这就是共产党人认识至为深刻的根本问题：不能结束国家分裂、封建割据，不能打跑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所有的建设都是无本之木，而改变这一切，唯一正途就是暴力革命。
　　卢作孚始终坚持他的“微生物革命”观念，川南教育试验失败之后，他认识到依附武人办教育，尽是沙基大厦，说倒就倒，于是开始寻求一份自己能够掌控的事业。
　　1922年岁末，卢作孚到南通拜访近代民族实业元老张謇，参观其所办的企业与学校，展开了依靠自身力量办实业、建设现代乡镇的鸿图。
　　在对军阀不再抱有幻想之后，他从“教育救国”，转向了“实业救国”。
　　后来，他从筹资购買第一艘轮船起步，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一路艰难跋涉，改变了“长江上的航运权十之八九为外轮公司所控制”的局面。

他说，“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世间之事，风谲云诡。如果卢作孚没有遭受前期的挫折，他可能就不会对航运产生兴趣，那么民国期间的“中国船王”就不会出现。而没有这位“中国船王”，1938年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就无法完成，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将毁于铁蹄，或操之敌手，那么抗日战争的历史，也就可能改写。

亚洲站起来

　　在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1913年，李四光的师友宋教仁被枪杀，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大旗，李四光心灰意冷，再度出洋留学。
　　这次去的是英国，进入伯明翰大学，一去7年。他放弃了那个学成之后却无船可造的造船专业，改为攻读地质学。
　　“我反复想过，要造船就得有钢铁，当然需要采矿，可光学采矿也不行，首先得知道哪里有矿藏。”
　　他说，“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7年时间，半路出家的李四光就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前沿的地质学家之一。数十年后，他将用他的知识，为新中国找出油田，“把贫油国的帽子甩进太平洋”。更重要的是，自己有石油，工业化才有能源保障。他将用他的知识，为中国找到铀矿，支持原子弹的研制，让外国的枪炮，再也不敢对着中国开火。
　　而毛泽东，在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中，背靠工农，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打出一个新世界。
　　他们冥冥中的交集，都和一个人有关—蒋介石。
　　毛泽东的战友被蒋介石杀得血流漂杵，此恨难忘。而李四光则因为蒋介石早期不抗日，誓言绝不与之往来。每次蒋介石宴请科学家，都把自己身边的席位留给李四光，但他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李四光为政协委员。当时他还身在英国，听到消息，马上踏上辗转归途。
　　毛泽东在9月21日的政协会议上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还在海外的李四光，则写了一篇献给新中国的科学论文—《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
　　在这篇论文中，他用自创的地质力学，解释亚洲大陆地形隆起的缘由。他在文末写道：“我们的结论是，随着地球转动加快，亚洲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