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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型腐败官员的执政风格是，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背后的潜台词是：只要能实现拆迁、不出人命就可以动用一切手段。追求城市幸福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手段没能合乎伦理时，那么这种合乎情理的追求目标是否得当？
虽然“能人腐败”现象由来已久，但是“能人腐败”这个词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则是最近的事情。他们都曾经是担当地方或者某个领域的重要官员，但是最终都是因腐败被调查。他们都曾有过“辉煌”的成绩，如带动所在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或者在某个领域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等。
这些因素与腐败结合起来，使得这些个案特别引人注目。“能人”官员他们突出人的意志在行政运作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强硬的工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处事习惯，运用目标管理、倒逼机制，推动区域、部门内部官僚机构强力运作的地方政要。
特征一：作风烈，胆子大
一汽原董事长徐建一、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再加上由地方纪委通报的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戴海波，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原书记（副厅职）朱渭平等的落马，不能不说令人惊异，也让人惋惜。特别是一向以改革自诩的“明星官员”仇和，他的被查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现象”狂轰滥炸式的追问。
翻阅上述官员的从政生涯，不难发现，突出个人意志似乎是“能人”型官员腐败的通病，对于他们而言，因为个人能力强，且具有极强的权力控制欲，所以在平时的处事风格中，独断专行成为了个人意志在具体行政运作中的外化。
在政策的制订上，只要他们想好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如此一来，其行事作风与现行决策机制发生冲突也在所难免。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算得上是位“能人”型官员，他有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他一到昆明，就快刀斩乱麻，上马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实施启动的项目。
一位知情人士曾透露，在任职沭阳期间，仇和向官场作风开刀。比如开会时设迟到席，缺席要交检讨书和罚款。仇和还常给干部打手机查岗，如果下属说自己在办公室，他会要求对方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回来。事后看，仇和不仅有备而来，而且步步为营，下手又准又狠。整治环境，对社会治安和官员腐败的清肃，对工作作风的震慑，都为仇和之后推行的经济改革做好了准备。
特征二：爱干事，干大事
所谓能人，干事是其“能”的最为突出的表现，而且不但爱干事，更为集中的特点是他们敢干事，且干的都是大事，并乐此不疲。这一点从江苏省徐州市原副市长李连玉的落马就可以窥见一斑。这位李副市长在2007年的“江苏邳州市委书记返乡事件”中可谓红极一时，当时兼任邳州市委书记的李连玉参加“十七大”载誉归来，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李因此被网民称为“红毯书记”。
据媒体报道，邳州曾是苏北最落后县市之一，但2001年李连玉主政后五年时间，邳州城建规模从19平方公里变成5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名单，实现了所谓“洼地崛起”。这种所谓的“邳州经验”“邳州模式”，引起学习热潮，许多人充满对李连玉的肯定、欣赏甚至膜拜。
此外，李连玉热衷于拉工程、建项目，据网友列举的邳州“十大政绩工程”，首先就是李连玉任内耗资7000万元建设的如意大道，该大道位于邳州市艾山风景区，是世界上最长的汉白玉浮雕大道，全长958米，宽12米，其中汉白玉浮雕长518米，周围有9999朵莲花瓣围绕一周。因为有莲花、白玉，当地人多称其为“莲玉大道”。
而2008年投入使用的邳州行政中心，更是占地600余亩，被当地称为邳州“中南海”，中心内有近20座汉风建筑，包括市委、市政府大楼、食堂、接待中心以及其他行政机关办公楼等，其奢华程度让不少市级、省级机关大楼黯然失色。行政中心的落户还带动了邳州新城区的发展，这也是李连玉任内的一项“大手笔”。
特征三：轻方法，重结果
轻方法、重结果，几乎是官场能人腐败的又一大特征。对于这些官场能人而言，他们往往习惯于只看结果、重目标，几近苛刻式的目标管理是“能人”官员处理政务、解决问题的常有手段。不可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只要能达到目的，至于采取何种手段，似乎对于习惯了以权压人、作风强势的他们来说不是多么重要。
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曾经就声称：“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季建业“只要不死人”的提出背景许是忌于2003年的南京强拆命案，当年一位名叫翁彪的南京马自达车主曾以自焚抵抗强拆。在这个要求下，下面的官员在执行过程中，就变本加厉。
如此一来，南京下级政府的官员为了跟得上季建业的进度条，不惜使用“连坐”手段。某小学生的奶奶被视为钉子户，区领导找到教育局，教育局找到校长，校长找到了班主任，班主任找来了小学生的妈妈，班主任说：“孩子的奶奶不签字接受拆迁，孩子就回家吧，别来上学了。”
这就是“能人”型腐败官员的执政风格，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背后的潜台词是：只要能实现拆迁、不出人命就可以动用一切手段。追求城市幸福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手段没能合乎伦理时，那么这种合乎情理的追求目标是否得当？
对于“能人”型官员而言，他们的执政思路也是这一矛盾体的体现。仇和是过去20年里，在中国颇受关注的一位“政治明星”。仇和主政江苏宿迁时，曾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远赴云南后这位“能吏”依然争议不断，而这一争议就源于目标与手段的严重冲突。
同时，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仇和却轻视过程，忽视方法的执政风格，也给当地政治生态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并非空穴来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仇和式的官员可以算得上官场能人，敢办事，能办事，但是敢办事、能办事并不代表能把事办好，办得漂亮。要达到这种效果，想必不但需要重视目标，同时更需要看重方法。
特征四：有人治，无法治
仇和式的能人腐败便是对上述观点的最好诠释。凤凰网曾认为，仇和落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文章称，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其局限性便展露无遗。强硬风格的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
而这种强势突破或者铁腕架空的程度，往往与人的能力成正比。仇和式官员的腐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是“能人”官员。因为是能人，他们具有出众的文化、娴熟的行政操作能力，以及对法律法规非一般的熟知，对于突发事件以及棘手的问题，他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把握能力和分析能力，谙熟于官僚体制和运作机制的他们，规避惩处、篡改制度、践踏法律等，俨然只是小儿科。
据有关媒体记者在江苏、云南采访时了解到，当地不少干部說“好大喜功”的仇和，很善于宣传、包装自己。
也有干部称梳理仇和的政治生涯后发现，每当主政一方时，他都会为所欲为，很“任性”。
整理仇和、万庆良、杨卫泽等能人型腐败官员的贪腐行为，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不乏一些地方“一把手”威权式处事作风。这种作风所外化出的执政风格就是“强人”“人治”的色彩。
独断专行，突破制度、法规似乎是能力型官员的家常便饭，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对法律、制度的渐进式突破，和以一种几乎于自信式的权力张扬与政坛摆拍，仇和们所谓的能力必将大打折扣。
总之，反观仇和式的官场能人，其看似雷厉风行、处事果断的能力似乎并不具有值得称赞的意味，其看似快刀斩乱麻式的背后，恰恰是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走向与期许相背离，而这种孕育于能力性腐败官员血液中的蛮横与霸道，具有与现代法治精神天然的不协调，想必这也是仇和式官场能人最终身败名裂，走向人民对立面的根因。
（《检察风云》2015年21期）
虽然“能人腐败”现象由来已久，但是“能人腐败”这个词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则是最近的事情。他们都曾经是担当地方或者某个领域的重要官员，但是最终都是因腐败被调查。他们都曾有过“辉煌”的成绩，如带动所在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或者在某个领域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等。
这些因素与腐败结合起来，使得这些个案特别引人注目。“能人”官员他们突出人的意志在行政运作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强硬的工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处事习惯，运用目标管理、倒逼机制，推动区域、部门内部官僚机构强力运作的地方政要。
特征一：作风烈，胆子大
一汽原董事长徐建一、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再加上由地方纪委通报的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戴海波，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原书记（副厅职）朱渭平等的落马，不能不说令人惊异，也让人惋惜。特别是一向以改革自诩的“明星官员”仇和，他的被查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现象”狂轰滥炸式的追问。
翻阅上述官员的从政生涯，不难发现，突出个人意志似乎是“能人”型官员腐败的通病，对于他们而言，因为个人能力强，且具有极强的权力控制欲，所以在平时的处事风格中，独断专行成为了个人意志在具体行政运作中的外化。
在政策的制订上，只要他们想好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如此一来，其行事作风与现行决策机制发生冲突也在所难免。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算得上是位“能人”型官员，他有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他一到昆明，就快刀斩乱麻，上马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实施启动的项目。
一位知情人士曾透露，在任职沭阳期间，仇和向官场作风开刀。比如开会时设迟到席，缺席要交检讨书和罚款。仇和还常给干部打手机查岗，如果下属说自己在办公室，他会要求对方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回来。事后看，仇和不仅有备而来，而且步步为营，下手又准又狠。整治环境，对社会治安和官员腐败的清肃，对工作作风的震慑，都为仇和之后推行的经济改革做好了准备。
特征二：爱干事，干大事
所谓能人，干事是其“能”的最为突出的表现，而且不但爱干事，更为集中的特点是他们敢干事，且干的都是大事，并乐此不疲。这一点从江苏省徐州市原副市长李连玉的落马就可以窥见一斑。这位李副市长在2007年的“江苏邳州市委书记返乡事件”中可谓红极一时，当时兼任邳州市委书记的李连玉参加“十七大”载誉归来，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李因此被网民称为“红毯书记”。
据媒体报道，邳州曾是苏北最落后县市之一，但2001年李连玉主政后五年时间，邳州城建规模从19平方公里变成5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名单，实现了所谓“洼地崛起”。这种所谓的“邳州经验”“邳州模式”，引起学习热潮，许多人充满对李连玉的肯定、欣赏甚至膜拜。
此外，李连玉热衷于拉工程、建项目，据网友列举的邳州“十大政绩工程”，首先就是李连玉任内耗资7000万元建设的如意大道，该大道位于邳州市艾山风景区，是世界上最长的汉白玉浮雕大道，全长958米，宽12米，其中汉白玉浮雕长518米，周围有9999朵莲花瓣围绕一周。因为有莲花、白玉，当地人多称其为“莲玉大道”。
而2008年投入使用的邳州行政中心，更是占地600余亩，被当地称为邳州“中南海”，中心内有近20座汉风建筑，包括市委、市政府大楼、食堂、接待中心以及其他行政机关办公楼等，其奢华程度让不少市级、省级机关大楼黯然失色。行政中心的落户还带动了邳州新城区的发展，这也是李连玉任内的一项“大手笔”。
特征三：轻方法，重结果
轻方法、重结果，几乎是官场能人腐败的又一大特征。对于这些官场能人而言，他们往往习惯于只看结果、重目标，几近苛刻式的目标管理是“能人”官员处理政务、解决问题的常有手段。不可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只要能达到目的，至于采取何种手段，似乎对于习惯了以权压人、作风强势的他们来说不是多么重要。
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曾经就声称：“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季建业“只要不死人”的提出背景许是忌于2003年的南京强拆命案，当年一位名叫翁彪的南京马自达车主曾以自焚抵抗强拆。在这个要求下，下面的官员在执行过程中，就变本加厉。
如此一来，南京下级政府的官员为了跟得上季建业的进度条，不惜使用“连坐”手段。某小学生的奶奶被视为钉子户，区领导找到教育局，教育局找到校长，校长找到了班主任，班主任找来了小学生的妈妈，班主任说：“孩子的奶奶不签字接受拆迁，孩子就回家吧，别来上学了。”
这就是“能人”型腐败官员的执政风格，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背后的潜台词是：只要能实现拆迁、不出人命就可以动用一切手段。追求城市幸福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手段没能合乎伦理时，那么这种合乎情理的追求目标是否得当？
对于“能人”型官员而言，他们的执政思路也是这一矛盾体的体现。仇和是过去20年里，在中国颇受关注的一位“政治明星”。仇和主政江苏宿迁时，曾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远赴云南后这位“能吏”依然争议不断，而这一争议就源于目标与手段的严重冲突。
同时，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仇和却轻视过程，忽视方法的执政风格，也给当地政治生态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并非空穴来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仇和式的官员可以算得上官场能人，敢办事，能办事，但是敢办事、能办事并不代表能把事办好，办得漂亮。要达到这种效果，想必不但需要重视目标，同时更需要看重方法。
特征四：有人治，无法治
仇和式的能人腐败便是对上述观点的最好诠释。凤凰网曾认为，仇和落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文章称，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其局限性便展露无遗。强硬风格的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
而这种强势突破或者铁腕架空的程度，往往与人的能力成正比。仇和式官员的腐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是“能人”官员。因为是能人，他们具有出众的文化、娴熟的行政操作能力，以及对法律法规非一般的熟知，对于突发事件以及棘手的问题，他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把握能力和分析能力，谙熟于官僚体制和运作机制的他们，规避惩处、篡改制度、践踏法律等，俨然只是小儿科。
据有关媒体记者在江苏、云南采访时了解到，当地不少干部說“好大喜功”的仇和，很善于宣传、包装自己。
也有干部称梳理仇和的政治生涯后发现，每当主政一方时，他都会为所欲为，很“任性”。
整理仇和、万庆良、杨卫泽等能人型腐败官员的贪腐行为，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不乏一些地方“一把手”威权式处事作风。这种作风所外化出的执政风格就是“强人”“人治”的色彩。
独断专行，突破制度、法规似乎是能力型官员的家常便饭，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对法律、制度的渐进式突破，和以一种几乎于自信式的权力张扬与政坛摆拍，仇和们所谓的能力必将大打折扣。
总之，反观仇和式的官场能人，其看似雷厉风行、处事果断的能力似乎并不具有值得称赞的意味，其看似快刀斩乱麻式的背后，恰恰是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走向与期许相背离，而这种孕育于能力性腐败官员血液中的蛮横与霸道，具有与现代法治精神天然的不协调，想必这也是仇和式官场能人最终身败名裂，走向人民对立面的根因。
（《检察风云》2015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