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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幸福指数”变成政绩工程
■ 晏 扬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布了当地的“幸福指数”：从2006年的64.65提高到了2009年的83.81。据悉，平顶山市还对辖区各县（市、区）的“幸福指数”做了排序，并将之作为考核官员的内容之一。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都对“幸福指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将之与官员政绩挂钩，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将“幸福指数”引入政绩考核，有利于扭转地方政府的唯GDP倾向，使政府的关注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民生福祉。但是，这一积极意义未必能在现实中成立，我们需要防止“幸福指数”变成新的政绩工程。
幸福感很重要，但它却飘忽不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很难设定统一的衡量标准，也很难量化为硬性的考核内容。从平顶山市的实践来看，设定哪些指标来考核民众的“幸福指数”，完全是由官方确定的，民众没有发言权也没有监督权。因此，当地很多民众认为自己是“被幸福”了。
“幸福指数”一旦关起门来运作甚至与官员政绩挂钩，就难免沦为一场数字游戏。在这方面，各地GDP数据长期、大面积注水就是前车之鉴。但GDP毕竟是硬指标，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而“幸福指数”看似有形实则无形，具有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将一个软性十足、虚泛缥缈的东西作为官员考核内容，除了相互攀比吹数字气泡外，想必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一些地方政府对“幸福指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可能并不代表他们真的要将民众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用“幸福指数”软指标代替GDP硬指标，能够让他们减轻考核压力，不必再为追求GDP而劳神费力。用虚头巴脑的“幸福指数”即可证明政绩，关起门来玩数字游戏就能完成考核目标，这等“好事”焉能不受欢迎？若果真如此，显然不是国家之幸、民众之福。
“一把手组阁”能否让权力保持理性
■ 单士兵
在云南楚雄州，一项被称作“一把手组阁”的基层政府领导班子改革，近日在几个县的局、镇进行试点。例如在元谋县元马镇，全部副职被免，由“一把手”提名人选重新“组阁”。这种做法，打破了“上级委派”的传统干部任命模式。当地一位党委书记说：“现在副手都是自己选的，如果工作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如何向县委、向全镇人民交待？”
不可否认，在“一把手组阁”的语境下，班子“一把手”在用人方面的确会比过去更主动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有可能去实现“知人善用”。这样一来，还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权力之间的摩擦度，缩短权力之间的磨合期，在短时间内形成权力集中，意见统一。但也不必讳言，这种做法容易使“一把手”的“自己人”得宠，从而扩大人治的影响。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基本常识。任何制度改革，恐怕都应该基于充分激活民主价值的前提来施行。而民主依存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尊重各种话语权，让不同意见进行充分博弈。因此，“一把手组阁”会不会是以牺牲决策理性为代价？显然，这种内部权力的过度集中统一，容易消减话语权的博弈空间，让人担心会放大过去那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行政痼疾。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关键在于实现权力转型，让权力真正以谦卑的姿态服务公众，让权力更加公开透明地运行。最近，有关基层权力改革的话题聚焦在“县权公开”上，从中也不难看出，让权力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是这个时代的期待。而“一把手组阁”的做法，从基层权力改革的视角来看，也必须厘清，它是不是容易驶进权力暗道的岔路与歧途？
在政治伦理较为匮乏、官场道德亟须重建的今天，把权力改革过度寄托于“一把手组阁”上，是有一定风险的。事实上，不论是哪一个层级的权力，都应该处于整个权力体系的理性运行中。而这种体系的支撑，就是民主与法治，也只有这样，权力才能摆脱那种非理性人治色彩。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组阁”的说法，属于政治舶来品。但如果我们在基层权力安排中简单生搬硬套“组阁”的做法，恐怕容易让人担心是否会水土不服。要知道，即便是美国总统挑选内阁成员，也还是需要经过参议院审核的。很多国家实行的“内阁制”也都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之上的。
反观云南楚雄州在给“一把手”“组阁”权力的同时，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配套机制，来保证权力处于完善的监督与制约之下。对那些“组阁”的“一把手”，恐怕谁也不能过高估计他们的权力伦理与道德力量。毕竟，缺乏满足程序正义的监督机制，权力难免会成为脱缰的野马。
感佩浦北县的“闻过则改”
■ 江广
2010年8月，广西浦北县作出一项决策：为迎接45周年县庆，要求按统一标准装修外墙立面，改造装修费的35%至50%由居民承担。通知一出，居民哗然，认为负担过重，难以接受。11月15日，媒体跟进，予以曝光。面对居民异议和媒体监督，县委、县政府很快作出反应，于11月19日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表示：“对因收缴改造费而给居民增添负担深表歉意，对指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表示感谢”，并表态“将停止一切县庆周年庆典活动，并将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纠正之前的错误”。
浦北县委、县政府闻过则改，让人感佩。坦率地讲，面对监督，闻过则改，而且公开致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些年来，媒体对地方政府没少监督，而面对监督，能像浦北县委、县政府这样正确面对的不是没有，但实属凤毛麟角。人们听到看到的更多的是或压制，“老虎屁股摸不得”，你监督，我就利用手中公权抓你，最典型的莫过于稷山文案和西丰事件中的县委书记；或拒绝，如渭南市富平县政府以“公开处理大会”的方式处理进京上访农妇一事被媒体曝光后，县政府表示，对上访者的“公开处理大会”“并不违法”；或视若无睹，如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口吐雷语“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或躲避，面对监督不露面不回应，躲着、避着，最后由上级来处理。
能否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将权力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是闻过则改的基础。有的领导干部以权为尊，谁要是对他的决策、措施提出批评，就是挑战他的领导地位，就是对他执政能力的怀疑。这样的领导盲目自大，缺乏应有的气度和胸襟。他们往往无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是对权力运行的提醒和督促；压制、拒绝、躲避监督，无异于放弃了一种权力运行的校正机制，最终将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的民心基础。
权力来自人民，就要为人民谋利。是不是为民谋利，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有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领导干部才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应人民的要求，不断地修正执政思路，改正决策失误，完善领导方略。
接受监督，闻过则改，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修养。浦北县委、县政府的做法，正体现了这种政治修养，让人不能不为之感佩。
公众为何宁信孩子不信政府？
■ 廖保平
一名北京小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然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却显示，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放心食用。对此，一项有1100多人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表示相信孩子的检测结果，只有8人表示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将这件事情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一个孩子“打败”了一个部门，人们宁愿相信一个检测手段并不完备的孩子，也不相信拥有一整套科学检测手段、配备专业人员的部门。人们之所以这样选择，绝不是对仪器、专业的怀疑，而是对检测者公信力的怀疑。同样是对食品安全进行测试，孩子可以摒弃一切私心杂念，单纯为了求证一个真实的结果，其行为的无功利性，决定了很高的可信度，至于结果是否准确另当别论。而“相关部门”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负有维护食品安全的职责，它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一旦食品安全出问题，或是事件被曝光，它要遭受公众质疑的压力。
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相关部门”首先总会隐瞒和控制信息；其次是利用自身优势来压制舆论；然后就是采取“拖”字诀，最好把事情拖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拖不过去，才会勉强承认失职，说不准还会找一个“临时工”之类的替罪羊出来顶罪。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推卸责任。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会趋利避害，基于自身利益为自己编织安全网，更何况“相关部门”。一方面，“相关部门”有权力，可以调动很多资源来“护短”；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往往掌握专业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在与公众的对话中利用这些优势来为自己辩护。事件发生后，北京工商部门认为这名小学生的检测方法“不科学”，中国食用菌协会称，他们“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这其中不就有用专业优势压人之嫌吗？
但是，民众站在了孩子这一边，不是说民众认为孩子的检测多么科学专业，而是他们认为孩子没有私利之心，与政府部门相比更加公正可信。相反，一位行政人员或是一个部门如果抱有私利之心，就很容易为自己筑起保护“屏障”，其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
近几年，“相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行政失范、行为失信的事情还少吗？毒奶粉事件、疫苗事件、血铅超标事件……一幕接一幕地恐怖上演。信孩子不信部门，是民众一再“很受伤”之后做出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当一个孩子比一个部门更可信时，“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已经到了亟待拯救的地步。
■ 晏 扬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布了当地的“幸福指数”：从2006年的64.65提高到了2009年的83.81。据悉，平顶山市还对辖区各县（市、区）的“幸福指数”做了排序，并将之作为考核官员的内容之一。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都对“幸福指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将之与官员政绩挂钩，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将“幸福指数”引入政绩考核，有利于扭转地方政府的唯GDP倾向，使政府的关注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民生福祉。但是，这一积极意义未必能在现实中成立，我们需要防止“幸福指数”变成新的政绩工程。
幸福感很重要，但它却飘忽不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很难设定统一的衡量标准，也很难量化为硬性的考核内容。从平顶山市的实践来看，设定哪些指标来考核民众的“幸福指数”，完全是由官方确定的，民众没有发言权也没有监督权。因此，当地很多民众认为自己是“被幸福”了。
“幸福指数”一旦关起门来运作甚至与官员政绩挂钩，就难免沦为一场数字游戏。在这方面，各地GDP数据长期、大面积注水就是前车之鉴。但GDP毕竟是硬指标，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而“幸福指数”看似有形实则无形，具有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将一个软性十足、虚泛缥缈的东西作为官员考核内容，除了相互攀比吹数字气泡外，想必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一些地方政府对“幸福指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可能并不代表他们真的要将民众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用“幸福指数”软指标代替GDP硬指标，能够让他们减轻考核压力，不必再为追求GDP而劳神费力。用虚头巴脑的“幸福指数”即可证明政绩，关起门来玩数字游戏就能完成考核目标，这等“好事”焉能不受欢迎？若果真如此，显然不是国家之幸、民众之福。
“一把手组阁”能否让权力保持理性
■ 单士兵
在云南楚雄州，一项被称作“一把手组阁”的基层政府领导班子改革，近日在几个县的局、镇进行试点。例如在元谋县元马镇，全部副职被免，由“一把手”提名人选重新“组阁”。这种做法，打破了“上级委派”的传统干部任命模式。当地一位党委书记说：“现在副手都是自己选的，如果工作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如何向县委、向全镇人民交待？”
不可否认，在“一把手组阁”的语境下，班子“一把手”在用人方面的确会比过去更主动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有可能去实现“知人善用”。这样一来，还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权力之间的摩擦度，缩短权力之间的磨合期，在短时间内形成权力集中，意见统一。但也不必讳言，这种做法容易使“一把手”的“自己人”得宠，从而扩大人治的影响。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基本常识。任何制度改革，恐怕都应该基于充分激活民主价值的前提来施行。而民主依存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尊重各种话语权，让不同意见进行充分博弈。因此，“一把手组阁”会不会是以牺牲决策理性为代价？显然，这种内部权力的过度集中统一，容易消减话语权的博弈空间，让人担心会放大过去那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行政痼疾。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关键在于实现权力转型，让权力真正以谦卑的姿态服务公众，让权力更加公开透明地运行。最近，有关基层权力改革的话题聚焦在“县权公开”上，从中也不难看出，让权力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是这个时代的期待。而“一把手组阁”的做法，从基层权力改革的视角来看，也必须厘清，它是不是容易驶进权力暗道的岔路与歧途？
在政治伦理较为匮乏、官场道德亟须重建的今天，把权力改革过度寄托于“一把手组阁”上，是有一定风险的。事实上，不论是哪一个层级的权力，都应该处于整个权力体系的理性运行中。而这种体系的支撑，就是民主与法治，也只有这样，权力才能摆脱那种非理性人治色彩。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组阁”的说法，属于政治舶来品。但如果我们在基层权力安排中简单生搬硬套“组阁”的做法，恐怕容易让人担心是否会水土不服。要知道，即便是美国总统挑选内阁成员，也还是需要经过参议院审核的。很多国家实行的“内阁制”也都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之上的。
反观云南楚雄州在给“一把手”“组阁”权力的同时，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配套机制，来保证权力处于完善的监督与制约之下。对那些“组阁”的“一把手”，恐怕谁也不能过高估计他们的权力伦理与道德力量。毕竟，缺乏满足程序正义的监督机制，权力难免会成为脱缰的野马。
感佩浦北县的“闻过则改”
■ 江广
2010年8月，广西浦北县作出一项决策：为迎接45周年县庆，要求按统一标准装修外墙立面，改造装修费的35%至50%由居民承担。通知一出，居民哗然，认为负担过重，难以接受。11月15日，媒体跟进，予以曝光。面对居民异议和媒体监督，县委、县政府很快作出反应，于11月19日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表示：“对因收缴改造费而给居民增添负担深表歉意，对指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表示感谢”，并表态“将停止一切县庆周年庆典活动，并将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纠正之前的错误”。
浦北县委、县政府闻过则改，让人感佩。坦率地讲，面对监督，闻过则改，而且公开致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些年来，媒体对地方政府没少监督，而面对监督，能像浦北县委、县政府这样正确面对的不是没有，但实属凤毛麟角。人们听到看到的更多的是或压制，“老虎屁股摸不得”，你监督，我就利用手中公权抓你，最典型的莫过于稷山文案和西丰事件中的县委书记；或拒绝，如渭南市富平县政府以“公开处理大会”的方式处理进京上访农妇一事被媒体曝光后，县政府表示，对上访者的“公开处理大会”“并不违法”；或视若无睹，如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口吐雷语“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或躲避，面对监督不露面不回应，躲着、避着，最后由上级来处理。
能否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将权力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是闻过则改的基础。有的领导干部以权为尊，谁要是对他的决策、措施提出批评，就是挑战他的领导地位，就是对他执政能力的怀疑。这样的领导盲目自大，缺乏应有的气度和胸襟。他们往往无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是对权力运行的提醒和督促；压制、拒绝、躲避监督，无异于放弃了一种权力运行的校正机制，最终将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的民心基础。
权力来自人民，就要为人民谋利。是不是为民谋利，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有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领导干部才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顺应人民的要求，不断地修正执政思路，改正决策失误，完善领导方略。
接受监督，闻过则改，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修养。浦北县委、县政府的做法，正体现了这种政治修养，让人不能不为之感佩。
公众为何宁信孩子不信政府？
■ 廖保平
一名北京小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然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却显示，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放心食用。对此，一项有1100多人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表示相信孩子的检测结果，只有8人表示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将这件事情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一个孩子“打败”了一个部门，人们宁愿相信一个检测手段并不完备的孩子，也不相信拥有一整套科学检测手段、配备专业人员的部门。人们之所以这样选择，绝不是对仪器、专业的怀疑，而是对检测者公信力的怀疑。同样是对食品安全进行测试，孩子可以摒弃一切私心杂念，单纯为了求证一个真实的结果，其行为的无功利性，决定了很高的可信度，至于结果是否准确另当别论。而“相关部门”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负有维护食品安全的职责，它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一旦食品安全出问题，或是事件被曝光，它要遭受公众质疑的压力。
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相关部门”首先总会隐瞒和控制信息；其次是利用自身优势来压制舆论；然后就是采取“拖”字诀，最好把事情拖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拖不过去，才会勉强承认失职，说不准还会找一个“临时工”之类的替罪羊出来顶罪。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推卸责任。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会趋利避害，基于自身利益为自己编织安全网，更何况“相关部门”。一方面，“相关部门”有权力，可以调动很多资源来“护短”；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往往掌握专业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在与公众的对话中利用这些优势来为自己辩护。事件发生后，北京工商部门认为这名小学生的检测方法“不科学”，中国食用菌协会称，他们“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这其中不就有用专业优势压人之嫌吗？
但是，民众站在了孩子这一边，不是说民众认为孩子的检测多么科学专业，而是他们认为孩子没有私利之心，与政府部门相比更加公正可信。相反，一位行政人员或是一个部门如果抱有私利之心，就很容易为自己筑起保护“屏障”，其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
近几年，“相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行政失范、行为失信的事情还少吗？毒奶粉事件、疫苗事件、血铅超标事件……一幕接一幕地恐怖上演。信孩子不信部门，是民众一再“很受伤”之后做出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当一个孩子比一个部门更可信时，“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已经到了亟待拯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