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所收录周瘦鹃的散文，原发表于《上海画报》。该画报1925年6月由毕倚虹创办，三日一刊，不久他因病弃世，由周瘦鹃接编。周在出版界是个名人，为《申报》编《自由谈》副刊每日要出刊，他自己的《紫罗兰》杂志正行俏一时，另外写小说、电影剧本等，手头上够忙乎，但受老友的临终嘱托，答应编《上海画报》。不过一边编，一边还写文章，每篇千字上落，到1929年初《几句告别的话》一文为止，积起来倒有一百多篇。
　　对于一般读者，周瘦鹃大约不陌生了。他被称作“鸳鸯蝴蝶派”或“哀情巨子”，是因为擅长写催泪弹般的言情小说，但现在能读到的以散文为多，且写于新中国时期。因此把他在《上海画报》上的文章编成一集，说不上“出土文物”，但对于认识周氏以及在他笔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上海，应当是开卷有益的。
　　本来想一百来篇千字文，不过十来万字，昨天突然接到陈子善兄的电话，告我纸样已经排出，有三百多页，我吃了一惊。又说年底之前必须见市，否则那笔钱就要注销，书就出不成了。“那笔钱”大约是研究项目的出版资金，那种紧迫的情状，好像听到金融海啸，出书要趁早啊，救书如救市！
　　这么说不免夸张，一百来篇文章有看头。《上海画报》赶上了“画报”热，也是都市的消费形态渐入佳境，增生了打造“奇观社会”的欲望。周氏的文章大多追踪当日文化名人与娱乐新闻景点，诸如刘海粟、胡适之、史量才、梅兰芳、广州紫罗兰、张织云与唐季珊、陆小曼与徐志摩、大光明电影院、夏令配克时装秀、足球赛，还有天马会、狗赛会、狼虎会这个会那个会的，或电影、戏剧，从剧目到演员排起来一长串，如宴享读者的一道道快餐，却如万花筒般的都市风情、文化动脉，一波又一波的，正映照出上海人的兴头。
　　《上海画报》的文字不文不白，一律直排，不用新式标点，女性代词不用“她”而用“伊”，这些方面都与“新文学”背道而驰。旧派大佬袁寒云经常炫耀他的书法及收藏古董，包括他与“花界”的艳闻。张丹翁热心“捧角”，专写些洋场打油诗，这些方面都显出“旧派”的作风。但画报又处处赶时尚新潮，如逐日刊登模特儿的照片，当然无非是洋妞，在艺术与情色之间打擦边球，为“艺术叛徒”刘海粟打气，客观上应顺了当时女性解放的潮流。
　　画报犹如公共平台，无论名媛淑女、影艺明星与青楼名花，都属职业女性，都可登台作秀，那种一视同仁也是一时之奇观。周氏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有一副“娘娘腔”的文学面具，混合着女声，帮女性说话。这方面他不愧是苏州人，自比为林黛玉，从文学渊源上说，也是冯梦龙“情教”的传人。
　　凡读过李欧梵先生《上海摩登》的，会记得书中描述咖啡馆、跳舞场等公共文化空间，从中滋长出三十年代“海派”文学。有趣的是周氏不会跳舞，却常跑跳舞场，至少有七八篇文章描写“舞潮之狂撼海上”，一腔兴奋溢于言表。跳舞是舶来品，最初有外国歌舞团来，借影戏院演出。这种形式在二十年代末仍存在，如《蛮舞西来记》一文所述，某法国歌舞团在夏令配克影戏院，票价三四块一张，可谓辣手；广告上说有“裸体”表演，到结果半点未露，观众大呼上当。
　　然而跳舞场已遍地开花，是娱乐也是交际，其间处处可见社会名流的身影，尤其是演艺界人士趋之若鹜，遇到影片试映或其他庆典的场合，必有跳舞活动，正是“春城无处不跳舞”。舞场名为“月宫”、“白宫”、“桃花宫”的比比皆是，后来又标新立异，出现“凤凰俱乐部”之类的。在周氏笔下不难感受到灯红酒绿、银花火树、衣香鬓影、彻夜狂欢的盛况。不久人们觉得疲了，于是限时而经济的“茶舞会”又风行起来。然而尽管狂热，却不乏规矩，如制片人任矜频带着明星杨耐梅进出自如，没受到狗仔队的骚扰，周氏也点到而已，看来那时的人还是较有节制的。
　　跳舞场有不少故事，《香槟买笑记》是一个洋场纨绔的速写。江夏从德国归来，风度翩翩，在舞场里与交际花、俄罗斯舞女、青楼女子，如走马灯般一一调情周旋，挥金如土，又哭又笑。这样的人物后来便成为穆时英、刘呐鸥小说里的主人公了。
　　那时的电影院一般分日场夜场。日场三点钟一场，五点半一场，间隔当中有交际，忙煞周瘦鹃。去奥迪安看《纽约之夜生活》，开映之前与卢梦殊交谈，又与韩云珍交谈，后来又见到导演陆洁、画家张光宇等。韩云珍是影坛新秀，以饰演荡妇角色而窜红，给比作好莱坞女星史璜生（Gloria Swanson）。周氏以寥寥数语勾画其大红大紫的服饰，说到她的女伴“似为杨耐梅昔日之侍儿，今亦顾盼自如，非复当年矣”。这么写也是衬托韩的春风得意，其措词之蕴藉往往如此。那位卢梦殊也是文坛新进，深受《良友》画报的伍联德赏识，编辑《银星》杂志，又在1928年初出版其编辑的《电影与文艺》一书，对于中国电影现状表示不满，从中可听到隐隐发动的“革命”新机。
　　周瘦鹃是个影迷，每星期要看三四部影片，尤其那些有名的西片，腹中一本账，道来如数家珍。早在1910年代末他就在《申报》上写影评，算半个影圈中人。不少文章有关影界新闻，如大光明影院的开张及其命名的来由，或者影片公司的庆功宴，或女明星宴请公司老板及同仁，乃至明星有真有假的结婚及宾客闹洞房等。这些叙述涉及公私领域，文笔戏谑风生，也可视为弥足珍贵的史料。
　　追踪新闻热点，当然要提到片名演员等，也是在做义务宣传。经常提到的是大中华百合影戏公司，规模仅次于郑正秋和张石川的明星影戏公司，在1920年代后半期拍了五六十部电影，作风上是更为西化的。周氏或有点偏心，主任朱瘦菊是他的文学同道，其长篇小说《歇浦潮》早已脍炙人口，而周氏有时为之写电影剧本，有伙伴关系。
　　不是看就是吃。周氏人缘好，人脉广，饭局超多。有的请他，当他是记者，不无公关之意。老饕也当仁不让，无论中菜西餐，对沪上饭馆之林、各路厨艺一一点评。在中国，饭桌是一大公共空间，尽管风卷云残、杯盘狼藉之后各走各路。入席者多为场面上人物，不管新派旧派，也常有圆桌而坐的。凭一纸“花符”传来几个会乐里挂牌花主，乃当时风气，不限于旧派的宴聚。名士清谈也偶及色情，如《樽边偶拾》一文里“天下食物之味美可口者，无过于两瓣之物”之论，出自一个日本画家之口，但周氏自己也不免。有一回他把一条鱼的某处■ 为“樱唇”，被人披露于《晶报》，于是急忙发表“瘦鹃声明”，说实在是听者的穿凿误会。
　　其实周氏拉杂写来，话题无所不有。如在《一日之间的两看》中写他的星期日街头所见，富豪家大出丧或国货运动大游行，无非是都市日常景观，在慨叹“上海人的眼睛再忙没有”时，似是夫子自道。因此其笔触所及，不限于海上名流雅士，也为“小糊涂客”或“兰腮女士”画像，前者是个测字先生，后者是个另类知识女性，肄业于教会学校，精通英语，然而遇人不淑，荡佚自放，在生活的漩流里挣扎，这样的女子在当时有点代表性。
　　庞杂是缺点，却能包容，将古今中西融于一炉，一边表明与李商隐心有灵犀，另一边对意大利现代画家萨龙赞誉有加。今天我们习惯上称周瘦鹃为“鸳鸯蝴蝶派”，不像从前一棍子打杀，也有造成概念化刻板印象的危险。这些文章不啻提供了一段历史的切片，由此可见作者真实的生活与感受。
　　对于西洋事物的接受，周氏有他的取舍，如“辟克臬”（picnic，野餐会）之类，多为物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层面。但像谈到大人物娶寡妇、夫妻信条、接吻习俗或模特儿案件等，都切入本地生活，针对传统观念而为女性自由张目。这些话题无不援引洋人的例子，大约在这方面本土文化资源较为贫乏的缘故。
　　好笑的是周氏在别处写过不少关于“接吻”的文章，如称赞拿破仑给约瑟芬的情书里送上千百个吻之类，将英雄美人的传奇西洋化。不过他自己写了无数言情小说，很少写及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接吻的更少。大约写的是中国人，肉麻还是有限度的。如此提倡接吻，套用一个英文语汇，如lip service（表面文章）而已。这令我想起张爱玲的一篇文章，和她的女友炎樱讨论“银幕上的吻”，到底是“吻在嘴上”、“脸上”，还是吻在别处，也真亏得张氏会如此刨根究底。
　　周氏的有些想法，如不要轻视有色人种或建议女子保持身材，仍合乎今天的潮流，或如机器点心店、妇女公共厕所等所谓“理想中的新事业”，也能瞩目于将来。读到《车窘记》一文，几乎要笑出来。说当时流行“一妻一妾一汽车主义”，觉得那时的上海人还是比较自卑，没想到要买房子。因为妻妾制度的存在，包二奶是合法的。《记情爱之巢》即记述一个“老朋友”包二奶之事，但隐去其姓名。其实制度也不可靠，弄得不好要性命交关，在今天也是一样。
　　关于民国时期上海的旧闻逸事，如《上海轶事大观》之类，近年来有不少重版的。如笔者所见陈定山（即陈小蝶，属“礼拜六”派）的《春申旧闻》，及卢大方的《上海滩忆旧录》，涉及文坛与娱乐方面的相当丰富，只是在台湾出版，大陆尚未之见。本书也可当作历史旧闻来读，但与怀旧回忆不同，皆出自作者亲眼目睹，有一份时代的感同身受。尽管表面上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到底不免“乱世”之叹，如《山东道上的归客》一文让人听到前线传来的隆隆炮声。“北伐”战争尚在进行之际。上海也处于“大革命”的漩涡之中，正如《三日以来》、《戒严之夜》等文所示，“四·一二”前后的上海“陷入了恐怖之境”。由是撩开繁华的帷幕，露出现实的狰狞面目。如在《呻吟语》、《劳圃的半日》等文中周氏慨叹：“天天被莫名其妙的人情世故围逼着，桎手梏脚，摆脱无从，而烦愁焦恼，也因此与日俱增。”仿佛平日津津乐道的应酬一下子变得无意义起来，倒不失为一种自省的态度。
　　不得已去公园，能摆脱“十丈软红尘”而获得片刻的宁静，然而想起上海滩上有不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私家名园，深感处处受外人欺压而满腔愤慨。有一篇《从此以后……》，写到在电车里受一个“外国妇人”的气，民族自尊受了刺激。这令人想起朱自清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那篇名文，形容一个白人小孩子的鄙视中国人的眼光，极富象征意味，那也是发生在电车里的事。大约“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国人对于外国势力的所作所为更为敏感，民族矛盾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
　　民国诞生以来，军阀混战，民生艰难，“共和”的摇篮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到二十年代末北伐“革命”吹响反帝反军阀的号角，民气大振，尤其是青天白日旗“涌现”于沪上，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都市生活也异常亢奋，寻欢作乐之中夹杂着颓废与激情，一时间充斥着玫瑰色的“革命”声浪，给文艺潮流带来新的“摩登”动力。好莱坞名导卢尔·瓦尔什（Raoul Walsh）有一部电影叫《喧嚣的二十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正可用来形容此时的上海。由周氏文章所反映的，电影界“热心党国”，摄片助饷；或如妇女会慰劳前方，其中陆小曼担任要角，或如女子纷纷剪发，也是新一波自我解放的表征。
　　记得1998年夏，在新启用的上海图书馆里见到《上海画报》，满纸文图错杂、密密麻麻的扑面而来，顿生张爱玲式的“雾苏”感。在她那里指的是令其沉迷的日常生活的浓郁气息，似可挪用到历史阅读的场景。那些报章文字不同于博物馆里已被分类、被规整的陈年古董。它们在我眼中蚁动起来，在字里行间散发着活的气息，繁杂的历史脉络纠结在一起，掰都掰不开。我又想起小时候衣服三五天没换，起了油腻，母亲会说“看侬迪付雾苏相！”这样的卫生话语不足与张迷道。
　　对于爱好思想的读者来说，或许会失望。因为周氏的文章几乎不讨论思想问题，也缺乏闪光的观念。他喜欢看，看的不外乎世界的表象，也须凝神专注，虽然不像鲁迅的“睁着眼睛看”，要求穿透历史深处。但如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巴黎《拱廊计划》的研究中旨在探究历史的“感受方式”，且诉诸感性与视像的表述语言，其所揭示的意识形成过程，并非思想与观念的历史所能涵盖。周瘦鹃说：“我对于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喜欢小的，越是小，越觉得精致可爱。”正是在他的“小”世界里、在日常琐事中渗透着种种感受方式，给我们留下一份经验的见证。
　　在“大革命”期间新旧派之间的界线出现一些松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告一段落，而寻找后续的契机；旧派在时代的夹缝里也调整策略，与时俱进。不仅新旧方面，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特别闹猛。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穿梭于京沪两地，上海的明星影像频频见诸于《北洋画报》。周氏的文章也点出“捧角”、“拜爷”之类的风尚变动。京昆女伶联袂而来，受到沪地的吹捧，有一文记述了郑正秋收刘艳琴为干女儿之事，是戏剧与电影结缘，事实上旧戏压倒了话剧，女演员越来越多，周氏的《男扮女不如女扮女》一文并非故意踩梅兰芳一脚，但呼应了某种趋势和要求。
　　当新旧文学急剧变动、社团或个人在重新组合、话语语码、游戏规则也在洗牌之际，某种程度上《上海画报》成为滋养新派的温床。周瘦鹃再三揄扬徐志摩与陆小曼，我已在别处说过。他也极力推介田汉的“南国剧社”和洪深排演的“爱美剧”。他不懂旧戏，更乐于推广“吃力不讨好”的话剧，言及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风靡沪上，刘别谦的同名电影也有煽风点火之功。对于形式上颇为前卫的《第二梦》，他一幕幕解说，虽然涉及意义艰涩之处用“陈义甚高”一语交代过去了。
　　《胡适之先生谈片》一文，反映了此时胡适在上海生活和学问方面的点滴，不知研究胡适的是否注意到这样的材料。周、胡在一酒席上认识，胡大谈他与张丹翁的交情，并称赞周的文章和《紫罗兰》杂志，看来在胡适那里，新旧之间的城府不深，并不排斥那些流行杂志和小报，所谓有容乃大，因此被《上海画报》口口声声称为“胡圣人”，倒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这里说新派旧派，也有落入语荃之嫌。新旧多半指文学上的，出现在周氏笔下的，如刘海粟、欧阳予倩、江小鹣、邵洵美等，无不游走于新旧之间，而这些人的的刮刮造就了“海派”的。其实周氏本人也何尝不是如此？他对西洋文学的了解不下于鲁迅、茅盾等人，当然对于“新”的吸收像海绵一样，偏向于“软”的方面。1932年庞薰琹成立“决澜社”，那是提倡非具象的现代主义画派，竟发现周瘦鹃也是成员之一，使得几乎要把他看扁的我，眼前为之一亮。
　　尽管如此，不少文章则有关“旧派”的情状。如《天平俊遊记》写的是吴中“星社”即所谓“鸳蝴派”同仁的一次聚遊，坐在沪上名妓富春老六的“花船”上。山岚水色，阳光晶晶之中，名士美人重温三百年前秦淮之旧梦，毕竟时过境迁，李香君、董小宛不复再世。然而由《花间琐记》等文可见二十年代末上海青楼中却不乏肄业于教会女校的“知书识字”者，在正当勃兴的跳舞场里像这样背景的女子就更多了。
　　《礼拜六的晚上》写“狼虎会”的一次夜宴，该会成员多为“礼拜六派”，因此文章的标题隐含双关。以吃喝为宗旨，个个以“狼吞虎咽”自诩。自比虎狼是为了取乐，却与我们动辄称他们为“鸳鸯蝴蝶”距离太大。其实在五十年代周瘦鹃被套上“鸳鸯蝴蝶派”的帽子，他就很不满，说自己是个真正的“礼拜六派”。意思里真正的“鸳鸯蝴蝶派”应该是徐枕亚等人，他们专写艳情，且用四六骈文，而“礼拜六派”是不那么狭隘保守的。
　　繁弦急管，世变方殷，文化潮流之嬗变也如是。且看《改业》一文，当年创办《礼拜六》的王钝根、陈蝶仙等在出版界风云一时，但如周氏慨叹的，到二十年代末都已纷纷改行。的确如果这一派所代表明清江南文人一脉，那么连同他们赏心悦目的青楼艳史，在都市现代化的急流里似乎流淌到了尽头。这里不妨加一个的小插曲：1927年《良友》画报的伍联德请周做编辑，七个月之后觉得不尽人意，遂改聘不见经传的梁得所。表面理由是周氏太忙，其实是对他及其同仁的旧风格不满。凡伍氏所启用的另如马国亮、卢梦殊等，有人说是广东帮，却都是新一代才俊飚发之辈，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已具新的时代理念，与二十世纪欧美现代主义风潮接轨。具象征意味的是，《良友》不登妓女照片，其后《上海漫画》等也如此，与“礼拜六”传统切断关系可见一斑。
　　就此要打住了。记得范伯群先生说过，周瘦鹃的小说远远不及他的散文写得好，这里要加一句：我的这篇序言远远不及这本散文集内容的丰富而有趣。
　　最后要感谢周全女士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陈子善兄将此书作为华东师大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的丛书之一，周氏与有荣焉；另又得到上海书店王为松兄的支持，谨在此向他们一并致以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