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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决策者对即时环境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等。本文以“六天战争”前危机为例，对以色列的危机决策中的认知因素进行详尽的阐释，并借此分析以色列决策者是如何在这些认知的作用下做出危机决策的。笔者认为，“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克制政策和最终的战争决策与以色列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犹太人的安全感、以及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关键词：“六天战争” 以色列 美国的制约意愿 认知 决策
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冲突不断，爆发了多次阿以战争。以色列的许多决策都是在危机形势下做出的，而危机决策又离不开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危机决策中的认知因素加以研究，本文以1967年“六天战争”爆发前的危机为例。
一、背景分析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边界时有冲突发生。1967年春，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军事冲突日趋频繁。4月7日，由于以色列在以叙边界非军事区开垦有争议的土地，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以叙关系渐趋紧张。叙利亚与埃及曾在1955年10月缔结了军事防御条约，承诺一方若被以色列袭击，另一方要给予援助。但是此次埃及并没有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对叙利亚实施援助，也没有贯彻1964年1月13日第一次阿盟峰会一致通过的“阿拉伯联合指挥”（UAC）原则，为此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抨击。而且苏联当时也曾向叙利亚和埃及提供错误情报，称以色列大量集结部队并进行动员，准备攻击叙利亚。再加之埃及国内经济困难、政局不稳等一系列问题，埃及总统纳赛尔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某些行动制造声势，以恢复其“泛阿拉伯主义”的领导地位以及个人的声誉。
埃及采取的重大行动有：
1、1967年5月14日纳赛尔为了对叙利亚的“危急情况”做出反应，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2个师，并于5月1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5月16日埃及政府要求驻扎在埃以停火线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立即撤离该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最终将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和西奈半岛全部撤出。埃及三个师的军队紧接着开进西奈，接管了包括加沙地带和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在内的联合国部队防区。
3、5月22日午夜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以及亚喀巴湾，尤其禁止以色列船只以及载有战略物资的船只通过。
纳赛尔最初向西奈增派兵力时，以色列只是采取了常规性的应对措施，进行了部分军事动员。而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不断撤出，以色列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于5月19日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5月22日午夜埃及关于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决定令阿以矛盾进一步激化。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是“对以色列的侵略”，“面对这一封锁，以色列将选择战斗，绝不会投降”。随后，以色列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一时间，中东形势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此危机形势，美国不断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防止其对阿拉伯国家先发制人。为了帮助解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美国向以色列提出了以下替代性解决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寻求多国支持并签署多国海上声明（支持各国船只在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上的通行权）；组建多国舰队帮助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诺单独使用武力，这些替代性方案都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令其效力大打折扣，最终未能成功令以色列保持克制。
二、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的发展
埃及采取行动后，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5月14日--5月18日）“低戒备期”。
第二阶段：（5月19日--5月22日）“高度戒备期”。
第三阶段：（5月23日--5月31日）“高度克制期”。
第四阶段：（6月1日--6月4日）“重大抉择期”。
埃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在西奈地区集结军队之初，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均认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只是处于政治目的，并没有做好真正战争的准备。甚至在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埃以停火线撤出后，以色列政界仍旧相信纳赛尔只是在玩弄政治伎俩。直至联合国紧急反应部队全部撤离，以色列才真正开始对当前局势有所担忧。截至5月21日，埃及集结在西奈的部队已达到8万，维持十年之久的阿以均势被打破。更为重要的是，埃及部队同时控制了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以色列提高了警觉，预测埃及可能会封锁蒂朗海峡，因此事先向美、英、法三国通报了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此时对战争环境的认知呈高度戒备状态，为埃及可能要采取的行动预设了应对方案。但是以色列政界还普遍抱有乐观心态，认为西方国家能够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直至5月23日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后，以色列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是“对以色列的侵略”，“面对这一封锁，以色列将选择战斗，绝不会投降”。此后，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以下四大决策：
1、1967年5月23日，决定“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并派埃班前往英、法、美三国进行磋商。
2、1967年5月28日，决定继续保持克制，给美国一至两周的时间。
3、1967年6月1日，以色列重组内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艾希科尔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任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4、1967年6月4日作出战争决策。
前两个决策综合到一起，表示以色列选择接受美国的建议而保持克制；第三个决策促进了第四个决策；第四个决策表示以色列选择摆脱美国的制约而先发制人。以下内容，笔者将针对两大类决策进行详细的因果分析。
三、促使以色列在危机前中期采取克制政策的因素
1、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得到的历史经验教训令以色列决策者认识到不能擅自行动。
以色列决策者对上次阿以战争中美国强制以色列从西奈、沙姆沙伊赫及加沙地区撤军记忆犹新：美国威胁将中断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而经济窘困的以色列无法承受这一巨大损失，最终被迫作出妥协。以色列领导人从此次战争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事先同美国磋商，并取得美国的理解甚至支持，否则不能采取行动。埃班于5月23日内阁会议上主张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磋商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列出了四条理由：1）确保战争爆发时能够得到武器援助；2）保住胜利果实；3）推动友好国家兑现承诺；4）动员国际力量反对纳赛尔。很显然前三条理由是受埃班个人战争认知影响的结果。埃班于5月26日被派往美国紧急磋商以及阿密特于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的美国之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大多数以色列决策者心中的“古里安情结”也阻止他们过早对埃及的行动做出回应：1967年五月危机是本•古里安退出政坛后以色列经历的第一次安全危机，本•古里安为开国元勋，受到举国上下的尊重，以果断著称的古里安在执政时期都未敢令以色列单独行动，自然而然其他决策者也不敢贸然行事，这就是所谓的“古里安情结”。
2、以色列对美国向其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及军事援助依赖的认知促使其必须重视美国的建议。
贯穿整个50年代，法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以色列和法国之间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盟友关系。但是自从戴高乐总统上台后，法国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尤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法国逐渐减少了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直至“六天战争”后彻底中断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约翰•肯尼迪上台后，美国逐渐加强了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并在多种场合下称以色列为盟友，口头承诺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与领土安全。尤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解除了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于1962年9月售给以色列一批短程“鹰”式导弹。这一武器销售对以色列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此后，约翰逊政府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在性能上也有所突破：先后向以色列供应了大量的坦克、“天空之鹰”飞机、“鬼怪式”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除此之外，美国犹太群体对母国以色列的经济赞助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等，都对以色列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色列历届政府都非常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3、以色列主要决策者——总理艾希科尔及外交部长埃班——都希望得到国际支持并运用外交途径解决海峡危机。
他们认为“令当前形势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的封锁”，“这一行为比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军队部署更为严重”，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对此进行严厉谴责，但仍寄希望于美英等国的外交努力以解决危机。“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以及派遣埃班紧急出访欧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决策。尽管埃班的三国之行并没有给以色列带回满意的结果，艾希科尔仍于5月28日决定继续保持克制，这足以表明他的外交解决危机的愿望。
4、来自于以色列军方、利益集团、社会舆论以及反对党派的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
在5月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拉宾介绍了即时的军事形势，并提出对埃及作战的可能性计划。当被埃班问及如果行动推迟几日是否会对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时，拉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依此可以判断，当时并没有来自军方的压力要求必须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反对党派在5月23日当天曾提出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并主张本•古里安出任总理，因为“毕竟是他带领着这个年轻的国家闯过了1948年和1956年的危机”。也有些党派主张艾希科尔仍留任总理，由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这些建议均遭到艾希科尔的强烈反对，此刻国内的政治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但是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全国讲话后，其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及优柔寡断的个性招致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国内要求改组内阁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艾希科尔不得不在6月1日作出妥协，卸掉了自己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四、以色列在危机后期迅速作出战争决策的原因
1、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军事动员以及埃叙防御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令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这为以色列最终发动战争提供了心理基础。
埃班在访美之前始终认为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封锁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但在埃班访美途中，以色列的情报评估结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把纳赛尔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部队和叙利亚进行军事动员的行为定性为进攻性准备，认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在即。埃班和哈曼大使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副部长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Wheeler）将军还有其他政府要员会谈时，以色列大使哈曼被来自耶路撒冷的电报召唤了出去，几分钟后带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经过对以色列情报的再次斟酌，已证实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攻击在即的信息无误”。埃班称这已经不算是“情报评估”，已经证实就是“信息（information）”了，后来他又把这词改成了“知识（knowledge）”。也许这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人员在基于危机形势下做出的错误判断，也许是以色列决策者为了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而故意夸大其词，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的安全感在逐渐降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大屠杀”已经给以色列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及不安全感，而泛阿拉伯主义总是打着“消灭以色列”的旗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安全感。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弹丸小国，任何一次与阿拉伯国家间战争的失败都有可能令犹太人再次失去家园。因此，随着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数目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动员以及埃叙防御协定的签订，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直至最终不得不靠先发制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2、5月31日“美国立场的倒退”促进了以色列的战争决策。
5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收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来信之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与以色列官员埃夫龙在白宫会面并向其转达了约翰逊总统的意见：约翰逊认为埃班所指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这一表达很不准确，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总统与埃班的谈话内容，而且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围。此外，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于当天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媒体所报道的‘军事行动’ 毫无根据，这些只是猜测。美国此时此刻并没有计划在中东单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仍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而哈曼大使在发回以色列的报告中称“美国承诺将竭尽所能帮助打开水路”，并且埃班在与约翰逊总统谈话时，询问总统美国是否会尽其所能帮助解除封锁，约翰逊的回答是“是的”。以色列认为，美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倒退。但是美国总统及其白宫幕僚认为：美国总统需要同国会协商，只有意见一致后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帮助解除海峡的封锁，并且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或派遣多国舰队打开水路；而单独利用武力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不予以考虑。
3、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极大加速了以色列战争决策的进程。
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全国演说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克制，然而在发表演讲时出现了很多失误与纰漏，国民对艾希科尔优柔寡断的个性失去了耐心并对以色列政府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而此前主战派一直在大力鼓动，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与其失去良机，还不如先发制人。艾希科尔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卸掉自身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邀请西奈战争英雄、主战派人士达杨入阁任国防部长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至此，国内一切应战的准备都已就绪。
4、对军事动员成本的认知令以色列决策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战争决策。
军事行动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大，这也是以色列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5月19日以色列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到了六月份以色列全国上下都在为战争而做准备。“5月25日，在埃班赶往华盛顿的途中，以色列国内的备战气氛已非常浓烈： 地下室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预防空袭；公园与学校堆满了沙袋以准备修筑战壕；汽车的前灯被涂成蓝色，窗户玻璃上已经贴满了深颜色的纸张；宾馆已经清空，准备用作临时急救中心；特拉维夫街头穿梭着要做志愿服务的妇女与儿童；男子们已经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秩序都已被战争准备所打乱，国民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拖延的成本如此之大，令以色列决策者不得不“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5、以色列决策者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
中东研究学者威廉•匡特认为，约翰逊政府其实在后来阶段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态度已经从“红灯”变为了“黄灯”，也有的学者甚至将此描述为“绿灯”。 “黄灯”也好，“绿灯”也罢，这些都是美国向以色列所做出的姿态或暗示，无从查证。而决定以色列决策最关键的一环在于以色列精英领导层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正是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认知到美国虽然完全有能力迫使埃及开放蒂朗海峡，但是美国无意单边动用武力；而以色列曾经寄以厚望的多国海上声明以及国际舰队方案也停滞不前；通过哈曼大使、埃夫龙以及以色列情报长阿密特发回的报告，以色列决策者已经探测到美国制约以色列的决心已经动摇，甚至有了由着以色列的念头。正如匡特和奥伦所说，“约翰逊已经默许以色列采取行动了”（当然这是以色列认知的结果），尤其在阿密特访美后，以色列也心领神会。因此以色列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弃原来向美国承诺的十天期限而发动了战争。这是以色列迅速做出战争决策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决策者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在“六天战争”爆发前，正是这些认知的变化促使以色列的危机决策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克制转为战争。
作者简介：孙巍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邮编：100089
关键词：“六天战争” 以色列 美国的制约意愿 认知 决策
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冲突不断，爆发了多次阿以战争。以色列的许多决策都是在危机形势下做出的，而危机决策又离不开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危机决策中的认知因素加以研究，本文以1967年“六天战争”爆发前的危机为例。
一、背景分析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边界时有冲突发生。1967年春，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军事冲突日趋频繁。4月7日，由于以色列在以叙边界非军事区开垦有争议的土地，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以叙关系渐趋紧张。叙利亚与埃及曾在1955年10月缔结了军事防御条约，承诺一方若被以色列袭击，另一方要给予援助。但是此次埃及并没有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对叙利亚实施援助，也没有贯彻1964年1月13日第一次阿盟峰会一致通过的“阿拉伯联合指挥”（UAC）原则，为此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抨击。而且苏联当时也曾向叙利亚和埃及提供错误情报，称以色列大量集结部队并进行动员，准备攻击叙利亚。再加之埃及国内经济困难、政局不稳等一系列问题，埃及总统纳赛尔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某些行动制造声势，以恢复其“泛阿拉伯主义”的领导地位以及个人的声誉。
埃及采取的重大行动有：
1、1967年5月14日纳赛尔为了对叙利亚的“危急情况”做出反应，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2个师，并于5月1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5月16日埃及政府要求驻扎在埃以停火线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立即撤离该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最终将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和西奈半岛全部撤出。埃及三个师的军队紧接着开进西奈，接管了包括加沙地带和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在内的联合国部队防区。
3、5月22日午夜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以及亚喀巴湾，尤其禁止以色列船只以及载有战略物资的船只通过。
纳赛尔最初向西奈增派兵力时，以色列只是采取了常规性的应对措施，进行了部分军事动员。而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不断撤出，以色列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于5月19日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5月22日午夜埃及关于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决定令阿以矛盾进一步激化。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是“对以色列的侵略”，“面对这一封锁，以色列将选择战斗，绝不会投降”。随后，以色列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一时间，中东形势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此危机形势，美国不断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防止其对阿拉伯国家先发制人。为了帮助解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美国向以色列提出了以下替代性解决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寻求多国支持并签署多国海上声明（支持各国船只在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上的通行权）；组建多国舰队帮助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诺单独使用武力，这些替代性方案都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令其效力大打折扣，最终未能成功令以色列保持克制。
二、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的发展
埃及采取行动后，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5月14日--5月18日）“低戒备期”。
第二阶段：（5月19日--5月22日）“高度戒备期”。
第三阶段：（5月23日--5月31日）“高度克制期”。
第四阶段：（6月1日--6月4日）“重大抉择期”。
埃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在西奈地区集结军队之初，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均认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只是处于政治目的，并没有做好真正战争的准备。甚至在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埃以停火线撤出后，以色列政界仍旧相信纳赛尔只是在玩弄政治伎俩。直至联合国紧急反应部队全部撤离，以色列才真正开始对当前局势有所担忧。截至5月21日，埃及集结在西奈的部队已达到8万，维持十年之久的阿以均势被打破。更为重要的是，埃及部队同时控制了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以色列提高了警觉，预测埃及可能会封锁蒂朗海峡，因此事先向美、英、法三国通报了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此时对战争环境的认知呈高度戒备状态，为埃及可能要采取的行动预设了应对方案。但是以色列政界还普遍抱有乐观心态，认为西方国家能够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直至5月23日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后，以色列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是“对以色列的侵略”，“面对这一封锁，以色列将选择战斗，绝不会投降”。此后，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以下四大决策：
1、1967年5月23日，决定“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并派埃班前往英、法、美三国进行磋商。
2、1967年5月28日，决定继续保持克制，给美国一至两周的时间。
3、1967年6月1日，以色列重组内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艾希科尔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任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4、1967年6月4日作出战争决策。
前两个决策综合到一起，表示以色列选择接受美国的建议而保持克制；第三个决策促进了第四个决策；第四个决策表示以色列选择摆脱美国的制约而先发制人。以下内容，笔者将针对两大类决策进行详细的因果分析。
三、促使以色列在危机前中期采取克制政策的因素
1、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得到的历史经验教训令以色列决策者认识到不能擅自行动。
以色列决策者对上次阿以战争中美国强制以色列从西奈、沙姆沙伊赫及加沙地区撤军记忆犹新：美国威胁将中断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而经济窘困的以色列无法承受这一巨大损失，最终被迫作出妥协。以色列领导人从此次战争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事先同美国磋商，并取得美国的理解甚至支持，否则不能采取行动。埃班于5月23日内阁会议上主张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磋商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列出了四条理由：1）确保战争爆发时能够得到武器援助；2）保住胜利果实；3）推动友好国家兑现承诺；4）动员国际力量反对纳赛尔。很显然前三条理由是受埃班个人战争认知影响的结果。埃班于5月26日被派往美国紧急磋商以及阿密特于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的美国之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大多数以色列决策者心中的“古里安情结”也阻止他们过早对埃及的行动做出回应：1967年五月危机是本•古里安退出政坛后以色列经历的第一次安全危机，本•古里安为开国元勋，受到举国上下的尊重，以果断著称的古里安在执政时期都未敢令以色列单独行动，自然而然其他决策者也不敢贸然行事，这就是所谓的“古里安情结”。
2、以色列对美国向其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及军事援助依赖的认知促使其必须重视美国的建议。
贯穿整个50年代，法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以色列和法国之间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盟友关系。但是自从戴高乐总统上台后，法国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尤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法国逐渐减少了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直至“六天战争”后彻底中断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约翰•肯尼迪上台后，美国逐渐加强了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并在多种场合下称以色列为盟友，口头承诺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与领土安全。尤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解除了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于1962年9月售给以色列一批短程“鹰”式导弹。这一武器销售对以色列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此后，约翰逊政府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在性能上也有所突破：先后向以色列供应了大量的坦克、“天空之鹰”飞机、“鬼怪式”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除此之外，美国犹太群体对母国以色列的经济赞助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等，都对以色列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色列历届政府都非常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3、以色列主要决策者——总理艾希科尔及外交部长埃班——都希望得到国际支持并运用外交途径解决海峡危机。
他们认为“令当前形势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的封锁”，“这一行为比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军队部署更为严重”，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对此进行严厉谴责，但仍寄希望于美英等国的外交努力以解决危机。“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以及派遣埃班紧急出访欧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决策。尽管埃班的三国之行并没有给以色列带回满意的结果，艾希科尔仍于5月28日决定继续保持克制，这足以表明他的外交解决危机的愿望。
4、来自于以色列军方、利益集团、社会舆论以及反对党派的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
在5月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拉宾介绍了即时的军事形势，并提出对埃及作战的可能性计划。当被埃班问及如果行动推迟几日是否会对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时，拉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依此可以判断，当时并没有来自军方的压力要求必须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反对党派在5月23日当天曾提出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并主张本•古里安出任总理，因为“毕竟是他带领着这个年轻的国家闯过了1948年和1956年的危机”。也有些党派主张艾希科尔仍留任总理，由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这些建议均遭到艾希科尔的强烈反对，此刻国内的政治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但是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全国讲话后，其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及优柔寡断的个性招致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国内要求改组内阁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艾希科尔不得不在6月1日作出妥协，卸掉了自己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四、以色列在危机后期迅速作出战争决策的原因
1、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军事动员以及埃叙防御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令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这为以色列最终发动战争提供了心理基础。
埃班在访美之前始终认为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封锁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但在埃班访美途中，以色列的情报评估结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把纳赛尔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部队和叙利亚进行军事动员的行为定性为进攻性准备，认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在即。埃班和哈曼大使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副部长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Wheeler）将军还有其他政府要员会谈时，以色列大使哈曼被来自耶路撒冷的电报召唤了出去，几分钟后带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经过对以色列情报的再次斟酌，已证实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攻击在即的信息无误”。埃班称这已经不算是“情报评估”，已经证实就是“信息（information）”了，后来他又把这词改成了“知识（knowledge）”。也许这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人员在基于危机形势下做出的错误判断，也许是以色列决策者为了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而故意夸大其词，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的安全感在逐渐降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大屠杀”已经给以色列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及不安全感，而泛阿拉伯主义总是打着“消灭以色列”的旗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安全感。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弹丸小国，任何一次与阿拉伯国家间战争的失败都有可能令犹太人再次失去家园。因此，随着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数目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动员以及埃叙防御协定的签订，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直至最终不得不靠先发制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2、5月31日“美国立场的倒退”促进了以色列的战争决策。
5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收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来信之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与以色列官员埃夫龙在白宫会面并向其转达了约翰逊总统的意见：约翰逊认为埃班所指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这一表达很不准确，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总统与埃班的谈话内容，而且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围。此外，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于当天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媒体所报道的‘军事行动’ 毫无根据，这些只是猜测。美国此时此刻并没有计划在中东单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仍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而哈曼大使在发回以色列的报告中称“美国承诺将竭尽所能帮助打开水路”，并且埃班在与约翰逊总统谈话时，询问总统美国是否会尽其所能帮助解除封锁，约翰逊的回答是“是的”。以色列认为，美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倒退。但是美国总统及其白宫幕僚认为：美国总统需要同国会协商，只有意见一致后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帮助解除海峡的封锁，并且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或派遣多国舰队打开水路；而单独利用武力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不予以考虑。
3、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极大加速了以色列战争决策的进程。
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全国演说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克制，然而在发表演讲时出现了很多失误与纰漏，国民对艾希科尔优柔寡断的个性失去了耐心并对以色列政府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而此前主战派一直在大力鼓动，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与其失去良机，还不如先发制人。艾希科尔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卸掉自身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邀请西奈战争英雄、主战派人士达杨入阁任国防部长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至此，国内一切应战的准备都已就绪。
4、对军事动员成本的认知令以色列决策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战争决策。
军事行动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大，这也是以色列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5月19日以色列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到了六月份以色列全国上下都在为战争而做准备。“5月25日，在埃班赶往华盛顿的途中，以色列国内的备战气氛已非常浓烈： 地下室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预防空袭；公园与学校堆满了沙袋以准备修筑战壕；汽车的前灯被涂成蓝色，窗户玻璃上已经贴满了深颜色的纸张；宾馆已经清空，准备用作临时急救中心；特拉维夫街头穿梭着要做志愿服务的妇女与儿童；男子们已经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秩序都已被战争准备所打乱，国民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拖延的成本如此之大，令以色列决策者不得不“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5、以色列决策者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
中东研究学者威廉•匡特认为，约翰逊政府其实在后来阶段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态度已经从“红灯”变为了“黄灯”，也有的学者甚至将此描述为“绿灯”。 “黄灯”也好，“绿灯”也罢，这些都是美国向以色列所做出的姿态或暗示，无从查证。而决定以色列决策最关键的一环在于以色列精英领导层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正是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认知到美国虽然完全有能力迫使埃及开放蒂朗海峡，但是美国无意单边动用武力；而以色列曾经寄以厚望的多国海上声明以及国际舰队方案也停滞不前；通过哈曼大使、埃夫龙以及以色列情报长阿密特发回的报告，以色列决策者已经探测到美国制约以色列的决心已经动摇，甚至有了由着以色列的念头。正如匡特和奥伦所说，“约翰逊已经默许以色列采取行动了”（当然这是以色列认知的结果），尤其在阿密特访美后，以色列也心领神会。因此以色列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弃原来向美国承诺的十天期限而发动了战争。这是以色列迅速做出战争决策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决策者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在“六天战争”爆发前，正是这些认知的变化促使以色列的危机决策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克制转为战争。
作者简介：孙巍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邮编：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