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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信力是集中体现政府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社会度量标准，它是评价和鉴定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稳定是社会和谐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直接关系着地区的稳定与民族的团结，乃至整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公信力；政府；民族地区；公信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82-04
一、基本内涵
公信力是一种普遍的外在社会信任体系，它是指社会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与分配时所表现出的以公平、正义、效率、责任为基本特征的信任力[1]。同时，它也是对公共权威的抽象化的真实表达，是政治伦理的基本范畴之一。
地方政府作为与民众交互最直接、最频繁的代表，其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也最大。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是地方政府在维持一定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等方面所获得的社会拥护程度的直接体现，它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和信任程度。而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与提升，是实现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道德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因此，政府对公信力及其建设的关注程度也成为了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二、马边县、北川县、色达县政府公信力现状及存在问题
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较多的省份，本文所述之马边县为彝族自治县、北川县为羌族自治县、色达县系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三县均为四川省所管辖内少数民族聚居地，隶属不同的市州，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背景，且三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在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政治合法性不高
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及其产生结果的公正、公平、合理的程度为主要表现的。在制定政治制度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要以切实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出发点，而笔者所述调查点地方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缺乏有效性、稳定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其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决策的轻负责，使政策的执行与连贯性大幅降低，而让公众无所适从。这种状况的存在与本文论及三县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相对于公众而言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以政绩作为决策时的优先考虑因素，而忽略了对当地实际情况的全面考察，使政策的执行缺乏规范，缺乏稳定的预期效果，最终致使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民族地区不能有效、切实地落实，而损坏到政府的公信力建设。
（二）政府权威性较低
政府的权威性主要以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集中体现。而地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低，由于轻承诺、轻责任等不良行政行为的频发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腐败成风、缺乏诚信，而最终影响到了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世俗权力的管理者，执掌和协调着各种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而其权力的最终依托则是源自于人民，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所执掌和运用的权力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均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但权力的无限化，加之监督不力，却为权力的寻租制造了制度上的漏洞。在本文所述色达、马边与北川三县，除以上现象外，由于当地传统氏族文化的存在，也使得氏族长官具有一定的较局限的权威性，而氏族权威与政府权威产生冲突时，势必也会影响到政府权威的存在，进而影响到公众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
（三）行政行为不规范
这主要表现为政府依法行政和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的程度较低。由于受三县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所决定，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和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这会从根基上影响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但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此类问题的解决，会使公信力的建设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三、马边县、北川县、色达县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以上三县政府公信力问题存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笔者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府内部构架等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认为具体原因如下：
（一）政府自身与传统文化因素
我国在传统宗法制与君权制相结合的高度集权体制下积淀了厚重的官文化传统，官文化即是行政文化。而传统官文化极力倡导和推行的“治民”、“愚民”理念，使权力集中并催生出了“官本位”的官僚文化，并诞育出了以“官至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统官文化。如此，一种唯官为大、以权自居的负面思想便成为了政治崇拜与服从权威的显著特征，这也就成为了当代中国政府诚信缺失的主要病根之一。而政府内部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使得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不合理，权力行使不规范，长期缺少行政立法和程序正义，滋生并助长了政府失信问题的产生，没有形成良好的民主参与机制与信任机制，也是公信力建设的阻力所在。另外，马边、北川、色达三县传统的氏族文化中也对氏族最高权力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性，这也是该三县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
（二）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因素
作为重要的外部主体，人民大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力。人民大众是政府权力的直接授予者，同时作为直接的受益人，也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服务向度。因此，社会公众必然要成为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评判因素和政府最直接化的服务对象。然而，“千里做官只为财”，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受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与部门利益，其行为目的常常具有明显利益趋向性；另外，政府部门的自利性行为，也可能引导出行政人员的利己性行为的产生。有关资料显示[2]，政府官员的个人预期利益函数表述为：以经济利益为偏好的其政治地位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而以政治利益为偏好的其地位则呈相对下降趋势。这就充分说明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部门的自利性使得行政人员的利己性趋势增大，而可能损害到公众利益的实现，进而产生出政府失灵或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潜在危机。而笔者所调查的三个民族聚居地所属社会经济与外部自然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劣势。以色达县为例，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较差，因而当地经济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地地方政府要以一定的自利性为目的来进行公共政策的执行。但在这一过程中，却不能保证行政人员不会产生出利己性行为。这一重要潜在因素也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树立和建设。 （三）公务人员及行政素养因素
公务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直接责任者，如其自身存在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因此，政府形象的塑造和公信力的建设，就需要依靠每一位公务员的信用和品德。由于笔者所调查三地，均属经济欠发达地区，辖区内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而自身文化素养与学习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劣势，较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这也是导致笔者调查之三县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而从行政素质来分析，由于公务员自身素养上的缺患而最终产生的如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等不良行政行为，也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没有处理好公共权力与其所承担的职业关系的具象化表现，并最终影响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机关，政府的存在及运行往往伴随着多种责任，而公务人员作为政府职责的主要承担者，其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责任和义务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职尽责地履行公共职责是由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职业要求。因此，良好的职业形象与合理的行政行为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因素。
四、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途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现代政府向服务政府与责任政府的转变成为了发展的必然。民族地区政府要以公众参与等多种方式着力于切实地实现大众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努力建成一套能把公众利益作为价值导向的政府工作与回应流程。围绕如何将政府的服务性体现和落实为主旨，并依此作为制度设计和免除政府自利性的行为导向，进而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等价值导向的诉求。同时，民族地区政府还要本着对中央负责、对群众负责的忠诚态度，埋头于工作，履行其本职，带领各族群众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如是，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才得以实现。具体途径如下：
（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民族地区制度建设与完善
规范行政行为首先要做到依法行政与政务公开。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是衡量和评判政府具不具备公信力的一个基本准则。地方政府及各级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要带头维护法律的尊严，确保宪法所具有的权威性，必须要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则，要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并始终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使命。同时加大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指导力度，使之规范化、合法化，以促进行政执法水平切实提高是公信力建设的有效路径[3]。而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也使政府与公众有了沟通的前提和信任的可能。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政府如果想取信于公众，取悦于民，最省事、最少耗费的途径就是开放政府信息，开放公众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4]”因此，政务公开可以说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前提。
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行政问责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就是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首要任务。对公务员工作绩效进行量化考核，确立和施行以规范行政行为为目的的工作标准，借以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各级公共管理部门能切实地履行其职责，确保公共权力的执行与应用公开、公平、公正，将政府行政的效率和时间信誉规范化和具体化是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手段；而人民对于政府违法行政、违规用权或过失服务带来的恶果有权追究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责任，同时政府也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权责相适宜。最后，民族地区地域广阔，相较而言自然环境恶劣、各类自然灾害频发，而目前所处社会转型时期，人为性的社会危机也较易发生。因而，抓住危机作为塑造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机遇对民族地区政府来说是转危为安的必要途径。以北川县为例，在5·12汶川地震中，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带领官兵及时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全国人民诚挚地关心和真切地支持也使灾区群众的热情高涨，促使灾民能够积极投入到抗灾与自救行动中来，这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政府形象。因此，在规范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同时，加强民族地区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途径。
（二）建立诚信机制，加强民族地区公务员队伍建设
诚信是立国之本，去信则国无以立。我国的政治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诚信这一重要命题。孔子在论语中有“去兵、去食，唯一不能去的就是诚信”一说；英国近代哲学家休漠认为信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三大规律之一，他指出“承诺的兑现”这一重要的信用原则，可见诚信之重要。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是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者，更要建立和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5]。”因此，要完善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公务员的诚信意识教育。相较而言，民族自治地区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普遍低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达地区，要采取重点培训、全面考核等积极措施，加强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养成与诚信教育。
其次，政府及各级部门公务员是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参与者和实施者，公务员的言行举止对整个社会及公民有着非常明显和普遍的导向作用，其行为时刻都塑造着政府的形象。政府对公众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公务人员的言行举止得以实现的，并以此来培养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行为的认同感，这也正是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纽带[6]。因此，要积极地对公务员行政品德进行深度化的培养，把“经济人”以自利性为基本特征的价值取向用制度的抑制作用转变为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行政人”特征，并使其升华为公务员的内生性自觉行为，以此作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力量。
最后，要着力建立与完善廉政法律体系，从源头上惩处并磨灭腐败行为。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务员是权力的直接执掌者，这使得公务员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并催生出贪腐问题。由此，在民族地区公务员队伍中，建立有效的自律也是政府树立清廉、高效和亲民的良好形象，加强公信力建设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三）培育公民社会，切实推进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外部环境和社会公众是对政府公信力作出基本评判的主要责任者。那么，为了能对政府及其行为做出合理、客观的评价，公众自身就必须要具备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但笔者对所述三县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很多居民对地方政府及政务信息的关注程度很低甚至从不关注。就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政治而言，周平教授指出：一是社会的政治化程度较低，二是政治体系的不完备，三是政治文化的发育水平较低[7]。概括地说，公民积极参与政事，对培育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和公民意识是极为有利的，对民主化、科学化的实现决策，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性也同样重要，但公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公民主体意识不强应该是民族地区政府建设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困境。而本文论及三县，社会经济水平欠发达且存在传统的氏族文化观念，民众对氏族权威具有一定的崇拜性，积极调动地方权威使其促进民众关心并参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来，可以有效的促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因为，要使公众能以最迅速和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和了解到政治的运作就必须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的行为过程中来，以及时、准确的获取相关的政治信息；并且由于长期的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便能有效地提高公众的政治技能与政治素养，从而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与信任度。总之，地方政府必须要“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将公共事务的管理主动的反映到公众生活当中，也只有这样，公众才会自愿地、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培育公民社会才会有可靠的基础和前提，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才会不失时宜。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才成为可能，进而切实、有效地推进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五、结语
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与行政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评价与认知，它集中反映着政府及其工作的权威性，从根本上体现着社会公众对政府民主程度、法治程度和服务程度的信任与认可，真实表达着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工作的满意度。我们相信，伴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势必会在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与积极进取中逐渐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取得令公众满意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朱远红.论地方性法规公信力的构建[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2〕茅于轼.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30.
〔3〕姚德超.试论政府能力建设：目标、基础与保障[J].生产力研究，2009（20）.
〔4〕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47.
〔5〕国际金融报，2001-9-20.
〔6〕张旭霞.论官僚制条件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J].教学与研究.2004，（2）.
〔7〕周平.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J].思想战线，2003（3）.
关键词：公信力；政府；民族地区；公信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82-04
一、基本内涵
公信力是一种普遍的外在社会信任体系，它是指社会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与分配时所表现出的以公平、正义、效率、责任为基本特征的信任力[1]。同时，它也是对公共权威的抽象化的真实表达，是政治伦理的基本范畴之一。
地方政府作为与民众交互最直接、最频繁的代表，其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也最大。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是地方政府在维持一定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等方面所获得的社会拥护程度的直接体现，它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和信任程度。而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与提升，是实现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道德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因此，政府对公信力及其建设的关注程度也成为了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二、马边县、北川县、色达县政府公信力现状及存在问题
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较多的省份，本文所述之马边县为彝族自治县、北川县为羌族自治县、色达县系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三县均为四川省所管辖内少数民族聚居地，隶属不同的市州，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背景，且三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在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政治合法性不高
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及其产生结果的公正、公平、合理的程度为主要表现的。在制定政治制度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要以切实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出发点，而笔者所述调查点地方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缺乏有效性、稳定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其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决策的轻负责，使政策的执行与连贯性大幅降低，而让公众无所适从。这种状况的存在与本文论及三县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相对于公众而言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以政绩作为决策时的优先考虑因素，而忽略了对当地实际情况的全面考察，使政策的执行缺乏规范，缺乏稳定的预期效果，最终致使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民族地区不能有效、切实地落实，而损坏到政府的公信力建设。
（二）政府权威性较低
政府的权威性主要以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集中体现。而地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低，由于轻承诺、轻责任等不良行政行为的频发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腐败成风、缺乏诚信，而最终影响到了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世俗权力的管理者，执掌和协调着各种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而其权力的最终依托则是源自于人民，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所执掌和运用的权力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均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但权力的无限化，加之监督不力，却为权力的寻租制造了制度上的漏洞。在本文所述色达、马边与北川三县，除以上现象外，由于当地传统氏族文化的存在，也使得氏族长官具有一定的较局限的权威性，而氏族权威与政府权威产生冲突时，势必也会影响到政府权威的存在，进而影响到公众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
（三）行政行为不规范
这主要表现为政府依法行政和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的程度较低。由于受三县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所决定，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和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这会从根基上影响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但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此类问题的解决，会使公信力的建设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三、马边县、北川县、色达县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以上三县政府公信力问题存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笔者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府内部构架等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认为具体原因如下：
（一）政府自身与传统文化因素
我国在传统宗法制与君权制相结合的高度集权体制下积淀了厚重的官文化传统，官文化即是行政文化。而传统官文化极力倡导和推行的“治民”、“愚民”理念，使权力集中并催生出了“官本位”的官僚文化，并诞育出了以“官至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统官文化。如此，一种唯官为大、以权自居的负面思想便成为了政治崇拜与服从权威的显著特征，这也就成为了当代中国政府诚信缺失的主要病根之一。而政府内部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使得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不合理，权力行使不规范，长期缺少行政立法和程序正义，滋生并助长了政府失信问题的产生，没有形成良好的民主参与机制与信任机制，也是公信力建设的阻力所在。另外，马边、北川、色达三县传统的氏族文化中也对氏族最高权力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性，这也是该三县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
（二）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因素
作为重要的外部主体，人民大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力。人民大众是政府权力的直接授予者，同时作为直接的受益人，也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服务向度。因此，社会公众必然要成为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评判因素和政府最直接化的服务对象。然而，“千里做官只为财”，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受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与部门利益，其行为目的常常具有明显利益趋向性；另外，政府部门的自利性行为，也可能引导出行政人员的利己性行为的产生。有关资料显示[2]，政府官员的个人预期利益函数表述为：以经济利益为偏好的其政治地位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而以政治利益为偏好的其地位则呈相对下降趋势。这就充分说明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部门的自利性使得行政人员的利己性趋势增大，而可能损害到公众利益的实现，进而产生出政府失灵或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潜在危机。而笔者所调查的三个民族聚居地所属社会经济与外部自然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劣势。以色达县为例，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较差，因而当地经济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地地方政府要以一定的自利性为目的来进行公共政策的执行。但在这一过程中，却不能保证行政人员不会产生出利己性行为。这一重要潜在因素也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树立和建设。 （三）公务人员及行政素养因素
公务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直接责任者，如其自身存在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因此，政府形象的塑造和公信力的建设，就需要依靠每一位公务员的信用和品德。由于笔者所调查三地，均属经济欠发达地区，辖区内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而自身文化素养与学习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劣势，较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这也是导致笔者调查之三县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而从行政素质来分析，由于公务员自身素养上的缺患而最终产生的如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等不良行政行为，也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没有处理好公共权力与其所承担的职业关系的具象化表现，并最终影响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机关，政府的存在及运行往往伴随着多种责任，而公务人员作为政府职责的主要承担者，其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责任和义务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职尽责地履行公共职责是由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职业要求。因此，良好的职业形象与合理的行政行为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因素。
四、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途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现代政府向服务政府与责任政府的转变成为了发展的必然。民族地区政府要以公众参与等多种方式着力于切实地实现大众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努力建成一套能把公众利益作为价值导向的政府工作与回应流程。围绕如何将政府的服务性体现和落实为主旨，并依此作为制度设计和免除政府自利性的行为导向，进而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等价值导向的诉求。同时，民族地区政府还要本着对中央负责、对群众负责的忠诚态度，埋头于工作，履行其本职，带领各族群众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如是，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才得以实现。具体途径如下：
（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民族地区制度建设与完善
规范行政行为首先要做到依法行政与政务公开。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是衡量和评判政府具不具备公信力的一个基本准则。地方政府及各级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要带头维护法律的尊严，确保宪法所具有的权威性，必须要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则，要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并始终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使命。同时加大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指导力度，使之规范化、合法化，以促进行政执法水平切实提高是公信力建设的有效路径[3]。而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也使政府与公众有了沟通的前提和信任的可能。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政府如果想取信于公众，取悦于民，最省事、最少耗费的途径就是开放政府信息，开放公众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4]”因此，政务公开可以说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前提。
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行政问责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就是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首要任务。对公务员工作绩效进行量化考核，确立和施行以规范行政行为为目的的工作标准，借以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各级公共管理部门能切实地履行其职责，确保公共权力的执行与应用公开、公平、公正，将政府行政的效率和时间信誉规范化和具体化是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手段；而人民对于政府违法行政、违规用权或过失服务带来的恶果有权追究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责任，同时政府也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权责相适宜。最后，民族地区地域广阔，相较而言自然环境恶劣、各类自然灾害频发，而目前所处社会转型时期，人为性的社会危机也较易发生。因而，抓住危机作为塑造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机遇对民族地区政府来说是转危为安的必要途径。以北川县为例，在5·12汶川地震中，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带领官兵及时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全国人民诚挚地关心和真切地支持也使灾区群众的热情高涨，促使灾民能够积极投入到抗灾与自救行动中来，这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政府形象。因此，在规范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同时，加强民族地区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途径。
（二）建立诚信机制，加强民族地区公务员队伍建设
诚信是立国之本，去信则国无以立。我国的政治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诚信这一重要命题。孔子在论语中有“去兵、去食，唯一不能去的就是诚信”一说；英国近代哲学家休漠认为信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三大规律之一，他指出“承诺的兑现”这一重要的信用原则，可见诚信之重要。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是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者，更要建立和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5]。”因此，要完善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公务员的诚信意识教育。相较而言，民族自治地区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普遍低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达地区，要采取重点培训、全面考核等积极措施，加强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养成与诚信教育。
其次，政府及各级部门公务员是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参与者和实施者，公务员的言行举止对整个社会及公民有着非常明显和普遍的导向作用，其行为时刻都塑造着政府的形象。政府对公众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公务人员的言行举止得以实现的，并以此来培养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行为的认同感，这也正是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纽带[6]。因此，要积极地对公务员行政品德进行深度化的培养，把“经济人”以自利性为基本特征的价值取向用制度的抑制作用转变为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行政人”特征，并使其升华为公务员的内生性自觉行为，以此作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力量。
最后，要着力建立与完善廉政法律体系，从源头上惩处并磨灭腐败行为。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务员是权力的直接执掌者，这使得公务员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并催生出贪腐问题。由此，在民族地区公务员队伍中，建立有效的自律也是政府树立清廉、高效和亲民的良好形象，加强公信力建设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三）培育公民社会，切实推进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外部环境和社会公众是对政府公信力作出基本评判的主要责任者。那么，为了能对政府及其行为做出合理、客观的评价，公众自身就必须要具备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但笔者对所述三县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很多居民对地方政府及政务信息的关注程度很低甚至从不关注。就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政治而言，周平教授指出：一是社会的政治化程度较低，二是政治体系的不完备，三是政治文化的发育水平较低[7]。概括地说，公民积极参与政事，对培育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和公民意识是极为有利的，对民主化、科学化的实现决策，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性也同样重要，但公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公民主体意识不强应该是民族地区政府建设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困境。而本文论及三县，社会经济水平欠发达且存在传统的氏族文化观念，民众对氏族权威具有一定的崇拜性，积极调动地方权威使其促进民众关心并参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来，可以有效的促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因为，要使公众能以最迅速和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和了解到政治的运作就必须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的行为过程中来，以及时、准确的获取相关的政治信息；并且由于长期的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便能有效地提高公众的政治技能与政治素养，从而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与信任度。总之，地方政府必须要“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将公共事务的管理主动的反映到公众生活当中，也只有这样，公众才会自愿地、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培育公民社会才会有可靠的基础和前提，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才会不失时宜。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才成为可能，进而切实、有效地推进民族地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五、结语
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与行政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评价与认知，它集中反映着政府及其工作的权威性，从根本上体现着社会公众对政府民主程度、法治程度和服务程度的信任与认可，真实表达着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工作的满意度。我们相信，伴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势必会在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与积极进取中逐渐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取得令公众满意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朱远红.论地方性法规公信力的构建[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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