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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不是‘蹲下来和孩子说话’，是要极清浅而极深刻，是要在深和浅的两个方向同时掘进，是真正掘进了而又仍是一个审美整体，是‘不以浅害意’。它同时又是你的真正真诚的身心投入，那里要有你的真生命”
刘绪源戴金属框眼鏡，笑起来很斯文。作家黑鹤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刘绪源的情景：刘走过来，仔细询问小说《驯鹿牛仔裤》中的细节，轻声细语，十分诚恳。黑鹤开始还不知那人是谁，对他的印象是“高大、清瘦，温和、平静，身上有一种大型食草动物般顺应天性的悲悯与温良”。
熟悉后，也许你会发现他是天真童稚之人。作家毛芦芦回忆，2016年，刘绪源和家人到浙江参加一场新书发布会，休憩时随着她到万田看桃花。桃花山下，他们遇到大群白鹭，刘绪源激动得差点跳出车去：“哇，这么大的鸟儿呢！大鸟！大鸟！”
在做学问上，刘绪源则像老式文人。
刘绪源激赏那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自己亦治学广博，古今中外凡感兴趣的，皆肆意汲取和书写。在作家赵丽宏眼里，刘绪源是一个“真正的书生”，对作品赞叹批评的背后都是深刻品读。作家赵霞系统评论过刘绪源的学术研究。她认为，刘绪源的治学个性也有着灵性的文人气度，在崇尚分工的当今尤为珍贵，“那不是把文学或文化用模子切碎了，分其一角而治之，却是勉力‘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
其实他只完整读过小学，上了两年初中，“文革”就开始了；然后做电焊工，此后转行、著书全靠自学。
他对文学的热乎劲倒来得挺早。2001年，为倪墨炎的《鲁迅与许广平》一书做序时，刘绪源写发生在1960年代末某一天的故事：“那时我已能读懂《彷徨》并能成段地背诵《祝福》和《伤逝》了，但周围实在没有能交流此方面心得者，忽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人手持一本旧杂志，上面有论子君和涓生的文章，在一刹那，我直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真想动用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当然，后来什么也没发生，那位潜在的知音很快下车，消失在上海嘈杂的人群中，只是刘绪源记下了这强烈的空落和眼馋。
1970年代中期，刘绪源去复旦大学读过一年哲学。他大量阅读，每天要在复旦的文科阅览室坐五六个小时。
2010、2011年，刘绪源与李泽厚做过两次对谈（对谈内容后来收录于《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两本书中），内容涉及哲学和美学。一次谈话间隙，李泽厚问起刘的读书路径，他有意答：“对哲学，我其实是受过一点专门训练的。‘文革’时，我在复旦读过一年哲学……”李泽厚边笑边摇头，“你肯定不是靠这个。你想想，那么多正规哲学系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有几个真正读进去的？”
后来，刘绪源没有随大流读夜校，而是持续自主学习。“我舍不得时间，我坚信我的自学已经超越了那些课程所涵盖的阶段，宁可没有以后的晋升和更高的职称，也要按自己的计划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未来的人生。”他说。
他涉猎广泛，在一篇篇文字里，形成了颇具深度和系统的研究。199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解读周作人》，在丰富的文献细读基础上，对照周氏兄弟的作品、散文观、性格，阐释周作人其文其思，在学界有了影响。
从前周作人做《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讲演，不谈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钱锺书撰文提及此事，周的回答是，他谈的散文要“能当饭吃”，而非“瓜子”之流的漂亮小品。刘绪源也不喜八股式的书话体——风雅漂亮，不费心思，好看而令人无所获；如周的《知堂书话》，方为“真正有话要说才精练写出的篇什”。故此，刘绪源的行文中有周的“简单味”，有“趣味的展现与个性的自由发挥”，但无摆架子的学究气。
多年来，刘绪源产出颇丰，对作品要求严格。三年前《我之所思》出版时，他写道：“我知道这几年也曾写过几篇较为圆熟的小品，但到了编集子时，因篇幅有限，还是将它们刊落了。因为我更想让读者看到那些浸透思想的文字。”
同年，刘绪源的另一部作品《前辈们的秘密》出版。他选取了周作人、俞平伯、张中行、施蛰存、李泽厚、王元化、钱锺书、张爱玲、黎澍、辛丰年、黄裳等不同流派、政见的文人，记叙、回忆、思考，认定这些“专家之上的文人”是贯通、激活中国漫长文化积淀之辈。从上述研究对象，也可窥得他心仪的为文面貌和学术心性。
童话作家新美南吉有篇名作，叫《去年的树》，讲的是一只小鸟和大树成了好朋友，冬天时相约第二年再见。到了春天，树被砍了，小鸟追到山谷，又发现树被切了细条，做成火柴；它飞到农村，最后一根火柴已经被划掉，点了煤油灯。故事最后，小鸟对着灯，唱起去年约定的歌。
这篇短小的童话没有任何道德规训，讲的只是永不可逆的离去，是人生无可回避的处境和情感。刘绪源很多次提起这篇小说，认为它代表儿童文学该有的深度：“不是‘蹲下来和孩子说话’，是要极清浅而极深刻，是要在深和浅的两个方向同时掘进，是真正掘进了而又仍是一个审美整体，是‘不以浅害意’。它同时又是你的真正真诚的身心投入，那里要有你的真生命。”
刘绪源从小爱读儿童文学，1980年代初，他在新创的《儿童文学选刊》上读到理论家周晓的评论，大受启发，很是钦佩；又见周晓关于《弓》与《祭蛇》的评论受到批评，“不由有一点不平之气”，写了篇短文《从别林斯基的话说开去》，文章很快在《儿童文学选刊》上发表，引起了些轰动。很多年后，周晓告诉刘绪源，这篇稿子让他颇有种“似从天外飞来”的感觉。
从此，几家儿童文学刊物频频向刘绪源约稿，除了成熟作家，他还评论了陈丹燕、秦文君、班马、周锐等当时的年轻写作者，在儿童文学中“越陷越深”。
1988年，他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对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的“教育儿童的文学”观提出商榷，并首次明确提出“儿童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审美”。此后多年，他持续论证和阐述这一观点。
书生文人
刘绪源戴金属框眼鏡，笑起来很斯文。作家黑鹤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刘绪源的情景：刘走过来，仔细询问小说《驯鹿牛仔裤》中的细节，轻声细语，十分诚恳。黑鹤开始还不知那人是谁，对他的印象是“高大、清瘦，温和、平静，身上有一种大型食草动物般顺应天性的悲悯与温良”。
熟悉后，也许你会发现他是天真童稚之人。作家毛芦芦回忆，2016年，刘绪源和家人到浙江参加一场新书发布会，休憩时随着她到万田看桃花。桃花山下，他们遇到大群白鹭，刘绪源激动得差点跳出车去：“哇，这么大的鸟儿呢！大鸟！大鸟！”
在做学问上，刘绪源则像老式文人。
刘绪源激赏那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自己亦治学广博，古今中外凡感兴趣的，皆肆意汲取和书写。在作家赵丽宏眼里，刘绪源是一个“真正的书生”，对作品赞叹批评的背后都是深刻品读。作家赵霞系统评论过刘绪源的学术研究。她认为，刘绪源的治学个性也有着灵性的文人气度，在崇尚分工的当今尤为珍贵，“那不是把文学或文化用模子切碎了，分其一角而治之，却是勉力‘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
其实他只完整读过小学，上了两年初中，“文革”就开始了；然后做电焊工，此后转行、著书全靠自学。
他对文学的热乎劲倒来得挺早。2001年，为倪墨炎的《鲁迅与许广平》一书做序时，刘绪源写发生在1960年代末某一天的故事：“那时我已能读懂《彷徨》并能成段地背诵《祝福》和《伤逝》了，但周围实在没有能交流此方面心得者，忽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人手持一本旧杂志，上面有论子君和涓生的文章，在一刹那，我直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真想动用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当然，后来什么也没发生，那位潜在的知音很快下车，消失在上海嘈杂的人群中，只是刘绪源记下了这强烈的空落和眼馋。
1970年代中期，刘绪源去复旦大学读过一年哲学。他大量阅读，每天要在复旦的文科阅览室坐五六个小时。
2010、2011年，刘绪源与李泽厚做过两次对谈（对谈内容后来收录于《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两本书中），内容涉及哲学和美学。一次谈话间隙，李泽厚问起刘的读书路径，他有意答：“对哲学，我其实是受过一点专门训练的。‘文革’时，我在复旦读过一年哲学……”李泽厚边笑边摇头，“你肯定不是靠这个。你想想，那么多正规哲学系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有几个真正读进去的？”
后来，刘绪源没有随大流读夜校，而是持续自主学习。“我舍不得时间，我坚信我的自学已经超越了那些课程所涵盖的阶段，宁可没有以后的晋升和更高的职称，也要按自己的计划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未来的人生。”他说。
他涉猎广泛，在一篇篇文字里，形成了颇具深度和系统的研究。199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解读周作人》，在丰富的文献细读基础上，对照周氏兄弟的作品、散文观、性格，阐释周作人其文其思，在学界有了影响。
从前周作人做《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讲演，不谈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钱锺书撰文提及此事，周的回答是，他谈的散文要“能当饭吃”，而非“瓜子”之流的漂亮小品。刘绪源也不喜八股式的书话体——风雅漂亮，不费心思，好看而令人无所获；如周的《知堂书话》，方为“真正有话要说才精练写出的篇什”。故此，刘绪源的行文中有周的“简单味”，有“趣味的展现与个性的自由发挥”，但无摆架子的学究气。
多年来，刘绪源产出颇丰，对作品要求严格。三年前《我之所思》出版时，他写道：“我知道这几年也曾写过几篇较为圆熟的小品，但到了编集子时，因篇幅有限，还是将它们刊落了。因为我更想让读者看到那些浸透思想的文字。”
同年，刘绪源的另一部作品《前辈们的秘密》出版。他选取了周作人、俞平伯、张中行、施蛰存、李泽厚、王元化、钱锺书、张爱玲、黎澍、辛丰年、黄裳等不同流派、政见的文人，记叙、回忆、思考，认定这些“专家之上的文人”是贯通、激活中国漫长文化积淀之辈。从上述研究对象，也可窥得他心仪的为文面貌和学术心性。
不以浅害意
童话作家新美南吉有篇名作，叫《去年的树》，讲的是一只小鸟和大树成了好朋友，冬天时相约第二年再见。到了春天，树被砍了，小鸟追到山谷，又发现树被切了细条，做成火柴；它飞到农村，最后一根火柴已经被划掉，点了煤油灯。故事最后，小鸟对着灯，唱起去年约定的歌。
这篇短小的童话没有任何道德规训，讲的只是永不可逆的离去，是人生无可回避的处境和情感。刘绪源很多次提起这篇小说，认为它代表儿童文学该有的深度：“不是‘蹲下来和孩子说话’，是要极清浅而极深刻，是要在深和浅的两个方向同时掘进，是真正掘进了而又仍是一个审美整体，是‘不以浅害意’。它同时又是你的真正真诚的身心投入，那里要有你的真生命。”
刘绪源从小爱读儿童文学，1980年代初，他在新创的《儿童文学选刊》上读到理论家周晓的评论，大受启发，很是钦佩；又见周晓关于《弓》与《祭蛇》的评论受到批评，“不由有一点不平之气”，写了篇短文《从别林斯基的话说开去》，文章很快在《儿童文学选刊》上发表，引起了些轰动。很多年后，周晓告诉刘绪源，这篇稿子让他颇有种“似从天外飞来”的感觉。
从此，几家儿童文学刊物频频向刘绪源约稿，除了成熟作家，他还评论了陈丹燕、秦文君、班马、周锐等当时的年轻写作者，在儿童文学中“越陷越深”。
1988年，他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对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的“教育儿童的文学”观提出商榷，并首次明确提出“儿童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审美”。此后多年，他持续论证和阐述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