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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斌峰的前期作品中，我们明显感受出作者醉心于对先锋技巧的尝试与实验。也许作者已经意识到纯粹的技巧演练并不能倾情表达其对世界的看法，故在新作《玻璃店》中，其开始尝试运用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手法，试图为读者展示一个介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彼岸世界。
《玻璃店》采用典型的“福克纳”式结构，试图以第一人称多重视角并置的叙述方式来还原一桩人命案的真相。关于“并置”，此乃古今中外创作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写作手法。如中国古代最早的《天净沙·秋思》就是典型的意象并置，而在20世纪下半页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全球的强势渗透，空间并置已然成为小说创作中常见的一种写作手法。在中国，尤其进入新时期以来，从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尝试使用叙述者并置以来，中国诸多作家采用串联式、并联式、串联并联式等空间并置形式，实行叙述者并置、人物并置、故事并置、情节并置、意象并置等内容，多角度践行着空间并置的文体观，进而使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一批文体佳构，最典型如李洱的《花腔》、贾平凹的《病相报告》、莫言的《檀香刑》、罗伟章的《不必惊讶》等。当然，众作家选用并置手法不仅缘于此种叙述方式的经济与灵活，更多青睐于作品形式的构建与作者写作意图的巧妙融合。以此来评判《玻璃店》，其在并置的形式构建中是否透过表象，融合形式，妥帖地表达出起初的写作意图？我们不妨回到文本中去寻找答案。
“玻璃店”乃故事发生的中心地，故事围绕发生在玻璃店的一桩人命案而展开叙述。按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一女子死在玻璃店，死因不明，与之相关的玻璃店老板和员工莫名潜逃，警察介入侦查，故事随着案情的进展而推进。若作如此处理，作品则变成一个老套的侦查故事，文学的品质也随之大打折扣。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用意不在于揭示女子的死因真相，真正举意是从故事中突围，在形式的构建中表达其对生活、人性的感悟和洞察。作品采用并联式空间并置结构，按照现实生活逻辑，分别安排玻璃店马老板、玻璃店员工春子、玻璃店对面洗头房红姐、街坊领居阿婆、玻璃店隔壁修摩托师傅以及公安等六个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内视角，以独白或对谈的方式向读者展示各自隐秘的内心世界，而这些或絮絮叨叨、或神神叨叨、或油滑无忌的倾诉正是小说的精神内核所在。如马老板，虽然身体残缺，但他的精神世界宁静而充实，外界的纷扰喧嚣也扰乱不了他的内心。如此心境中，“镜子都是柔软的，即使出现裂缝也会慢慢弥合，它们会给每个人一个完整的夜晚”。正因灵魂充实，坚硬的镜子让他倍感温柔，而自春子像躁动的小兽一样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隐隐处于一种莫名的慌乱之中，他的安静的灵魂受到了现实的冲击，只能在寓意着古老传统文明与历史的“铜镜”中获得些许安慰与宁静，但庸俗艳丽的女客户的出现更让他惊慌，尽管他没有杀人，一种本能的恐惧使他选择了逃离。很显然，女客户的死与马老板无关，而春子在饱受苦难生活的折磨之后，内心深处依然善良，但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是在一点点撕裂他年少柔软的心，世俗的社会还是在一步步教会他冷漠与漫不关心。与马老板喜欢“铜镜”相对应的则是，他喜欢意喻着暴力与现代文明的“玻璃”，面对无聊失意的女客户的纠缠，他只能琢磨着如何施以暴力制服，但善良的他只是挥动了一下手中的玻璃碎片而已，其实在他挥动“凶器”之前，女人已死。可他不知真相，只能畏“罪”潜逃。而作为曾经的风尘女子红姐，她对死者的人生经历了如指掌，对死者自杀的原因也了然于心。作为和死者有过相同人生经历的她深深体会到死者曾经的迷茫与当下的怅惘。但与死者不同的是，她选择了以平淡的方式活着，而死者选择了以极端的方式解脱。这三位叙述者对于故事的发生、发展乃至真相的揭示具有线索意义和叙事功能。
至此，案情似乎已真相大白，故事的核心情节似乎也已交代完毕，所谓的人命案件也只是一种虚妄的存在，不过通过这虚妄的镜像，我们读出了底层人生活的辛酸与不易，体味出他们无处逃遁的困窘与挣扎。但从作者的结构设置来看，其更深的意图似乎寄寓在后三位叙述者身上。接下来，作者让年迈的阿婆看见马老板逃进“铜镜”，让修摩托师傅与公安进行了一场充满喜剧感的对话，让公安对侦查行为本身进行一番解构，这种安排意图何在？嘲讽公安的无能、无聊与荒诞？“铜镜”意象的再一次突显寓意着“人性本善”的缺失与找寻？这不禁令人质疑：这些就是小说的全部精神內核吗？我们常说，文学无高低之分，文体也无优劣之别，但若文体的形式构建与作品的表达意图得以巧妙融合，那我们不得不说此“文体”乃妥帖的文体。以此观照《玻璃店》，这部作品除了延续前期常用的“银城”地名以及“玻璃”意象，在整体表达上并没有彰显出他意欲打造的文学版图的地域色彩。作品已摒弃了迷宫式叙述，话语表达也不再晦涩难懂，从形式构建到内容表达，都不再是一部与“先锋”技巧有任何关联的文本。作者大胆地选择了一个庸常的故事素材，意欲通过非传统的文体设置，在现实与历史中寻找生活迷宫的出口，但从实际艺术效果来看，六个叙述者的人生言说稍显单薄与含混，形式的构建与作者的意义探寻存在一定的断裂，庸常的故事依然难以支撑富有深度的理性反思。
当然，对于一个具有明确写作目标和强烈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而言，存在不足正是其前进的空间所在，《玻璃店》是朱斌峰不多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也是其写作的起点之一，我们坚信在今后的写作中，他会以独特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文学观、文体观，逐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妥帖地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责任编辑 李国彬
《玻璃店》采用典型的“福克纳”式结构，试图以第一人称多重视角并置的叙述方式来还原一桩人命案的真相。关于“并置”，此乃古今中外创作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写作手法。如中国古代最早的《天净沙·秋思》就是典型的意象并置，而在20世纪下半页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全球的强势渗透，空间并置已然成为小说创作中常见的一种写作手法。在中国，尤其进入新时期以来，从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尝试使用叙述者并置以来，中国诸多作家采用串联式、并联式、串联并联式等空间并置形式，实行叙述者并置、人物并置、故事并置、情节并置、意象并置等内容，多角度践行着空间并置的文体观，进而使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一批文体佳构，最典型如李洱的《花腔》、贾平凹的《病相报告》、莫言的《檀香刑》、罗伟章的《不必惊讶》等。当然，众作家选用并置手法不仅缘于此种叙述方式的经济与灵活，更多青睐于作品形式的构建与作者写作意图的巧妙融合。以此来评判《玻璃店》，其在并置的形式构建中是否透过表象，融合形式，妥帖地表达出起初的写作意图？我们不妨回到文本中去寻找答案。
“玻璃店”乃故事发生的中心地，故事围绕发生在玻璃店的一桩人命案而展开叙述。按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一女子死在玻璃店，死因不明，与之相关的玻璃店老板和员工莫名潜逃，警察介入侦查，故事随着案情的进展而推进。若作如此处理，作品则变成一个老套的侦查故事，文学的品质也随之大打折扣。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用意不在于揭示女子的死因真相，真正举意是从故事中突围，在形式的构建中表达其对生活、人性的感悟和洞察。作品采用并联式空间并置结构，按照现实生活逻辑，分别安排玻璃店马老板、玻璃店员工春子、玻璃店对面洗头房红姐、街坊领居阿婆、玻璃店隔壁修摩托师傅以及公安等六个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内视角，以独白或对谈的方式向读者展示各自隐秘的内心世界，而这些或絮絮叨叨、或神神叨叨、或油滑无忌的倾诉正是小说的精神内核所在。如马老板，虽然身体残缺，但他的精神世界宁静而充实，外界的纷扰喧嚣也扰乱不了他的内心。如此心境中，“镜子都是柔软的，即使出现裂缝也会慢慢弥合，它们会给每个人一个完整的夜晚”。正因灵魂充实，坚硬的镜子让他倍感温柔，而自春子像躁动的小兽一样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隐隐处于一种莫名的慌乱之中，他的安静的灵魂受到了现实的冲击，只能在寓意着古老传统文明与历史的“铜镜”中获得些许安慰与宁静，但庸俗艳丽的女客户的出现更让他惊慌，尽管他没有杀人，一种本能的恐惧使他选择了逃离。很显然，女客户的死与马老板无关，而春子在饱受苦难生活的折磨之后，内心深处依然善良，但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是在一点点撕裂他年少柔软的心，世俗的社会还是在一步步教会他冷漠与漫不关心。与马老板喜欢“铜镜”相对应的则是，他喜欢意喻着暴力与现代文明的“玻璃”，面对无聊失意的女客户的纠缠，他只能琢磨着如何施以暴力制服，但善良的他只是挥动了一下手中的玻璃碎片而已，其实在他挥动“凶器”之前，女人已死。可他不知真相，只能畏“罪”潜逃。而作为曾经的风尘女子红姐，她对死者的人生经历了如指掌，对死者自杀的原因也了然于心。作为和死者有过相同人生经历的她深深体会到死者曾经的迷茫与当下的怅惘。但与死者不同的是，她选择了以平淡的方式活着，而死者选择了以极端的方式解脱。这三位叙述者对于故事的发生、发展乃至真相的揭示具有线索意义和叙事功能。
至此，案情似乎已真相大白，故事的核心情节似乎也已交代完毕，所谓的人命案件也只是一种虚妄的存在，不过通过这虚妄的镜像，我们读出了底层人生活的辛酸与不易，体味出他们无处逃遁的困窘与挣扎。但从作者的结构设置来看，其更深的意图似乎寄寓在后三位叙述者身上。接下来，作者让年迈的阿婆看见马老板逃进“铜镜”，让修摩托师傅与公安进行了一场充满喜剧感的对话，让公安对侦查行为本身进行一番解构，这种安排意图何在？嘲讽公安的无能、无聊与荒诞？“铜镜”意象的再一次突显寓意着“人性本善”的缺失与找寻？这不禁令人质疑：这些就是小说的全部精神內核吗？我们常说，文学无高低之分，文体也无优劣之别，但若文体的形式构建与作品的表达意图得以巧妙融合，那我们不得不说此“文体”乃妥帖的文体。以此观照《玻璃店》，这部作品除了延续前期常用的“银城”地名以及“玻璃”意象，在整体表达上并没有彰显出他意欲打造的文学版图的地域色彩。作品已摒弃了迷宫式叙述，话语表达也不再晦涩难懂，从形式构建到内容表达，都不再是一部与“先锋”技巧有任何关联的文本。作者大胆地选择了一个庸常的故事素材，意欲通过非传统的文体设置，在现实与历史中寻找生活迷宫的出口，但从实际艺术效果来看，六个叙述者的人生言说稍显单薄与含混，形式的构建与作者的意义探寻存在一定的断裂，庸常的故事依然难以支撑富有深度的理性反思。
当然，对于一个具有明确写作目标和强烈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而言，存在不足正是其前进的空间所在，《玻璃店》是朱斌峰不多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也是其写作的起点之一，我们坚信在今后的写作中，他会以独特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文学观、文体观，逐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妥帖地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