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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同志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他是北大学子，学哲学出身，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今年６５岁，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了。我以为他可以清闲一些，没想到还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与他多年相交，深知他善于学习，勤于著述。今年读了他在《百年潮》杂志第６期开始连载的新作《走走党史》，方知他有一个计划，要走长征路。他尽管比我小几岁，但毕竟也是“老头”了。“闲居非汝志”，这是他的朋友在他“下岗”时赠与的诗对他的描写。确系如此。他那种不顾年老，不辞辛苦，爬山涉水，劳顿奔波，专题考察红军万里长征史的敬业精神令我赞叹不止。最近他用一个半月时间走完了过去没有走完的长征路，我去访问了他，请他谈谈感受。
他亲切地告诉我：这些年形成了一个观点，即党史工作者有一个由概念党史走向体验党史，进入到形象党史的问题。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走不走，大不一样。这既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党史的内涵，也有助于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包括校正一些史实。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的再版，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首先走长征路呢？他说：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空前的严酷考验。如：在长期危难中有没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没有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在缺吃少穿、长途跋涉、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有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在敌军不断布下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有没有摆脱绝境、转危为安的战略战术？等等。这都是考验。经过长征，党经受了一次磨炼。吃了这样的大苦，耐了这样的大劳，饱尝过这样大的磨难，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改正的？这段历史不仅不能忘，而且要大书特书，弘扬这种长征精神。这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粹”。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走长征路。
他的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我们两人经常切磋学问，探讨问题，见解相同，观点一致。
我说：这些年走长征路的人多了。新闻记者罗开富同志走过，那时每天都发他的采访报道。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走过，出版了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国作家魏巍走过，写了《长征——地球上的红飘带》一书。最近我还听说有两个英国青年也在走长征路。那么，你走长征路有什么特点呢？
石仲泉娓娓道来，向我讲了他考察长征路的特点。他说，前述那些人走长征路的情况，他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法，观察有不同的视角，调研有不同的内容。他走长征路有这样四个特点。一是分段走。今年初以前在领导岗位时，如果是到长征经过的省区开会和调研的话，那么就结合工作顺便到那些地方作长征考察。因为时间有限，那时考察的地方也有限。今年退下来了，时间富裕些，走的地方也就多一些。上半年结合开会，走了属于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下半年从９月上旬到１０月下旬，用了一个半月专赴四川、甘肃、陕西走他过去没有走过的长征路。二是主要以车代步，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徒步。因为我不是单纯地要走那个路，主要是了解考察长征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有影响的重要地方，召开过重要会议的旧址或遗址，走访在当地的当事人、亲历者和知情者等。因此，没有采取单纯走路的方式。三是以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因考察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将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路都统统走一遍，安排时以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为主，尽量兼顾其他两个方面军走过的长征路。四是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考察。相关地方的部分各级党史工作者都参加走了属于他们那个地区的长征路。这样，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在助于弄清一些历史细节，矫正一些史实错误。他还说：尽管年纪大些，（比当年参加长征时的徐特立同志还长７岁），但情况不能类比，条件也好多了。因此，一定要以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来走长征路。他这么一讲，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精神状态，他是要从一个党史学家的角度来走长征路的。
石仲泉向我讲了他走长征路的具体收获。他讲了这样几点：
——亲身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长征之初，错误的军事指挥，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打得很惨，红军损失３万多人。他考察当年的战场遗址，听了解当年战斗情况的同志说：在争夺湘江渡口时，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战斗之酷，惨不忍睹。无法过江的红军后卫部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令人不能忘怀的是，红五军团第３４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军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同志又率部回征湘南，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２９岁。丧心病狂的敌人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吊在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１００多人，最后也被歼灭。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事迹很多，很感人。
——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和伟大。经过湘江战役，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军事。毛泽东指挥作战，完全是以我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为任何其他因素动摇决心。苟坝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专门作了考察。当时，除毛泽东外，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即现在的金沙县城。毛泽东反复陈述理由，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并以不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来努力抗争，结果仍遭反对，还被撤销就职７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但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要说服大家。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达命令。随后，同周恩来一起去找朱德，三位领导人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他们二人。第二天重新开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这样才避免了一次红军可能遭致重创的战斗。石仲泉说，他到苟坝，沿着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路走了一趟。这是一条田埂小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沟沟坎坎，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约有五里地，在白天他走了半个多小时。更不必说在几十年前，这里的条件更差，且是深更半夜，提着马灯，摸着黑路，可能要走一个小时。周恩来住房门前是条很窄的小路，若不小心，就会掉进旁边丈余深的沟坎里。毛泽东走这么远的路，又加上心绪不那么好，其行走之艰难情景可想而知。经过这番体验，石仲泉不胜感慨：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非同常人。他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撤了，以后的一切后果与他无关。他可以安心睡觉，那时就是缺睡眠。但是，中国革命的安危，红军的命运，使他难于苟且偷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还是要摸黑，走那难走的崎岖小路，去找周恩来。如果没有此行，后果难料。石仲泉说：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皑皑雪山，走沼泽草地，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根据地，有了新的落脚点。从此，红军获得新生。
——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红军长征很艰苦，过去都知道，但却是抽象的。走完了长征路，才能感受到，它不是一般的苦，而是苦中之苦。红军在云贵高原和川西南一带走的多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崖底去。大渡河水滚滚激流，当年的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部署重兵堵截，不让红军过河。大渡河两岸山势陡峭，极少渡口。红军一路强渡安顺场，一路飞夺泸定桥。从安顺场至泸定桥有２４０里山路，为了赶在敌军集结之前冲出重围，红军先头部队硬是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２４０里，到达泸定桥，经过激战，卧爬二三百米长的铁索，夺取了泸定县城。县委领导告诉石仲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急行军和攀爬的吉尼斯纪录，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所以毛主席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石仲泉这次走完长征路，感到特别激动的是，他终于上了雪山，过了草地。他说：雪山草地，这是长征路的标志性历程。不走雪山草地，就不算真正走长征路。因此一定要走，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那天，他们十多个人上夹金雪山，车子盘山走了一半路程，雾很大。为了安全起见，陪同的负责同志劝他就走这一截，不再上了。他执意要上山顶，说：现在条件比红军那时好多了，有雾慢点走嘛！在穿过大雾云层后，过了一个钟头，终于上了４２００多米的山顶。尽管雪比过去稀薄一些，但还是白茫茫一大片呀！大家都是第一次上雪山，十分激动。石仲泉带领大家振臂高呼：“红军万岁！”他没有高山反应，这次一股作气爬了三座雪山。接着又过了草地。他兴奋地说：我们走过雪山草地后，每个人都有“尽开颜”的感觉。尽管成天赶路，没有安排歇息一天，很劳累，但这比起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啃树皮、吃草叶，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段经历，才能体会到“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句话的实在内容。
——更全面地了解了红军长征史的具体内涵，矫正了若干重要史实。“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经典之作。其行程大概为整个长征行程的十分之一，是整个长征取得胜利的最具关键性的阶段。但过去只是抽象的认识，而且对于怎么“四渡”，为什么要“四渡”，不能具体地说清楚。这次对“四渡赤水”的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将渡口一个个地走了，就不再只是抽象的地名概念，而有了具体形象。现在再来读“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红军来回穿插于川南、黔北和黔西北，在赤水河沿岸的悬崖峭壁上行军抢渡的生动情景。从而，对这首诗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了更深的领悟。这就是由概念党史进入到形象党史。与此相关，对若干重要史实也更清楚。比如过去讲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损失，一般都说，由８万多人锐减至３万多人。经过考察了解到，红军不是一次性地就减少了５万多，这是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减员的总数。第一次突围减员３７００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９７００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８６００余人。过去的许多书中，包括一些很权威的书都没有讲这三次突围减员的数字。这样，湘江战役的损失实际上是３万多，而不是５万多。像这样澄清史实的事，对研究党史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收获。
１０月２５日上午，石仲泉会见了我和另一位同事。他谈兴极浓，有声有色地向我俩介绍了他走红军长征路的过程和感受。我俩也仿佛跟他一起走进红军万里长征的艰难路程，感受着战争史上最灿烂、最耀眼的一个奇迹。他准备继续写他的《走走党史》。我们祝愿他走长征路的著作早日出版。
我与他多年相交，深知他善于学习，勤于著述。今年读了他在《百年潮》杂志第６期开始连载的新作《走走党史》，方知他有一个计划，要走长征路。他尽管比我小几岁，但毕竟也是“老头”了。“闲居非汝志”，这是他的朋友在他“下岗”时赠与的诗对他的描写。确系如此。他那种不顾年老，不辞辛苦，爬山涉水，劳顿奔波，专题考察红军万里长征史的敬业精神令我赞叹不止。最近他用一个半月时间走完了过去没有走完的长征路，我去访问了他，请他谈谈感受。
他亲切地告诉我：这些年形成了一个观点，即党史工作者有一个由概念党史走向体验党史，进入到形象党史的问题。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走不走，大不一样。这既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党史的内涵，也有助于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包括校正一些史实。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的再版，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首先走长征路呢？他说：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空前的严酷考验。如：在长期危难中有没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没有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在缺吃少穿、长途跋涉、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有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在敌军不断布下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有没有摆脱绝境、转危为安的战略战术？等等。这都是考验。经过长征，党经受了一次磨炼。吃了这样的大苦，耐了这样的大劳，饱尝过这样大的磨难，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改正的？这段历史不仅不能忘，而且要大书特书，弘扬这种长征精神。这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粹”。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走长征路。
他的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我们两人经常切磋学问，探讨问题，见解相同，观点一致。
我说：这些年走长征路的人多了。新闻记者罗开富同志走过，那时每天都发他的采访报道。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走过，出版了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国作家魏巍走过，写了《长征——地球上的红飘带》一书。最近我还听说有两个英国青年也在走长征路。那么，你走长征路有什么特点呢？
石仲泉娓娓道来，向我讲了他考察长征路的特点。他说，前述那些人走长征路的情况，他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法，观察有不同的视角，调研有不同的内容。他走长征路有这样四个特点。一是分段走。今年初以前在领导岗位时，如果是到长征经过的省区开会和调研的话，那么就结合工作顺便到那些地方作长征考察。因为时间有限，那时考察的地方也有限。今年退下来了，时间富裕些，走的地方也就多一些。上半年结合开会，走了属于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下半年从９月上旬到１０月下旬，用了一个半月专赴四川、甘肃、陕西走他过去没有走过的长征路。二是主要以车代步，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徒步。因为我不是单纯地要走那个路，主要是了解考察长征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有影响的重要地方，召开过重要会议的旧址或遗址，走访在当地的当事人、亲历者和知情者等。因此，没有采取单纯走路的方式。三是以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因考察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将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路都统统走一遍，安排时以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为主，尽量兼顾其他两个方面军走过的长征路。四是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考察。相关地方的部分各级党史工作者都参加走了属于他们那个地区的长征路。这样，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在助于弄清一些历史细节，矫正一些史实错误。他还说：尽管年纪大些，（比当年参加长征时的徐特立同志还长７岁），但情况不能类比，条件也好多了。因此，一定要以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来走长征路。他这么一讲，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精神状态，他是要从一个党史学家的角度来走长征路的。
石仲泉向我讲了他走长征路的具体收获。他讲了这样几点：
——亲身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长征之初，错误的军事指挥，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打得很惨，红军损失３万多人。他考察当年的战场遗址，听了解当年战斗情况的同志说：在争夺湘江渡口时，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战斗之酷，惨不忍睹。无法过江的红军后卫部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令人不能忘怀的是，红五军团第３４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军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同志又率部回征湘南，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２９岁。丧心病狂的敌人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吊在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１００多人，最后也被歼灭。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事迹很多，很感人。
——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和伟大。经过湘江战役，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军事。毛泽东指挥作战，完全是以我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为任何其他因素动摇决心。苟坝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专门作了考察。当时，除毛泽东外，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即现在的金沙县城。毛泽东反复陈述理由，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并以不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来努力抗争，结果仍遭反对，还被撤销就职７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但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要说服大家。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达命令。随后，同周恩来一起去找朱德，三位领导人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他们二人。第二天重新开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这样才避免了一次红军可能遭致重创的战斗。石仲泉说，他到苟坝，沿着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路走了一趟。这是一条田埂小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沟沟坎坎，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约有五里地，在白天他走了半个多小时。更不必说在几十年前，这里的条件更差，且是深更半夜，提着马灯，摸着黑路，可能要走一个小时。周恩来住房门前是条很窄的小路，若不小心，就会掉进旁边丈余深的沟坎里。毛泽东走这么远的路，又加上心绪不那么好，其行走之艰难情景可想而知。经过这番体验，石仲泉不胜感慨：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非同常人。他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撤了，以后的一切后果与他无关。他可以安心睡觉，那时就是缺睡眠。但是，中国革命的安危，红军的命运，使他难于苟且偷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还是要摸黑，走那难走的崎岖小路，去找周恩来。如果没有此行，后果难料。石仲泉说：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皑皑雪山，走沼泽草地，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根据地，有了新的落脚点。从此，红军获得新生。
——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红军长征很艰苦，过去都知道，但却是抽象的。走完了长征路，才能感受到，它不是一般的苦，而是苦中之苦。红军在云贵高原和川西南一带走的多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崖底去。大渡河水滚滚激流，当年的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部署重兵堵截，不让红军过河。大渡河两岸山势陡峭，极少渡口。红军一路强渡安顺场，一路飞夺泸定桥。从安顺场至泸定桥有２４０里山路，为了赶在敌军集结之前冲出重围，红军先头部队硬是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２４０里，到达泸定桥，经过激战，卧爬二三百米长的铁索，夺取了泸定县城。县委领导告诉石仲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急行军和攀爬的吉尼斯纪录，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所以毛主席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石仲泉这次走完长征路，感到特别激动的是，他终于上了雪山，过了草地。他说：雪山草地，这是长征路的标志性历程。不走雪山草地，就不算真正走长征路。因此一定要走，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那天，他们十多个人上夹金雪山，车子盘山走了一半路程，雾很大。为了安全起见，陪同的负责同志劝他就走这一截，不再上了。他执意要上山顶，说：现在条件比红军那时好多了，有雾慢点走嘛！在穿过大雾云层后，过了一个钟头，终于上了４２００多米的山顶。尽管雪比过去稀薄一些，但还是白茫茫一大片呀！大家都是第一次上雪山，十分激动。石仲泉带领大家振臂高呼：“红军万岁！”他没有高山反应，这次一股作气爬了三座雪山。接着又过了草地。他兴奋地说：我们走过雪山草地后，每个人都有“尽开颜”的感觉。尽管成天赶路，没有安排歇息一天，很劳累，但这比起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啃树皮、吃草叶，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段经历，才能体会到“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句话的实在内容。
——更全面地了解了红军长征史的具体内涵，矫正了若干重要史实。“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经典之作。其行程大概为整个长征行程的十分之一，是整个长征取得胜利的最具关键性的阶段。但过去只是抽象的认识，而且对于怎么“四渡”，为什么要“四渡”，不能具体地说清楚。这次对“四渡赤水”的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将渡口一个个地走了，就不再只是抽象的地名概念，而有了具体形象。现在再来读“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红军来回穿插于川南、黔北和黔西北，在赤水河沿岸的悬崖峭壁上行军抢渡的生动情景。从而，对这首诗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了更深的领悟。这就是由概念党史进入到形象党史。与此相关，对若干重要史实也更清楚。比如过去讲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损失，一般都说，由８万多人锐减至３万多人。经过考察了解到，红军不是一次性地就减少了５万多，这是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减员的总数。第一次突围减员３７００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９７００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８６００余人。过去的许多书中，包括一些很权威的书都没有讲这三次突围减员的数字。这样，湘江战役的损失实际上是３万多，而不是５万多。像这样澄清史实的事，对研究党史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收获。
１０月２５日上午，石仲泉会见了我和另一位同事。他谈兴极浓，有声有色地向我俩介绍了他走红军长征路的过程和感受。我俩也仿佛跟他一起走进红军万里长征的艰难路程，感受着战争史上最灿烂、最耀眼的一个奇迹。他准备继续写他的《走走党史》。我们祝愿他走长征路的著作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