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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承担了救济难民的主要责任，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及各难民救济机构作为官方救济机关在救济成都难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社会各界在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救济救助活动。既有团体组织，也有个人义举，手段和措施也是灵活多样的，对于“国家之抗战，社会之救济，均不无小补”。[1]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与民间社会在难民救济领域内缺乏良性的互动。
【关键词】抗战时期 成都 民间难民救济机构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18年度科研项目“民国时期四川社会救济研究”（课题编号：18SB015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30-0037-01
抗战时期，成都社会各界在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救济救助活动。既有团体组织，也有个人义举，手段和措施也是灵活多样的。成都民间难民救济机构主要有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四川灾区儿童救济会等，其在救济成都难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一、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
1937年9月13日，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向成都市银行公会、成都市商会、成都市棉织业公会等社会企业团体发布启事称：
慨自抗战发动以来，我华北、淞沪各地相继沦为战区，老弱流离，少壮转徙，灾黎之众，不可胜计！我川处于后防，前方将士忠勇抗战，现尚得以安居，对于战区被难同胞，自应设法接济，以尽国民互助之意。爰由各界人士发起组织本会，劝捐款项，以资救济。兹已组织就绪，定于九月十九日午前在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谨随函附上开会程序及本会组织大纲各一份，敬请贵会派定代表五人届时莅临，共策进行，是所祷幸。[2]
上述启事主要要求成都市银行公会、成都市商会、成都市棉织业公会等社会企业团体参加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为难民劝捐款项，以资救济。据此，为了救济难民，四川省各界民众开始劝捐款项，并于1939年9月19日在省党部举行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成立大会。该大会制定了《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组织大纲》，共计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四川省各界民众为劝捐款项，救济战区难民同胞起见，特发起组织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本会设于成都，并就各重要城市设立分会，其他各县设立支会。本会设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综理一切事宜，其组织如左：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九人至十一人，由参加本会之团体及私人推选之，并互选一人或二人为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参加本会之团体及私人推选之，并互选三人或五人为常务委员。本会执行委员会共分三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由执委选充之，设干事若干人，由各组正副组长聘任之。各组职权如左：总务组——办理文书、庶务及不属于各组织一切事宜；宣传组——办理一切宣传事宜，其下并应设宣传队若干队；捐务组——办理关于捐款之一切事宜。本会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考核款项收支及人员勤惰之责。本会劝集捐款之种类如左：甲、机关捐：全省各机关之捐款均属之；乙、团体捐：全省各项团体之捐款均属之；丙、个人捐：凡个人捐款均属之。右列各捐，其一次捐出者，谓之“一次捐”，分月捐出者，谓之“月捐”。所有款项，由本会请托左列各银行经收保管，汇往战区救济难民之机关团体：一、中央银行；二、中国银行；三、农民银行。所有各项捐款，概由捐款人自动捐出，迳缴前列所列各银行制取收据。凡个人一次捐款至一千元以上者，由本会呈请四川省政府给予奖状，五千元以上者，转呈国民政府予以奖叙。各县民众捐款，如无第八条所列各银行分支行或办事处经收者，由本会请托其他银行，或当地商会、邮局代收，免费汇兑。本会收到捐款，逐日在左列各报公布：一、成都华西日报；二、成都新新新闻；三、成都新民报；四、成都复兴日报；五、重庆新蜀报；六、重庆国民公报；七、重庆商务日报；八、重庆济川公报。在川华侨，愿加入本會工作者，均欢迎参加。本会经费由发起之团体私人按照筹备会通过预算分任，并得请四川省政府补助之。本会所有各项会议如左：一、全体会员大会，不定期；二、执委会常会，每周至少一次；三、监委会常会，不定期；四、执监联席会议，不定期。[3]
上述组织大纲主要对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的设立目的、地点、内部委员会和各组之员役设置标准及职权、劝集捐款之种类、经收保管之银行、个人捐款之褒奖程序、收到捐款后负责公布的报纸机关名称以及会议之种类等事项作出规定。该会是民众自发组织的为救济机构筹集款项的社会组织，其成立拓宽了筹款渠道，可以在经济上支持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
二、四川灾区儿童救济会
为了增进社会开展难民救济的效能，由尹仲锡、陈益廷、洪幼三、李重瑶、郑西屏、罗伯文、杨润生、闞质彬、叶德盦等人联合全市机关法团及绅耆名流、慈善团体，于1939年12月29日正午12时在总府街市商会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成立四川灾区儿童救济会，并共筹拯救方案。[4]该会的成立，目的在于为灾区儿童募集款项，救济来川难童。
以上民间社会救济团体的建立为抗战时期成都难民的救济作出了贡献，支援了政府及相关救济机构的工作，同时减轻了政府的救济负担。但从总体来看，抗战时期成都的难民救济，无论是救济的对象、救济的规模、还是救济的措施，都是政府救济最为广泛，民间的社会力量难以企及。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占有的资源和拥有的经费上的巨大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拨款，保证较稳定的救济经费，还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民间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民间慈善团体，大多是靠会费和社会捐助，资金有限，而且常因为战争等不稳定因素影响资金的数量，致使许多慈善团体入不敷出一度被迫结业，能维持经营就已经很不错了。
参考文献：
[1]赵燕：《抗战时期河南的难民问题与难民救济》，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5页。
[2]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04全宗第1目录第211卷，第82页。
[3]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04全宗第1目录第1522卷，第5—7页。
[4]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04全宗第1目录第1522卷，第10页。
【关键词】抗战时期 成都 民间难民救济机构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18年度科研项目“民国时期四川社会救济研究”（课题编号：18SB015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30-0037-01
抗战时期，成都社会各界在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救济救助活动。既有团体组织，也有个人义举，手段和措施也是灵活多样的。成都民间难民救济机构主要有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四川灾区儿童救济会等，其在救济成都难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一、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
1937年9月13日，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向成都市银行公会、成都市商会、成都市棉织业公会等社会企业团体发布启事称：
慨自抗战发动以来，我华北、淞沪各地相继沦为战区，老弱流离，少壮转徙，灾黎之众，不可胜计！我川处于后防，前方将士忠勇抗战，现尚得以安居，对于战区被难同胞，自应设法接济，以尽国民互助之意。爰由各界人士发起组织本会，劝捐款项，以资救济。兹已组织就绪，定于九月十九日午前在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谨随函附上开会程序及本会组织大纲各一份，敬请贵会派定代表五人届时莅临，共策进行，是所祷幸。[2]
上述启事主要要求成都市银行公会、成都市商会、成都市棉织业公会等社会企业团体参加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为难民劝捐款项，以资救济。据此，为了救济难民，四川省各界民众开始劝捐款项，并于1939年9月19日在省党部举行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成立大会。该大会制定了《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组织大纲》，共计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四川省各界民众为劝捐款项，救济战区难民同胞起见，特发起组织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本会设于成都，并就各重要城市设立分会，其他各县设立支会。本会设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综理一切事宜，其组织如左：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九人至十一人，由参加本会之团体及私人推选之，并互选一人或二人为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参加本会之团体及私人推选之，并互选三人或五人为常务委员。本会执行委员会共分三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由执委选充之，设干事若干人，由各组正副组长聘任之。各组职权如左：总务组——办理文书、庶务及不属于各组织一切事宜；宣传组——办理一切宣传事宜，其下并应设宣传队若干队；捐务组——办理关于捐款之一切事宜。本会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考核款项收支及人员勤惰之责。本会劝集捐款之种类如左：甲、机关捐：全省各机关之捐款均属之；乙、团体捐：全省各项团体之捐款均属之；丙、个人捐：凡个人捐款均属之。右列各捐，其一次捐出者，谓之“一次捐”，分月捐出者，谓之“月捐”。所有款项，由本会请托左列各银行经收保管，汇往战区救济难民之机关团体：一、中央银行；二、中国银行；三、农民银行。所有各项捐款，概由捐款人自动捐出，迳缴前列所列各银行制取收据。凡个人一次捐款至一千元以上者，由本会呈请四川省政府给予奖状，五千元以上者，转呈国民政府予以奖叙。各县民众捐款，如无第八条所列各银行分支行或办事处经收者，由本会请托其他银行，或当地商会、邮局代收，免费汇兑。本会收到捐款，逐日在左列各报公布：一、成都华西日报；二、成都新新新闻；三、成都新民报；四、成都复兴日报；五、重庆新蜀报；六、重庆国民公报；七、重庆商务日报；八、重庆济川公报。在川华侨，愿加入本會工作者，均欢迎参加。本会经费由发起之团体私人按照筹备会通过预算分任，并得请四川省政府补助之。本会所有各项会议如左：一、全体会员大会，不定期；二、执委会常会，每周至少一次；三、监委会常会，不定期；四、执监联席会议，不定期。[3]
上述组织大纲主要对四川省民众救济战区难民劝捐会的设立目的、地点、内部委员会和各组之员役设置标准及职权、劝集捐款之种类、经收保管之银行、个人捐款之褒奖程序、收到捐款后负责公布的报纸机关名称以及会议之种类等事项作出规定。该会是民众自发组织的为救济机构筹集款项的社会组织，其成立拓宽了筹款渠道，可以在经济上支持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
二、四川灾区儿童救济会
为了增进社会开展难民救济的效能，由尹仲锡、陈益廷、洪幼三、李重瑶、郑西屏、罗伯文、杨润生、闞质彬、叶德盦等人联合全市机关法团及绅耆名流、慈善团体，于1939年12月29日正午12时在总府街市商会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成立四川灾区儿童救济会，并共筹拯救方案。[4]该会的成立，目的在于为灾区儿童募集款项，救济来川难童。
以上民间社会救济团体的建立为抗战时期成都难民的救济作出了贡献，支援了政府及相关救济机构的工作，同时减轻了政府的救济负担。但从总体来看，抗战时期成都的难民救济，无论是救济的对象、救济的规模、还是救济的措施，都是政府救济最为广泛，民间的社会力量难以企及。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占有的资源和拥有的经费上的巨大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拨款，保证较稳定的救济经费，还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民间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民间慈善团体，大多是靠会费和社会捐助，资金有限，而且常因为战争等不稳定因素影响资金的数量，致使许多慈善团体入不敷出一度被迫结业，能维持经营就已经很不错了。
参考文献：
[1]赵燕：《抗战时期河南的难民问题与难民救济》，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5页。
[2]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04全宗第1目录第211卷，第82页。
[3]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04全宗第1目录第1522卷，第5—7页。
[4]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04全宗第1目录第1522卷，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