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清朝取代明朝就是如此。
　　清朝取代明朝后,不仅恢复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而且采取极端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进行大规模的禁书运动,使中国典籍和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使明末兴起的启蒙思潮中断。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发展到程朱理学时期,日趋僵化,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由此被扼杀。但是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而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物质生活较之以往大大丰富;当时的明政府,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客观上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历史的际遇。
　　晚明启蒙思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首揭启蒙思潮大旗的是李贽。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并据此得出了“人必有私”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论断,公开为“人欲”辩护,肯定私欲。值得注意的是,李贽并没有停留在人的自然属性上,他同样关注人的社会属性,说:“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这里的“率性之真”既包括“根于天性”的“仁义之心”,更包括“势力之心”。统治者如果能够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尊重人的正常的欲望,并“推而扩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就能做到“天下为公”,这才是真正的“道”。
　　李贽的人性论,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然权利,他所说的“天下为公”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欲望主体组成的“公”。由此可见,李贽的人性论思想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
　　李贽的思想以其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在明中后期尤其是明末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继李贽之后,公安派提出了“性灵说”、汤显祖提出了“至情论”、冯梦龙则提出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他们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度肯定,也就是对感性欲望的极端张扬,认为唯此才是人心中最真实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应该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应与尘世生活相联系,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是,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所奉行的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由李贽思想所点燃的启蒙火炬被无情地窒息了,中国思想界又进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
　　清初三大思想家虽然都受到了李贽等的思想的影响,但在人性的启蒙这一点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退缩了。
　　在天理和人欲的关系上,三大思想家都受到了李贽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承认私欲的合理性。如王夫之在批判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上,提出了“饮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的论断,认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饮食男女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种自然欲望,作为统治者必须满足这种欲望。这和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必有私”的论断一脉相承。黄宗羲还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公其是非于学校”的论断,这实际上也是对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暗合,而非自觉的继承。实际上,在对人性的张扬和自我的关注这一点上,三大思想家不仅没有沿着李贽的思想继续前进,反而自觉地往回收缩:他们虽然都承认人欲的合理性,但是他们最后的落脚点并不是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我的欲望,而是“公欲”,是“天理”。王夫之提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顾炎武的思想更是以程朱理学为宗,他探讨理欲问题的落脚点依然是在“理”与“公”上,主张“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黄宗羲不仅反对君主的“一己之私”,也反对其他个体的“一人之私”,并再次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说:“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他还提出了君子与小人之辨,认为小人有私欲,君子无私欲。
　　正是因为李贽思想的落脚点是自我,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思想的落脚点是“公”,是“天理”,他们与李贽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并因此对李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李贽是晚明社会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
　　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对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还提出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如黄宗羲就提出了“民主君客”论、“公其是非于学校”等政治主张。他们仍在进行着李贽开创的启蒙事业,但是这种启蒙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层面;在人性层面的启蒙却几乎中断了。这种中断源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武力征服和高压政策。在“以夷变夏”、“天崩地解”的时代,反对民族压迫的“救亡”运动压倒了“启蒙”,三大思想家不仅不可能将着眼点放在人性的解放上,反而将亡国灭种的罪责归咎于王阳明的心学及其承继者。王夫之、顾炎武都批评王学援禅入儒,空言心性,导致学风世风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有“狂禅”之称、极力张扬人性和自我的“异端”思想家李贽自然尤为他们所痛恨。黄宗羲虽然是王学的传人,而且反对将王学的流弊加到阳明头上,但他同样反对佛学。
　　清朝统一全国后,更是很快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并以极端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为之保驾护航。明末,文人结社十分盛行,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有了一定的言说权力和操控舆论的力量,但是清朝的文人却在高压政策下噤若寒蝉,彻底失去了思想的权利。中国历史上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