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比上届多524人。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代表彭述之称：“我党经此次大会后，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关于四大的记载不多，虽在革命的关键时期、紧张时刻，也偶有轻松趣事发生，这从两位四大代表的回忆可以窥见一二。
　　郑超麟代表回忆：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瞿秋白从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分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大会后，何今亮回了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李逸代表回忆：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我。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双脚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一位出色行政人才的魄力。1924年，他于暮春由莫斯科返国后，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准备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天津工作，但天津某些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他有成见，表示反对。中央便改派他去广州。这一来，他反而因祸得福，一则当时广州的革命高潮恰好给他以发抒抱负的机会，奠定他日后成就的基础；二則彼时北方白色恐怖严重，他去了广州，中央改派一位新由莫斯科回来的川人李季达到天津负责。仅仅两年，李就遭直鲁系军阀逮捕杀害。周在天津是五四运动健将之一，许多人都认识他，在秘密工作中很难掩蔽。”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决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职工问题等，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他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
　　“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是维金斯基。某日会议结束时，秘书处报告称维金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会合。我们依时前往，他开口就说他原来准备就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已引起租界方面注意，只好停止进行，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他关照各代表分批外出，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我们外出时并未见路上有何异状，只是突然有许多华人晚间进入苏领馆，自难免引起警探注意。至于维金斯基所说的报告，直到终会也未见在会议中提出。”
　　“最后一项节目是推举第四届中央委员。当时，山东代表尹宽提出异议，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仲甫加以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未坚持。张国焘是中共原始建造人之一，在劳工和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能力极强，缺点也多，所以引起若干人不满。他原为二届三名中委之一，负责中央组织部；到三届大会因一些争端未能蝉联中委。此次大会他未能出席，但有一信写给大会，申述他的一些意见，只记得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有人认为他这封信无异于一种竞选中委的伎俩，结果如愿以偿。”（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