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亚洲地区武器进口高居几大洲榜首，占全球近一半规模（44%），排名世界前五位的武器进口国均是亚洲国家，外媒称“亚洲已是军备竞赛重灾区”。一向秉持东方温和理念的亚洲国家，为何突然荣膺“武器进口桂冠”？亚洲国家能否摆脱“安全困境”？对这些问题，各方存在不同的解读。到底怎么看亚洲军购规模的扩大，笔者在此提出三个视点。
　　
　　“合理性增长”还是“爆发性增长”
　　
　　亚洲军购规模增长与亚洲经济实力增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步性。在世界经济区域平衡图表上，以东亚为核心的亚洲地区发展迅猛，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持续大幅上扬。据统计：1950年东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占当时世界的16%、相当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28%、西欧的60%；1970年占世界份额的20%、相当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38%、西欧的75%；2000年其在世界范内所占份额已经增加到34%、相当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76%、西欧的160%，已经呈现“三足鼎立”态势；到了2010年，亚太经济总量已经与欧洲、美洲持平，贸易总量超过北美、接近欧洲，亚太国家的外汇储备占世界的2/3，而且亚洲国家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欧美高出4～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但是长期以来以经济为中心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亚洲国家综合实力与地位的必然提升。
　　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西强东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西方国家的综合优势依然明显，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仍居优势，特别是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亚洲国家更是明显落后。当前，亚洲国家军购规模的增加既是亚洲财富增长的必然反映，也是亚洲国家提升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必然过程。
　　亚洲戴上“军购桂冠”经历了一个量的积累过程。2000年以来，亚洲主要国家军费开支规模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与此相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主要国家均先后宣布了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这种此消彼长的效应在近五年中日益显现出来，使亚洲军购的规模得以凸显。亚洲军购规模扩大的另一个推手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引发的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亚洲多数国家长期处于军事变革的末端，只能被动地接受军事变革带来的后果。由于亚洲多数国家武器装备研发能力落后，自给率低，严重依赖进口。为了弥补军事变革造成的武器装备代差，只有不断花大价钱从主要发达国家进口，这种情况下被戴上军购“桂冠”只不过是“钱多人傻”故事的另一种翻版。
　　
　　“军备竞赛”还是“防御需求”
　　
　　亚洲军购规模扩大引发了“亚洲军备竞赛”的热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意的误读。军备竞赛的本质是追求权力扩张的国家之间展开的军事竞争，目的是为了取得对对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目前亚洲国家军力的提升并不具备明显的军备竞赛性质，它更多反映出的是亚洲国家防务性需求与安全困境。随着亚洲经济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权力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步伐在加快。国际格局的转换在安全意义上意味着混乱和失序，国际格局的转换和体系的重构势必造成权力的改组，新旧事物并行交替势必产生碰撞和摩擦。处在世界权力上升区域之中的亚洲国家，努力扩大自身实力以谋求在未来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亚洲国家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领土问题、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海洋权益争端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日渐形成“连环套”效应，使亚洲成为世界热点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加上背后大国间的角力与挑拨，使亚洲国家间的互信很难建立起来，国外媒体在分析亚洲军购规模扩大原因时均把缺乏互信引发的“安全困境”视作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在亚洲的一些敏感区域，地区热点与大国暗战相互呼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传导，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必须面对的主要威胁。国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与国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为亚洲军备增长提供了刚性需求。
　　“新干预主义”引发的安全威胁成为亚洲国家军购扩大的重要推手。近代以来，亚洲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有过惨痛的教训，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需求。尽管历史已经表明“炮舰政策”不得人心，但西方国家百余年因袭下来的强权逻辑却没有改变，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主义做派也没有改变。在尚不均衡的国际格局和尚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国家“新干预主义”不断抬头，亚洲国家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一些传统军事强国或动辄拉帮结派、耀武扬威，将大炮、巨舰拖出来到别人家门口游弋一番，展示“肌肉”；或把煽动内乱、武力干涉、经济制裁相结合，输出和培植西方认可的、需要的价值观；或对不屈从他们的主权国家拳脚相向、组团群殴，轰炸别国国土、审判别国领袖。这些行为显著刺激了亚洲国家的防御性需求。
　　
　　“中国因素”还是“美国因素”
　　
　　中国正成为亚洲军购扩张的实际受害者。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合理的选择会促使一国的实力由弱变强、加速其发展进程，同样，选择的偏差与谬误则会导致国力的衰弱，乃至国家的倾覆。中国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国家性质与基本国情多次郑重承诺，中国崛起不会走霸权主导型与挑战扩张型的模式，而是要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我国政府为此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有目共睹，但有些国家对此却偏偏视而不见，一再以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借口，有针对性地强化军事力量。要么加大对外军购力度、提升与我国对抗的资本，要么寻求引入外部势力的介入撑腰，这些行为无异是在破坏协商对话的基础。需要让有关国家明白的是，中国并不是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问题上我国不会主动发起挑战，但也别奢望对损害我国国家权益的行为忍气吞声，必要时中国完全有决心用一切手段确保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与海洋权益不受侵犯。
　　美国战略家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新的战略重心。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军事竞争者，东亚沿海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并对美国未来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挑起矛盾、制造紧张局势，让亚洲国家在相互“内斗”中彼此消耗，美国发挥“最终裁判者”与“离岸平衡手”的作用，是美国亚洲“巧实力”策略的基本手法。近一年来，美国通过调整与强化亚太地区军事部署、加大与亚太国家联合军演力度，轻松搅乱了亚太“一池春水”，使军事安全因素在亚洲各国国家安全中的比重骤然增强。
　　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对我国的快速崛起所患上的强烈“不适应症”：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另一方面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种骑墙态度为美国在实施“巧实力”、制造亚洲紧张局面提供了可乘之机。紧张局势的升级又为美国军火销售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写得十分明白，亚洲国家军购的最大卖主正是美国。
　　可以说，“亚洲军购竞赛”的背后是美国战略家的弹冠相庆与美国军火商捂着钱袋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