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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3年2月，虽至初春，但寒流依然控制着山城重庆。
此时，《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更感寒气逼人，他刚接到中央政府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原来，1942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地处中原的河南遭遇大旱，土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发生严重大饥荒。然而，对于严重灾情，蒋介石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不仅不予赈济灾民，还继续征实征赋，并且极力隐瞒真相。《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登了战地记者张高峰所写的一篇题为《豫灾实录》的6000字长篇通讯，集中报道了河南大饥荒，2日，王芸生接着又发表了一篇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质问中央政府的救灾效率，并将一些地方官员比作“石壕吏”。如此“逆天”，蒋介石大怒，遂令停刊。
《大公报》被停刊，不啻于新闻界的一场超级地震。中国媒体记者大多噤若寒蝉，而那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则议论纷纷，私下里抱怨蒋介石粗暴无理，但是大多也仅此而已。然而，有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则有所不同，他没有加入抱怨者的行列，长期的新闻工作经历，使他敏锐地感到《大公报》被停刊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正所谓“欲盖弥彰”。于是，他决定即刻启程，前往河南灾区，一探究竟。
他，就是美国《时代》周刊远东版主编西奥多·H·怀特。1915年，怀特出生在美国，苦难的童年使他拥有一颗善良之心，19岁那年，身材矮小的他考入哈佛大学，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四年后，在导师的极力推荐下，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取中文名“白修德”，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并赢得《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赏识，坐上了该刊远东版主编的交椅。他设在陪都重庆的办公室，虽然说不上奢华，但至少拥有一份相对的安全与舒适，他可以泡上一杯咖啡，坐在软和的沙发里，就着壁炉的火焰，写稿或者改稿。但是，现在他决定离开这一切，他要到灾区去，到一个危险的陌生的地方去。他深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将永远得不到有价值的东西。
于是，经过短暂的准备，白修德邀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利用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踏上了深入河南灾区的旅程。
2
白修德一行没有政府援助，旅途艰辛。他们首先乘坐手摇巡道车到达洛阳，然后转乘卡车，接着换骑马匹前往郑州。
一路上，灾情惨不忍睹。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白修德看见一具已经死去两天的年轻女尸躺在雪堆里，脸已经萎缩，乌鸦和野狗啃掉了她的皮肉，骨头暴露在外，而且，这样的情景沿途比比皆是。有一次，他们停下来准备拍摄一条野狗从沙堆里扒掘尸体的照片，可是相机尚未调好，野狗已将一个脑袋上的皮肉啃得精光。
更加令白修德感到震惊的，是政府的不作为和当地驻军的腐败贪婪。通过深入采访政府官员、驻军和灾民，他了解到很多士兵强行从灾民手里抢夺粮食；了解到一些灾民为了向地方政府交税而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还了解到省政府在驻军的威胁下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他吃惊地发现当时中央政府提供的2亿元赈灾资金，竟然轻而易举地被一层一层截留，根本没有到达灾民的手中。
通过两周的采访，白修德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他把各村、各县的情况进行认真统计和汇总，发现受灾最重的40个县至少有300万人被饿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白修德的心被深深刺痛，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定必须将所见到的一切公之于众。于是，他夜以继日赶写文章，以最快速度写出了长篇通讯，准备通过洛阳的电报局发往美国《时代》周刊总部。
然而，根据当时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规定，所有发往海外的文章都必须首先传到重庆，在接受完严格的审查后，才能发往海外。白修德当然知道这个规定。那天，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洛阳电报局。感谢上帝，不知道是审查系统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白修德的通讯稿在那天居然没有被发往重庆接受审查，而是直接发往了《时代》总部。
3
1943年3月22日，《时代》全文发表白修德的灾区采访报道《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文章详尽披露了河南灾荒的情况。
这篇英文报道，在震惊美国人的同时，也令一个中国人尴尬无比，她就是当时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那时她正在美国巡回演讲，争取抗战援助。现在可好，白修德的文章无异于一篇影响巨大的“负面新闻”，将整个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在世界面前，等于是给宋美龄之前的各种游说之词一记重重的耳光。宋美龄恼羞成怒，找到《时代》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他能够让白修德滚蛋。
幸运的是，相比与宋美龄的关系，白修德与卢斯的私人关系此时此刻更为密切。白修德的品质和才华曾经使卢斯赞叹不已，他们之间不仅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更有一层英雄相惜的深情厚谊。卢斯最终拒绝了宋美龄的要求，白修德平安涉险，继续留任《时代》远东版主编。
4
度过一劫，白修德本来可以坐下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心地做他的主编，毕竟，他已经做了一个新闻记者该做的事情。可是，他没有。
从河南灾区回到重庆的白修德，怎么也忘不了灾民们那深陷的眼窝，忘不了那些骨瘦如柴的身条，忘不了那野狗啃噬尸体的场景。正义和善良使他觉得，必须为苦难的灾民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为了使国民政府真正重视灾情而不是刻意隐瞒，白修德凭着一己之力四处奔走，去找所有能够找到的关键人物，向他们陈述在灾区看到的一切，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就像希腊神话中不断执著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都没有使他退缩。最后，他终于见到了当局最高统帅蒋介石。
那时，蒋介石早就从夫人那里知道了白修德其人，认为他是个十足“讨厌的人”，但是又不能拒绝一个美国记者的正当求见，所以，蒋介石打算敷衍一下了事。他坐在一把搖椅里，面无表情地听着白修德滔滔不绝地述说。
白修德说：“我看见了野狗从泥土里刨出尸体来吃掉。”蒋介石表示不信。白修德就拿出自己拍摄的照片递过去，蒋介石接过，看了看，不作声。白修德继续讲述，说军队抢夺灾民的粮食，蒋介石又不信，白修德坚持说事实如此，并出示了采访被抢灾民的笔记。在执着而较真的白修德面前，这位“统帅”终于无话可说，或者说，也许真的被白修德所来回来的真实情况击中了心脏，他的腿开始轻轻地颤抖。
后来的事情证明，白修德此番见蒋取得了实质效果。5月，陆续有大量的赈灾物资运到灾区，政府开设的粥棚已遍布河南全省；驻军也拿出了部分存粮赈济灾民；全国掀起了赈灾募捐活动。
白修德笑了，开心地笑了，数月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在梦中，他看见的是欢天喜地的人们，他们个个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
5
然而，统治者总是偏好利己原则。
白修德的记述虽然真实，但是，对统治者来说，则是灰暗负面的。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国民政府极力淡化它，让时间的尘埃逐渐湮没它，让后来的人们慢慢遗忘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华大地上知道河南大饥荒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以至于后来在普通人的学识范围内，这段历史似乎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历史就像一件大衣，捂得再严实，也有被风掀开襟角的时候。
50年后，河南籍作家刘震云吹去岁月的尘埃，延续白修德那追求真实的风格，把这一段历史写成了一部非虚构小说《温故1942》，又过了18年，电影导演冯小刚投入2.1亿元，历时8个月，把小说《温故1942》全力打造成了一部震撼心灵的大片《1942》，延续的依然是白修德那份真实的品质。
今天，当我们这些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们，能够得以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在感谢冯小刚和刘震云之余，其实更应该感谢白修德，因为正是他这个外国人，曾用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民族保存了一段客观真实的记忆，并无私地为我们的民族疗治创伤。
1943年2月，虽至初春，但寒流依然控制着山城重庆。
此时，《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更感寒气逼人，他刚接到中央政府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原来，1942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地处中原的河南遭遇大旱，土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发生严重大饥荒。然而，对于严重灾情，蒋介石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不仅不予赈济灾民，还继续征实征赋，并且极力隐瞒真相。《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登了战地记者张高峰所写的一篇题为《豫灾实录》的6000字长篇通讯，集中报道了河南大饥荒，2日，王芸生接着又发表了一篇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质问中央政府的救灾效率，并将一些地方官员比作“石壕吏”。如此“逆天”，蒋介石大怒，遂令停刊。
《大公报》被停刊，不啻于新闻界的一场超级地震。中国媒体记者大多噤若寒蝉，而那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则议论纷纷，私下里抱怨蒋介石粗暴无理，但是大多也仅此而已。然而，有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则有所不同，他没有加入抱怨者的行列，长期的新闻工作经历，使他敏锐地感到《大公报》被停刊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正所谓“欲盖弥彰”。于是，他决定即刻启程，前往河南灾区，一探究竟。
他，就是美国《时代》周刊远东版主编西奥多·H·怀特。1915年，怀特出生在美国，苦难的童年使他拥有一颗善良之心，19岁那年，身材矮小的他考入哈佛大学，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四年后，在导师的极力推荐下，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取中文名“白修德”，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并赢得《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赏识，坐上了该刊远东版主编的交椅。他设在陪都重庆的办公室，虽然说不上奢华，但至少拥有一份相对的安全与舒适，他可以泡上一杯咖啡，坐在软和的沙发里，就着壁炉的火焰，写稿或者改稿。但是，现在他决定离开这一切，他要到灾区去，到一个危险的陌生的地方去。他深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将永远得不到有价值的东西。
于是，经过短暂的准备，白修德邀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利用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踏上了深入河南灾区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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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一行没有政府援助，旅途艰辛。他们首先乘坐手摇巡道车到达洛阳，然后转乘卡车，接着换骑马匹前往郑州。
一路上，灾情惨不忍睹。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白修德看见一具已经死去两天的年轻女尸躺在雪堆里，脸已经萎缩，乌鸦和野狗啃掉了她的皮肉，骨头暴露在外，而且，这样的情景沿途比比皆是。有一次，他们停下来准备拍摄一条野狗从沙堆里扒掘尸体的照片，可是相机尚未调好，野狗已将一个脑袋上的皮肉啃得精光。
更加令白修德感到震惊的，是政府的不作为和当地驻军的腐败贪婪。通过深入采访政府官员、驻军和灾民，他了解到很多士兵强行从灾民手里抢夺粮食；了解到一些灾民为了向地方政府交税而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还了解到省政府在驻军的威胁下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他吃惊地发现当时中央政府提供的2亿元赈灾资金，竟然轻而易举地被一层一层截留，根本没有到达灾民的手中。
通过两周的采访，白修德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他把各村、各县的情况进行认真统计和汇总，发现受灾最重的40个县至少有300万人被饿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白修德的心被深深刺痛，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定必须将所见到的一切公之于众。于是，他夜以继日赶写文章，以最快速度写出了长篇通讯，准备通过洛阳的电报局发往美国《时代》周刊总部。
然而，根据当时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规定，所有发往海外的文章都必须首先传到重庆，在接受完严格的审查后，才能发往海外。白修德当然知道这个规定。那天，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洛阳电报局。感谢上帝，不知道是审查系统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白修德的通讯稿在那天居然没有被发往重庆接受审查，而是直接发往了《时代》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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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22日，《时代》全文发表白修德的灾区采访报道《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文章详尽披露了河南灾荒的情况。
这篇英文报道，在震惊美国人的同时，也令一个中国人尴尬无比，她就是当时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那时她正在美国巡回演讲，争取抗战援助。现在可好，白修德的文章无异于一篇影响巨大的“负面新闻”，将整个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在世界面前，等于是给宋美龄之前的各种游说之词一记重重的耳光。宋美龄恼羞成怒，找到《时代》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他能够让白修德滚蛋。
幸运的是，相比与宋美龄的关系，白修德与卢斯的私人关系此时此刻更为密切。白修德的品质和才华曾经使卢斯赞叹不已，他们之间不仅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更有一层英雄相惜的深情厚谊。卢斯最终拒绝了宋美龄的要求，白修德平安涉险，继续留任《时代》远东版主编。
4
度过一劫，白修德本来可以坐下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心地做他的主编，毕竟，他已经做了一个新闻记者该做的事情。可是，他没有。
从河南灾区回到重庆的白修德，怎么也忘不了灾民们那深陷的眼窝，忘不了那些骨瘦如柴的身条，忘不了那野狗啃噬尸体的场景。正义和善良使他觉得，必须为苦难的灾民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为了使国民政府真正重视灾情而不是刻意隐瞒，白修德凭着一己之力四处奔走，去找所有能够找到的关键人物，向他们陈述在灾区看到的一切，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就像希腊神话中不断执著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都没有使他退缩。最后，他终于见到了当局最高统帅蒋介石。
那时，蒋介石早就从夫人那里知道了白修德其人，认为他是个十足“讨厌的人”，但是又不能拒绝一个美国记者的正当求见，所以，蒋介石打算敷衍一下了事。他坐在一把搖椅里，面无表情地听着白修德滔滔不绝地述说。
白修德说：“我看见了野狗从泥土里刨出尸体来吃掉。”蒋介石表示不信。白修德就拿出自己拍摄的照片递过去，蒋介石接过，看了看，不作声。白修德继续讲述，说军队抢夺灾民的粮食，蒋介石又不信，白修德坚持说事实如此，并出示了采访被抢灾民的笔记。在执着而较真的白修德面前，这位“统帅”终于无话可说，或者说，也许真的被白修德所来回来的真实情况击中了心脏，他的腿开始轻轻地颤抖。
后来的事情证明，白修德此番见蒋取得了实质效果。5月，陆续有大量的赈灾物资运到灾区，政府开设的粥棚已遍布河南全省；驻军也拿出了部分存粮赈济灾民；全国掀起了赈灾募捐活动。
白修德笑了，开心地笑了，数月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在梦中，他看见的是欢天喜地的人们，他们个个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
5
然而，统治者总是偏好利己原则。
白修德的记述虽然真实，但是，对统治者来说，则是灰暗负面的。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国民政府极力淡化它，让时间的尘埃逐渐湮没它，让后来的人们慢慢遗忘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华大地上知道河南大饥荒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以至于后来在普通人的学识范围内，这段历史似乎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历史就像一件大衣，捂得再严实，也有被风掀开襟角的时候。
50年后，河南籍作家刘震云吹去岁月的尘埃，延续白修德那追求真实的风格，把这一段历史写成了一部非虚构小说《温故1942》，又过了18年，电影导演冯小刚投入2.1亿元，历时8个月，把小说《温故1942》全力打造成了一部震撼心灵的大片《1942》，延续的依然是白修德那份真实的品质。
今天，当我们这些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们，能够得以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在感谢冯小刚和刘震云之余，其实更应该感谢白修德，因为正是他这个外国人，曾用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民族保存了一段客观真实的记忆，并无私地为我们的民族疗治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