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峰确实是具有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常常显出求新求变的写作姿态。短篇小说《玻璃店》是围绕银城老街玻璃店的流血事件展开的故事，以服装店老板苏莲的意外死亡為叙述中心，并采用倒叙回忆的叙事方式引导读者去探寻这次死亡事件的隐秘，以此层层拨开“迷雾”中的生存景象。从小说叙事来看，这篇小说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故事，但每一部分的叙述者却又并非同一人，而是包括玻璃店的马老板、十八岁的玻璃店员工春子、昙花洗头房的红姐、年迈且孤独的阿婆、修摩托的师傅、负责侦破案件的公安等。尽管小说中所有人都是从各自视角或叙述需求在说话，但他们的叙述核心始终围绕着苏莲的死亡，让自由倾诉的各方声音来聚焦故事。
　　事实上，苏莲之死并不是有多难破解的谜案，春子毫不遮掩地承认：“那个姓苏的女人是我杀的。”显然，朱斌峰并没有将叙述重点放在“谁是凶手”或者“如何做案”等情节设置上，而是通过不断转换的叙述角色来传递多重声音。马老板、阿婆等叙述者在所知的范围内透露已知或隐藏的信息，使得小说的叙事逻辑在“迷雾”中被反复阻隔，从而营造出了扑朔迷离的悬疑气氛。更为关键的是，叙述不仅是《玻璃店》中每个叙述者的言说方式，而且也成为了任何人得以确证自我的存在方式。每个叙述者始终处于自我与他者之中，既要叙述自己的生存故事，又要以当事人的身份言说，且随着角色转换成为其他叙述者的叙述对象。如此一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并达到一种给读者身临其境的叙事效果。
　　从“故事套故事”的叙述结构出发，朱斌峰并无意去演绎案件的荒诞离奇，而是一如既往地将情感与精神的坐标定位于江边小城“银城”，观察这个小城老街的每个人及其生存境遇。其实，苏莲之死恰恰撕开了审视银城老街生活的裂隙，以此能散点式透视在此求生存的底层人物群像。从人物身份来说，表面傲慢刁钻的苏莲当过玩具厂的操作工、做过凯撒夜总会的领班，先后跟过玩具厂老板、开奔驰的工头和小官员等，后来当起了服装店的老板。无疑，苏莲在本质上属于老街的底层，但为抹去过往的身份，她却装作不认识原本相当熟悉的开洗头房的红姐。对于红姐来说，从当操作工到夜总会工作，从纺织厂女工、商场导购员、回到舞厅再到开了家洗头房，她始终在城镇边缘亦是社会底层地带游走。而修摩托的师傅和祖父、父亲都曾经是老街背靠的大型国营矿山的工人，三代人未曾改变过靠山吃山的底层身份。然而，待到矿山被挖空了，这位修车师傅从劳模成为了下岗工人，接着在大老板的建筑工地搬过铁管、在私人小铜矿埋过炸药、在钢铁厂做过炉前工，甚至因贩卖用工业酒精兑水的假酒而坐了三年牢。不无讽刺的是，他因祸得福地学会了修摩托，出狱后终于“圆梦”开了家摩托修配店。即将十八岁的春子从乡下来到小城找不着工，游荡在老街靠着做零散活来生存，有一顿没一顿混口饭，最后到了马老板的玻璃店，总算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每月还能拿点钞票寄给乡下的父母。即便是开了玻璃店看似体面的马老板在春子的撺掇下不停增加经营品种，从镜子到玻璃，从有机玻璃到钢化玻璃，很快把镜子店变成了玻璃店。当然，这个没有老婆也没有不良嗜好胆小的腿瘸老好人也只不过是在银城老街上讨生活而已。不难发现，朱斌峰透过撕开的裂隙进一步将笔触深入到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与身份转移等现实问题，不仅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底层群体的情感世界与生存状态，而且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当代浮世绘。
　　这种用散点透视对社会或时代书写的确是朱斌峰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质，如此则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容量，同时也很好地切中了时代脉动。不过，《玻璃店》更多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小说并未给底层的苦难穿上快感式血腥与暴力的时尚外衣，而是在历史与当下、想象与真实、群像与个体之间以拨开“迷雾”的姿态和勇气揭示出了生存的困境、被压抑的人性与阶层的凝固。在公安的视野中，他见到的是骑着电动车晃悠从玻璃店前游过去、在银城制药厂上班的下岗矿工，洗头房的生意萧条、身影落寞的洗头妹，铜矿退休工人却聚精会神在街边垃圾桶翻来翻去的拾荒老头，悲悯的观照之中尽显苍凉的审美意蕴。更为紧要的是，恰如修摩托的师傅历经磨砺后明白的那样：“其实我就是一颗钉子、一块铜锭，只能被生活轧铸成别人想要的零件儿。”洗头房的红姐则说得更加直白：“有些事情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可以见到，马克思曾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玻璃店》中转换成了“一切坚固的东西更加坚固了”的底层现实。
　　出于有意抑或是无意，《玻璃店》中反复出现了“铜镜”的意象。这面铜镜是玻璃店马老板家祖传的，“那面铜镜长着绿绿的铜锈，背面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或许那就是我未曾见过面的祖父的脸。”母亲却痛恨那面铜镜，因为“老家的乡下有个荒诞不经的说法，说人不能常照镜子，否则魂魄就会被镜子收去，变傻变疯”，她欣慰的是“幸好她的儿子没有失魂落魄。”孤单的阿婆却认为这面铜镜能照出每个人的前世今生，道出避灾求福的事，能给老街人指点迷津，她期盼借铜镜将被魔障附了身的儿子找回家。显然，这面代代相传、既收魂又能招魂的铜镜有着浓郁的隐喻色彩，一方面，朱斌峰用“铜镜”映照着银城老街人身处卑微和庸常之中的凡俗人生，以及底层生活中沉淀于心底的人性光亮与灰色。另一方面，他又在小说中缠绕着过往的记忆与现实的回望，这样的“铜镜”不仅仅有着以古镜观当下的意味，而且更是以“镜”观照每个投射其中的自我，表征着沉默的底层者如何直面生活的苦难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