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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人间世》第二季在东方卫视首播，豆瓣评分高达9.5。
两年，9个摄制组，50个工作人员，200多个拍摄对象，216T拍摄素材，片比达到600小时。《人间世》是一部表现生命中爱与痛的纪录片，没有彩排，没有剧本，每一个故事都是现场蹲守出来的，它的分量超过了所有真人秀节目。
一个人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就是社会问题的一次集中且具体的呈现。《人间世》第二季将镜头聚焦在一个患者、一个家庭上面，探讨患者和家庭对生命的思考。精神病患者、尘肺病人、临终关怀、器官捐献、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议题，均出现在片中。很大程度上，《人间世》一直在做某种推进工作：接纳真相，达成共识;同时，它大胆切开一个豁口，让人近距离去观看生与死的较量，感知生命无常又珍贵的真相。
被卷入一场“生命的表达”
“我跟你讲，你先把手举起来，再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恭喜你，给自己放了一个烟花，一次还可以放两个哟。”这是源于13岁的骨癌患者杜可萌对“烟花”的一个可爱比喻。《人间世》第二季第一集便由此命名。
《烟花》的主角，是一群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恶性骨肿瘤（骨肉瘤）患者。骨肿瘤多发在孩子身上，得病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三。杜可萌说，自己曾经算过这个概率，这相当于你连续抛22次硬币都是正面。
在这一集中，一闪而过的肥硕骨节，成排的带血纱布，孩子们痛苦的脸都成为观众心中挥之不去的影像记忆。对于《人间世》团队来说，这些画面也是他们心中的伤痛，长达一年半的跟踪拍摄，让他们的生命与拍摄对象的生命有了交融。
“我们不甘于做一个摄像头一样的记录者，”《人间世》第二季总导演秦博说。尽管言之凿凿，但确实很矛盾，一方面他警惕情感泛滥，另一方面他又体验到了情绪和代入感所带来的好处，即观众对拍摄主题的感同身受。
《人间世》团队在“恰当的表达”这件事上折腾了许久。
“所谓‘恰当’是一个浮动的标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不回避创作者本身的、当下的感受。纪录片拍摄的画面很难被创作者左右，所以在创作空间上肯定不如写作那么大。我们究竟如何准确地把在场的感受传达出去，让它尽可能饱满？这是个难题。”
结果，第一集《烟花》就因为表现手法“不够恰当”而备受争议，很多人对孩子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假发、广告大片般角色扮演的镜头以及小女孩的方言配音表示“吃不消”，他们认为情感痕迹浓重，有违纪录片的拍摄准则。
秦博对这个场景也有犹豫，和团队反复讨论之后，他还是决定不克制。“当时正值新年，医院和孩子准备一起举办活动。孩子们满怀希望地提出想要cosplay，和导演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特别兴奋。我们答应孩子们做完活动之后给他们用最好的机器和灯光师拍一次，就有了这个影像。”
“拍完之后问孩子们想不想看看，他们说不看，要等节目播出后再看。这种情况下真的很难克制自己的感情。”这种“难以克制的感情”来自长期的陪伴。
第二季中，摄制组和拍摄对象的生活“相当于做了置换”，秦博介绍道：“一共9组人马，一个小组5个人，这5个人就定点扎在一个医院，一扎就是一年半，和拍摄对象一起走完这一年多的路。”
“在非常时刻来临时，拍摄者的情感就游走在伦理的边界了。一旦有重大情况，病人给家人打电话的同时也会给我们打，让我们过去，甚至有的同事报账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花圈。”这一场漫长的拍摄，并不是提前预设好，更像是慢慢被卷入进去。“这当然会影响客观性，”秦博承认，“有时候确实存在伦理的泥潭。当然，最不引起争议的拍摄方法就是当旁观者，当一只墙上的苍蝇，但很难过自己的关。”
故事发生在痛感背后
现世浮躁，人们反而喜欢舔舐自己的焦虑，在被某些自媒体炮制出来的假人假事中，集体不安、集体颓丧、集体虚无，仿佛服下了致幻剂。反而《人间世》这样，让你开眼看人性、看世间的清醒药，却成为稀缺。
很大程度上，《人间世》一直在做某种推进工作：接纳真相，达成共识，最好能往前走一小步。这并不简单。第二季伊始，观众们“不敢看”的呼声已经铺天盖地，甚至遮盖了对剧情本身的探讨。可人们到底在怕什么？
也许是怕看到希望被浇灭的那一刻。
《人间世》里记录的每一个人，都想好好活着：罹患骨癌晚期的男孩儿安仔，在最后时刻，他哀求医生再想想办法，他还有好些事情没来得及做;才34岁、活泼开朗的女博士，尽管她得了最恶性的乳腺癌，每治疗一次恶化一次，但她不愿放弃，因为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而在绝望之中，她总是笑着安慰旁人，更安慰自己;倔强执拗的年轻妈妈，赌上一条命怀孕，她说“都说我想不开，有些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体会不到那种感受”。
相较于第一季，《人间世》第二季对死亡的探讨大幅增加：得了骨肉瘤去世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伴重度肺动脉高压、产后撒手人寰的90后孕妇，得了尘肺病换肺成功却没熬过感染关的父亲，等等。
“这一季的悲情更为直接。有句话叫‘教会我们死亡的人，也教会我们如何活着’，人需要点痛感，那些博人一笑的短视频铺天盖地，固然很好，但人生在世总归有一些提醒我们的东西。”总制片人周全认为中国人急需一场理性的生死问答，“只有在生死面前，很多问题才会锐化，才有机会去思考”。在他看来，中国人缺乏正确的疾病观和生死观。“中国文化中和医疗有关的词汇，多是再造华佗、扁鹊再世、妙手回春这样的，但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失败。”
现实中，人们对真相的逃避似乎已经率先达成社会共识。总导演、制片人范士广发现生活中处处是残酷的真相，但总要学会与真相共处。因为即便是残酷的真相，也不是始终残酷。
范士广极力反对纪录片拍摄中的审美化和仪式感：“这是一种虚假。一个人上午检查出了绝症，悲痛过后，接下来要干什么？吃中午饭啊。人一輩子能碰见几个重大时刻？真正的作家，功力都体现在讲述日常的琐碎上，这里面才有伟大的东西。” 做完《人间世》，范士广觉得自己成了和尚，什么事都想通了。可他马上就发现，一旦脱离当下的语境，过不了几年，自己就又活回一个俗人了。“人是善于遗忘的动物，前两天还在说伟大、说人生的意义，过两天就忘光了，然后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涨工资，开始为生活中的琐事郁郁寡欢，总不能免俗。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喜欢把片子、人物审美化、悲情化、戏剧化，因为这不是真实的。”
生死问答与“资源困境”
《人间世》里的医院，是人间生死劫的聚集地，大悲大喜。
“第二季开始，视角从单个医疗事件、医患关系中抽离，把医院放在了整个社会背景之下。你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周全在谈到第二季和第一季的区别时说。儿科医生、癌症、精神病患者、生育、尘肺病人、临终关怀、器官捐献、资源分配不均等种种社会议题，都出现在《人间世》第二季的镜头中，视线从医院出去、回来再出去，绕了一大圈。
事实上，一个人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就是社会问题的一次集中且具体的呈现。
这些问题尖锐而平常，几乎每位观众都能或多或少产生共鸣。这其中，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成为核心矛盾，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国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分布明显不均衡。截至2017年11月，全国三级医院为2311家，占比仅为7.63%，但诊疗人次却高达15.24亿，占比49.72%。这意味着8%的优质医院承担了50%的诊疗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就诊质量下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接诊时间只有5—8分钟甚至更短。
周全表示，医学能解决的只有20%的问题，剩下的80%要靠整个社会共同解决。“有时一台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是医生技术的问题，还牵扯到诸多方面，比如用血、床位、药，说到底就是资源。”
以ICU为例，其整体技术力量是一所医院抢救能力、科研力量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研究表明，美国ICU床位数已占医院总床位数的15%，相当于每10万人拥有20张ICU床位，居于全球前列;而中国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不足2%，每10万人仅拥有3.9张ICU床位。
《人间世》第二季最后一集《暴风雪》的故事，就发生在ICU。每一天，这里都像在打仗。
片中76岁的范祖祥在四年前，因为腹部大手术和脑梗，住进了ICU。经过治疗，病情出现过好转，已经开始进行康复治疗了。但两年前，因为再次脑梗，让老范很难再走出ICU了。不过他并不是植物人，有时还可以简单交流。
医学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境。生命终止的节点，往往不是自然过程的中止，而是技术支持的中断。老范苦苦撑了4年，依然毫无起色。“我从来不敢问他，我从来没有。我朋友也问我，他说你有没有问过你爸，想不想不要这样治疗下去了。”范祖祥的女儿范瑾说，自己并不想问，“最起码能给他最好的治疗，我心里也能够稍微安慰一点吧。”
但现实情况要复杂的多，国际医学界的共识是，作为稀缺医疗资源的ICU，其救治对象必须是受益于加强治疗并能获得治愈可能的危重病人，而诸如晚期肿瘤、临终状态、脑死亡等并不是ICU的“最适宜”救治对象。
因为伦理和情感因素“占用”ICU病床的事情并不罕见。“一部分病情无法好转或持续恶化的病人继续留在ICU，某种程度上是变相的资源浪费。”秦博说道。
当人们认真观看了《人间世》，也许会发现上述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并非在渲染疾病的痛苦和生死的无常，它更是为了鼓勵那些在绝境里依然勇敢求生、乐观面对、无畏奉献的人。
两年，9个摄制组，50个工作人员，200多个拍摄对象，216T拍摄素材，片比达到600小时。《人间世》是一部表现生命中爱与痛的纪录片，没有彩排，没有剧本，每一个故事都是现场蹲守出来的，它的分量超过了所有真人秀节目。
一个人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就是社会问题的一次集中且具体的呈现。《人间世》第二季将镜头聚焦在一个患者、一个家庭上面，探讨患者和家庭对生命的思考。精神病患者、尘肺病人、临终关怀、器官捐献、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议题，均出现在片中。很大程度上，《人间世》一直在做某种推进工作：接纳真相，达成共识;同时，它大胆切开一个豁口，让人近距离去观看生与死的较量，感知生命无常又珍贵的真相。
被卷入一场“生命的表达”
“我跟你讲，你先把手举起来，再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恭喜你，给自己放了一个烟花，一次还可以放两个哟。”这是源于13岁的骨癌患者杜可萌对“烟花”的一个可爱比喻。《人间世》第二季第一集便由此命名。
《烟花》的主角，是一群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恶性骨肿瘤（骨肉瘤）患者。骨肿瘤多发在孩子身上，得病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三。杜可萌说，自己曾经算过这个概率，这相当于你连续抛22次硬币都是正面。
在这一集中，一闪而过的肥硕骨节，成排的带血纱布，孩子们痛苦的脸都成为观众心中挥之不去的影像记忆。对于《人间世》团队来说，这些画面也是他们心中的伤痛，长达一年半的跟踪拍摄，让他们的生命与拍摄对象的生命有了交融。
“我们不甘于做一个摄像头一样的记录者，”《人间世》第二季总导演秦博说。尽管言之凿凿，但确实很矛盾，一方面他警惕情感泛滥，另一方面他又体验到了情绪和代入感所带来的好处，即观众对拍摄主题的感同身受。
《人间世》团队在“恰当的表达”这件事上折腾了许久。
“所谓‘恰当’是一个浮动的标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不回避创作者本身的、当下的感受。纪录片拍摄的画面很难被创作者左右，所以在创作空间上肯定不如写作那么大。我们究竟如何准确地把在场的感受传达出去，让它尽可能饱满？这是个难题。”
结果，第一集《烟花》就因为表现手法“不够恰当”而备受争议，很多人对孩子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假发、广告大片般角色扮演的镜头以及小女孩的方言配音表示“吃不消”，他们认为情感痕迹浓重，有违纪录片的拍摄准则。
秦博对这个场景也有犹豫，和团队反复讨论之后，他还是决定不克制。“当时正值新年，医院和孩子准备一起举办活动。孩子们满怀希望地提出想要cosplay，和导演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特别兴奋。我们答应孩子们做完活动之后给他们用最好的机器和灯光师拍一次，就有了这个影像。”
“拍完之后问孩子们想不想看看，他们说不看，要等节目播出后再看。这种情况下真的很难克制自己的感情。”这种“难以克制的感情”来自长期的陪伴。
第二季中，摄制组和拍摄对象的生活“相当于做了置换”，秦博介绍道：“一共9组人马，一个小组5个人，这5个人就定点扎在一个医院，一扎就是一年半，和拍摄对象一起走完这一年多的路。”
“在非常时刻来临时，拍摄者的情感就游走在伦理的边界了。一旦有重大情况，病人给家人打电话的同时也会给我们打，让我们过去，甚至有的同事报账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花圈。”这一场漫长的拍摄，并不是提前预设好，更像是慢慢被卷入进去。“这当然会影响客观性，”秦博承认，“有时候确实存在伦理的泥潭。当然，最不引起争议的拍摄方法就是当旁观者，当一只墙上的苍蝇，但很难过自己的关。”
故事发生在痛感背后
现世浮躁，人们反而喜欢舔舐自己的焦虑，在被某些自媒体炮制出来的假人假事中，集体不安、集体颓丧、集体虚无，仿佛服下了致幻剂。反而《人间世》这样，让你开眼看人性、看世间的清醒药，却成为稀缺。
很大程度上，《人间世》一直在做某种推进工作：接纳真相，达成共识，最好能往前走一小步。这并不简单。第二季伊始，观众们“不敢看”的呼声已经铺天盖地，甚至遮盖了对剧情本身的探讨。可人们到底在怕什么？
也许是怕看到希望被浇灭的那一刻。
《人间世》里记录的每一个人，都想好好活着：罹患骨癌晚期的男孩儿安仔，在最后时刻，他哀求医生再想想办法，他还有好些事情没来得及做;才34岁、活泼开朗的女博士，尽管她得了最恶性的乳腺癌，每治疗一次恶化一次，但她不愿放弃，因为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而在绝望之中，她总是笑着安慰旁人，更安慰自己;倔强执拗的年轻妈妈，赌上一条命怀孕，她说“都说我想不开，有些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体会不到那种感受”。
相较于第一季，《人间世》第二季对死亡的探讨大幅增加：得了骨肉瘤去世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伴重度肺动脉高压、产后撒手人寰的90后孕妇，得了尘肺病换肺成功却没熬过感染关的父亲，等等。
“这一季的悲情更为直接。有句话叫‘教会我们死亡的人，也教会我们如何活着’，人需要点痛感，那些博人一笑的短视频铺天盖地，固然很好，但人生在世总归有一些提醒我们的东西。”总制片人周全认为中国人急需一场理性的生死问答，“只有在生死面前，很多问题才会锐化，才有机会去思考”。在他看来，中国人缺乏正确的疾病观和生死观。“中国文化中和医疗有关的词汇，多是再造华佗、扁鹊再世、妙手回春这样的，但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失败。”
现实中，人们对真相的逃避似乎已经率先达成社会共识。总导演、制片人范士广发现生活中处处是残酷的真相，但总要学会与真相共处。因为即便是残酷的真相，也不是始终残酷。
范士广极力反对纪录片拍摄中的审美化和仪式感：“这是一种虚假。一个人上午检查出了绝症，悲痛过后，接下来要干什么？吃中午饭啊。人一輩子能碰见几个重大时刻？真正的作家，功力都体现在讲述日常的琐碎上，这里面才有伟大的东西。” 做完《人间世》，范士广觉得自己成了和尚，什么事都想通了。可他马上就发现，一旦脱离当下的语境，过不了几年，自己就又活回一个俗人了。“人是善于遗忘的动物，前两天还在说伟大、说人生的意义，过两天就忘光了，然后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涨工资，开始为生活中的琐事郁郁寡欢，总不能免俗。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喜欢把片子、人物审美化、悲情化、戏剧化，因为这不是真实的。”
生死问答与“资源困境”
《人间世》里的医院，是人间生死劫的聚集地，大悲大喜。
“第二季开始，视角从单个医疗事件、医患关系中抽离，把医院放在了整个社会背景之下。你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周全在谈到第二季和第一季的区别时说。儿科医生、癌症、精神病患者、生育、尘肺病人、临终关怀、器官捐献、资源分配不均等种种社会议题，都出现在《人间世》第二季的镜头中，视线从医院出去、回来再出去，绕了一大圈。
事实上，一个人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就是社会问题的一次集中且具体的呈现。
这些问题尖锐而平常，几乎每位观众都能或多或少产生共鸣。这其中，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成为核心矛盾，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国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分布明显不均衡。截至2017年11月，全国三级医院为2311家，占比仅为7.63%，但诊疗人次却高达15.24亿，占比49.72%。这意味着8%的优质医院承担了50%的诊疗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就诊质量下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接诊时间只有5—8分钟甚至更短。
周全表示，医学能解决的只有20%的问题，剩下的80%要靠整个社会共同解决。“有时一台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是医生技术的问题，还牵扯到诸多方面，比如用血、床位、药，说到底就是资源。”
以ICU为例，其整体技术力量是一所医院抢救能力、科研力量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研究表明，美国ICU床位数已占医院总床位数的15%，相当于每10万人拥有20张ICU床位，居于全球前列;而中国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不足2%，每10万人仅拥有3.9张ICU床位。
《人间世》第二季最后一集《暴风雪》的故事，就发生在ICU。每一天，这里都像在打仗。
片中76岁的范祖祥在四年前，因为腹部大手术和脑梗，住进了ICU。经过治疗，病情出现过好转，已经开始进行康复治疗了。但两年前，因为再次脑梗，让老范很难再走出ICU了。不过他并不是植物人，有时还可以简单交流。
医学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境。生命终止的节点，往往不是自然过程的中止，而是技术支持的中断。老范苦苦撑了4年，依然毫无起色。“我从来不敢问他，我从来没有。我朋友也问我，他说你有没有问过你爸，想不想不要这样治疗下去了。”范祖祥的女儿范瑾说，自己并不想问，“最起码能给他最好的治疗，我心里也能够稍微安慰一点吧。”
但现实情况要复杂的多，国际医学界的共识是，作为稀缺医疗资源的ICU，其救治对象必须是受益于加强治疗并能获得治愈可能的危重病人，而诸如晚期肿瘤、临终状态、脑死亡等并不是ICU的“最适宜”救治对象。
因为伦理和情感因素“占用”ICU病床的事情并不罕见。“一部分病情无法好转或持续恶化的病人继续留在ICU，某种程度上是变相的资源浪费。”秦博说道。
当人们认真观看了《人间世》，也许会发现上述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并非在渲染疾病的痛苦和生死的无常，它更是为了鼓勵那些在绝境里依然勇敢求生、乐观面对、无畏奉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