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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鲍宣字子都，西汉时渤海高城（今河北省盐山县小营乡故城赵村）人，《汉书》卷七二有传。鲍子都路遇书生的故事最早见于魏时小说集《列异传》，《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职官部四十八》即用此文;另一版本则见于唐代李亢《独异志》，《太平广记》采用此种说法，但引用时又有异同。《列异传》、《独异志》和《太平广记》中，故事主要内容均为鲍宣义葬路遇书生，故事大体情事相似，但细节则不同，显示出流传中的变化：
关键词：鲍子都;故事流变;探析
一、“骢马”角色的淡化与“天命”的失落
三篇故事中的马均为“骢马”，《列异传》与《独异志》中，“骢马”在其中担任大用，正因鲍宣随身骏马被认出，才引出“迎丧开椁”“举家诣阙，上荐子都，声名遂显”1或“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由是子都声名大振。”2的后续剧情。《太平广记》虽引《独异志》，但其中对双方的相遇却变为 “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者逐之。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3马从辨认相识的推动剧情之重要因素成为一个纯粹的交通工具。
三个版本的故事中，变化最大的便是鲍宣与骢马主人的相遇。《独异志》所载，少了迷途借宿的巧合情节，却保留骢马识人，跟随鲍宣使得马主人家误以为鲍宣为“盗”的神异情节，但对于骢马主人的身份隐而不谈，少了路遇贵人这样的偶然事件，使得故事的神奇色彩大为减弱。《太平广记》在引用《独异志》时仅做了微小改动，这一改动却对故事影响颇大。《独异志》中，对于鲍宣和马主人家的相遇描写为“其后数年，子都行，有一骏马逐之。既而有识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而《太平广记》则变为“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者逐之。”正是这个改动，使得《太平广记》中的“鲍子都”故事神异色彩完全消失。而少了“骢马”作为“识人”的引发条件，使得骢马主人与鲍宣的交集充满了疑点。他是何人，如何得知鲍宣在此处，为何认为鲍宣乃与自己儿子之死有关的盗贼？与《列异传》所载故事线相比，《独异志》中的鲍子都故事少了“巧遇”的跌宕起伏，而《太平广记》中的鲍子都故事，没有了“天命”“灵物”指引的神异氛围，充满了疑点与迷雾。
《太平广记》所引《独异志》为唐代李亢所著。李亢，咸通六年（865）官明州刺史。4则该版本当晚于《太平御览》所引《列异传》版本，于流传中有所变化。而这种“天命”“神异”逐渐消失的变化，也正是唐朝以来人们“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蓬勃热情迸发下“天命”观念的逐渐淡化与消亡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二、“侯门”形象的隐退与寒门的崛起
《列异传》中对路遇书生的家世有着具体详细的描写，将偶遇的少年放置于“关内侯”的门第之中。其一自然是因为此种身份更加戏剧性，抓人眼球，但另一方面，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若路遇少年是一个普通百姓，即便鲍宣依旧义葬，少年的家人仍举家感恩，而其身份却决定了事迹无法广为流传，因为该少年不属于可以加入“谈”圈的特权阶级，其事迹也就不可能向上跨越阶级的进行流传。而随着科举的出现、发展，“寒门出贵子”成为了可能，上层的社会交游中逐渐出现了下层而来的文人，跨阶级的声名远扬逐渐实现。“鲍子都”故事中的必然因素，帮助主人公实现“声名大盛”的书生家人，也就由“关内侯”逐渐变为普通人，而其为鲍子都宣扬声名的行为也由最开始《列异传》中的“举家诣阙，上荐子都”到《独异志》中的“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最终变为“举家感子都之德义”，其举家的行为从帝王相关、降至与官相关，最终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官方，由民间自己完成了声名的传播与塑造
三、“大儒”名声的消退与误解行为的激化
《汉书·七十二卷》载：“宣坐闭拒使者大不敬下狱，博士笛子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有余人。”4《太平御览》中描述鲍宣“归行失道”巧遇“关内侯家”，被仆人误以为盗马之人，然而侯内侯却说：“鲍子都上党高士，必应有说。”5鲍宣免官后始家上党长子，“上党高士”应是据传闻误记，但据此可看到当时鲍宣声名仍盛。《独异志》中马主人“既而有认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已然不见之前对于“上党高士”的尊敬;《太平广记》中则“有乘骢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行为更加激烈，对鲍宣进行了追赶。一个“因问”一个“固问”也明显体现出态度差别，前者因此而问，后者则已经认定鲍宣就是盗贼，执意对其进行询问。三个故事版本，在误会情节上的处理上，无论行为还是情绪，都越来越激烈。这其中固然有作者、抄者的个人情感，鲍宣本人因年代久远而逐渐消散的影响力也当作为客观因素进行考虑。
四、结语
從“鲍子都”故事的三个版本流传变化中，可以窥见魏晋至唐文人们的心态变化。随着生活时代的和平安定，人们对于“自我”的期待逐渐压倒了对“天命”的寄托，因而该小说流传中，在笔者无意识的偏向下，“天命”“神异”的色彩逐渐褪去;而“高门”与“寒门”间壁垒的变弱，文化权利由豪门流通向平民，意味着下层文人得以进入文化中心集团，“贵人”不再是“豪门”的专属，这使得小说中的形象由“侯”变为普通人，也意味着底层文人内心相信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与豪门抗衡，产生新的“寒门文化中心”。
参考文献
[1].李昉等著 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363
[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163
[3].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9，1212.
[4].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058
[5].李昉等著 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358
[6].李昉等著 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363
作者简介：王舜元（1992-）女，云南大理人，北方民族大学 文传学院 2018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彭姣（1995-）女，重庆黔江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文人心态”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CX20019。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关键词：鲍子都;故事流变;探析
一、“骢马”角色的淡化与“天命”的失落
三篇故事中的马均为“骢马”，《列异传》与《独异志》中，“骢马”在其中担任大用，正因鲍宣随身骏马被认出，才引出“迎丧开椁”“举家诣阙，上荐子都，声名遂显”1或“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由是子都声名大振。”2的后续剧情。《太平广记》虽引《独异志》，但其中对双方的相遇却变为 “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者逐之。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3马从辨认相识的推动剧情之重要因素成为一个纯粹的交通工具。
三个版本的故事中，变化最大的便是鲍宣与骢马主人的相遇。《独异志》所载，少了迷途借宿的巧合情节，却保留骢马识人，跟随鲍宣使得马主人家误以为鲍宣为“盗”的神异情节，但对于骢马主人的身份隐而不谈，少了路遇贵人这样的偶然事件，使得故事的神奇色彩大为减弱。《太平广记》在引用《独异志》时仅做了微小改动，这一改动却对故事影响颇大。《独异志》中，对于鲍宣和马主人家的相遇描写为“其后数年，子都行，有一骏马逐之。既而有识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而《太平广记》则变为“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者逐之。”正是这个改动，使得《太平广记》中的“鲍子都”故事神异色彩完全消失。而少了“骢马”作为“识人”的引发条件，使得骢马主人与鲍宣的交集充满了疑点。他是何人，如何得知鲍宣在此处，为何认为鲍宣乃与自己儿子之死有关的盗贼？与《列异传》所载故事线相比，《独异志》中的鲍子都故事少了“巧遇”的跌宕起伏，而《太平广记》中的鲍子都故事，没有了“天命”“灵物”指引的神异氛围，充满了疑点与迷雾。
《太平广记》所引《独异志》为唐代李亢所著。李亢，咸通六年（865）官明州刺史。4则该版本当晚于《太平御览》所引《列异传》版本，于流传中有所变化。而这种“天命”“神异”逐渐消失的变化，也正是唐朝以来人们“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蓬勃热情迸发下“天命”观念的逐渐淡化与消亡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二、“侯门”形象的隐退与寒门的崛起
《列异传》中对路遇书生的家世有着具体详细的描写，将偶遇的少年放置于“关内侯”的门第之中。其一自然是因为此种身份更加戏剧性，抓人眼球，但另一方面，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若路遇少年是一个普通百姓，即便鲍宣依旧义葬，少年的家人仍举家感恩，而其身份却决定了事迹无法广为流传，因为该少年不属于可以加入“谈”圈的特权阶级，其事迹也就不可能向上跨越阶级的进行流传。而随着科举的出现、发展，“寒门出贵子”成为了可能，上层的社会交游中逐渐出现了下层而来的文人，跨阶级的声名远扬逐渐实现。“鲍子都”故事中的必然因素，帮助主人公实现“声名大盛”的书生家人，也就由“关内侯”逐渐变为普通人，而其为鲍子都宣扬声名的行为也由最开始《列异传》中的“举家诣阙，上荐子都”到《独异志》中的“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最终变为“举家感子都之德义”，其举家的行为从帝王相关、降至与官相关，最终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官方，由民间自己完成了声名的传播与塑造
三、“大儒”名声的消退与误解行为的激化
《汉书·七十二卷》载：“宣坐闭拒使者大不敬下狱，博士笛子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有余人。”4《太平御览》中描述鲍宣“归行失道”巧遇“关内侯家”，被仆人误以为盗马之人，然而侯内侯却说：“鲍子都上党高士，必应有说。”5鲍宣免官后始家上党长子，“上党高士”应是据传闻误记，但据此可看到当时鲍宣声名仍盛。《独异志》中马主人“既而有认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已然不见之前对于“上党高士”的尊敬;《太平广记》中则“有乘骢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行为更加激烈，对鲍宣进行了追赶。一个“因问”一个“固问”也明显体现出态度差别，前者因此而问，后者则已经认定鲍宣就是盗贼，执意对其进行询问。三个故事版本，在误会情节上的处理上，无论行为还是情绪，都越来越激烈。这其中固然有作者、抄者的个人情感，鲍宣本人因年代久远而逐渐消散的影响力也当作为客观因素进行考虑。
四、结语
從“鲍子都”故事的三个版本流传变化中，可以窥见魏晋至唐文人们的心态变化。随着生活时代的和平安定，人们对于“自我”的期待逐渐压倒了对“天命”的寄托，因而该小说流传中，在笔者无意识的偏向下，“天命”“神异”的色彩逐渐褪去;而“高门”与“寒门”间壁垒的变弱，文化权利由豪门流通向平民，意味着下层文人得以进入文化中心集团，“贵人”不再是“豪门”的专属，这使得小说中的形象由“侯”变为普通人，也意味着底层文人内心相信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与豪门抗衡，产生新的“寒门文化中心”。
参考文献
[1].李昉等著 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363
[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163
[3].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9，1212.
[4].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058
[5].李昉等著 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358
[6].李昉等著 夏剑钦，王巽斋点校.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363
作者简介：王舜元（1992-）女，云南大理人，北方民族大学 文传学院 2018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彭姣（1995-）女，重庆黔江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文人心态”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CX20019。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