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且不论超女的成功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面对基本原地踏步的超女行动，我们不禁要问：超女能摆脱事不过三的老律吗?
长沙赛区的超女冠军厉娜，虽然有着齐秦般的忧郁和迷人的慵懒，但她那李宇春式的帅气，一种似曾相识的中性面孔，相当生动地表明了大众审美标准的稳定性，这也反映了超女活动的局限。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她们干第一律的夸张外形、装束以及差别不大的艺术追求中体味到。每年花如此大的气力，进行一场不断重复的娱乐，人们不禁会问：超女还能唱多久?
不是要在这里谈论广电总局新下发的管理通知，而是要说，超女本身的吸引力非常有限。
有人说，超女是“庶民的胜利”，九亿神州尽舜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一个真正的英雄的时代，是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每个人都是英雄的时代，这个说法用在超女身上虽然不完全合适，但用在参与者的自我认同方面还是很贴切的。被淘汰者张美娜的PK感言是，我觉得自己真牛；而出局者胡灵的答案是，我已经赢了。这不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是经历了千转百回的拼搏之后的自我肯定，是普通大众的豪言壮语。
在一个和平、发展与日常生活极度平凡的时代，在一个没有战争，硝烟与动荡的时代，英雄主义成为珍稀物品。人们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主义，以对抗生活的平庸：先锋艺术，摇滚，探险，时尚消费，这些日常生活实践都暗含了某种英雄主义冲动。超女也可作如是观。不是上战场，而是上舞台，不是当英雄，而是当明星。自我要与众不同，要出人头地，要在一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娱乐节目中成为主角，要在辉煌的舞台上进行举国的表演，这该是多么轰轰烈烈!
超女的实践似乎证明，英雄的含义好像正与明星的含义混淆着。但二者界限依然分明。明星式的英雄是个人奋斗的，它缺乏关注公共问题的总体意识和宏观冲动，是一种小我的英雄主义。从中我们看不到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森林大火，接二连三的矿难，普及义务教育，青藏铁路的即将开通，紧张忙碌的夏收，城乡差别等等。而这些问题，我相信是比进入超女前三强更为广泛的话题。“超女”这一新的。超越性的社会主体的出现，遮蔽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地域、身份、经济等差别，所以很难唤起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极大限制了它的影响范围。它只能是在城市消费文化语境中的青春娱乐活动。尽管我们不能忽视它在民主，程序正义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它毕竟局限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范围之内。且不必去分析这些庶民的身份局限性，但就超女庶民的资金投入一项而言，它首先是一种经济实力的超级PK，然后才谈得上大众参与。我们不能想象，一个连交学费都很吃力的家庭，它的女儿能够站到PK台上。没有更广泛的参与，就没有更长久的动力。反封建的革命之所以能将工农大众动员起来，是因为它承诺了解放的目标；包产到户之所以广得民心，是由于它牵动了千百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而超女或者将来的超男、超妈妈、超奶奶，它只能是一个狭隘的社会群体的娱乐。因此，经济局限就决定了它的人员局限，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
另一个局限在于创新难度。
创新对于消费主义，永远是一个动力。面对喜新厌旧的都市大众，市场要不断抛出新的消费品，新款成为核心词汇。这一点，只需看一下日新月异的手机广告即可。新款娱乐也是同样的逻辑。超女大赛自2004年以来，已有三届，但真正引起发关注的是2005年。它创造的新娱乐模式，给人们平板的日常生活注入了极大刺激性因素，而且有人认为，产生了一种超乎娱乐之上的抽象精神，与公正、平等、民主、个人的自我实现等发生了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只在于理论话语层面，而缺乏一种向更广阔的领域繁殖和扩张的能力。
今年的超女行动，基本在原地踏步。事不过三的老律似乎在发生作用，超女曾经具有的风光已经不再，人们转而关注另外的娱乐：梦想中国，世界杯，相声新贵郭德刚。它在平等、公正、民主等抽象层面上引发的激动已经归于平静。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除了更多的流言．除了地方卫视PK央视。
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的东西，这决定了超女的昙花一现，行之无远。
超女的魅力更多地集中在对“温情”的营造之上。展示私人性是超女亲民的最重要的方式。厉娜让弟弟来展示她非常私密化的裙子，这一选择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我们在屏幕上还看到，粉丝们为本来莫不相干的人泪流满面。这与人际冷漠形成强烈对照，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超女建构了一个温暖的人际关系的镜像，是一个亲情的乌托邦，正如那句“就让我们相互温暖”的歌词。厉娜与母亲合唱《女人花》，创造了一种无精打采的亲和力，一种无间的，不事张扬的。家庭的感觉。比起那些高不可攀的大腕明星，可爱、质朴、真切的超女触手可及，自然让观众感到亲切。通过参与超女行动，人们可以消费一种虚构的亲情，在想象中相互友爱，体会那种亲密无间、亲如兄妹的情感。超女吸引人们的主要修辞策略不过如此。
娱乐毕竟是娱乐，虽然说“娱乐至死”的说法有些杞人忧天，但认为“娱乐救国”恐怕也过于乐观。更明确地说，超女所产生的作用并非超级无限，它原先所引发的种种宏大的乐观想象或愤怒的指责，与其说是有意栽花，不如说是无心插柳。
(编辑／徐新)
长沙赛区的超女冠军厉娜，虽然有着齐秦般的忧郁和迷人的慵懒，但她那李宇春式的帅气，一种似曾相识的中性面孔，相当生动地表明了大众审美标准的稳定性，这也反映了超女活动的局限。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她们干第一律的夸张外形、装束以及差别不大的艺术追求中体味到。每年花如此大的气力，进行一场不断重复的娱乐，人们不禁会问：超女还能唱多久?
不是要在这里谈论广电总局新下发的管理通知，而是要说，超女本身的吸引力非常有限。
有人说，超女是“庶民的胜利”，九亿神州尽舜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一个真正的英雄的时代，是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每个人都是英雄的时代，这个说法用在超女身上虽然不完全合适，但用在参与者的自我认同方面还是很贴切的。被淘汰者张美娜的PK感言是，我觉得自己真牛；而出局者胡灵的答案是，我已经赢了。这不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是经历了千转百回的拼搏之后的自我肯定，是普通大众的豪言壮语。
在一个和平、发展与日常生活极度平凡的时代，在一个没有战争，硝烟与动荡的时代，英雄主义成为珍稀物品。人们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主义，以对抗生活的平庸：先锋艺术，摇滚，探险，时尚消费，这些日常生活实践都暗含了某种英雄主义冲动。超女也可作如是观。不是上战场，而是上舞台，不是当英雄，而是当明星。自我要与众不同，要出人头地，要在一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娱乐节目中成为主角，要在辉煌的舞台上进行举国的表演，这该是多么轰轰烈烈!
超女的实践似乎证明，英雄的含义好像正与明星的含义混淆着。但二者界限依然分明。明星式的英雄是个人奋斗的，它缺乏关注公共问题的总体意识和宏观冲动，是一种小我的英雄主义。从中我们看不到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森林大火，接二连三的矿难，普及义务教育，青藏铁路的即将开通，紧张忙碌的夏收，城乡差别等等。而这些问题，我相信是比进入超女前三强更为广泛的话题。“超女”这一新的。超越性的社会主体的出现，遮蔽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地域、身份、经济等差别，所以很难唤起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极大限制了它的影响范围。它只能是在城市消费文化语境中的青春娱乐活动。尽管我们不能忽视它在民主，程序正义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它毕竟局限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范围之内。且不必去分析这些庶民的身份局限性，但就超女庶民的资金投入一项而言，它首先是一种经济实力的超级PK，然后才谈得上大众参与。我们不能想象，一个连交学费都很吃力的家庭，它的女儿能够站到PK台上。没有更广泛的参与，就没有更长久的动力。反封建的革命之所以能将工农大众动员起来，是因为它承诺了解放的目标；包产到户之所以广得民心，是由于它牵动了千百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而超女或者将来的超男、超妈妈、超奶奶，它只能是一个狭隘的社会群体的娱乐。因此，经济局限就决定了它的人员局限，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
另一个局限在于创新难度。
创新对于消费主义，永远是一个动力。面对喜新厌旧的都市大众，市场要不断抛出新的消费品，新款成为核心词汇。这一点，只需看一下日新月异的手机广告即可。新款娱乐也是同样的逻辑。超女大赛自2004年以来，已有三届，但真正引起发关注的是2005年。它创造的新娱乐模式，给人们平板的日常生活注入了极大刺激性因素，而且有人认为，产生了一种超乎娱乐之上的抽象精神，与公正、平等、民主、个人的自我实现等发生了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只在于理论话语层面，而缺乏一种向更广阔的领域繁殖和扩张的能力。
今年的超女行动，基本在原地踏步。事不过三的老律似乎在发生作用，超女曾经具有的风光已经不再，人们转而关注另外的娱乐：梦想中国，世界杯，相声新贵郭德刚。它在平等、公正、民主等抽象层面上引发的激动已经归于平静。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除了更多的流言．除了地方卫视PK央视。
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的东西，这决定了超女的昙花一现，行之无远。
超女的魅力更多地集中在对“温情”的营造之上。展示私人性是超女亲民的最重要的方式。厉娜让弟弟来展示她非常私密化的裙子，这一选择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我们在屏幕上还看到，粉丝们为本来莫不相干的人泪流满面。这与人际冷漠形成强烈对照，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超女建构了一个温暖的人际关系的镜像，是一个亲情的乌托邦，正如那句“就让我们相互温暖”的歌词。厉娜与母亲合唱《女人花》，创造了一种无精打采的亲和力，一种无间的，不事张扬的。家庭的感觉。比起那些高不可攀的大腕明星，可爱、质朴、真切的超女触手可及，自然让观众感到亲切。通过参与超女行动，人们可以消费一种虚构的亲情，在想象中相互友爱，体会那种亲密无间、亲如兄妹的情感。超女吸引人们的主要修辞策略不过如此。
娱乐毕竟是娱乐，虽然说“娱乐至死”的说法有些杞人忧天，但认为“娱乐救国”恐怕也过于乐观。更明确地说，超女所产生的作用并非超级无限，它原先所引发的种种宏大的乐观想象或愤怒的指责，与其说是有意栽花，不如说是无心插柳。
(编辑／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