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期中国新闻记者责任意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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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也已站在转折点上。市场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媒介行为的失范。在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职业道德操守的问题上,已经到了从摸索走向自觉的时候——归根结底要通过新闻记者负责的报道和自我约束来实现。
  【关键词】社会转型 新闻记者 责任意识 医患纠纷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经济转轨、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加速的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显著增强,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冲突,危机频发是这个时期的必然特征。面对矛盾重重的各种危机事件,新闻记者如何报道,以达到既能减缓事件给公众带来的情感冲击,又能引起决策系统注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职业操守、个人道德与商业压力的博弈
  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民生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加速为此提供了时代背景——下岗、失业、城市贫困、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成为比较重要的新闻报道对象。但是记者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下文就以医患纠纷新闻报道为例进行分析。
  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仅2011年8月和9月之间,全国就发生多起医患纠纷事件。
  8月初,上海120急救医生因围观者误解急救流程,在对晕倒环卫工施救过程中被打。16日,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9月8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15日,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楼耳、鼻、喉二区,行走中的徐文,被一男子用菜刀从背后砍中头部。21日,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又发生了严重的医患冲突。
  具体以发生在2010年7月份的深圳“缝肛门”事件为案例进行深入探讨。2011年11月,时隔一年多的深圳“缝肛门”事件,由于媒体的调查回访,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一个本不太复杂的事件,至今余波未了,对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也久难愈合。回想前后,记者及媒体在其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列表中选取了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北京的《新京报》《京华时报》四家媒体对“缝肛门”事件的所有报道篇目。选取前两者是缘于事发深圳,基于新闻心理接近性和重要性而言,广州媒体对于此事件的关注是贯穿事件始终的。选取后两者,目的在于加入北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重点作为参考。
  1.该事件何以引起强烈关注?
  通过分析发现,开始的几天内,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主要是“产妇肛门被缝”“助产士索要红包”等极具吸引受众眼球的部分。《南方都市报》报道标题为 “疑少送红包产妇肛门被缝”;《广州日报》报道标题为 “助产士索红包未果缝上孕妇肛门?”。这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引发了一场众人关注的深圳“缝肛门事件”,公众纷纷痛斥医生的无德,同情患者的遭遇。
  然而,深圳最早报道此事的记者之一肖友若事后表示,“当时我们做第一篇报道的时候,事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在这种事实并不清楚,没有确凿依据的情况下,深圳的两家平面媒体同时按照陈默(患者丈夫)一方的表述报道了这条新闻。
  首发媒体不经调查就依照患方一面之词与自己的主观臆断将所谓真相公之于众,其他一些媒体在跟进时不但没有质疑,反而以“产妇肛门被缝” “助产士索要红包”等更加触目惊心的标题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
  保证所报道新闻的真实性应当是新闻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标准,而为了保证这种真实性,记者应该只报道那些事实,或者说,只报道那些他们看到的,有可信来源和实际证据支持的东西。从当时的报道行为和事后的记者个人表述都可以看出,首发媒体记者的报道方式是不负责任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体把大量新闻信息同步传送到千家万户,甚至在事件明朗之前,信息就已经传播出去。“新闻是影响信息体系的各因素——新闻来源、新闻业的经济压力,以及公众对新闻的反应——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①原来那些区分公众与私人生活的标准已经逐渐模糊,新闻记者们不得不去面对各种挑战。商业压力以及雨后春笋般的信息和商业媒体的涌现已经淹没了整个新闻业,新闻与新闻标准不再清晰明了。新闻报道的技巧仅仅是关注时效性,而不再有时间去做任何别的判断。
  尽管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受教育程度都要高,对待工作也非常敬业,但新闻的发展趋势却是热衷于报道肤浅的、戏剧化的新闻,并且关注点主要放在耸人听闻的部分。
  2.单纯依赖当事人讲述的做法是否可靠?
  作为职业见证人,记者们应该学会利用他们采访中获得的东西,但是现在的新闻报道实践往往倾向于让事件当事人讲述事件。事实上,这种传统的做法未必可靠,因为“处于冲突的当事人倾向于将背景信息隐藏”②。新闻报道常常反映了某些特定的观点,却很少反映另外一面的观点。
  2010年7月底,深圳市卫生委的调查结论为,确定助产士张吉荣是针对痔疮出血做的处理,而不是缝了肛门。调查结论同时认定,作为助产士,张吉荣对痔疮做的诊疗行为超出了执业范畴,属于超范围执业。8月中旬,公安部门请罗湖区中医院出具的法医鉴定结果再一次认定没有缝肛门,只是对痔疮做的处理。
  在有关部门已经出具调查结果的情况下,8月18日,肖友若所在的《南方都市报》仍然选用了“法医鉴定:深圳产妇肛门确被缝扎”这样极易引起读者误解的新闻标题。
  新闻工作是一个集中收集信息的过程,涉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对新闻事实的描述和编辑,这种基本功完全取决于报道者。在记者手中握有多方材料信息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全面的呈现事实,而是有意无意的擅自采信了患方提供的信息,并且偏向了患方的立场。
  无论是面对悬而未决的问题先行定论,还是主观的偏向于呈现其中一方提供的信息,新闻记者的做法都是违背客观公正原则,逾越职业角色的。他们甚至可能希望事件朝向他们所希望、所设定的方向恶化下去。   3.这条新闻为什么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渐开始关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医改在我国推行多年,但长期困扰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国家投入依然不足,医疗服务供方改革进展有限,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其改革存在模糊性。
  直至2011年11月,在事件过去一年半后,通过央视的调查,才使最终相关意见得到了整合。“通过公众和大众传媒的互动,完成了由突发事件向公众政策议程的转换。”③在这些有深度的思考之下,《京华时报》于2012年2月13日刊发了“尊重事实才能减少‘缝肛门’疑案”的文章。
  二、记者之责是社会的良心
  这场意外事件,彻底改变了医患双方的生活,给助产士张吉荣和患者夫妇都带来了无法弥合的伤害。事件最后,张吉荣对两家媒体也撤诉了,她认为自己无力告倒两家媒体。媒体得以避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留给新闻工作者的反思却是无法避免的。
  新闻记者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在社会问题的发现、解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书写笔下的是非曲直和毁誉忠奸,这是每个新闻记者必须时刻权衡并承担的社会责任。
  1.伦理意味着公正:记者必须做到公平公正
  “公平与客观”是当今记者最关注的伦理道德问题,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任何问题的关注。目前,记者们所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就是如何以公正公平的态度对待人们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是涉及堕胎、核武器、核能,还是涉及事关国计民生的话题如财政政策、教育、宗教和经济。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那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公平公正地向读者、听众或观众呈现出来。记者在报道时,应尽可能多地听取多方意见。同时,“无论记者是否同意其中的观点,他必须反映相关各方的意见,而不应该把那些他认为是愚蠢的、偏激的或者平淡的观点拒之门外。
  记者应该在出版前核对事实,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只能在基于事实本身,对其加以评论,任何含有明显虚假的信息的文章或记者对内容真实与否不确定的文章不应刊登。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的《记者行为的基本原则宣言》被认为是对在记者信息和新闻采集、传递、传播及评论时的职业行为的标准。这项国际宣言中指出:记者只能完全遵从自己所知的事实进行报道,不能隐瞒重要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记者在报道失实或者报道了有害信息时,应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更改。
  2.以自律求自由:记者应培养更强的新闻职业自律意识
  基于媒体在构建城市公共空间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还存在许多新闻客观性基本要求之下的其他新闻标准。“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个道理,新闻传播业界理应深思。
  记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自觉遵循而不是由外在力量控制自己的职业行为,成为社会瞩目的事情。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记者和媒体赢得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应当遵循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良好的品位标准,抵制黑暗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将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品位的、冒犯的、不道德的、不适合放进新闻的东西排除在外。
  记者应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积累相关知识,对各类危机事件中常遇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所了解,并花心思深入研究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背后的社会情绪来源。提升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是构建媒介伦理的直接方法。伦理是个人的,法律是社会的,虽然新闻伦理还没有在社会中扎根,但是有些伦理道德还是值得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遵循。所以,只有在整个行业建立起自律机制,才能确保一个有效的、普遍适用的方式来维持和完善媒介的伦理道德,使媒介成为真正对公众负责的媒介,通过自律来保护和实现新闻自由。
  3. 培育市民社会:新闻记者及媒体必须履行社会义务
  自古“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导致我国一直缺失社会治理的理念与传统。就现实国情而言,人们对市民社会所倡导的一般性价值知之甚少。因此,媒体不仅应为公众提供新闻,而且还应通过文字、图片和新闻有意识地建构城市“公共性”,培养公众的公共意识,尝试让公众进入“公共生活领域”。
  (1)集中精力对一些观点进行讨论
  二战后成立的由学者和哲学家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指出,新闻媒体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集中精力对一些观点进行讨论,哪怕这些观点与管理层的观点不一致。作为新闻媒体,不仅有责任向公众介绍这些观点,还必须负责任地解释这些观点。
  议程设置功能表明,大众传媒能够通过新闻报道,有效地影响公众和政府对公共事务的轻重缓急的考虑。一部分社会问题在传媒的报道和渲染下,获得了进入政府决策议程的机会,而另一些则被排除在外。
  (2)考量报道的社会效果
  社会危机事件往往涉及政治、民生、公共利益等,可能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形成群体事件或者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
  媒体首先应考量报道的社会效果,是否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弥合社会裂痕,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对激进的行为和思想习以为常,而忽略了大多数人的正常行为和思维模式。这就需要新闻记者们客观公正和怀抱善意地看待和报道社会事件。做真实而有善意的新闻,与媒体重视社会效益、增强社会责任感密不可分,也与媒体人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道德修养息息相关。记者应当以一种负责任的姿态,怀抱着善意来审视时代,观察社会。媒体从业者不仅要满足公众获取资讯的需求,还要满足其精神需求,引导受众重新审视自己,建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体现社会公器功能
  媒体在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过程中,不仅仅是在他们权益受到侵害时投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媒介应该体现其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即“通过合乎理性、有建设性的意见交流,来达成共识,促成问题的解决,起到政策讨论和政策传播的平台作用”④。由个人化的新闻激发所产生的认识,可能并不会发展成一种社会成员共同的批判性、分析性的认识,而一个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分析能力,正是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赖以茁壮成长的土壤。   结论
  现代社会,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加强,大众传媒已经深深卷入到政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之一,对政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变革、政治社会化、政治监督、政治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媒体从业者都应当承认其对公民认识社会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新闻记者在关注具体的民生问题和事件的同时,更应注重长期的、具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始终以负责任的、善意的态度对待新闻报道。
  注释:
  ①②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201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③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2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④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14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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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内蒙古日报社)编辑: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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