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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傍晚，《渥太华日报》的晚班编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有浓厚俄国口音的年轻人。他自称伊戈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是一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隶属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还称身携能够揭露所谓“潜伏苏联间谍”的机密文件。听完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后，晚班编辑却似乎没什么兴趣，转而建议他应该去找加拿大司法部，而不是来报社求助。实际上，古琴科在来《渥太华日报》前，已经去找过加拿大皇家骑警，但当值的警官却拒绝相信这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当古琴科抵达司法部时依旧吃了闭门羹，因为公务员们已早早下班了。
相较于加拿大方面的“漫不经心”，古琴科为这次叛逃倒是做了精心准备。他花了两周的时间来挑选要提供给加拿大当局的文件，甚至还特意做好标记—把这些文件的角都折弯，因此他在九月五日当天只花了几分钟就能把这多达一百零九份文件以及密码本迅速抽出带走。次日上午，古琴科带着妻子、年幼的儿子以及那些机密文件再次拜访了司法部。时任司法部长路易·圣洛朗（Louis Laurent）起初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变节者”并不表信任，也不打算接纳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位加拿大高官看来，此时世界大战刚刚落幕，苏联仍普遍被视为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盟友，贸然接纳一位来历不明的“叛逃者”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此时西方舆论对苏观感已有逐步恶化的征兆。
著名冷战史权威梅尔文·莱弗勒（MelvynLeffler）在其名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中将“二战”刚结束的这段时间视为“美苏关系再定位”的关键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六年春，大量欧美国家的民众对苏联的态度迅速地从“战争盟友”恶化为“敌人”。根据民意调查，一九四五年三月时高达55%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可以信任苏联，而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这个数字却猛降至35%。相较于民众态度的变化，莱弗勒认为以杜鲁门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其实是走在民意变化之前的。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古琴科事件”则成为一桩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
深感绝望与沮丧的古琴科一家只能暂时回到自己的公寓。半夜，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果然找上了门，在砸门许久未见反应后，便直接撬开了古琴科家公寓的门。而此时的古琴科一家正躲在对门的邻居家中并报了警。不久后，皇家骑警的人马到了场。双方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但苏联人最终既未能带回他们密码员，也未能取回被盗走的机密文件。
虽然圣洛朗第一时间未接纳古琴科，但还是将相关消息通报给了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King）及其幕僚。负责对外事务的加拿大国务秘书诺曼·罗伯逊（NormanRobertson）在得知此事后，直接指示皇家骑警七日一早把古琴科一家带走并对其进行问话。根据事后披露的说法，古琴科所携带的文件向西方国家揭示了在加拿大政府、英国驻渥太华的高级专员公署的内部存在一个向苏联泄露消息的情报网。此外，苏联方面还透过其间谍活动获取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在原子弹研发项目中的机密情报。在古琴科被接走的同一天，苏联大使馆正式通知加拿大政府，称古琴科有盗窃行为，要求将其交给大使馆处置。加拿大政府则否认古琴科在自己手上，只是表示会协助“搜寻”此人。另一方面，罗伯逊代表加拿大政府向恰好在渥太华出差的英国军情六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Menzies）通报了此事。孟席斯马上就意识到事关重大，竭力敦促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给予其保护。
毋庸讳言，任何外交机构本身就肩负搜集驻在国各类信息和舆情的任务。然而，根据古琴科本人及其所携带文件披露的内容，“二战”期间苏联驻加拿大及英美的大使馆则完全是以谍报为主要任务，甚至经营着一个遍布西方主要国家的所谓“间谍网”，渗透之深、范围之广远远超乎西方国家的想象。因为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西方各国转而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并进而视之为“盟友”。由此，苏联终于能够“合法地”在西方国家开设使馆，派遣外交人员，进而以使馆为节点将在西方的“情报网”连成一片。
事发后，英国的情报部门对“古琴科事件”显示出极高的热情与积极性。军情六处、五处在第一时间直接跟古琴科有了接触。最早跟古琴科直接面对面的英国情报人员是来自军情六处的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当时，斯蒂芬森负责军情六处设在纽约市的“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维护大英帝国在美洲地区的安全利益，并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展合作。“古琴科事件”发生后，斯蒂芬森作为西方盟国情报机构的代表被派往了加拿大。在他抵达后不久，军情五处负责监视共产党的特工罗杰·霍利斯（Roger Hollis）也一同参加了与古琴科的会面。
一九四五年十月，罗杰·霍利斯代表英国情报机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方案供选择：一、严格保密，对古琴科披露的间谍网进行监视;二、抓出间谍，驱逐苏联的外交官，简单直接，但苏联方面可能将其当作外交事件来处理;三、故意将消息透露给媒体，让其演变为重大国际新闻后，苏联方面肯定会进行外交抗议，到时候再将古琴科披露的“证据”拿出来，彻底在国际舆论的战场上予以曝光。英国的情报部门皆倾向于第三个方案，还坚持认为“低调处理此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因为“鼹鼠”身居要职，显然不可能不采取行动。但若要侦讯、逮捕乃至起诉这些隐藏的“鼹鼠”，那就不可能不为外界所知晓。最终，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说服了艾德礼，使他最终采纳了情报安全部门的建议。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三年丘吉尔就曾让艾德礼负责处理过战时的情报管理工作。因此他本人对军情五处、六处的工作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继丘吉尔后跟情报部门关系最亲近的英国首相之一。而在“古琴科事件”的處置过程中，英国情报部门几乎都是越过加拿大政府，直接向他们的加拿大同行发号施令。
除了英国自身的国安考虑外，无论是丘吉尔还是艾德礼都是从英美关系乃至西方盟国之间战略格局的角度来考虑“古琴科事件”。在“二战”刚刚落幕之际，相较于迅速调整对苏态度的英国，美国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对苏观感仍一度停留在“战争盟友”的阶段。而更让英国担忧的是当时美国似乎并没有在欧洲长期保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打算。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向斯大林表示美军计划战后两年内从欧洲全部撤走。而意外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在大战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极度缺乏国际外交事务的经验。在欧洲面临苏联直接压力的英国，亟须尽快引导美国重新调整欧洲政策及对苏态度。 正如梅尔文·莱弗勒所描述的那样，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的美国政府在包括“古琴科事件”在内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开始逐步将苏联视为“敌人”。站在美国的立场，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化处理模式，可以将造成国家事务陷入困境的一切责任全部推给莫斯科。而对处理国际问题并无经验的杜鲁门来说，这种处理模式恰好迎合了他的口味。“古琴科事件”发生后，幕后操作的英国人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如何利用“英美特殊关系”的政治想象来影响美国，成了当时英国人心目中最紧要的任务。“古琴科事件”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二战”爆发前，英国的外交与情报部门就有利用美国媒体影响舆论来支持战争的经验。此时则非常希望这桩在加拿大发生的、揭露北美苏联间谍网的情报丑闻能够掩盖英国在安全领域的疏失，同时让美国人转而认识到苏联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将这件令人尴尬的丑闻转变为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警示教育”，进而继续强化战后动荡岁月中的英美关系。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麦肯齐·金在英国方面的“强烈建议”下第一次向杜鲁门详细介绍了“古琴科事件”经过以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不久后，杜鲁门从反间谍部门得知助理国务卿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居然也是所谓“苏联间谍”。这一系列事件，开始让杜鲁门认识到苏联对西方阵营渗透的“严重程度”。十月底，联邦调查局曾考虑依照古琴科所披露的文件资料在美国开展逮捕行动，但由于缺乏可以用于起诉的直接证据，最终不得不推迟。而麦肯齐·金则不愿意单独先采取行动，不愿在“美国人没有采取类似行动的情况下，单独与俄国人发生直接冲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英美多家报纸上又刊登出了联邦调查局调查苏联间谍窃取美国喷气发动机技术的报道。这让金非常警觉，担心英美有可能通过向新闻界“泄密”的方式来倒逼加拿大政府尽快采取强硬措施。事实上，英国人也确实有这个打算。
一九四六年一月，英国方面开始持续向加拿大施压。二月四日，麦肯齐·金终于同意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涉及此案的嫌疑人拘留并审讯。五日，麦肯齐·金向全体阁僚通报了“古琴科事件”。十天后，第一批共有十二人被捕，最终将近有四十人被捕，其中既有美国人，也有加拿大人与英国人;既有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也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同时，美国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Pearson）率先在媒体上披露了此事，而皮尔逊的信源据信便是来自英国。二月十日，杜鲁门在白宫接待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花了几个小时来向杜鲁门说明他即将在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的主要内容，“警告全世界要警惕苏联的意图并呼吁英美进行军事合作”。在莱弗勒看来，丘吉尔的“高论”显然打动了杜鲁门，而“古琴科事件”这类的插曲无疑成为丘吉尔说服美国政府和民众最好的“例证”。在《权力优势》书中也曾引述过某位白宫幕僚日记中的一句描述：在与丘吉尔长谈后，“杜鲁门总统非常希望让美国的政策更加强硬”。二月二十二日，乔治·凯恩从莫斯科发出了那封同样著名的“长电报”，其内容与丘吉尔在白宫的言论遥相呼应。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酝酿已久的丘吉尔终于在美国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说”。除了洋洋洒洒地描述苏联肆无忌惮地拓展势力范围外，丘吉尔特别提到了西方国家内部所隐藏的危险：“在远离俄国边境、遍布世界的很多国家，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已经建立起来，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并彼此协作……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已经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危胁。”回归当时的语境，丘吉尔的这段话其实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不过，即便是在“古琴科事件”被曝光之后，美国以及加拿大舆论界也并非一夜之间就倒向了全面反苏的论调。《纽约时报》还曾在加拿大特别调查委员会第一份临时报告对外公开后，指出：“这个情报网向苏联泄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战争期间各国间军事联络系统获得的。”换言之，泄露情报的机密等级并不高，甚至本就是战时有可能彼此交换的信息。此外，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审讯，也发现大部分“苏联间谍”都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理念的信奉者，且大多认为在战争期间向作为“盟友”的苏联透露情报并算不上是“叛国行为”。一九四六年六月，特别调查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蓝皮书，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正是因为相当多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产生了“错误的同情”。
在丘吉尔以及艾德礼看来，围绕“古琴科事件”调查的重点并不在于泄露情报的重要程度，而是在舆论上强化苏联的敌人形象，制造二元对立的政治氛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转而将苏联视为新的敌人。而古琴科本人甚至一度成为“媒体明星”，戴着头套或面具，频繁接受采访甚至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亲自向西方民主揭露苏联间谍组织的无孔不入与可怕。一九四八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甚至以“古琴科事件”为蓝本，拍摄了电影《铁幕》（TheIronCurtain），使得“古琴科事件”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成为苏联势力威胁西方的“明证”。
首先从冷战历史上来看，“古琴科事件”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几乎彻底抹除了西方民众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对苏联的善意和信任，还有效压制了各国左派的政治活动，也为冷战的开始进行了舆论“暖场”。欧美民众对苏观感迅速恶化，战争期间对苏的声援烟消云散，整体政治倾向极速右转。再从国际关系的层面来说，“不安全感”始终是各类战略、政策的原始驱动力。双方之间的互信基础一旦崩塌，那么就会去无限放大彼此的威胁。在《权力优势》的序言中，莱弗勒就告诫：“（大国）应该仔细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间的恐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调控它们因为感到自身力量增长而骄傲或因衰落而焦虑的心态。”
“凯恩电报”“铁幕演说”在本质上否定了苏联政策有任何合法性，转而将苏联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忧虑和不安全感“描绘成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而“古琴科事件”，则成为这一系列认知的最佳“注脚”。上述这一系列事件在事实上动摇、瓦解了西方阵营内在“二战”期间累积的对苏善意和信任感，进而将之视为“错误的同情”。随之而来的“麦卡锡主义”不过是这条“延长线”上的必然产物而已。 一九四六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时隔十年再一次赢得国会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警惕所谓“苏联间谍”的政治氛围。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的最大攻击之一便是其未能有效处理苏联势力在美国国内的渗透问题。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候随之发生了骤变，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内部仍然隐藏有所谓“共党分子”。而一九四七年春天艾德礼也在英国成立了“反颠覆活动委员会”，并亲自组织英国与各英联邦国家开展所谓“反间谍合作”。
相较于西方阵营的风云变色，莫斯科当时的对外政策却显得更稳定。撇开其对内政策，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更近乎机会主义，“重视意识形态但又非常讲究实际”。莱弗勒就很坦率地指出：“无论是斯大林发表的讲话还是他采取的行动都没有像一些美国政府的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威胁性。”他认为跟美国建立谅解或者缓和关系，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矛盾。若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斯大林长久以来对外政策的固有模式。由于苏联创建之初就面临着外界的各类直接威胁，因此斯大林在外交领域所追求的是重视“安全感”，却常以向外扩张等咄咄逼人的形式来实现。不过，在强势态度与意识形态对抗的背后，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始终是斯大林外交决策的底色。例如他既可以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求苏联远东地区的暂时平静而放弃中东铁路，也可以在一九三七年后大力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他既可以在三十年代與西方国家探讨“集体安全的可能性”，也可以转而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即便是在冷战拉开序幕后，无论是在“柏林危机”，还是在“伊朗危机”中，斯大林看似剑拔弩张的行为背后都显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谨慎心理。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莱弗勒对“冷战发生学”的描述，或能理解其对冷战起源多元化解释的意义所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利奥特·罗斯福曾与斯大林有过一次会谈。其间，埃利奥特曾提出过两个问题：一、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与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任何一方都不会试图干涉对方的内部政治事务;二、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是否意味着美国人民对“罗斯福主义”的背弃。斯大林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很干脆。首先，他认为双方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是完全可行的”;其次，他批评现在的杜鲁门政府“浪费了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道德和政治遗产，因此才会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胜”。
在会谈的最后，斯大林对于急转直下的美苏关系留下了那么一句感慨：“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为何而战。因此我不认为美国政府内某些人大谈我们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会有什么可怕的。但我也认为一场新战争的威胁也是不现实的。”
相较于加拿大方面的“漫不经心”，古琴科为这次叛逃倒是做了精心准备。他花了两周的时间来挑选要提供给加拿大当局的文件，甚至还特意做好标记—把这些文件的角都折弯，因此他在九月五日当天只花了几分钟就能把这多达一百零九份文件以及密码本迅速抽出带走。次日上午，古琴科带着妻子、年幼的儿子以及那些机密文件再次拜访了司法部。时任司法部长路易·圣洛朗（Louis Laurent）起初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变节者”并不表信任，也不打算接纳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位加拿大高官看来，此时世界大战刚刚落幕，苏联仍普遍被视为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盟友，贸然接纳一位来历不明的“叛逃者”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此时西方舆论对苏观感已有逐步恶化的征兆。
著名冷战史权威梅尔文·莱弗勒（MelvynLeffler）在其名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中将“二战”刚结束的这段时间视为“美苏关系再定位”的关键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六年春，大量欧美国家的民众对苏联的态度迅速地从“战争盟友”恶化为“敌人”。根据民意调查，一九四五年三月时高达55%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可以信任苏联，而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这个数字却猛降至35%。相较于民众态度的变化，莱弗勒认为以杜鲁门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其实是走在民意变化之前的。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古琴科事件”则成为一桩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
深感绝望与沮丧的古琴科一家只能暂时回到自己的公寓。半夜，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果然找上了门，在砸门许久未见反应后，便直接撬开了古琴科家公寓的门。而此时的古琴科一家正躲在对门的邻居家中并报了警。不久后，皇家骑警的人马到了场。双方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但苏联人最终既未能带回他们密码员，也未能取回被盗走的机密文件。
虽然圣洛朗第一时间未接纳古琴科，但还是将相关消息通报给了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King）及其幕僚。负责对外事务的加拿大国务秘书诺曼·罗伯逊（NormanRobertson）在得知此事后，直接指示皇家骑警七日一早把古琴科一家带走并对其进行问话。根据事后披露的说法，古琴科所携带的文件向西方国家揭示了在加拿大政府、英国驻渥太华的高级专员公署的内部存在一个向苏联泄露消息的情报网。此外，苏联方面还透过其间谍活动获取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在原子弹研发项目中的机密情报。在古琴科被接走的同一天，苏联大使馆正式通知加拿大政府，称古琴科有盗窃行为，要求将其交给大使馆处置。加拿大政府则否认古琴科在自己手上，只是表示会协助“搜寻”此人。另一方面，罗伯逊代表加拿大政府向恰好在渥太华出差的英国军情六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Menzies）通报了此事。孟席斯马上就意识到事关重大，竭力敦促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给予其保护。
毋庸讳言，任何外交机构本身就肩负搜集驻在国各类信息和舆情的任务。然而，根据古琴科本人及其所携带文件披露的内容，“二战”期间苏联驻加拿大及英美的大使馆则完全是以谍报为主要任务，甚至经营着一个遍布西方主要国家的所谓“间谍网”，渗透之深、范围之广远远超乎西方国家的想象。因为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西方各国转而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并进而视之为“盟友”。由此，苏联终于能够“合法地”在西方国家开设使馆，派遣外交人员，进而以使馆为节点将在西方的“情报网”连成一片。
事发后，英国的情报部门对“古琴科事件”显示出极高的热情与积极性。军情六处、五处在第一时间直接跟古琴科有了接触。最早跟古琴科直接面对面的英国情报人员是来自军情六处的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当时，斯蒂芬森负责军情六处设在纽约市的“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维护大英帝国在美洲地区的安全利益，并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展合作。“古琴科事件”发生后，斯蒂芬森作为西方盟国情报机构的代表被派往了加拿大。在他抵达后不久，军情五处负责监视共产党的特工罗杰·霍利斯（Roger Hollis）也一同参加了与古琴科的会面。
一九四五年十月，罗杰·霍利斯代表英国情报机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方案供选择：一、严格保密，对古琴科披露的间谍网进行监视;二、抓出间谍，驱逐苏联的外交官，简单直接，但苏联方面可能将其当作外交事件来处理;三、故意将消息透露给媒体，让其演变为重大国际新闻后，苏联方面肯定会进行外交抗议，到时候再将古琴科披露的“证据”拿出来，彻底在国际舆论的战场上予以曝光。英国的情报部门皆倾向于第三个方案，还坚持认为“低调处理此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因为“鼹鼠”身居要职，显然不可能不采取行动。但若要侦讯、逮捕乃至起诉这些隐藏的“鼹鼠”，那就不可能不为外界所知晓。最终，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说服了艾德礼，使他最终采纳了情报安全部门的建议。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三年丘吉尔就曾让艾德礼负责处理过战时的情报管理工作。因此他本人对军情五处、六处的工作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继丘吉尔后跟情报部门关系最亲近的英国首相之一。而在“古琴科事件”的處置过程中，英国情报部门几乎都是越过加拿大政府，直接向他们的加拿大同行发号施令。
除了英国自身的国安考虑外，无论是丘吉尔还是艾德礼都是从英美关系乃至西方盟国之间战略格局的角度来考虑“古琴科事件”。在“二战”刚刚落幕之际，相较于迅速调整对苏态度的英国，美国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对苏观感仍一度停留在“战争盟友”的阶段。而更让英国担忧的是当时美国似乎并没有在欧洲长期保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打算。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向斯大林表示美军计划战后两年内从欧洲全部撤走。而意外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在大战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极度缺乏国际外交事务的经验。在欧洲面临苏联直接压力的英国，亟须尽快引导美国重新调整欧洲政策及对苏态度。 正如梅尔文·莱弗勒所描述的那样，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的美国政府在包括“古琴科事件”在内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开始逐步将苏联视为“敌人”。站在美国的立场，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化处理模式，可以将造成国家事务陷入困境的一切责任全部推给莫斯科。而对处理国际问题并无经验的杜鲁门来说，这种处理模式恰好迎合了他的口味。“古琴科事件”发生后，幕后操作的英国人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如何利用“英美特殊关系”的政治想象来影响美国，成了当时英国人心目中最紧要的任务。“古琴科事件”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二战”爆发前，英国的外交与情报部门就有利用美国媒体影响舆论来支持战争的经验。此时则非常希望这桩在加拿大发生的、揭露北美苏联间谍网的情报丑闻能够掩盖英国在安全领域的疏失，同时让美国人转而认识到苏联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将这件令人尴尬的丑闻转变为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警示教育”，进而继续强化战后动荡岁月中的英美关系。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麦肯齐·金在英国方面的“强烈建议”下第一次向杜鲁门详细介绍了“古琴科事件”经过以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不久后，杜鲁门从反间谍部门得知助理国务卿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居然也是所谓“苏联间谍”。这一系列事件，开始让杜鲁门认识到苏联对西方阵营渗透的“严重程度”。十月底，联邦调查局曾考虑依照古琴科所披露的文件资料在美国开展逮捕行动，但由于缺乏可以用于起诉的直接证据，最终不得不推迟。而麦肯齐·金则不愿意单独先采取行动，不愿在“美国人没有采取类似行动的情况下，单独与俄国人发生直接冲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英美多家报纸上又刊登出了联邦调查局调查苏联间谍窃取美国喷气发动机技术的报道。这让金非常警觉，担心英美有可能通过向新闻界“泄密”的方式来倒逼加拿大政府尽快采取强硬措施。事实上，英国人也确实有这个打算。
一九四六年一月，英国方面开始持续向加拿大施压。二月四日，麦肯齐·金终于同意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涉及此案的嫌疑人拘留并审讯。五日，麦肯齐·金向全体阁僚通报了“古琴科事件”。十天后，第一批共有十二人被捕，最终将近有四十人被捕，其中既有美国人，也有加拿大人与英国人;既有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也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同时，美国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Pearson）率先在媒体上披露了此事，而皮尔逊的信源据信便是来自英国。二月十日，杜鲁门在白宫接待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花了几个小时来向杜鲁门说明他即将在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的主要内容，“警告全世界要警惕苏联的意图并呼吁英美进行军事合作”。在莱弗勒看来，丘吉尔的“高论”显然打动了杜鲁门，而“古琴科事件”这类的插曲无疑成为丘吉尔说服美国政府和民众最好的“例证”。在《权力优势》书中也曾引述过某位白宫幕僚日记中的一句描述：在与丘吉尔长谈后，“杜鲁门总统非常希望让美国的政策更加强硬”。二月二十二日，乔治·凯恩从莫斯科发出了那封同样著名的“长电报”，其内容与丘吉尔在白宫的言论遥相呼应。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酝酿已久的丘吉尔终于在美国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说”。除了洋洋洒洒地描述苏联肆无忌惮地拓展势力范围外，丘吉尔特别提到了西方国家内部所隐藏的危险：“在远离俄国边境、遍布世界的很多国家，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已经建立起来，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并彼此协作……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已经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危胁。”回归当时的语境，丘吉尔的这段话其实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不过，即便是在“古琴科事件”被曝光之后，美国以及加拿大舆论界也并非一夜之间就倒向了全面反苏的论调。《纽约时报》还曾在加拿大特别调查委员会第一份临时报告对外公开后，指出：“这个情报网向苏联泄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战争期间各国间军事联络系统获得的。”换言之，泄露情报的机密等级并不高，甚至本就是战时有可能彼此交换的信息。此外，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审讯，也发现大部分“苏联间谍”都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理念的信奉者，且大多认为在战争期间向作为“盟友”的苏联透露情报并算不上是“叛国行为”。一九四六年六月，特别调查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蓝皮书，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正是因为相当多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产生了“错误的同情”。
在丘吉尔以及艾德礼看来，围绕“古琴科事件”调查的重点并不在于泄露情报的重要程度，而是在舆论上强化苏联的敌人形象，制造二元对立的政治氛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转而将苏联视为新的敌人。而古琴科本人甚至一度成为“媒体明星”，戴着头套或面具，频繁接受采访甚至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亲自向西方民主揭露苏联间谍组织的无孔不入与可怕。一九四八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甚至以“古琴科事件”为蓝本，拍摄了电影《铁幕》（TheIronCurtain），使得“古琴科事件”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成为苏联势力威胁西方的“明证”。
首先从冷战历史上来看，“古琴科事件”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几乎彻底抹除了西方民众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对苏联的善意和信任，还有效压制了各国左派的政治活动，也为冷战的开始进行了舆论“暖场”。欧美民众对苏观感迅速恶化，战争期间对苏的声援烟消云散，整体政治倾向极速右转。再从国际关系的层面来说，“不安全感”始终是各类战略、政策的原始驱动力。双方之间的互信基础一旦崩塌，那么就会去无限放大彼此的威胁。在《权力优势》的序言中，莱弗勒就告诫：“（大国）应该仔细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间的恐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调控它们因为感到自身力量增长而骄傲或因衰落而焦虑的心态。”
“凯恩电报”“铁幕演说”在本质上否定了苏联政策有任何合法性，转而将苏联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忧虑和不安全感“描绘成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而“古琴科事件”，则成为这一系列认知的最佳“注脚”。上述这一系列事件在事实上动摇、瓦解了西方阵营内在“二战”期间累积的对苏善意和信任感，进而将之视为“错误的同情”。随之而来的“麦卡锡主义”不过是这条“延长线”上的必然产物而已。 一九四六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时隔十年再一次赢得国会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警惕所谓“苏联间谍”的政治氛围。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的最大攻击之一便是其未能有效处理苏联势力在美国国内的渗透问题。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候随之发生了骤变，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内部仍然隐藏有所谓“共党分子”。而一九四七年春天艾德礼也在英国成立了“反颠覆活动委员会”，并亲自组织英国与各英联邦国家开展所谓“反间谍合作”。
相较于西方阵营的风云变色，莫斯科当时的对外政策却显得更稳定。撇开其对内政策，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更近乎机会主义，“重视意识形态但又非常讲究实际”。莱弗勒就很坦率地指出：“无论是斯大林发表的讲话还是他采取的行动都没有像一些美国政府的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威胁性。”他认为跟美国建立谅解或者缓和关系，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矛盾。若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斯大林长久以来对外政策的固有模式。由于苏联创建之初就面临着外界的各类直接威胁，因此斯大林在外交领域所追求的是重视“安全感”，却常以向外扩张等咄咄逼人的形式来实现。不过，在强势态度与意识形态对抗的背后，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始终是斯大林外交决策的底色。例如他既可以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求苏联远东地区的暂时平静而放弃中东铁路，也可以在一九三七年后大力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他既可以在三十年代與西方国家探讨“集体安全的可能性”，也可以转而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即便是在冷战拉开序幕后，无论是在“柏林危机”，还是在“伊朗危机”中，斯大林看似剑拔弩张的行为背后都显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谨慎心理。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莱弗勒对“冷战发生学”的描述，或能理解其对冷战起源多元化解释的意义所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利奥特·罗斯福曾与斯大林有过一次会谈。其间，埃利奥特曾提出过两个问题：一、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与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任何一方都不会试图干涉对方的内部政治事务;二、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是否意味着美国人民对“罗斯福主义”的背弃。斯大林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很干脆。首先，他认为双方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是完全可行的”;其次，他批评现在的杜鲁门政府“浪费了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道德和政治遗产，因此才会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胜”。
在会谈的最后，斯大林对于急转直下的美苏关系留下了那么一句感慨：“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为何而战。因此我不认为美国政府内某些人大谈我们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会有什么可怕的。但我也认为一场新战争的威胁也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