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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料到半年之内，就一连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与案件，严重影响蒋经国原本希冀在健康情形不佳的情况下，但求稳定保守的做法，促成他决心走向开放的道路，促进了台湾民主化的发展，反而奠定了蒋经国的历史地位，直到如今，他仍然是最受台湾人民爱戴与怀念的一位领导人。
先发生“煤矿灾变”与“江南命案”
1984年6月20日，蒋经国就职满月的当天，台湾就发生了一次煤矿灾变，造成72名矿工罹难的惨剧。7月10日接着发生了第二次的煤矿灾变，有103位矿工死亡。蒋经国下令新任“行政院长”俞国华彻底检讨台湾煤矿安全设施应该如何加强的问题。
而正在研拟新政策之时，12月5日又发生第三次的煤矿灾变，共有93名矿工牺牲。如此密集连续的煤矿灾变，对新政府打击颇大。最后是以全面停止台湾煤矿的开采，改以进口煤炭取代，才平息了这个不幸的事件。
1984年10月15日，就在蒋经国就职不到5个月的时候，发生了轰动国际的“江南命案”。日后证明这是台湾情报局派出帮派分子前往美国执行的“制裁行动”。更严重的是，“江南命案”之所以被揭发与曝光，是台湾情报单位高层首长间“权力恶斗”的结果。蒋经国知悉后，自是万分痛心疾首。台湾的情报系统是蒋经国本人在1950年代亲自领导建立的组织，扮演着领导人“耳目”与“手脚”的重要角色。如今在自己风烛残年的关键时刻，台湾的最高情报首长不顾大局，为了个人利益，犯下罔顾台湾利益的不可思议的严重错误，逼得蒋经国必须抱着病体，亲自处理，真是情何以堪？（有关“江南命案”的真相，可参阅《世纪》杂志2018年第1期拙文）
十信金融机构挤兑风波的重大影响
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十信）当时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营运良好，获利能力极为可观。十信之所以出事，并非肇因于十信本身运营问题，而是十信理事会主席、“立法委员”蔡辰洲以“五鬼搬运”手法，刻意掏空了十信的根基。
蔡辰州具体掏空十信的做法就是多年来利用职权和家族联姻关系，先后假借其所经营的“国泰塑料关系企业”（简称国塑）职工名义，向十信贷取巨款，作为“国塑”运用的资金，导致十信周转不灵。同时，蔡辰洲还以办理“职工存款”的手法，收储了“国塑”数千名职工的存款高达数十亿元新台币之多。加上在十信的贷款客户中，若干企业经营不善，无力清偿十信贷款，蔡辰洲就陆续吃下这些体质不健全的企业，成为十信关系企业，因此埋下十信后来出事的因子。另外，蔡辰洲个人挥霍钱财无度，持续需要大量资金供应。久而久之，蔡辰洲就动了十信念头，经由人头户提供土地，以低价高估方式，向十信办理抵押贷款，时间一久，十信根柢就被掏空。
台湾财经部门早就知道十信有问题，俞国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央行金融检查处”多次检查十信，发现问题，依法移交“财政部”惩处。“财政部”却碍于蔡辰洲“立委”身份，虽了解问题严重，却迟迟未采取行动。
事实上，在1983年下半年，国民党为了年底“立委”选举，在台北市打算提名七人参选，其中包括十信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当时俞国华还是“中央银行总裁”，就曾向蔣经国建议：
“十信经营不善，财经当局正督促改进中，如果提名蔡辰洲出任‘立法委员’，那么将来处理十信将会遭遇困难。”
因为俞国华掌管台湾财经大政数十年，深切清楚十信实际情况，预料政府将来或有必要处理十信问题。因此他基于职守，向蒋经国建议提名蔡辰洲是不妥当的（请参阅王骏著《财经巨擘——俞国华生涯行脚》一书第404页，台湾商智文化出版）。
对于是否提名蔡辰洲，蒋经国当时也颇为犹豫。他很清楚蔡辰洲的背景，明白他的作风，不过当时台湾政局遭到反对势力严峻的挑战，国民党党务系统自然是以“胜选”为优先考虑，认为如何在选举中赢得最多的席次至关重要，强调蔡辰洲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国泰集团支持，如果提名他参选，就保证一定会当选，为国民党多争取“立法院”的一个席次。
在这种现实选举的压力下，蔡辰洲获得提名，并顺利当选。有了“立委”名义的光环，使得台湾财政部门在依法处理十信违规经营的过程中，诚如俞国华的预言，有了更多的顾忌，以致情况持续恶化，等到1985年春节过后的2月间，此一重大的金融舞弊案曝光后，立即发生十信存款客户“挤提风潮”，职工纷纷要求提取自己的存款，“国塑”无法应付，面临破产的危机。数千名存款人组成了“自救会”，前往“行政院”“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负起责任，保障所有存款人合法的权益。
受十信案件的影响，台湾许多以办理“职工存款”吸收民间资金的企业，也相继发生“挤兑风潮”，如台湾最大的“国泰信托投资公司”，在短时间内就被提领了150亿元新台币。导致台湾工厂企业倒闭，经济萧条的后果。
蒋经国亲自处理善后
“十信案”是继“江南命案”之后，台湾发生的另一起震撼政治、经济甚至冲击到整个社会的重大事件。尤其对于1948年曾在上海管制经济亲身经历金融崩溃、人民挤兑金圆券风潮，最后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悲惨下场的蒋经国而言，他绝对无法容忍这样的历史在台湾重演。他十分震怒，极为生气，指示俞国华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台湾的金融秩序，恢复社会的安定。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决定“概括”承受十信事件所有的经济损失，下令由合作金库进驻代管十信，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组成银行团进驻代管国泰信托，等于由公营银行出面支持两家出事的金融机构，全面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影响。
在司法方面，依法拘捕起诉了以蔡辰洲为首的违法失职人员。蔡辰洲被判处合计高达670年的有期徒刑，后来病死狱中。 在政治责任的追究上，“经济部长”徐立德于1985年3月辞职，为早先担任“财政部长”时期，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十信负责。“财政部长”陆润康则于同年8月去职，其他有15名政府官员受到记过、调职等处分。
这是国民党政府1949年迁台以来，发生最严重的财经风暴。台湾舆论一致认为，这起案件暴露了台湾党政高层官商勾结的黑幕，加深了国民党当局与台湾资产阶级的矛盾，增加了人们对台湾前途的忧虑与不安定感。
这时，已是卧病在床、身体虚弱的蒋经国，在抱着病痛之身与极端痛苦无奈的情绪下，勉强处理完了“江南命案”与“十信事件”后，他的心中知道，他没有选择，必须进行党政机构全面的改革与改组，是被迫的，也是必要的。
台湾迎来了改革的新时代！
罢黜蒋彦士
在处理“十信案件”之时，首先被更换的党政高层，就是当时红极一时，并曾积极争取组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
1985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蒋经国提议，准予蒋彦士辞职，由当时担任“驻日本亚东关系协会代表”马树礼继任。
由于时值“十信案件”挤兑风潮爆发前夕，引起外界许多猜测，认为一向为蒋经国所倚重，已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长达5年余的蒋彦士为何在此敏感期间被蒋经国更换，而且下台的蒋彦士，未像过去辞卸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其他前辈一样，至少会被聘任为“总统府资政”（待遇属于“院长”级），而这次蒋经国只发表蒋彦士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待遇只有“部长”级），其中必有蹊跷。
当时台北政界普遍的猜测，是因为1982年蔡辰洲加入国民党，其入党的介绍人就是蒋彦士与已被罢黜外放的原“总政战部主任”王昇。蔡辰洲是透过王昇以前的部属、曾担任过“中华电视台”总经理萧政之的牵线，拜王昇为干爸爸，如此费心地经营政商关系，诚如以上所述，“十信案件”充分暴露了台北政商关系的黑幕，这是犯了蒋经国最大忌讳、而且一旦被发现，绝对“杀无赦”，处以政治上的极刑。这是蒋经国的个性使然，也是他一贯坚守的政治原则与立场。
同时，1983年蔡辰洲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立法委员”，也是蒋彦士的推荐。这种种蛛丝马迹，在“十信案件”即将爆发的前夕，蒋经国获悉蒋彦士竟然与蔡辰洲有如此方方面面的牵涉与不寻常的关系交往，在严惩“十信案件”失职政府官员之先，撤换蒋彦士自然成为蒋经国开轧的第一刀。
“洪小姐”惹祸
蔣彦士本来就是交游满天下、性情开朗、极为能干的一位党政高层人士。也因为如此，什么疑难杂症到了蒋彦士手上，都是“小事一桩”“闲话一句”。他对台湾的忠诚、对蒋经国的服膺效忠、任事的负责担当乃至为人的周到能力，都是绝无瑕疵、无可挑剔的。这是蒋彦士能够长期得到蒋经国信任，并屡次破格拔擢重用的原因。
然而在“十信案件”上，他犯了蒋经国最痛恨的禁忌，逼得蒋经国只有“挥泪斩马谡”，将他的爱将罢黜，甚至交代：蒋彦士永不录用！
这个谜底一直到2004年，前“行政院长”李焕与笔者的谈话中，才找到答案：
1988年初，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国民党主席，我那时还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由于李登辉对党务工作不熟悉的缘故，他很尊重我的意见，放手由我处理党里的事。记得有次与他谈党内的人事，他亲自告诉我，经国先生生前曾经交代他：“蒋彦士交个女朋友，我还可以忍受，可是放任女朋友借他的关系搞钱，我绝无法忍受。所以，蒋彦士永不录用！
这里蒋经国所说蒋彦士的女朋友，在台北政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位被称为“洪小姐”的蒋彦士红粉知己，真实姓名为洪锦丽，是蒋彦士在上海沪江中学念书时的学妹。到了台湾以后，两人才得以相识。虽然彼此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然而蒋彦士却对洪小姐情有独钟，认为他与洪小姐的感情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时蒋彦士已在政界崭露头角，洪小姐则在商场驰骋，需要政府的关系，蒋彦士自然成为她最好的“桥梁”与“保护伞”。蒋彦士对此也毫不避讳，反而将自己浪漫潇洒的一面在对待洪小姐的身上显露无遗。蒋彦士并不介意外界的看法，对将他与洪小姐名字相提并论的非议，也不在意，完全不予切割，表现了蒋彦士有情有义难得的真性情。因此，洪小姐在台湾商场有着与蒋彦士特殊关系的背书，更加地无往不利与得心应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对外界的传言，蒋经国有着自己的管道可以知道一些党政军高官的隐私。但是当他获知洪小姐在“十信案件”中，与蔡辰洲有着密切商业上往来的事实时，他决定要将这位能干的秘书长撤换，而且“永不录用”。
这就是当年蒋彦士为什么被罢黜的内幕，蒋经国绝不容许自己的干部在操守上出现任何的污点，就像他对李登辉说的，交个女朋友还无所谓，可是如果涉及贪污腐败，他是绝不容忍！
证诸台北政坛，在外有女人的高官，绝非少数。可是只要自己能谨守本分，操守没问题，还能保有一定的职位，不受影响。蒋经国还是很有人情味与讲人道的，他知道男人好色的本性很难完全禁绝，他自己年轻时不是曾经一样犯过这样的错吗？自己都做不到，却要强求部属做到，未免太假道学与伪君子了。所以，只要没有逾越分寸，他可以在这方面容忍。
但是，操守就不一样了，他在这方面有高标准的“洁癖”，操守出了问题，轻则罢官，重则法办，绝无商量的余地。很可惜，蒋彦士不能谨守这个严格的分际，他的被罢黜自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是蒋经国交代李登辉“蒋彦士永不录用”的话，李登辉后来并没有遵守。当1990年，为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人选的问题，国民党内主流、非主流公开决裂，李登辉为了确保能够顺利当选，又请出了蒋彦士这位曾是李登辉在农复会时期的“老长官”，出面组织了国民党内的“八大老”，一起劝退了非主流本来准备另提一组人选与李登辉竞逐大位的企图。为了酬庸蒋彦士“护驾有功”，李登辉在就职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蒋彦士得以重返中枢，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创下了台湾政坛唯一能够“三起三落”的纪录，这是异数，是蒋彦士创造的“政治奇迹”。可见他有一般政治人物欠缺的优点，他是国民党内“永远的秘书长”，与民进党内的邱义仁齐名，都是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足以调和鼎鼐“一等一”的“药中甘草”型政治人物。具有这样政治能力与历练的风流人物，在国民党内绝对无人能出蒋彦士其右者，这应该是对蒋彦士的公正评价。
先发生“煤矿灾变”与“江南命案”
1984年6月20日，蒋经国就职满月的当天，台湾就发生了一次煤矿灾变，造成72名矿工罹难的惨剧。7月10日接着发生了第二次的煤矿灾变，有103位矿工死亡。蒋经国下令新任“行政院长”俞国华彻底检讨台湾煤矿安全设施应该如何加强的问题。
而正在研拟新政策之时，12月5日又发生第三次的煤矿灾变，共有93名矿工牺牲。如此密集连续的煤矿灾变，对新政府打击颇大。最后是以全面停止台湾煤矿的开采，改以进口煤炭取代，才平息了这个不幸的事件。
1984年10月15日，就在蒋经国就职不到5个月的时候，发生了轰动国际的“江南命案”。日后证明这是台湾情报局派出帮派分子前往美国执行的“制裁行动”。更严重的是，“江南命案”之所以被揭发与曝光，是台湾情报单位高层首长间“权力恶斗”的结果。蒋经国知悉后，自是万分痛心疾首。台湾的情报系统是蒋经国本人在1950年代亲自领导建立的组织，扮演着领导人“耳目”与“手脚”的重要角色。如今在自己风烛残年的关键时刻，台湾的最高情报首长不顾大局，为了个人利益，犯下罔顾台湾利益的不可思议的严重错误，逼得蒋经国必须抱着病体，亲自处理，真是情何以堪？（有关“江南命案”的真相，可参阅《世纪》杂志2018年第1期拙文）
十信金融机构挤兑风波的重大影响
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十信）当时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营运良好，获利能力极为可观。十信之所以出事，并非肇因于十信本身运营问题，而是十信理事会主席、“立法委员”蔡辰洲以“五鬼搬运”手法，刻意掏空了十信的根基。
蔡辰州具体掏空十信的做法就是多年来利用职权和家族联姻关系，先后假借其所经营的“国泰塑料关系企业”（简称国塑）职工名义，向十信贷取巨款，作为“国塑”运用的资金，导致十信周转不灵。同时，蔡辰洲还以办理“职工存款”的手法，收储了“国塑”数千名职工的存款高达数十亿元新台币之多。加上在十信的贷款客户中，若干企业经营不善，无力清偿十信贷款，蔡辰洲就陆续吃下这些体质不健全的企业，成为十信关系企业，因此埋下十信后来出事的因子。另外，蔡辰洲个人挥霍钱财无度，持续需要大量资金供应。久而久之，蔡辰洲就动了十信念头，经由人头户提供土地，以低价高估方式，向十信办理抵押贷款，时间一久，十信根柢就被掏空。
台湾财经部门早就知道十信有问题，俞国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央行金融检查处”多次检查十信，发现问题，依法移交“财政部”惩处。“财政部”却碍于蔡辰洲“立委”身份，虽了解问题严重，却迟迟未采取行动。
事实上，在1983年下半年，国民党为了年底“立委”选举，在台北市打算提名七人参选，其中包括十信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当时俞国华还是“中央银行总裁”，就曾向蔣经国建议：
“十信经营不善，财经当局正督促改进中，如果提名蔡辰洲出任‘立法委员’，那么将来处理十信将会遭遇困难。”
因为俞国华掌管台湾财经大政数十年，深切清楚十信实际情况，预料政府将来或有必要处理十信问题。因此他基于职守，向蒋经国建议提名蔡辰洲是不妥当的（请参阅王骏著《财经巨擘——俞国华生涯行脚》一书第404页，台湾商智文化出版）。
对于是否提名蔡辰洲，蒋经国当时也颇为犹豫。他很清楚蔡辰洲的背景，明白他的作风，不过当时台湾政局遭到反对势力严峻的挑战，国民党党务系统自然是以“胜选”为优先考虑，认为如何在选举中赢得最多的席次至关重要，强调蔡辰洲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国泰集团支持，如果提名他参选，就保证一定会当选，为国民党多争取“立法院”的一个席次。
在这种现实选举的压力下，蔡辰洲获得提名，并顺利当选。有了“立委”名义的光环，使得台湾财政部门在依法处理十信违规经营的过程中，诚如俞国华的预言，有了更多的顾忌，以致情况持续恶化，等到1985年春节过后的2月间，此一重大的金融舞弊案曝光后，立即发生十信存款客户“挤提风潮”，职工纷纷要求提取自己的存款，“国塑”无法应付，面临破产的危机。数千名存款人组成了“自救会”，前往“行政院”“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负起责任，保障所有存款人合法的权益。
受十信案件的影响，台湾许多以办理“职工存款”吸收民间资金的企业，也相继发生“挤兑风潮”，如台湾最大的“国泰信托投资公司”，在短时间内就被提领了150亿元新台币。导致台湾工厂企业倒闭，经济萧条的后果。
蒋经国亲自处理善后
“十信案”是继“江南命案”之后，台湾发生的另一起震撼政治、经济甚至冲击到整个社会的重大事件。尤其对于1948年曾在上海管制经济亲身经历金融崩溃、人民挤兑金圆券风潮，最后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悲惨下场的蒋经国而言，他绝对无法容忍这样的历史在台湾重演。他十分震怒，极为生气，指示俞国华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台湾的金融秩序，恢复社会的安定。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决定“概括”承受十信事件所有的经济损失，下令由合作金库进驻代管十信，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组成银行团进驻代管国泰信托，等于由公营银行出面支持两家出事的金融机构，全面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影响。
在司法方面，依法拘捕起诉了以蔡辰洲为首的违法失职人员。蔡辰洲被判处合计高达670年的有期徒刑，后来病死狱中。 在政治责任的追究上，“经济部长”徐立德于1985年3月辞职，为早先担任“财政部长”时期，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十信负责。“财政部长”陆润康则于同年8月去职，其他有15名政府官员受到记过、调职等处分。
这是国民党政府1949年迁台以来，发生最严重的财经风暴。台湾舆论一致认为，这起案件暴露了台湾党政高层官商勾结的黑幕，加深了国民党当局与台湾资产阶级的矛盾，增加了人们对台湾前途的忧虑与不安定感。
这时，已是卧病在床、身体虚弱的蒋经国，在抱着病痛之身与极端痛苦无奈的情绪下，勉强处理完了“江南命案”与“十信事件”后，他的心中知道，他没有选择，必须进行党政机构全面的改革与改组，是被迫的，也是必要的。
台湾迎来了改革的新时代！
罢黜蒋彦士
在处理“十信案件”之时，首先被更换的党政高层，就是当时红极一时，并曾积极争取组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
1985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蒋经国提议，准予蒋彦士辞职，由当时担任“驻日本亚东关系协会代表”马树礼继任。
由于时值“十信案件”挤兑风潮爆发前夕，引起外界许多猜测，认为一向为蒋经国所倚重，已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长达5年余的蒋彦士为何在此敏感期间被蒋经国更换，而且下台的蒋彦士，未像过去辞卸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其他前辈一样，至少会被聘任为“总统府资政”（待遇属于“院长”级），而这次蒋经国只发表蒋彦士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待遇只有“部长”级），其中必有蹊跷。
当时台北政界普遍的猜测，是因为1982年蔡辰洲加入国民党，其入党的介绍人就是蒋彦士与已被罢黜外放的原“总政战部主任”王昇。蔡辰洲是透过王昇以前的部属、曾担任过“中华电视台”总经理萧政之的牵线，拜王昇为干爸爸，如此费心地经营政商关系，诚如以上所述，“十信案件”充分暴露了台北政商关系的黑幕，这是犯了蒋经国最大忌讳、而且一旦被发现，绝对“杀无赦”，处以政治上的极刑。这是蒋经国的个性使然，也是他一贯坚守的政治原则与立场。
同时，1983年蔡辰洲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立法委员”，也是蒋彦士的推荐。这种种蛛丝马迹，在“十信案件”即将爆发的前夕，蒋经国获悉蒋彦士竟然与蔡辰洲有如此方方面面的牵涉与不寻常的关系交往，在严惩“十信案件”失职政府官员之先，撤换蒋彦士自然成为蒋经国开轧的第一刀。
“洪小姐”惹祸
蔣彦士本来就是交游满天下、性情开朗、极为能干的一位党政高层人士。也因为如此，什么疑难杂症到了蒋彦士手上，都是“小事一桩”“闲话一句”。他对台湾的忠诚、对蒋经国的服膺效忠、任事的负责担当乃至为人的周到能力，都是绝无瑕疵、无可挑剔的。这是蒋彦士能够长期得到蒋经国信任，并屡次破格拔擢重用的原因。
然而在“十信案件”上，他犯了蒋经国最痛恨的禁忌，逼得蒋经国只有“挥泪斩马谡”，将他的爱将罢黜，甚至交代：蒋彦士永不录用！
这个谜底一直到2004年，前“行政院长”李焕与笔者的谈话中，才找到答案：
1988年初，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国民党主席，我那时还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由于李登辉对党务工作不熟悉的缘故，他很尊重我的意见，放手由我处理党里的事。记得有次与他谈党内的人事，他亲自告诉我，经国先生生前曾经交代他：“蒋彦士交个女朋友，我还可以忍受，可是放任女朋友借他的关系搞钱，我绝无法忍受。所以，蒋彦士永不录用！
这里蒋经国所说蒋彦士的女朋友，在台北政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位被称为“洪小姐”的蒋彦士红粉知己，真实姓名为洪锦丽，是蒋彦士在上海沪江中学念书时的学妹。到了台湾以后，两人才得以相识。虽然彼此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然而蒋彦士却对洪小姐情有独钟，认为他与洪小姐的感情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时蒋彦士已在政界崭露头角，洪小姐则在商场驰骋，需要政府的关系，蒋彦士自然成为她最好的“桥梁”与“保护伞”。蒋彦士对此也毫不避讳，反而将自己浪漫潇洒的一面在对待洪小姐的身上显露无遗。蒋彦士并不介意外界的看法，对将他与洪小姐名字相提并论的非议，也不在意，完全不予切割，表现了蒋彦士有情有义难得的真性情。因此，洪小姐在台湾商场有着与蒋彦士特殊关系的背书，更加地无往不利与得心应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对外界的传言，蒋经国有着自己的管道可以知道一些党政军高官的隐私。但是当他获知洪小姐在“十信案件”中，与蔡辰洲有着密切商业上往来的事实时，他决定要将这位能干的秘书长撤换，而且“永不录用”。
这就是当年蒋彦士为什么被罢黜的内幕，蒋经国绝不容许自己的干部在操守上出现任何的污点，就像他对李登辉说的，交个女朋友还无所谓，可是如果涉及贪污腐败，他是绝不容忍！
证诸台北政坛，在外有女人的高官，绝非少数。可是只要自己能谨守本分，操守没问题，还能保有一定的职位，不受影响。蒋经国还是很有人情味与讲人道的，他知道男人好色的本性很难完全禁绝，他自己年轻时不是曾经一样犯过这样的错吗？自己都做不到，却要强求部属做到，未免太假道学与伪君子了。所以，只要没有逾越分寸，他可以在这方面容忍。
但是，操守就不一样了，他在这方面有高标准的“洁癖”，操守出了问题，轻则罢官，重则法办，绝无商量的余地。很可惜，蒋彦士不能谨守这个严格的分际，他的被罢黜自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是蒋经国交代李登辉“蒋彦士永不录用”的话，李登辉后来并没有遵守。当1990年，为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人选的问题，国民党内主流、非主流公开决裂，李登辉为了确保能够顺利当选，又请出了蒋彦士这位曾是李登辉在农复会时期的“老长官”，出面组织了国民党内的“八大老”，一起劝退了非主流本来准备另提一组人选与李登辉竞逐大位的企图。为了酬庸蒋彦士“护驾有功”，李登辉在就职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蒋彦士得以重返中枢，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创下了台湾政坛唯一能够“三起三落”的纪录，这是异数，是蒋彦士创造的“政治奇迹”。可见他有一般政治人物欠缺的优点，他是国民党内“永远的秘书长”，与民进党内的邱义仁齐名，都是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足以调和鼎鼐“一等一”的“药中甘草”型政治人物。具有这样政治能力与历练的风流人物，在国民党内绝对无人能出蒋彦士其右者，这应该是对蒋彦士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