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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父亲，姓傅名土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生，左眼角有小疤，低着头走路，慢吞吞，习惯打赤脚穿鞋。每餐喝小半杯酒。
母亲，姓洪名兰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四十出头时身子开始佝偻，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九年间的肺热患者，身高一米五八，体重从未超过四十五公斤，多生育。
乡邻几人及兄弟诸人。
叙述者，一九七○年生，三十岁结婚。迁徙的人。
时间：
被记忆的，被遗忘的
皮肤上的斑点
埋藏的，生长的
场景：
阳光照耀的河滩，田畴，山峦
黑夜蔓延的角落，村口，埠头
背景：
枫林村，两千四百余人口，背山临河而居，半边主街一条，人均耕田四分三、耕地一亩七、山地七亩二，耕牛若干，农用车若干，小车两辆，现服刑人员无，出狱者三人，外出务工人员一千一百一十七人。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三年、二○○三年、二○一一年人均毛收入分别为两百四十元、两千一百元、四千七百元、六千三百元。余氏、周氏、全氏、乐氏为大姓，总计十余姓氏，落户枫林第一户为余氏，明代中期落户。
第一幕 死鱼
【饥饿】
二○一二年正月，我家的院子里，残雪积在枇杷叶上，几只母鸡在树底下扒食。我父亲、我母亲、我、二哥、腐冬瓜、补鞋老四，嗑瓜子喝茶谈及有关饥饿的记忆。我父亲，七十七岁，穿一件黑棉衣，瘪瘪的嘴巴不停地吸烟，头发稀疏，脸色是酒的酡红。我母亲，七十五岁，手指细而刚硬，看起来和一根钢筋差不多，脸吸附在火熜的木板上，还有半碗开水泡饭剩在桌上，上唇的黑痣让我相信命运的毒素是慢慢凝结的。二哥，名旭泉，五十一岁，在浙江做石匠二十六年，右脸有一块疤，是小时候生脓疮留下的，每年元宵过后他带着妻子儿子出门务工，大年二十五回家，穿一件印有“莲花味精”的蓝色大褂。腐冬瓜，八十一岁，头发全白，门牙落了，笑起来能看见舌苔，左手大拇指开裂，没有指甲。补鞋老四，乐氏，两岁丧父，四十七岁，以补鞋和理发为生，说话时眯起眼睛，结舌，三十七结婚，育有一子，三十九岁时老婆跟一个贩猪仔的人跑了，至今没有下落。
洪兰花：老槐驼子，真是个好人。好人也会死，死了也快三十年了，过继的儿子没照应他一天，下棺时连戴长白帽的人都没有。土生还在学校读书，就我和他爸挣工分。吃饭的嘴巴多，连饭都挣不到吃。老槐驼子是生产队会计，心念我苦，每餐饭多打半斤，还不能给别人看见。分粮时，还多分一袋，食堂多下的菜头菜脚用箩筐装起来，带一点给我吃。
腐冬瓜：一双手，哪还赚得到饱饭吃，米糠都没得吃。那一年，就是洪水把圩坝打垮的那一年，村里有十几人外出讨饭。我老娘都去煌固讨饭。
傅土生：是一九六一年。棕树籽都吃完的年辰，大家到后山挖观音土吃。芋头母的公（爷爷）吃了三日的鼠曲草粥，饿得趴在田里插秧，晚上到茅棚坞挖观音土吃，吃了四天，全身死猪一样浮肿，指甲掐进肉里都能渗出水，大便拉不出，死在茅坑里，牙缝里都是观音土。
洪兰花：旭泉小名叫跌跌倒，就是吃不饱，奶水没有，大人小孩走路都跌跌倒。老槐驼子扒一半的饭给我带回家喂小孩。
补鞋老四：苦的事还用谈？我老子死得早，有一年过年，我娘到豆腐渣家里借两斤猪肉过年，猪肉都下锅煮了，豆腐渣老婆想想，还从我家锅里捞上来，怕我家还不起。
洪兰花：土生在上饶读书，不通路，回家一次要走一天。有一次回家，老槐驼子知道土生回家，打了一钵头饭，我去洗了两把白菜，准备烧起来下饭，回到灶头，看见钵头空了。土生说，怎么这么一点饭，三下两下就玩了。那是三斤四两饭，一家人吃的，结果他白口吃了。
我：那几年，据说村里饿死好几个人。荪芽都扒光了，田埂上马兰头都挖不到。
腐冬瓜：水库也是那两年做的，劳力上山坞修水库。周家瘌痢饿死在水库涵管上，挑砂浆，上了三个涵管，坐下来休息，再也没起来。放鸭的徐家难民，饿死在桌子下。摆了一桌子的碗，碗里都是水，水上漂几片菜叶。干力气活的人，肚子里没东西，就是房窝没梁。难民坐在凳子上，端起碗，手不断打抖，浑身冒黄黄的汗珠，一下子全身衣服湿透，瘫下桌子，四肢发硬。下葬的时候，难民手里还捏着筷子，抽都抽不出来。
补鞋老四：一九八一年三月，我到茗洋换白洋，饿了四天，讨饭都讨不到，偷偷跑到地里刨红薯种吃，东家追来，我跑路都迈不开脚，昏倒在井边，东家人好，给了我一碗粥喝。
【聚餐】
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元旦、生产队里要聚餐。聚餐放在我家，中晚各一餐。我家房子大，能摆二十几桌。聚餐只能挣工分的人上桌。
菜有炒白萝卜片、芋头、猪肉汤泡明笋、红烧冬瓜、白玉豆、红烧豆腐、鱼、文肉、煮黄豆、豆腐皮、白木耳汤、炒香菇蒂、海带、带鱼、炒蒿白、炒荸荠、牛熟、牛肉、鸡块、文鸭、红烧南瓜。
主食有米饭和麻子果。
杀牛，在头一天进行，杀两头。我们不叫杀牛，叫敲牛。在我家屋后的瓦場，有一块空地，牧童把牛从栏里牵出来，用黑布把牛的眼睛蒙上。黑布罩上去，牛流浑浊的眼泪，长长的，后蹄甩起来踢人。牧童把牛拴在香椿树上。香椿树有油脂，凝结起来，粘手，鼓胀，看上去像肿瘤。敲牛人端一把斧头，用拳大的鹅卵石对准两只牛角中间的漩涡，斧头对准鹅卵石，一锤，牛跪下去，再一锤，牛瘫倒在地，四肢蜷曲，口腔里流黏稠的血。唇须上，煽动的耳朵上，都是血。牛把舌苔伸出来，舔血，抹在鼻梁上。呼呼呼，喘着粗气，腹部不断地起伏。敲牛人拿一把杀猪刀，在牛肚子上来回正反面搽，再用牙齿咬住刀槽，把装有滚热的沸水的木桶端到牛脖子前，抽下刀，呲起牙，摸摸牛的眼部，一刀捅进咽喉，搅动一下刀，抽出，血喷射到木桶里。杀牛人把盐花撒在沸水里，用手沿桶边搅动。血慢慢成块状，面上有一层白白的带血丝的泡泡，用嘴一吹，泡泡飞得不见踪影或噗地裂了。 牛的内脏和牛筋，在土灶里用火煮一个整夜，成了牛熟。牛头在另一个土灶里，用干木柴煮一个整夜。牛头不熟多一灶火。牛肉牛排剃下来，挂在竹杈上，晾水分，水滴在地上，渍液风干后成一片黑色，绿头苍蝇吸在上面，用扇子扇都赶不走，狗也去舔，摇着尾巴，舔几口，四处张望一下。生产队固定几个老人煮牛头牛熟，关在一个土坯房里，外面的门锁着——半熟时，烧火添柴的人用手撕肉吃。生产队长管着钥匙。天快亮了，土坯房的窗户下站满了小孩，眼巴巴地等老人从里面递几块热乎乎的牛熟出来吃。
我母亲天麻麻亮起床生火，做豆腐。磨浆、点卤、压箱。做豆腐的还有三人，启炎老婆、月巾嫂、金兰姑姑。压箱时，我母亲从每箱匀一木勺豆腐脑，多压一箱，说：“生产队小孩多，聚餐后小孩尝尝鲜。”我才五六岁，光着屁股跟在母亲后面，端一个青花碗，放点酱油，求母亲打一碗豆腐脑给我。团叔看见，就大巴掌打我屁股。他穿猪皮制的外褂，眼角有垢状的眼白屎。他就是那个杀牛的人。白白的豆腐脑漾在四方体的木箱里，热热的蒸汽在幽暗的厢房里萦绕，明瓦的光照下来，蜘蛛网挂在梁上，蜘蛛盘踞在网中间，荡千秋一样。团叔还负责打麻子果。先把糯米用冷水泡开，发胀，放在饭甑里蒸，木柴在灶膛里熊熊燃烧，火舌舔着炭黑的锅底，蒸汽在灶间抱成一团，上上下下地翻腾。蒸好的糯米饭铲在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打在糯米饭上，打一下，把糯米飯翻个身，再打，直至黏稠，搓成拳头大的一团，有序地排列在团席子上，席子铺了一层白糖拌匀的黄豆粉或芝麻末。
做饭则在隔壁启炎叔家里。饭是捞饭，早上就捞出饭坯，晾在团席子上。开饭时间到了，厅堂、厢房、弄堂、院子里都摆满八仙桌，坐满了人。烧菜的，端菜的，洗碗的，切菜的，添火的，穿着围裙，油光满面。小孩在弄堂打打闹闹，不时跑到自己父母身边，张开嘴巴，吃一口菜，又去打闹，来来回回地吃，来来回回地闹。晚上，我们躲在启炎叔家的团席子下，用手抓饭吃。饭没有蒸，硬硬的，刮喉咙，有糙糙的米心，我们吃得口水涎涎，还把四个口袋塞满饭坯，留到第二天吃——白花花的饭，怎么吃都是好吃的，有甜味，能把整个一年瘪下去的肚皮撑起来，鼓鼓的，像个小南瓜。
木匠老七，谁也不愿和他坐一桌。他的食量惊人，吃得又快，叭叭叭，一碗饭没了。他不说话，埋头吃。厅堂里的人都走了，他把几个桌子的菜汤（任何一桌都不会有剩菜）全集中在一个脸盆里，把饭倒进菜汤，哗哗哗，灌进肚子里，吃完了，抹一下嘴巴，把旱烟点起来。生产队里的人说，木匠老七能吃四十碗饭。他自己也承认，有没有菜无所谓，一碟酱椒就行。我二哥也能吃一大脸盆的白粥。他说，饿了，石头也能吃下三大个。我信，因为每天中午他从田里回家，走路都拖着步子，虾着腰，过门槛抬脚都显得费力，眼睛深深凹陷在眼眶里，嘴巴金鱼一样张开。
【盗贼】
村里的盗贼越来越猖狂。打更的王家拐子说。王家拐子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靠撑一双木拐杖走路。走一步，用手撑住拐杖，身子悬空，下身荡过去。他的嘴巴大，像两块合在一起的西瓜皮，牙龈上有一层厚厚的黄垢。他有一个提着裤腰走路的老婆，头发鸡窝一样，脸上黑黑的满是泥污。还有两个孩子，整天坐在地上，腋窝绑了一根布条，拴在门环上。小孩在地上摸鸡屎吃，摸茅草灰吃。
第一个被王家拐子抓住偷地瓜的，是杀猪佬矮子的老婆，叫麻花。麻花矮矮的，又瘦，干瘪，像个辣椒壳。在村头的黑板上，出了一个白纸布告：
布告
麻花，女，中蓬生产队，于七月四日偷地瓜，被抓。据麻花交代，这是第三次偷，前两次各偷了六个和八个。这次偷了四个，其中两个在地里吃了。兹定于六日游街。偷盗，是我们光荣的贫下中农打击的对象，我们要彻底批斗她。
中蓬生产队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
游街是在上午，大家都来看。站在门槛上、地头上、水渠的矮墙上。麻花的脖子上挂着一双烂草鞋，胸前后背都贴着白纸黑字，赤裸着上身，小小的干瘪的乳房耷拉下来。她低着头，号啕大哭，从上街往下街游。大家往她身上吐口沫，口痰射在她脸上，用石块扔她，用指尖比画着破口大骂她贱×。过了两天，她坐在我家院子里，干哑着嗓子对我母亲说：“兰花嫂，小孩饿不住，又没别的法子，我身上的肉割下来都不够吃呀。”
第二个被抓的，是代课的徐老师的老婆春。和春一起游街的，还有麻子。在河滩沙田偷玉米棒被抓，是在晚上。把她扭送到生产队的人，是生产队长。周家麻子看守玉米地，睡在茅棚里，听到咕嘚咕嘚掰玉米的声音，他端起渔叉摸过去，一声断喝：谁偷玉米。春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跪下去，求麻子：“孩子实在饿不住，掰几个玉米填填肚子。”春四十出头，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甜瓜一样的脸，整天晃着水蛇腰。麻子一看是春，说话的舌头僵硬了起来，说：“偷东西，要游街。”但不由自主地想抱春，又说：“那你陪我在茅棚过一夜，我就不送你去生产队。”春说：“那我要掰五十个玉米带回去。”到半夜，大汗淋漓时，生产队长查夜，查出一对露水夫妻。
白天狗出去了，晚上回不了，被偷吃了。红薯地掏了一个个洞，被上山砍柴的人挖了。黄瓜只开花，黄瓜有筷子长，被摘吃了。板栗、柚子、毛桃、橘子、枇杷、地瓜、荸荠、茭白、晒在屋檐上的南瓜干、挂在竹竿上的腌萝卜，只要是吃的，没有不被偷的。
麻雀洞里的蛋、樟树上乌春的蛋、山崖上猫头鹰的蛋，都被掏光。
这是一个盗贼出没的村庄。这是一个可以随处听到饿饿饿的村庄。打更的拐子也偷，凌晨去，偷田埂豆。坐在田埂上，剥豆子，放进裤桶里。他从我的窗下走过，咳咳咳，笃笃笃。咳嗽声和拐杖声把他暴露在黑暗里。
生产队的食堂在养猪场后面的排屋里，接连几天，喂猪的糠渣都浅下去。糠渣盛在一个水缸里。长产队长安排人守，蹲了半夜，一个人翻墙进来，用大钵头盛糠渣，被逮个正着。盗贼是乐家老四，十三岁。在生产队里，老四的双手反背被吊在梁上，手腕绑着麻绳。老四瘦瘦的身子，像一片荷叶悬在空气里。他的牙齿狠狠地咬着唇，唇边淌丝丝的血。他说他一家都没东西吃，他挣不了工分，只能吃糠渣。他父亲在他出生第二年去世了，他母亲一直病着。到了五岁，他被抱养到三十里外的临湖镇，过了三天，他一个人出现在村里。又抱走，隔了五天，又一个人出现在村里，打双赤脚，脚丫全是血。他母亲再也不放开他，说：“我们一起饿死，命该死在一起。”生产队长看见老四的唇边，粗粗糙糙，结出糠皮一样的痂，把老四放了，说：“给生产队放牛吧。” 在小学祠堂里，住有两个知青，支教，一男一女。男的姓兰，右脚瘸，喜欢吹笛子。女的姓汤，白白净净，像棵小白菜。兰老师用麻线穿大头针，到鱼塘去钓鱼，汤老师也跟去。被守鱼塘的人抓了。汤老师脖子上挂着两条活鱼，背上贴了一张写有“知识青年偷鱼，罪加一等”的白纸。兰老师的脖子上挂着一面铜锣，手上拿一根棒槌，走一步敲一下，说：“知识可耻，盗贼可耻。”村里几个倾慕汤老师的年轻人从田里掏起污泥糊在兰老师脸上，也用大粪糊在兰老师脸上。
【死刑犯】
一九八一年冬，新田方家有一年轻男子，失踪十余天，家人到郑坊公社报案。当天晚上，刑侦人员把犯罪嫌疑人三仔带走。破案线索是失踪者嫂嫂提供的：“失踪前一天，家里来客，是枫林余三仔，约小叔去华坛山买木头，看见他们在房间的竹椅上数钱。”
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指认了埋尸现场：“在饶北河水坝下的河滩上，掏洞，用麻袋装，切块，埋在砂子底层。”
犯罪嫌疑人供述：“我叫余三仔，家住枫林村，二十四岁，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去好友方绍明家，见方绍明有现金一百四十三元，骗他去华坛山买树，用过晚饭，走路去华坛山，至河边，我从背后用石头将他砸死，后分尸。杀人的原因是我于年底结婚，身上分文全无，做酒席买菜的钱都无从筹措。”
【打搶】
华坛山去德兴市，土公路要爬一个大陡坡。陡坡呈S形，四周高山，野猪豺狼出没，竹林松树林有风声像海浪咆哮。此地人称黄土岭。黄土岭常有打劫的趁夜色劫财。大货车上坡时，一根木头横在路上，司机熄火下车，三两个蒙面人从竹林里跳出来，手拿砍刀斧头，凶神恶煞，司机见状早已吓得面如死灰、四肢瘫软，任其搜身卸货。
一次，三个打劫人拦下一辆小车，车上坐了一个胖胖的说四川方言的人。此人说了两句话，三个打劫人有两个扔下刀跑得比风还快，另一个当场死亡。他站在车头，拖着长长的音调，说：“抢——我——吗——”手往脸上一挥，脸变成竹青色，额头变成黑色，又说：“还——敢——抢——我——”手往脸上一挥，脸色变成大花脸，突出牛眼睛。三个打劫人魂飞魄散，其中一个叫：“鬼。鬼。”人往后一倒，惊吓而死。
死者叫赤脚板，四十三岁，分水岭人。
黄土岭再也没有出现打劫的事了，方圆几十里都知道，那里闹鬼。
第二幕 泥沙
【结婚】
一九五五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在茶山祠（上饶地区行政公署第一中学）读高中的傅土生，在枫林一座破旧的矮房子里，和洪兰花新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父亲傅土生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十九岁结婚，是哪一年记不清了，你自己算算。”我很是羞愧，父亲母亲的出生年月日，我一无所知，更别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啦。想想，除了父亲七十岁生日，我还没陪同父母过一个生日。倒是母亲和我经常聊起她结婚时的情景。
洪兰花：你外公一辈子都顾着自己一张嘴，赚了几个钱都吃光了。你二哥出生那年，你外公死了。我从小到大，鞋子都没穿过一双，打双赤脚放牛、砍柴、摘油茶籽，到了冬天，靠在火炉上不敢下地。要上茅厕，拖你外婆的鞋子去。
我：那你嫁给我爸爸之前，有没有来过枫林，看看夫家。
洪兰花：源坞下一个山坳，到了枫林，走路都不要一个小时，经常来枫林，挑山货或木柴，换米上去吃，到了傅家门口，撇过脸快步走，哪敢看呀。源坞的人都说，你奶奶是只母老虎，会吃人，我更不敢看。
我：结婚之前你有没有看过我爸爸呀。
洪兰花：看过，来源坞送中秋节，我躲在厢房里透过门缝看。清清瘦瘦的，不太说话，很斯文的一个人。
我：爸爸结婚的时候，还是学生呢。
洪兰花：我也只有十七岁。结婚的那天下大雪，源坞的山脊上，雪有二尺多厚。来枫林，你外公就陪嫁了一担木箱一个脚盆，八双布鞋。走到枫林，天完全暗了，黑咕隆咚。新娘房在祖屋里，矮矮的，手都能摸到屋檐。后来建了屋，祖屋改成了茅厕。新娘房早倒塌了。
我：是谁做媒的呀。
洪兰花：你外公自己挑的，说你爸爸好读书，有见地。你外公是个道师，没有哪个村子他不熟的，挂个锣鼓在腰上，扎个蓝头巾，穿长长的先生褂子，到各个村里做道场。
我：结婚热闹吗？
洪兰花：哪还谈得上热闹。那几年吃饭都难，做喜事都简简单单。屋檐了挂了两个红灯笼，屋里挂了八个红灯笼，烧了七桌饭，也没什么菜。拜了堂，闹了洞房，散了几个糖，算结了。第三天，我去生产队种油菜了。我种油菜手脚快，大家都说土生讨了好老婆。你爸爸都十九岁了，还没下过地。
【成年礼】
厢房里，有一个紫漆的木柜。柜面是两扇门合成的，各雕了一朵牡丹花，殷红的花朵皱起油漆的斑纹。木柜常年锁着。锁是挂锁，铜质。锁匙放在木方桌的抽屉里。抽屉也上了锁。
我从没看过父亲母亲打开木柜。我一直住在厢房里。在煤油灯下，我趴在木方桌上做作业。母亲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左手的大拇指戴着顶针，右脚边摆一个笸箩。笸箩上放着白蜡、针包、白线团、纽扣、纳了一半的鞋底、红布鞋垫、黑色鞋帮、尺寸不一的鞋样。煤油灯是自己做的，把墨水瓶洗净，瓶盖挖一个小洞，牙膏皮卷一个细管插进瓶盖，松紧带穿进细管，吸到煤油，就可以啦。灯光跳着，一卷卷的黑烟上升。有一天，我从父亲的裤腰上取下钥匙，把抽屉打开。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账簿、角票、钥匙、铅笔、裁纸刀。角票用平头夹夹成一沓沓。我把账簿翻开，是一本家庭开支明细账。我那时已经读初一，对账目的明细一知半解。盐油酱醋、烟糖酒肉，都按年月日分类入账。从五分钱的支出到五分钱的收入，都有标注。
第一次，我打开了木柜。木柜里有两套红卫兵穿的军装、毛主席像章、红宝书、毛主席和朱德画像、红纸剪的大红花、文化大革命宣传画。也有《毛泽东选集》《红楼梦》《三国演义》《红旗谱》《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语》《隋唐演义》《岳飞传》《静静的顿河》《呐喊》《家》《边城》《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七剑下天山》《唐诗三百首》，每本书用宣传画的铜版纸包着封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夹杂着霉味和腐气。翻开书，灰尘轻轻扬起来，在小窗户斜照进来的阳光下，飘荡，悬浮。此后若干年里的暑假，我关上房门，盘腿坐在床上，阅读一整天。 据母亲讲，父亲在年轻时有夜读的习惯，能讲许多故事，讲岳飞，讲诸葛亮，讲林黛玉，特别是喝了酒的晚上，泡一杯浓茶，围着火炉，讲古给大家听，讲得眉飞色舞。一九五七年以后，父亲再也不夜读也不讲古，不知为什么。一九五三年夏天，大学肄业的父亲，背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军用书包，到华坛山小学报到，成了一名教员。父亲在大学挨不了饿，读了两年，出了大学校门。在小学教了一年书，回到枫林大队做会计，一直到五十岁。期间，公社和县革委会多次想把父亲调去上班，都被父亲以独生子需照顾父母为由拒绝了。五十岁后，在乡办菌菇厂当厂长。菌菇厂在前进农场，有三排矮房子排屋。排屋的各个房间里，搭着上下两层的木架，木架上搁一个竹席子，席子上铺着稻草和棉花籽，窗户用塑料皮封死。棉花籽是育菌的，菌菇长到指甲大，用剪刀剪下来。菌菇房弥散有一种牛屎的味道。当了三年的厂长，家里菌菇都没吃过，母亲责怪他：“菌菇汤都没喝过，还不如回家种田。”那时我已在县城求学。
作为枫林最高学历的人，父亲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拨打又快又精准的算盘。这也是唯一值得父亲骄傲的了。邻居分家，做喜事上号簿，少不了父亲的参与。戴一副老花镜，坐在大门右边的号席上，送礼的人在桌边排队，逐一登记礼数：周瑞林，豆子三斤、鸡蛋八个、糯米六斤、现金三元……父亲有惊人的记忆力，相邻的人家，哪年結婚，谁送了什么，故去的老人摆了多少桌酒席，他一清二楚。生产队一年产多少粮食，哪家分了多少担，他也明明白白。事实上，在我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父亲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在家，水库修建了三年，他在工地住了两年多。水库离家三华里，他住在窝棚里，负责登记队员挑砂石的担数、出工的天数。他的大外甥即我大表哥烂铜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不出工，私下叫舅舅记上工数，被舅舅用扁担打出来。烂铜拖着他母亲到外婆那里诉苦，说大队会计算什么官，就知道欺负外甥。水库修建结束，父亲又在分水岭的苦竹洋住了两年，带领大队的青壮年植树。苦竹洋是崇山峻岭的大山区，不通电，也没人烟，搭窝棚住，用土灶烧饭吃。
六十多岁的父亲对我谈起这段经历时，慢吞吞地说：“我不回家，是躲避文化大革命，我哪敢露头呢。知识分子相当于车匪路霸，露头就打。后来当行署专员的戴××，和我是同学，“文革”时，在临湖被揪出来批斗，跪在戏台上，挂着反革命的牌子，被逼当众吃屎。”
一九九一年冬，我已在上饶县城工作，父亲托人捎信我：“十二月十日，兄弟分家，你务必回家。”我抱怨父亲，说：“东西都分给他们，我一件不要。”我父亲在纸册上，写着我几兄弟的名字，抬头瞥我：“家要分，分给你的东西你可以送给别人，是你的事。”田、地、山林、房子、家具、碗、农具，按六份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占一份。我分了四亩山地、夏家墓两块地、两间房、一个木柜、一张木桌、一张床，由父母支配保管。一头牛留给弟弟，我反对，说：“三哥没娶媳妇，留给他。”父亲说：“弟弟还在读书，留给老小做老婆本。”我说：“人讨老婆指望牛还讨老婆干什么。”父亲把牛给了老三。
父亲在我小厢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母亲一直哽咽。古人都把人子比喻成大蒜，蒜衣是母亲，蒜芯是父亲，蒜子是儿女，都有枝开叶散的一天。父亲把多年的账簿拿出来，吸着两毛五一包的月兔烟，瘪着空空的嘴巴，说：“你爷爷奶奶年过八旬，这个家全靠你支撑了，弟弟还在读初一，他的学业靠你帮助完成，老三成家也指望你出钱，你自己成家我也无能为力了，你妈妈还患有肺热，都要钱。”他把账簿翻开，拍打了几下灰尘，说：“这是家庭往来账目，还欠了一些钱。”父亲用荷叶勺从酒缸里提了一勺酒，抿口喝。母亲抱着火熜，佝偻着背，瘦削的颧骨上结着痂斑。父亲说：“人的一生就是一本往来账目，我的一生是负资产，余下的债务由你去偿还。”
假如我的一生有成人礼的话，那么这个夜晚就是。在昏暗的十五瓦的灯泡下，窗外刮着呜咽的北风，我一直坐到天亮。
【广播】
生产队里，有一个广播，挂在李通田家的房梁上，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喇叭对着厅堂，厅堂上坐着男男女女的社员。每天出工前，大家要安静地听完早间新闻，静默地坐在矮板凳上，眼睛看着喇叭。广播里欢呼，社员也站起来欢呼。
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比如国庆、元旦，社员会提前收到广播通知，在规定的时间里，集合在广播下，聆听伟大的英明领袖毛主席的现场广播直播讲话。民兵穿上军装，手握步枪，站在厅堂前的小院子，一副随时准备为保卫毛主席而英勇献身的样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广播准时播出了《告各族人民书》，接着播报哀乐及《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五十九分五十秒。全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厅堂里，哭声把灶台上的碗都震得跳起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直滚动播放到晚上十点零二分。《告各族人民书》广播十三次，《治丧委员会名单》广播六次，《公告》广播九次。父亲几次哭得昏厥过去。广播里的声音悲痛、庄重、深沉，音调不高不低，语速缓慢。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在院子的麻石上，有湿淋淋的感觉。我和其他几个小孩在玩蚂蚁啃蜻蜓。有几个妇女瘫软在地，哽咽无声，整个身子蚯蚓一样蠕动。
地球停止了转动。
父亲听了二十五天广播后，决定用积蓄多年的二十三块钱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收听早六点晚八点的准点新闻。他默记新闻里出现的国家领导人每个人的名字，名字出现的频率和时间段。
【民兵】
打靶场在金龙冈。金龙冈是一片坟地，坟地中间有一口十余亩的水塘，水塘上方有一块二百余亩的旱草地。旱草地是民兵训练的打靶场。一个大队有一个民兵营，枫林大队和前进大队合用一个打靶场，统一训练。
训练从十月份开始。民兵有男有女。民兵穿着军装，腰上绑着黄皮带，甚是英姿飒爽。吃住都在训练场，定点供应猪肉、牛肉、鸡蛋、豆腐。枫林大队的民兵营长是个退伍老兵，三十多岁，山羊一样肥嘟嘟，号称三斤，一餐能吃一斤饭、一斤肉、一斤酒。训练了一个月，有一个女民兵的父亲到公社武装部报告：“我女儿是支持国家国防建设，怎么被民兵营长拉到草地上××呢？”公社武装部长姓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到了训练场，问话三斤。三斤说：“女民兵华华练枪，枪托顶着胸部，晚上火辣辣的痛，叫我帮她揉揉胸，那我怎么受得了呢？” 民兵营长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期。
民兵拉练训练，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结束。每年三个月，上半年一个半月，下半年一个半月。这些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训练时晚上的纪律并不严明。在金龙冈的荒坟地上，池塘边，男女民兵一对对。三斤判了刑，新的民兵营长整天背一杆枪，在村里竄来窜去。他热衷于打猎，野猪、獾、猴子、猫头鹰，猎物家里常年吃不完。他和人吵架，歪着头，吊着眼皮，龇牙，说：“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鸡鸡。”尤其是他喝了酒，憋红了脸，满脸青筋爆出。
我二哥也当了两年民兵，头剃得像个芋头母，肥大的军装穿在身上显得他一脸稚气。二哥对我父亲提出：“我当了两年民兵，你把我安排到小学当代课老师。”我父亲火冒三丈，说：“考考你，一刻钟等于几分钟？”二哥窘迫地站着说：“答对了你还是不安排。”二哥高中毕业后，听从了母亲的意见：“哪个行业都有饿死人，只有厨师不会，你学厨吧。”
【货郎】
一毛钱，又不多
到不了香港新加坡
一毛钱，又不贵
买贵了还包换包退
一毛钱，又不多
买了纽扣买小锣
一毛钱，又不贵
能买针线花露水
一毛钱，别犹豫
闲时买来急时用
一毛钱，不算啥
能买肥皂和牙刷
……
货郎戴一顶黑毡帽，摇一个拨浪鼓，卜当卜当，叫卖声穿过悠长的小巷，跳着拨浪鼓的鼓点，晃悠悠而来。我们扔下碗筷，往巷子里跑。货郎是个浙江永康人，挑着货担，围一件藏青大围裙，凸起酒糟鼻。看见孩子奔来，放下货担，把拨浪鼓摇得更响，叫道：“看一看，不要钱，鹅毛鸭毛换肥皂；看一看，好热闹，破锁破鞋换牙膏。”
货箱有两个，是四边形的玻璃箱，划成十六个方格，每个方格里放着头饰、针、彩线、顶针、髻兜、头梳、宝塔糖、方糖、纽扣、牙膏、牙刷、肥皂、剪刀、小刀、圆珠笔、影写纸、小挂锁、小手电、圆柱形电池、气球、塑料喇叭、塑料手枪。货箱压在箩筐的面上。箩筐里一只是鹅毛鸭毛破胶鞋底破锁烂铜，一只是肥皂香皂牙膏等货物。货郎也收半夏。我们没有鹅毛鸭毛，就去挖半夏。
半夏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五月至七月开黄绿色小花，野生于山坡、溪边阴湿的草丛中或林下，叶子有长柄，地下有白色小块茎。我们把小块茎挖出来，晒干，装在一个布兜里，给货郎换宝塔糖吃。
货郎挑着担子，在巷子里唱到：
我是一个卖货郎，
走一村过一庄，
针头线脑、牙膏牙刷，
样样好货任挑拣。
我是一个卖货郎，
穿里弄弯小巷，
鹅毛、鸭毛、肥皂、香皂，
货轻担重好心伤。
我是一个卖货郎，
孤单时唱唱歌，
生活是一日复一日，
酸甜苦辣涌心上。
我是一个卖货郎，
都说货郎好自由，
谁知道我奔波流浪，
没有爱情没衣裳。
我们对货郎担几乎是入迷的，那里有我们的迷宫。我们光着脚板，跟着他，围着玻璃箱指指点点。货郎的歌声轻缓悠扬，也有些轻佻。有一年，货郎再也没离开枫林，入赘到余家兰坤妈家里。兰坤妈四十多岁，有四个儿子，老大叫木炭，老二叫炭木，老三叫木灰，老四叫灰木。兰坤妈嘴尖尖的，额头凹进去，屁股磨盘一样大。隔了两年，货郎生了一个儿子，哑巴。一家人住在破庙里，靠货郎一个担子维持营生。到了七八岁，哑巴开始偷东西，把生产队里的瘌痢粉用木桶提出来，倒进鱼塘里，把整塘鱼毒死。十岁，偷供销社的收音机、白糖、布匹，从窗户翻进去。十二岁离开家，走了八里路到镇里，扒货车四小时到市区，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了广州。和他一起逃出村子的另一个孩子，三年后回到了枫林。哑巴再也没了音讯。
兰坤妈在哑巴去了广州的第四年，在水塘洗菜时一头栽下去，被人捞上来，身子都僵硬了。有人说她心脏病突发，有人说她自寻短见，有人说她营养不良头昏溺死，有人说她死了比活着好，有人说她溺死比病死好，有人说她有福气，没有比这更好的死了。说了半年，没人说了，好像村里从没存在过这个人。她是枫林的空气，一阵风来，呼呼呼，满田野跑。
只有看见货郎，大家才想起兰坤妈。货郎挑担子摔折了腿，被木炭他们赶出了家门。他端一条板凳走路，板凳上放一个碗，走到哪家吃到哪家。有时他也靠在杂货店门口，开裂的袖口像两片尿布，一年到头穿没有纽扣的棉袄。他一直喊着冷，即使是夏天，也蜷缩着身子，抱着自己用草绳捆着腰的破棉袄。他的身子在发抖，床在发抖，枫林在发抖，饶北河在发抖。他抖得不能再抖了，抖得不抖了。他沿街喊着：“冷——冷——冷——冷——”
冷得没了声音，喊不出来（冷的意象引自颜梅玖诗歌《对一个怕冷者的描述》）。
第三幕 旧墙
【雨水】
古城河和饶北河蜿蜒曲折的河床形成旷野的边界。两条奔跑的山梁，时而向东时而向南，在河流汇集之处，慢慢合拢，像是一条勒紧的缰绳。一座座山川相互连接，浑厚，高耸，错落有致，黛色的天际线远远看去，勾画出穹宇的脊背。春季的傍晚，闪电从脊背滚落下来，在河边游动，红色和淡蓝色的焰火纠缠。我有伸手触摸焰火的欲望：撕裂的天空，淤泥一般的阴霾，穿着蓑衣匆匆回家的人，刺槐上欲栖未栖的白鹭在拍打翅膀，鸫鸟盘旋时啾啾啾地鸣叫，鱼群一浪一浪逆流追逐……油灯点亮之前，在旷野这个巨大的容器里，被焰火显影出来。
雷竹在斜坡上，一夜间满地笋尖拱出地面。竹叶澹澹的水珠吧嗒吧嗒。沟边的菖蒲、剑状的肥叶插在鞘形的根茎上。再过两个月，它会开扁三菱形的花，黄绿色，用肉乎乎的手掌捧起来。匍匐在地上的是酢浆草，倒心形的叶子簇拥着黄白色的花，缀连在一起。散落的野山樱还没绿，绛红半白的花朵已经把清寂的山中岁月带向烟火的人间。山蕨卷起毛芽，木槿花串在一根枝条上。上涨的饶北河席卷了河滩上的洋槐、芦苇。腐木和动物的尸体漂下来，搁浅在堤坝的闸口。鱼从坝底往上跳，在水泡密集的流瀑上，绷紧了身子，弯曲，有弧线。坝顶上站着一个手拿抄网的人，鱼儿跳上来，他把抄网抄向鱼儿。他背一个鱼篓，把鱼儿放进篓里。鱼儿一般是鲫、鲤、翘白、石斑，肚子鼓鼓的，剖开，全是鱼卵，黄黄的。草丛里，则是白虾，透明的。一根麻线穿一个大头针，针头挂小鱼儿，把虾钓上来，一不小心把蟹也钓上来。蟹在木盆上，叭叭叭，像一辆玩具坦克。蟹的黑壳有麻白的斑点，螯足张开，一副随时准备格斗的样子，笨拙而自以为是。 【饶北河】
一条河流顺从了峡谷
山峦断裂又被流水缝合
堤坝 滩涂 芦苇丛 冬天落叶的槐树
屋舍 田埂 青秧苗 炊烟深处的黄昏
我所喜爱的事物，任何地方
远不如這里多
来到人间，是四月
梨花儿白，桃花儿红，芭蕉儿黄
燕子衔泥筑巢，鲤鱼蜕成美人
野鸭孵化了一群小鸭
在逐浪浮游，嬉戏。灌木林中
乌鹊莫名惊飞，划出弧线和曲线
我的身体长满青苔，像一块礁石
常年被水浪吹打，淘洗
潮湿的风有一股鱼腥味
抱紧又松开。原谅我曾经的无知
年过四十，我与生活达成必要的谅解
对自己说：亲爱的，月亮这颗葡萄多饱满
河床是一具不规则的棺椁
没有什么不会荒老，在时间的光圈里
四月带来的，河水一一带走。但
请求饶北河忽略星光渐熄的夜晚
忽略乳房塌陷的爱人
让我独自站在岸边听浪声破碎，再破碎
【怕人】
到处都是墙。
代课老师徐老师是村里唯一会说俄语和英语的人。他的手指修长，黄瓜瓤一样的脸，说话轻言细语。他提一个石灰桶，拿一把大毛刷，跟在我父亲后面。村里到处都是墙，巷道、庙宇、祠堂、戏台，墙把人夹在路上，夹在房间里。墙大部分是青砖砌的，用石灰刮缝。也有黄土垒的，夹板骑在地基上，黄土搅拌石灰，倒在夹板里，用圆杵夯实，一层一层地垒，到了屋檐高，用毛竹筒留两个洞，给麻雀做窝。村里的墙都是旧墙，有的泥面剥落，有的长满青苔，有的爬满爬墙虎。我父亲用长木杆尺和毛笔蘸石灰水写空心字，徐老师用大毛刷把石灰水刷进线框里。涂石灰水，是他唯一的工作。不涂的时候，他就在戏台上，戴一顶篾丝编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一个纸牌，屈膝，低头，挨斗。他是灵溪人，因为有海外关系，移民到了枫林。他说一口软软的灵溪话，见了谁脸上都堆着笑容，哈腰。他写了三十多年的墙体标语，一直到腰像凋谢的茄子，弓着。没事时，他站在墙下，看自己涂写的标语，看笔画的勾勒，字体是否饱满，以便下一次刷得更好。临街的，巷道里的，寺庙的，祠堂的，戏台的，它们的墙面有各色标语：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定要解放台湾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向雷锋同志学习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
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深挖洞，广积粮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
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全国学解放军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
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斗私批修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科教兴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些墙，把原来的口号用石灰水涂成白墙面，用红油漆或墨水，写成新的口号。一九八五年以后，徐老师再也没出过那扇木质的大门。他不是在天井里晒太阳，就是躲在厢房里写一些从不示人的东西。他白天也把门关得死死的，除了家里人，谁都叫不开他的门。他五十出头，但头发已经完全花白，说话口吃得厉害。他家里人说，他再也不想看到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更可怕的。十三年之后，村里才有人看到他——躺在竹椅子上，身上盖了一条白布，眼睛凹陷，眉毛雪白，下颚尖尖，张开的嘴巴怎么也合不拢，似乎有许多没说的话吹进了空气里或咽回喉咙里——他被四个男人抬进了棺材里，两支唢呐吹上山。他的女儿美朵，我的同学，跪在棺材前恸哭：“老父亲呀，你下辈子投胎做畜生吧，做畜生比做人好。”
【见鬼】
村里有好几个人见过鬼。
猪皮四十多岁，因在浙江温岭偷目鱼干，坐了六年牢，未婚。出狱后，他除了在寡妇荷花的床上，就是在牌桌上。他左眼半瞎，右眼隔不了几秒钟会不自觉地抽拉一下。他在鸡屎家玩牌回家，冬雨一直细细地下，打在石板路上，嗒嗒声显得夜晚更清寂。他卷着衣袖，手抄进衣襟里，走到巷子拐弯的地方，看见铜锅叔靠在墙边抽烟。他说：“铜锅叔，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铜锅叔说：“你这几年去哪儿发财啦，都不见你。”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三支烟的时间，散了。铜锅叔是个拐子，撑船一样，一摇一摇地从巷子里走，叹着气，说：“怎么每餐都那么冷，一点蒸汽都没有？”第二天，猪皮看见铜锅叔的儿子春，对春说：“你爸昨晚对我说，你不给他钱用，他可怜呢。”春说：“你在哪儿看见我爸的。”“在你家巷子里呀，你爸烟瘾大。”猪皮说。“我爸都死了快三整年了，”春说，“你对我有看法，也不能这样说我啊。”
谁也不敢说，他的胆量比棕和水炎大。棕是以偷木头为生，晚上走十几里山路砍木头，又连夜扛回家，山路要穿过一片乱坟冈，累了还要躺在坟头上睡一会儿。水炎是吹喇叭的，方圆三十里，他从不在做红白喜事的东家那儿过夜。有一次，棕和水炎从西山走山路翻金龙冈回枫林，到了金龙冈已是深夜，看见金龙冈有鬼抬灯。鬼火像板桥灯一样，一盏接一盏，喔呦呦，喔呦呦，喔呦呦，他们听见鬼在抬灯时发出的欢呼声。水炎说：“只听说鬼抬灯没见过，这次见了就好好看。”棕说：“那我们鼓鼓劲。”棕也叫喔呦呦。鬼火一下子散开，往东边跑。水炎点亮松油，和棕一起追鬼火。一直追到一条河边，鬼火没了，棕和水炎在晚上也辨别不出方向，看见一个空空的墓穴。棕说：“晚上在坟坑里过夜，天亮再回家。”铺了干茅草，两人睡下。天亮醒来，棕对水炎说：“我们怎么睡在屋顶上呢？”水炎被棕的声音吓傻了，说：“你怎么变成女人说话呢？”棕一脸的胡茬，高高壮壮的，可说话再也成不了男人，满嘴娘娘腔。 操国富在钱墩教书，四儿子随他读初二。钱墩离枫林有四华里路，进枫林村口，有一片柿子林，林里是大片坟地，过了坟地，进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右边是祠堂。祠堂死过很多人。祠堂前面是宽阔的空地，村里落棺的人都搁在这儿。一年冬夜，操老师吃过晚饭回家，进了柿子林，总感觉后面有两个人跟着。他几次回头看，都不见人，脚步声噔嗒噔嗒，有节奏地响。操老师停下，身后脚步声也停下。操老师扔石头过去，脚步声变成吱吱吱吱的猫与猫的互咬声。操老师提着松油灯，过了柿子林，到巷子口的青石桥，看见水底下有两个人影，但没看见落下影子的人。操老师拉开裤裆，嘟嘟嘟，撒尿，影子没有。进了巷子，操老师前边有两个人在说话，一问一答，不时笑声朗朗。操老师亮开嗓子，喊：“是脏东西就现行，是人就坐下来喝一杯酒。”操老师一手拉着自己儿子的手，一手提着松油灯，快跑起来。但一直跑不出巷子，巷子成了“0”形，像一个巨大的环形跑道。他一直跑。他在逃，逃看不见的人影，逃紧随他的脚步声。他感觉自己是一只浮在水面的河豚，气囊鼓起来，又慢慢地瘪了，逐渐下沉，下沉。在家躺了一个月后，操老师撒手人寰。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巫师。巫师在屋里也戴斗笠、穿蓑衣、脚上着一双草鞋。他有一个布袋，黄色麻布缝制的。布袋里有香、香炉、黄表纸、草纸、蜡烛、洋火、黄水笔。巫师能请故去的人回家。有几个请过巫师的人说，很是灵验。“我爹爹叫我送酒给他喝，他好多年没酒喝了。他说他死了，还是苦命。”烂头妈说起巫师请回她爹爹时，呜呜地哭诉起来。她说她看见她爹爹拖着一双麻鞋，脸半阴半阳，头发倒是齐整，油蜡蜡地往一边梳，和入殓时没两样。美朵也说灵验，说她爸只有一副骨头撑着衣裳，瘦得莲荷杆一样，手指像冰冻的鸡爪，嘴巴山洞一般乌黑黑的深，用手遮着眼睛，躺在椅子上看天井上方的四角天空。巫师在八仙桌上，匀一层米皮糠，畚斗的角底插一根树枝，两只手托着畚斗的两个底角，树枝会在米皮糠上写死者的名字。亲属坐在香桌下，上了香点了黄表纸，对巫师说死者与自己的关系，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在巫师的符纸烧过之后，巫师念念有词，亲属慢慢闭上眼睛，这时——死者来了，像一个梦——亲属看见了死者，有了音容笑貌，有了死后别离的伤痛。而这一切，只有亲属和巫师看见。十二岁的桐子说：“我也想请神，看看父母。”他没钱，花了一斗米。巫师来了。桐子说：“我要看爹爹，也要看妈妈，还要看老爷爷和老奶奶。”巫师说：“一斗米只能看一个。”桐子说：“我只有一斗米，还是借的，我要看四個。”巫师不肯。桐子说：“看爹爹。”香烧完了，桐子说没看到爹爹，要看妈妈。香又烧完了，桐子说：“妈妈没看到，要看老爷爷。”巫师不肯，说：“你怎么耍赖。”桐子说：“是没看到，你把米还我，我不看了。”边上看的人说：“桐子还没到十八岁，是不是眼睛开不了光呢？”巫师说：“这么耍赖的人，怪不得父母早死。”桐子族姓的人，听巫师这么说，把巫师暴打一顿，又叹息：“桐子出生死娘，三岁死爹，八岁死爷爷，十岁死奶奶，看见爹娘都认不得，又有什么可看的呢？”巫师在村里待了一年多，差不多一半的户数都请了巫师看故人。看完之后都泪水涟涟，眼睛泡泡像个红辣椒。有人说，再好的人也要死，再坏的人也要死，都是死，死人没好坏，好人死了有人挂念，坏人死了也有人挂念。也有死了没人挂念的人，是夭折的人，没有后人的人，那是野鬼，四处飘游，和炊烟一起，在黄昏时分的旷野，消失在最深的黑里，发出风一般的呜呜之声。
第四幕 环形
【野食】
一九七○年农历四月十三日，黄昏垂降之际，洪兰花第六个孩子出生。接生婆把孩子拔出来，放在热水盆里洗，一边洗一边哭。洪兰花大汗淋漓，虚弱地靠在棉被上。傅土生还在大队里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他的妈妈颠着小脚，在柴灶上煮鸡蛋。洪兰花问接生婆：“小孩是不是有残疾？”接生婆是隔壁屋的邻居，六十多岁，瘦小的身子蜷缩在窗户底下，说：“今天接生了四个，前面三个都溺死了。”洪兰花抱着小孩，看了一眼，是个男孩，说：“就是讨饭，我也要把孩子带大。”
溺死的三个孩子，分别是梅家老三的、周家石墩的、乐家难民的。他们家里吃不饱，只有把孩子放进尿桶里溺死。
洪兰花没有奶水，她婆婆想买一只猪脚催奶，却变卖不出东西换钱。洪兰花把孩子抱养给从沙溪来枫林的移民户梅花，一个月三块钱。洪兰花生下孩子第三天，赤脚下水到河边随大队里的青年妇女洗铁砂。奶妈钱一直欠着，孩子吸奶到四岁，梅花说：“我以后也不生了，给我做孩子吧。”洪兰花说：“白天你做他的娘，晚上我做他的娘。”
梅花的老公金星是个习武之人，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池塘里摸螺蛳，河里捉鱼，山上打野鸡，田里捕田鼠黄鼠狼，草地里夹兔子，野食把小孩养得白白胖胖。梅花矮矮瘦瘦，打双赤脚，走到哪儿都用手拖着小孩。小孩白白净净，嘴巴特别甜，娘啊娘地叫，也调皮，把鸡窝里的蛋放在火熜上煨起来吃，把黄豆放在铁盒里用猪油炸起来吃。小孩十二岁那年，也是分田到户那年，梅花回到了沙溪。
在我二十几岁，坐在她沙溪池塘边的家里，她对我说起这些，仍是笑眯眯的。她是我的奶娘。我十五六岁了，还要趴在她身上撒娇。她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她大腿上，要她摇我。她眯眯眼睛，给我讲谜语。前年，我去看她，她已经老得缩成一团，路也走不了，她躺在床上，我叫了一声：“妈。”她把手挪出被窝，拉住我的手。我坐在床沿。她的手已经没有肉，只有皮和骨头。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人，不知道我是不是会存在。
【除夕】
二○○九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在我的小房间里，兄弟几人在父亲的提议下，开了一次家庭会。母亲旁听，一言未发，她裹着厚厚的棉袄，看着一个个儿子。房间里点着大蜡烛，窗外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老大旭炎、老二旭泉、老三旭升、老四旭华、老五旭东围着小桌嗑瓜子，杂七杂八地说起来。
傅土生：上次开家庭会，还是一九八八年除夕，这次开会的主题还是赡养的问题。媳妇不参加，这个问题的发言权在儿子。
旭东：那大嫂参加，大哥表态不能全权代表。 傅土生：一九八八年定下的，一个儿子一年交我两百斤谷、两百块钱、十斤油，个别人只完成了三年，后面都没交过，连压岁钱都没给我。不像话。
旭泉：我每年多交了四百，还买一套衣服。
旭炎：猜哑谜干嘛，讲我呗。旭泉打工在外十几年，孩子都是二老带大的，多交是应该的。旭升做事手脚慢，你帮他养牛砍柴，他多交也应该的。旭华读了书，有工作，多交也是应该的。当然，我没交是不对的，主要是家庭经济来源有限，开货车还亏本，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欠大舅子四万，欠小舅子二万三，还不知道哪年还上。
旭升：你不交就不交，扯上我干吗？你就直接讲，爸帮我和老二做事，没帮你做事，你不痛快！
旭东：我每年过年交了一千，平时还给一些。
旭华：孝敬老人的方法很多，给钱是其中之一，有好菜叫父母一起吃，杀猪了给父母两斤猪肉，天冷了给父母弹一床厚实的被子，父母都是高兴的。
傅土生：你们讲讲，以后每年交多少钱。除夕年饭过后就交，省得我催。没钱交的，打欠条。平时给的，我也记账。
旭华：这样吧，一年一千是至少的。我负责爸妈衣服、医疗费。其实，差不多二十年了，都是我负责衣服、医疗费、人情往来。大哥的两个小孩都大了，要娶媳妇，要盖房子，由他自己拿吧。
傅土生：我没得吃，就坐到你们家去吃，你还敢抢我的碗呀。
旭东：我在温州，你路费都没有。
旭泉：爸讲这个话没意思，把你儿子当什么了。
旭华：你没饭吃，在枫林，谁敢说他父母有饭吃？就这样吧，我看杂货店赌博去了，说不定把你一年的生活费都赢来。
【暮色】
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我没有沿饶北河两岸走走。四月有喷涌的野花，在田埂上摇曳，九月稻谷满眼金黄，沉甸甸的谷穗弯曲着弧形的腰肢。我无数次地在这片田野上走来走去，捉泥鳅，钓青蛙，用蓼草的浆水倒进水沟里捕鱼，提着松油灯站在路口等父亲挑着红薯回家。
夕阳沉潜，山梁上的雾岚棉丝一样渐渐编织成丝巾围在山尖，紫色的云霭慢慢蜕变，萦萦山风掠过，暮色漫上院墙。这个时候，每一条路，都朝着油灯亮起的地方。整个大地空寂下来，仿佛雨后的水珠坠在草叶上。灯光浮在暮色里，苍穹之中的最后一缕白色映在母亲小小的额头上。麻雀窝在屋檐下，叽叽喳喳之声化为潺潺流水，竹林婆娑，把月影摇落下来。
迷蒙的旷野，悬在我的眼睑——它是我的有限之中无限的庙宇，我把手再伸長一些，就可以触摸到星星缀满的脸庞，站在屋顶上，我可以听到窃窃私语。说话的人，用星星磕碰星星，用露珠抚摸露珠，用花朵的色彩映衬花朵的色彩，用浅白的光交换浅白的光。山峦陪着山峦，稻草垛一样，坐在大地上。
【索套】
今年中秋节，我在枫林陪父母，邻居几人，在院子里喝茶，聊天。
腐冬瓜：你说人是怎么老的？
补鞋老四：愁老的。小时候愁吃愁喝，成家了愁小孩，老了愁病。一辈子都是愁，不愁的人只有一个，王家傻子，叭叭叭，说不出一句话。
傅土生：风吹老的，一年一年的风，比什么都厉害。
腐冬瓜：霜打老了的，你看看，霜打了之后，茄子蔫了，辣椒叶落了，西红柿萎了，刀豆缩了。人也一样的。
补鞋老四：人是一点点老的，先从胃开始老，饭量减少，再从鸡巴老，用不动，最后牙齿老，张开嘴巴空空的。霜打不了人。
傅土生：人是一夜老的。我爸到八十岁还挑粪桶，种一家人吃的菜，吃麻子果吃一大碗，没牙照样吃炒黄豆下酒。有一天，他说喝酒没味道了，开水一样，他粪桶也不挑了。就是一个晚上，他觉得吃什么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头，老了。提不起劲，不如老死，隔了两个月，他老死了，全身干瘪。
腐冬瓜：我十三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没想到现在八十一岁了，还没完全老，真是怪事。十三岁，父母在去义乌挑盐，回来的路上活活饿死，我觉得自己活够了，可以死了，这样一直熬着熬着，眼睛一眨，八十一，什么都能吃，年轻人赌博，我也看看，瞅瞅热闹。坐庄的三毛说，老人家，给你五十块钱，别压庄了，万一被人挤压了，可是大事。我不要五十块，我就压压庄。
补鞋老四：我从来都没年少过，也没年轻过，出生到老，一直老，老中奔波。
傅土生：人的脖子上，都有一个索套。人不是自己老的，索套被绳子拉着，走着，哪由自己选呢？
【消失】
这十年，村里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拆了，在公路边，在半边街的田畈上，建了一栋栋的三层四层的小楼房。邻里之间，离开二十米，也骑摩托车去。在进村的路口，周烂田开了小店，小店前搭一个毛毡蓬，摆起菜摊，有白菜、莴苣、海带、豆腐、洋芋、带鱼、黄豆、辣椒、生姜、豆荚、肉皮、千张、鸡蛋、鸡爪、鸡骨、鸭脖……都是从上饶市菜市场批发来的。店铺里，还有菜油、大米、白面以及其他杂货。小孩站在货柜前，捏着一块钱的硬币，脆生生地说：“给我一包辣条。”楼上，是两桌麻将，女的穿着厚厚的睡衣，踏一双毛线拖鞋，男的抽着五块钱一包的庐山烟，不时地用手机发信息。屋前是一片田野，荒芜着，间或有几个老人在种菜。饶北河的埠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芦苇发黄，像一个人的暮年。河滩上，被挖掘机掏得七洞八穴，砂子拉走，留下一个个滚圆的河石。枯枝上挂着破塑料袋，被风吹着，呼啦啦地响。从祠堂搬迁到山坳里的小学，电铃嘟嘟嘟嘟，放学了。孩子穿着不合身的校服，一群群地围着小货店，嚷嚷着买萝卜条、旺旺饼干、辣条、腌豆腐干。有小孩用手机打电话：“妈妈，回来，我半年多没看见你了。”妈妈在电话里安慰：“宝宝乖，过年就回家，挣钱给你买新衣服。”小孩哭起来，泪水哗啦啦，抖起身子，说：“你回来，要你回来。”周烂田的老婆美凤看守铺子，周烂田负责进货。漆蹄去店里买鱼，美凤蹲在地上挑拣鱼，一对奶子耸在膝盖上，白白的，大大的，漆蹄看傻了。美凤把鱼称好，一斤二十三块，鱼有一斤七。漆蹄拿出一百元，找回六十三块钱。回到家，漆蹄老婆问：“今天买了几斤的鱼呀？”漆蹄答不上来。再问：“花了多少钱呀？”还是答不上来。他老婆称了一下，九两鱼还不到，说：“你死了？”漆蹄跑进房间喝了一口热茶，自语：“奶子，奶子。” 前年，京福高铁上饶段开始修建，拉片石的，拉砂子的，拉水泥的，拉钢筋的，拉废土的，大货车没日没夜地在路上穿梭。民工、司机、管理人员、技术员，驻扎在旧农场。农场有三栋矮矮的排屋，有食堂。驼子在农场边上租用了两间民房，开了一家“鱼塘酒家”的农家乐。服务员是外地人，二十多岁的女子，涂口红、描眼线、修指甲，工地的人隔三差四在“鱼塘酒家”过夜。村里几个在麻将桌上过日子的人也去，赢了钱的说：“反正是赢来的，又不要力气挣。”骑一辆摩托车，呜呜呜，寻乐去了。输了的说：“反正都是输，不如吃吃野鸡。”骑上摩托车，尾随而去。大嘴巴四七，干脆吃住都在“鱼塘酒家”，白天推二八杠，晚上玩小九，只有放高利贷的人找他，他才捡起短裤往村里逃。
到了过年，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聚在几个杂货店里打三、炸鸡、推麻将饼、打炸弹、玩小九。一个春节结束，口袋里的钱也输完了，都流进了六仔的腰包里。六仔在温州开赌场，过年几天，都在烂田的店铺里坐麻将饼庄家，钱一扎一扎堆在八仙桌上，叫着：“快点压呀，压多赔多。”别人也不敢坐庄，才万把块钱，六仔一把下去，赌死。若庄家赢了，六仔翻番压，直至庄家死。大家见六仔用麻袋提钱，都手里捏着钱，往桌上扔，扔得越快越多死得越快。烂田说：“枫林人还是没钱，六仔三天就把大家口袋抽干了。”偶尔，我也去，一天赢个三千五千就收手。我不每一把都压，我算概率，压个三五把结束。我小孩带了一箱的玩具回枫林。她只认识牛、鸡、狗、猫，鸭鹅不分。她要么看《熊出没》，要么玩玩具，也很少和她的堂姐妹兄弟玩。她只是这里的客人，枫林也只是她父亲的老家。
父亲分给我两间瓦房，我还留着，木板楼，木格窗，泥墙，也是自然村里唯一一间瓦房了。我二姐夫开了一家砖窑厂，煤烟滚滚，把整片山的油茶树腐蚀而死。二姐夫对我说：“你把瓦房拆了，盖一栋小楼房，修个院子，多洋光。”我笑笑。瓦房拆了，我就失去了脚板下的根系。饶北河在十五年前，上游建了萤石加工厂，排出的硫黄水灭绝了鱼虾，人也不敢下河游泳，河水使人皮肤溃烂。
高速公路和京福高铁穿过田野，立柱水泥桥在田畴间蜿蜒，隧道和劈开的山梁裸露出灰褐色的大量废石，水泥桥下是荒芜的农田，细细的长长的水草在春季长毛茸茸的白花，在秋天则是一片哀黄。山上的油茶林，被灌木和芭茅覆盖了。野猪在屋后的山林里，成群出沒，把玉米地、红薯地拱得犁了一般。村里有几个打猎的人，把电线拉进山里，夜间电击野猪。在菜地上拉网，候鸟迁徙时，网上挂满了鸟。鸟耷拉脑袋，翅膀撒落一地的羽毛，脚插在网眼里，它越挣扎陷得越深。穿山甲灭绝，五步蛇灭绝，黄鼠狼也即将灭绝。收购野生动物的人，定期来村里，拉到浙江贩卖，赚取高额的利润。乌鸦不见了，喜鹊不见了，猫头鹰不见了，秃鹫不见了。旷野寂寞了很多年。
每一次当我以怀乡的心态回到枫林，想唤回潮湿的暮色和雨季时的浪涌时，反而失落得更伤痛。人子在轮转，逝去的一切却永不回还，心脏里安放的庙宇已然崩塌。老去的人，消失的人，发生的这一切，又为了什么？
父亲，姓傅名土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生，左眼角有小疤，低着头走路，慢吞吞，习惯打赤脚穿鞋。每餐喝小半杯酒。
母亲，姓洪名兰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四十出头时身子开始佝偻，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九年间的肺热患者，身高一米五八，体重从未超过四十五公斤，多生育。
乡邻几人及兄弟诸人。
叙述者，一九七○年生，三十岁结婚。迁徙的人。
时间：
被记忆的，被遗忘的
皮肤上的斑点
埋藏的，生长的
场景：
阳光照耀的河滩，田畴，山峦
黑夜蔓延的角落，村口，埠头
背景：
枫林村，两千四百余人口，背山临河而居，半边主街一条，人均耕田四分三、耕地一亩七、山地七亩二，耕牛若干，农用车若干，小车两辆，现服刑人员无，出狱者三人，外出务工人员一千一百一十七人。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三年、二○○三年、二○一一年人均毛收入分别为两百四十元、两千一百元、四千七百元、六千三百元。余氏、周氏、全氏、乐氏为大姓，总计十余姓氏，落户枫林第一户为余氏，明代中期落户。
第一幕 死鱼
【饥饿】
二○一二年正月，我家的院子里，残雪积在枇杷叶上，几只母鸡在树底下扒食。我父亲、我母亲、我、二哥、腐冬瓜、补鞋老四，嗑瓜子喝茶谈及有关饥饿的记忆。我父亲，七十七岁，穿一件黑棉衣，瘪瘪的嘴巴不停地吸烟，头发稀疏，脸色是酒的酡红。我母亲，七十五岁，手指细而刚硬，看起来和一根钢筋差不多，脸吸附在火熜的木板上，还有半碗开水泡饭剩在桌上，上唇的黑痣让我相信命运的毒素是慢慢凝结的。二哥，名旭泉，五十一岁，在浙江做石匠二十六年，右脸有一块疤，是小时候生脓疮留下的，每年元宵过后他带着妻子儿子出门务工，大年二十五回家，穿一件印有“莲花味精”的蓝色大褂。腐冬瓜，八十一岁，头发全白，门牙落了，笑起来能看见舌苔，左手大拇指开裂，没有指甲。补鞋老四，乐氏，两岁丧父，四十七岁，以补鞋和理发为生，说话时眯起眼睛，结舌，三十七结婚，育有一子，三十九岁时老婆跟一个贩猪仔的人跑了，至今没有下落。
洪兰花：老槐驼子，真是个好人。好人也会死，死了也快三十年了，过继的儿子没照应他一天，下棺时连戴长白帽的人都没有。土生还在学校读书，就我和他爸挣工分。吃饭的嘴巴多，连饭都挣不到吃。老槐驼子是生产队会计，心念我苦，每餐饭多打半斤，还不能给别人看见。分粮时，还多分一袋，食堂多下的菜头菜脚用箩筐装起来，带一点给我吃。
腐冬瓜：一双手，哪还赚得到饱饭吃，米糠都没得吃。那一年，就是洪水把圩坝打垮的那一年，村里有十几人外出讨饭。我老娘都去煌固讨饭。
傅土生：是一九六一年。棕树籽都吃完的年辰，大家到后山挖观音土吃。芋头母的公（爷爷）吃了三日的鼠曲草粥，饿得趴在田里插秧，晚上到茅棚坞挖观音土吃，吃了四天，全身死猪一样浮肿，指甲掐进肉里都能渗出水，大便拉不出，死在茅坑里，牙缝里都是观音土。
洪兰花：旭泉小名叫跌跌倒，就是吃不饱，奶水没有，大人小孩走路都跌跌倒。老槐驼子扒一半的饭给我带回家喂小孩。
补鞋老四：苦的事还用谈？我老子死得早，有一年过年，我娘到豆腐渣家里借两斤猪肉过年，猪肉都下锅煮了，豆腐渣老婆想想，还从我家锅里捞上来，怕我家还不起。
洪兰花：土生在上饶读书，不通路，回家一次要走一天。有一次回家，老槐驼子知道土生回家，打了一钵头饭，我去洗了两把白菜，准备烧起来下饭，回到灶头，看见钵头空了。土生说，怎么这么一点饭，三下两下就玩了。那是三斤四两饭，一家人吃的，结果他白口吃了。
我：那几年，据说村里饿死好几个人。荪芽都扒光了，田埂上马兰头都挖不到。
腐冬瓜：水库也是那两年做的，劳力上山坞修水库。周家瘌痢饿死在水库涵管上，挑砂浆，上了三个涵管，坐下来休息，再也没起来。放鸭的徐家难民，饿死在桌子下。摆了一桌子的碗，碗里都是水，水上漂几片菜叶。干力气活的人，肚子里没东西，就是房窝没梁。难民坐在凳子上，端起碗，手不断打抖，浑身冒黄黄的汗珠，一下子全身衣服湿透，瘫下桌子，四肢发硬。下葬的时候，难民手里还捏着筷子，抽都抽不出来。
补鞋老四：一九八一年三月，我到茗洋换白洋，饿了四天，讨饭都讨不到，偷偷跑到地里刨红薯种吃，东家追来，我跑路都迈不开脚，昏倒在井边，东家人好，给了我一碗粥喝。
【聚餐】
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元旦、生产队里要聚餐。聚餐放在我家，中晚各一餐。我家房子大，能摆二十几桌。聚餐只能挣工分的人上桌。
菜有炒白萝卜片、芋头、猪肉汤泡明笋、红烧冬瓜、白玉豆、红烧豆腐、鱼、文肉、煮黄豆、豆腐皮、白木耳汤、炒香菇蒂、海带、带鱼、炒蒿白、炒荸荠、牛熟、牛肉、鸡块、文鸭、红烧南瓜。
主食有米饭和麻子果。
杀牛，在头一天进行，杀两头。我们不叫杀牛，叫敲牛。在我家屋后的瓦場，有一块空地，牧童把牛从栏里牵出来，用黑布把牛的眼睛蒙上。黑布罩上去，牛流浑浊的眼泪，长长的，后蹄甩起来踢人。牧童把牛拴在香椿树上。香椿树有油脂，凝结起来，粘手，鼓胀，看上去像肿瘤。敲牛人端一把斧头，用拳大的鹅卵石对准两只牛角中间的漩涡，斧头对准鹅卵石，一锤，牛跪下去，再一锤，牛瘫倒在地，四肢蜷曲，口腔里流黏稠的血。唇须上，煽动的耳朵上，都是血。牛把舌苔伸出来，舔血，抹在鼻梁上。呼呼呼，喘着粗气，腹部不断地起伏。敲牛人拿一把杀猪刀，在牛肚子上来回正反面搽，再用牙齿咬住刀槽，把装有滚热的沸水的木桶端到牛脖子前，抽下刀，呲起牙，摸摸牛的眼部，一刀捅进咽喉，搅动一下刀，抽出，血喷射到木桶里。杀牛人把盐花撒在沸水里，用手沿桶边搅动。血慢慢成块状，面上有一层白白的带血丝的泡泡，用嘴一吹，泡泡飞得不见踪影或噗地裂了。 牛的内脏和牛筋，在土灶里用火煮一个整夜，成了牛熟。牛头在另一个土灶里，用干木柴煮一个整夜。牛头不熟多一灶火。牛肉牛排剃下来，挂在竹杈上，晾水分，水滴在地上，渍液风干后成一片黑色，绿头苍蝇吸在上面，用扇子扇都赶不走，狗也去舔，摇着尾巴，舔几口，四处张望一下。生产队固定几个老人煮牛头牛熟，关在一个土坯房里，外面的门锁着——半熟时，烧火添柴的人用手撕肉吃。生产队长管着钥匙。天快亮了，土坯房的窗户下站满了小孩，眼巴巴地等老人从里面递几块热乎乎的牛熟出来吃。
我母亲天麻麻亮起床生火，做豆腐。磨浆、点卤、压箱。做豆腐的还有三人，启炎老婆、月巾嫂、金兰姑姑。压箱时，我母亲从每箱匀一木勺豆腐脑，多压一箱，说：“生产队小孩多，聚餐后小孩尝尝鲜。”我才五六岁，光着屁股跟在母亲后面，端一个青花碗，放点酱油，求母亲打一碗豆腐脑给我。团叔看见，就大巴掌打我屁股。他穿猪皮制的外褂，眼角有垢状的眼白屎。他就是那个杀牛的人。白白的豆腐脑漾在四方体的木箱里，热热的蒸汽在幽暗的厢房里萦绕，明瓦的光照下来，蜘蛛网挂在梁上，蜘蛛盘踞在网中间，荡千秋一样。团叔还负责打麻子果。先把糯米用冷水泡开，发胀，放在饭甑里蒸，木柴在灶膛里熊熊燃烧，火舌舔着炭黑的锅底，蒸汽在灶间抱成一团，上上下下地翻腾。蒸好的糯米饭铲在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打在糯米饭上，打一下，把糯米飯翻个身，再打，直至黏稠，搓成拳头大的一团，有序地排列在团席子上，席子铺了一层白糖拌匀的黄豆粉或芝麻末。
做饭则在隔壁启炎叔家里。饭是捞饭，早上就捞出饭坯，晾在团席子上。开饭时间到了，厅堂、厢房、弄堂、院子里都摆满八仙桌，坐满了人。烧菜的，端菜的，洗碗的，切菜的，添火的，穿着围裙，油光满面。小孩在弄堂打打闹闹，不时跑到自己父母身边，张开嘴巴，吃一口菜，又去打闹，来来回回地吃，来来回回地闹。晚上，我们躲在启炎叔家的团席子下，用手抓饭吃。饭没有蒸，硬硬的，刮喉咙，有糙糙的米心，我们吃得口水涎涎，还把四个口袋塞满饭坯，留到第二天吃——白花花的饭，怎么吃都是好吃的，有甜味，能把整个一年瘪下去的肚皮撑起来，鼓鼓的，像个小南瓜。
木匠老七，谁也不愿和他坐一桌。他的食量惊人，吃得又快，叭叭叭，一碗饭没了。他不说话，埋头吃。厅堂里的人都走了，他把几个桌子的菜汤（任何一桌都不会有剩菜）全集中在一个脸盆里，把饭倒进菜汤，哗哗哗，灌进肚子里，吃完了，抹一下嘴巴，把旱烟点起来。生产队里的人说，木匠老七能吃四十碗饭。他自己也承认，有没有菜无所谓，一碟酱椒就行。我二哥也能吃一大脸盆的白粥。他说，饿了，石头也能吃下三大个。我信，因为每天中午他从田里回家，走路都拖着步子，虾着腰，过门槛抬脚都显得费力，眼睛深深凹陷在眼眶里，嘴巴金鱼一样张开。
【盗贼】
村里的盗贼越来越猖狂。打更的王家拐子说。王家拐子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靠撑一双木拐杖走路。走一步，用手撑住拐杖，身子悬空，下身荡过去。他的嘴巴大，像两块合在一起的西瓜皮，牙龈上有一层厚厚的黄垢。他有一个提着裤腰走路的老婆，头发鸡窝一样，脸上黑黑的满是泥污。还有两个孩子，整天坐在地上，腋窝绑了一根布条，拴在门环上。小孩在地上摸鸡屎吃，摸茅草灰吃。
第一个被王家拐子抓住偷地瓜的，是杀猪佬矮子的老婆，叫麻花。麻花矮矮的，又瘦，干瘪，像个辣椒壳。在村头的黑板上，出了一个白纸布告：
布告
麻花，女，中蓬生产队，于七月四日偷地瓜，被抓。据麻花交代，这是第三次偷，前两次各偷了六个和八个。这次偷了四个，其中两个在地里吃了。兹定于六日游街。偷盗，是我们光荣的贫下中农打击的对象，我们要彻底批斗她。
中蓬生产队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
游街是在上午，大家都来看。站在门槛上、地头上、水渠的矮墙上。麻花的脖子上挂着一双烂草鞋，胸前后背都贴着白纸黑字，赤裸着上身，小小的干瘪的乳房耷拉下来。她低着头，号啕大哭，从上街往下街游。大家往她身上吐口沫，口痰射在她脸上，用石块扔她，用指尖比画着破口大骂她贱×。过了两天，她坐在我家院子里，干哑着嗓子对我母亲说：“兰花嫂，小孩饿不住，又没别的法子，我身上的肉割下来都不够吃呀。”
第二个被抓的，是代课的徐老师的老婆春。和春一起游街的，还有麻子。在河滩沙田偷玉米棒被抓，是在晚上。把她扭送到生产队的人，是生产队长。周家麻子看守玉米地，睡在茅棚里，听到咕嘚咕嘚掰玉米的声音，他端起渔叉摸过去，一声断喝：谁偷玉米。春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跪下去，求麻子：“孩子实在饿不住，掰几个玉米填填肚子。”春四十出头，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甜瓜一样的脸，整天晃着水蛇腰。麻子一看是春，说话的舌头僵硬了起来，说：“偷东西，要游街。”但不由自主地想抱春，又说：“那你陪我在茅棚过一夜，我就不送你去生产队。”春说：“那我要掰五十个玉米带回去。”到半夜，大汗淋漓时，生产队长查夜，查出一对露水夫妻。
白天狗出去了，晚上回不了，被偷吃了。红薯地掏了一个个洞，被上山砍柴的人挖了。黄瓜只开花，黄瓜有筷子长，被摘吃了。板栗、柚子、毛桃、橘子、枇杷、地瓜、荸荠、茭白、晒在屋檐上的南瓜干、挂在竹竿上的腌萝卜，只要是吃的，没有不被偷的。
麻雀洞里的蛋、樟树上乌春的蛋、山崖上猫头鹰的蛋，都被掏光。
这是一个盗贼出没的村庄。这是一个可以随处听到饿饿饿的村庄。打更的拐子也偷，凌晨去，偷田埂豆。坐在田埂上，剥豆子，放进裤桶里。他从我的窗下走过，咳咳咳，笃笃笃。咳嗽声和拐杖声把他暴露在黑暗里。
生产队的食堂在养猪场后面的排屋里，接连几天，喂猪的糠渣都浅下去。糠渣盛在一个水缸里。长产队长安排人守，蹲了半夜，一个人翻墙进来，用大钵头盛糠渣，被逮个正着。盗贼是乐家老四，十三岁。在生产队里，老四的双手反背被吊在梁上，手腕绑着麻绳。老四瘦瘦的身子，像一片荷叶悬在空气里。他的牙齿狠狠地咬着唇，唇边淌丝丝的血。他说他一家都没东西吃，他挣不了工分，只能吃糠渣。他父亲在他出生第二年去世了，他母亲一直病着。到了五岁，他被抱养到三十里外的临湖镇，过了三天，他一个人出现在村里。又抱走，隔了五天，又一个人出现在村里，打双赤脚，脚丫全是血。他母亲再也不放开他，说：“我们一起饿死，命该死在一起。”生产队长看见老四的唇边，粗粗糙糙，结出糠皮一样的痂，把老四放了，说：“给生产队放牛吧。” 在小学祠堂里，住有两个知青，支教，一男一女。男的姓兰，右脚瘸，喜欢吹笛子。女的姓汤，白白净净，像棵小白菜。兰老师用麻线穿大头针，到鱼塘去钓鱼，汤老师也跟去。被守鱼塘的人抓了。汤老师脖子上挂着两条活鱼，背上贴了一张写有“知识青年偷鱼，罪加一等”的白纸。兰老师的脖子上挂着一面铜锣，手上拿一根棒槌，走一步敲一下，说：“知识可耻，盗贼可耻。”村里几个倾慕汤老师的年轻人从田里掏起污泥糊在兰老师脸上，也用大粪糊在兰老师脸上。
【死刑犯】
一九八一年冬，新田方家有一年轻男子，失踪十余天，家人到郑坊公社报案。当天晚上，刑侦人员把犯罪嫌疑人三仔带走。破案线索是失踪者嫂嫂提供的：“失踪前一天，家里来客，是枫林余三仔，约小叔去华坛山买木头，看见他们在房间的竹椅上数钱。”
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指认了埋尸现场：“在饶北河水坝下的河滩上，掏洞，用麻袋装，切块，埋在砂子底层。”
犯罪嫌疑人供述：“我叫余三仔，家住枫林村，二十四岁，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去好友方绍明家，见方绍明有现金一百四十三元，骗他去华坛山买树，用过晚饭，走路去华坛山，至河边，我从背后用石头将他砸死，后分尸。杀人的原因是我于年底结婚，身上分文全无，做酒席买菜的钱都无从筹措。”
【打搶】
华坛山去德兴市，土公路要爬一个大陡坡。陡坡呈S形，四周高山，野猪豺狼出没，竹林松树林有风声像海浪咆哮。此地人称黄土岭。黄土岭常有打劫的趁夜色劫财。大货车上坡时，一根木头横在路上，司机熄火下车，三两个蒙面人从竹林里跳出来，手拿砍刀斧头，凶神恶煞，司机见状早已吓得面如死灰、四肢瘫软，任其搜身卸货。
一次，三个打劫人拦下一辆小车，车上坐了一个胖胖的说四川方言的人。此人说了两句话，三个打劫人有两个扔下刀跑得比风还快，另一个当场死亡。他站在车头，拖着长长的音调，说：“抢——我——吗——”手往脸上一挥，脸变成竹青色，额头变成黑色，又说：“还——敢——抢——我——”手往脸上一挥，脸色变成大花脸，突出牛眼睛。三个打劫人魂飞魄散，其中一个叫：“鬼。鬼。”人往后一倒，惊吓而死。
死者叫赤脚板，四十三岁，分水岭人。
黄土岭再也没有出现打劫的事了，方圆几十里都知道，那里闹鬼。
第二幕 泥沙
【结婚】
一九五五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在茶山祠（上饶地区行政公署第一中学）读高中的傅土生，在枫林一座破旧的矮房子里，和洪兰花新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父亲傅土生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十九岁结婚，是哪一年记不清了，你自己算算。”我很是羞愧，父亲母亲的出生年月日，我一无所知，更别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啦。想想，除了父亲七十岁生日，我还没陪同父母过一个生日。倒是母亲和我经常聊起她结婚时的情景。
洪兰花：你外公一辈子都顾着自己一张嘴，赚了几个钱都吃光了。你二哥出生那年，你外公死了。我从小到大，鞋子都没穿过一双，打双赤脚放牛、砍柴、摘油茶籽，到了冬天，靠在火炉上不敢下地。要上茅厕，拖你外婆的鞋子去。
我：那你嫁给我爸爸之前，有没有来过枫林，看看夫家。
洪兰花：源坞下一个山坳，到了枫林，走路都不要一个小时，经常来枫林，挑山货或木柴，换米上去吃，到了傅家门口，撇过脸快步走，哪敢看呀。源坞的人都说，你奶奶是只母老虎，会吃人，我更不敢看。
我：结婚之前你有没有看过我爸爸呀。
洪兰花：看过，来源坞送中秋节，我躲在厢房里透过门缝看。清清瘦瘦的，不太说话，很斯文的一个人。
我：爸爸结婚的时候，还是学生呢。
洪兰花：我也只有十七岁。结婚的那天下大雪，源坞的山脊上，雪有二尺多厚。来枫林，你外公就陪嫁了一担木箱一个脚盆，八双布鞋。走到枫林，天完全暗了，黑咕隆咚。新娘房在祖屋里，矮矮的，手都能摸到屋檐。后来建了屋，祖屋改成了茅厕。新娘房早倒塌了。
我：是谁做媒的呀。
洪兰花：你外公自己挑的，说你爸爸好读书，有见地。你外公是个道师，没有哪个村子他不熟的，挂个锣鼓在腰上，扎个蓝头巾，穿长长的先生褂子，到各个村里做道场。
我：结婚热闹吗？
洪兰花：哪还谈得上热闹。那几年吃饭都难，做喜事都简简单单。屋檐了挂了两个红灯笼，屋里挂了八个红灯笼，烧了七桌饭，也没什么菜。拜了堂，闹了洞房，散了几个糖，算结了。第三天，我去生产队种油菜了。我种油菜手脚快，大家都说土生讨了好老婆。你爸爸都十九岁了，还没下过地。
【成年礼】
厢房里，有一个紫漆的木柜。柜面是两扇门合成的，各雕了一朵牡丹花，殷红的花朵皱起油漆的斑纹。木柜常年锁着。锁是挂锁，铜质。锁匙放在木方桌的抽屉里。抽屉也上了锁。
我从没看过父亲母亲打开木柜。我一直住在厢房里。在煤油灯下，我趴在木方桌上做作业。母亲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左手的大拇指戴着顶针，右脚边摆一个笸箩。笸箩上放着白蜡、针包、白线团、纽扣、纳了一半的鞋底、红布鞋垫、黑色鞋帮、尺寸不一的鞋样。煤油灯是自己做的，把墨水瓶洗净，瓶盖挖一个小洞，牙膏皮卷一个细管插进瓶盖，松紧带穿进细管，吸到煤油，就可以啦。灯光跳着，一卷卷的黑烟上升。有一天，我从父亲的裤腰上取下钥匙，把抽屉打开。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账簿、角票、钥匙、铅笔、裁纸刀。角票用平头夹夹成一沓沓。我把账簿翻开，是一本家庭开支明细账。我那时已经读初一，对账目的明细一知半解。盐油酱醋、烟糖酒肉，都按年月日分类入账。从五分钱的支出到五分钱的收入，都有标注。
第一次，我打开了木柜。木柜里有两套红卫兵穿的军装、毛主席像章、红宝书、毛主席和朱德画像、红纸剪的大红花、文化大革命宣传画。也有《毛泽东选集》《红楼梦》《三国演义》《红旗谱》《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语》《隋唐演义》《岳飞传》《静静的顿河》《呐喊》《家》《边城》《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七剑下天山》《唐诗三百首》，每本书用宣传画的铜版纸包着封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夹杂着霉味和腐气。翻开书，灰尘轻轻扬起来，在小窗户斜照进来的阳光下，飘荡，悬浮。此后若干年里的暑假，我关上房门，盘腿坐在床上，阅读一整天。 据母亲讲，父亲在年轻时有夜读的习惯，能讲许多故事，讲岳飞，讲诸葛亮，讲林黛玉，特别是喝了酒的晚上，泡一杯浓茶，围着火炉，讲古给大家听，讲得眉飞色舞。一九五七年以后，父亲再也不夜读也不讲古，不知为什么。一九五三年夏天，大学肄业的父亲，背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军用书包，到华坛山小学报到，成了一名教员。父亲在大学挨不了饿，读了两年，出了大学校门。在小学教了一年书，回到枫林大队做会计，一直到五十岁。期间，公社和县革委会多次想把父亲调去上班，都被父亲以独生子需照顾父母为由拒绝了。五十岁后，在乡办菌菇厂当厂长。菌菇厂在前进农场，有三排矮房子排屋。排屋的各个房间里，搭着上下两层的木架，木架上搁一个竹席子，席子上铺着稻草和棉花籽，窗户用塑料皮封死。棉花籽是育菌的，菌菇长到指甲大，用剪刀剪下来。菌菇房弥散有一种牛屎的味道。当了三年的厂长，家里菌菇都没吃过，母亲责怪他：“菌菇汤都没喝过，还不如回家种田。”那时我已在县城求学。
作为枫林最高学历的人，父亲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拨打又快又精准的算盘。这也是唯一值得父亲骄傲的了。邻居分家，做喜事上号簿，少不了父亲的参与。戴一副老花镜，坐在大门右边的号席上，送礼的人在桌边排队，逐一登记礼数：周瑞林，豆子三斤、鸡蛋八个、糯米六斤、现金三元……父亲有惊人的记忆力，相邻的人家，哪年結婚，谁送了什么，故去的老人摆了多少桌酒席，他一清二楚。生产队一年产多少粮食，哪家分了多少担，他也明明白白。事实上，在我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父亲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在家，水库修建了三年，他在工地住了两年多。水库离家三华里，他住在窝棚里，负责登记队员挑砂石的担数、出工的天数。他的大外甥即我大表哥烂铜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不出工，私下叫舅舅记上工数，被舅舅用扁担打出来。烂铜拖着他母亲到外婆那里诉苦，说大队会计算什么官，就知道欺负外甥。水库修建结束，父亲又在分水岭的苦竹洋住了两年，带领大队的青壮年植树。苦竹洋是崇山峻岭的大山区，不通电，也没人烟，搭窝棚住，用土灶烧饭吃。
六十多岁的父亲对我谈起这段经历时，慢吞吞地说：“我不回家，是躲避文化大革命，我哪敢露头呢。知识分子相当于车匪路霸，露头就打。后来当行署专员的戴××，和我是同学，“文革”时，在临湖被揪出来批斗，跪在戏台上，挂着反革命的牌子，被逼当众吃屎。”
一九九一年冬，我已在上饶县城工作，父亲托人捎信我：“十二月十日，兄弟分家，你务必回家。”我抱怨父亲，说：“东西都分给他们，我一件不要。”我父亲在纸册上，写着我几兄弟的名字，抬头瞥我：“家要分，分给你的东西你可以送给别人，是你的事。”田、地、山林、房子、家具、碗、农具，按六份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占一份。我分了四亩山地、夏家墓两块地、两间房、一个木柜、一张木桌、一张床，由父母支配保管。一头牛留给弟弟，我反对，说：“三哥没娶媳妇，留给他。”父亲说：“弟弟还在读书，留给老小做老婆本。”我说：“人讨老婆指望牛还讨老婆干什么。”父亲把牛给了老三。
父亲在我小厢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母亲一直哽咽。古人都把人子比喻成大蒜，蒜衣是母亲，蒜芯是父亲，蒜子是儿女，都有枝开叶散的一天。父亲把多年的账簿拿出来，吸着两毛五一包的月兔烟，瘪着空空的嘴巴，说：“你爷爷奶奶年过八旬，这个家全靠你支撑了，弟弟还在读初一，他的学业靠你帮助完成，老三成家也指望你出钱，你自己成家我也无能为力了，你妈妈还患有肺热，都要钱。”他把账簿翻开，拍打了几下灰尘，说：“这是家庭往来账目，还欠了一些钱。”父亲用荷叶勺从酒缸里提了一勺酒，抿口喝。母亲抱着火熜，佝偻着背，瘦削的颧骨上结着痂斑。父亲说：“人的一生就是一本往来账目，我的一生是负资产，余下的债务由你去偿还。”
假如我的一生有成人礼的话，那么这个夜晚就是。在昏暗的十五瓦的灯泡下，窗外刮着呜咽的北风，我一直坐到天亮。
【广播】
生产队里，有一个广播，挂在李通田家的房梁上，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喇叭对着厅堂，厅堂上坐着男男女女的社员。每天出工前，大家要安静地听完早间新闻，静默地坐在矮板凳上，眼睛看着喇叭。广播里欢呼，社员也站起来欢呼。
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比如国庆、元旦，社员会提前收到广播通知，在规定的时间里，集合在广播下，聆听伟大的英明领袖毛主席的现场广播直播讲话。民兵穿上军装，手握步枪，站在厅堂前的小院子，一副随时准备为保卫毛主席而英勇献身的样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广播准时播出了《告各族人民书》，接着播报哀乐及《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五十九分五十秒。全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厅堂里，哭声把灶台上的碗都震得跳起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直滚动播放到晚上十点零二分。《告各族人民书》广播十三次，《治丧委员会名单》广播六次，《公告》广播九次。父亲几次哭得昏厥过去。广播里的声音悲痛、庄重、深沉，音调不高不低，语速缓慢。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在院子的麻石上，有湿淋淋的感觉。我和其他几个小孩在玩蚂蚁啃蜻蜓。有几个妇女瘫软在地，哽咽无声，整个身子蚯蚓一样蠕动。
地球停止了转动。
父亲听了二十五天广播后，决定用积蓄多年的二十三块钱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收听早六点晚八点的准点新闻。他默记新闻里出现的国家领导人每个人的名字，名字出现的频率和时间段。
【民兵】
打靶场在金龙冈。金龙冈是一片坟地，坟地中间有一口十余亩的水塘，水塘上方有一块二百余亩的旱草地。旱草地是民兵训练的打靶场。一个大队有一个民兵营，枫林大队和前进大队合用一个打靶场，统一训练。
训练从十月份开始。民兵有男有女。民兵穿着军装，腰上绑着黄皮带，甚是英姿飒爽。吃住都在训练场，定点供应猪肉、牛肉、鸡蛋、豆腐。枫林大队的民兵营长是个退伍老兵，三十多岁，山羊一样肥嘟嘟，号称三斤，一餐能吃一斤饭、一斤肉、一斤酒。训练了一个月，有一个女民兵的父亲到公社武装部报告：“我女儿是支持国家国防建设，怎么被民兵营长拉到草地上××呢？”公社武装部长姓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到了训练场，问话三斤。三斤说：“女民兵华华练枪，枪托顶着胸部，晚上火辣辣的痛，叫我帮她揉揉胸，那我怎么受得了呢？” 民兵营长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期。
民兵拉练训练，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结束。每年三个月，上半年一个半月，下半年一个半月。这些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训练时晚上的纪律并不严明。在金龙冈的荒坟地上，池塘边，男女民兵一对对。三斤判了刑，新的民兵营长整天背一杆枪，在村里竄来窜去。他热衷于打猎，野猪、獾、猴子、猫头鹰，猎物家里常年吃不完。他和人吵架，歪着头，吊着眼皮，龇牙，说：“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鸡鸡。”尤其是他喝了酒，憋红了脸，满脸青筋爆出。
我二哥也当了两年民兵，头剃得像个芋头母，肥大的军装穿在身上显得他一脸稚气。二哥对我父亲提出：“我当了两年民兵，你把我安排到小学当代课老师。”我父亲火冒三丈，说：“考考你，一刻钟等于几分钟？”二哥窘迫地站着说：“答对了你还是不安排。”二哥高中毕业后，听从了母亲的意见：“哪个行业都有饿死人，只有厨师不会，你学厨吧。”
【货郎】
一毛钱，又不多
到不了香港新加坡
一毛钱，又不贵
买贵了还包换包退
一毛钱，又不多
买了纽扣买小锣
一毛钱，又不贵
能买针线花露水
一毛钱，别犹豫
闲时买来急时用
一毛钱，不算啥
能买肥皂和牙刷
……
货郎戴一顶黑毡帽，摇一个拨浪鼓，卜当卜当，叫卖声穿过悠长的小巷，跳着拨浪鼓的鼓点，晃悠悠而来。我们扔下碗筷，往巷子里跑。货郎是个浙江永康人，挑着货担，围一件藏青大围裙，凸起酒糟鼻。看见孩子奔来，放下货担，把拨浪鼓摇得更响，叫道：“看一看，不要钱，鹅毛鸭毛换肥皂；看一看，好热闹，破锁破鞋换牙膏。”
货箱有两个，是四边形的玻璃箱，划成十六个方格，每个方格里放着头饰、针、彩线、顶针、髻兜、头梳、宝塔糖、方糖、纽扣、牙膏、牙刷、肥皂、剪刀、小刀、圆珠笔、影写纸、小挂锁、小手电、圆柱形电池、气球、塑料喇叭、塑料手枪。货箱压在箩筐的面上。箩筐里一只是鹅毛鸭毛破胶鞋底破锁烂铜，一只是肥皂香皂牙膏等货物。货郎也收半夏。我们没有鹅毛鸭毛，就去挖半夏。
半夏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五月至七月开黄绿色小花，野生于山坡、溪边阴湿的草丛中或林下，叶子有长柄，地下有白色小块茎。我们把小块茎挖出来，晒干，装在一个布兜里，给货郎换宝塔糖吃。
货郎挑着担子，在巷子里唱到：
我是一个卖货郎，
走一村过一庄，
针头线脑、牙膏牙刷，
样样好货任挑拣。
我是一个卖货郎，
穿里弄弯小巷，
鹅毛、鸭毛、肥皂、香皂，
货轻担重好心伤。
我是一个卖货郎，
孤单时唱唱歌，
生活是一日复一日，
酸甜苦辣涌心上。
我是一个卖货郎，
都说货郎好自由，
谁知道我奔波流浪，
没有爱情没衣裳。
我们对货郎担几乎是入迷的，那里有我们的迷宫。我们光着脚板，跟着他，围着玻璃箱指指点点。货郎的歌声轻缓悠扬，也有些轻佻。有一年，货郎再也没离开枫林，入赘到余家兰坤妈家里。兰坤妈四十多岁，有四个儿子，老大叫木炭，老二叫炭木，老三叫木灰，老四叫灰木。兰坤妈嘴尖尖的，额头凹进去，屁股磨盘一样大。隔了两年，货郎生了一个儿子，哑巴。一家人住在破庙里，靠货郎一个担子维持营生。到了七八岁，哑巴开始偷东西，把生产队里的瘌痢粉用木桶提出来，倒进鱼塘里，把整塘鱼毒死。十岁，偷供销社的收音机、白糖、布匹，从窗户翻进去。十二岁离开家，走了八里路到镇里，扒货车四小时到市区，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了广州。和他一起逃出村子的另一个孩子，三年后回到了枫林。哑巴再也没了音讯。
兰坤妈在哑巴去了广州的第四年，在水塘洗菜时一头栽下去，被人捞上来，身子都僵硬了。有人说她心脏病突发，有人说她自寻短见，有人说她营养不良头昏溺死，有人说她死了比活着好，有人说她溺死比病死好，有人说她有福气，没有比这更好的死了。说了半年，没人说了，好像村里从没存在过这个人。她是枫林的空气，一阵风来，呼呼呼，满田野跑。
只有看见货郎，大家才想起兰坤妈。货郎挑担子摔折了腿，被木炭他们赶出了家门。他端一条板凳走路，板凳上放一个碗，走到哪家吃到哪家。有时他也靠在杂货店门口，开裂的袖口像两片尿布，一年到头穿没有纽扣的棉袄。他一直喊着冷，即使是夏天，也蜷缩着身子，抱着自己用草绳捆着腰的破棉袄。他的身子在发抖，床在发抖，枫林在发抖，饶北河在发抖。他抖得不能再抖了，抖得不抖了。他沿街喊着：“冷——冷——冷——冷——”
冷得没了声音，喊不出来（冷的意象引自颜梅玖诗歌《对一个怕冷者的描述》）。
第三幕 旧墙
【雨水】
古城河和饶北河蜿蜒曲折的河床形成旷野的边界。两条奔跑的山梁，时而向东时而向南，在河流汇集之处，慢慢合拢，像是一条勒紧的缰绳。一座座山川相互连接，浑厚，高耸，错落有致，黛色的天际线远远看去，勾画出穹宇的脊背。春季的傍晚，闪电从脊背滚落下来，在河边游动，红色和淡蓝色的焰火纠缠。我有伸手触摸焰火的欲望：撕裂的天空，淤泥一般的阴霾，穿着蓑衣匆匆回家的人，刺槐上欲栖未栖的白鹭在拍打翅膀，鸫鸟盘旋时啾啾啾地鸣叫，鱼群一浪一浪逆流追逐……油灯点亮之前，在旷野这个巨大的容器里，被焰火显影出来。
雷竹在斜坡上，一夜间满地笋尖拱出地面。竹叶澹澹的水珠吧嗒吧嗒。沟边的菖蒲、剑状的肥叶插在鞘形的根茎上。再过两个月，它会开扁三菱形的花，黄绿色，用肉乎乎的手掌捧起来。匍匐在地上的是酢浆草，倒心形的叶子簇拥着黄白色的花，缀连在一起。散落的野山樱还没绿，绛红半白的花朵已经把清寂的山中岁月带向烟火的人间。山蕨卷起毛芽，木槿花串在一根枝条上。上涨的饶北河席卷了河滩上的洋槐、芦苇。腐木和动物的尸体漂下来，搁浅在堤坝的闸口。鱼从坝底往上跳，在水泡密集的流瀑上，绷紧了身子，弯曲，有弧线。坝顶上站着一个手拿抄网的人，鱼儿跳上来，他把抄网抄向鱼儿。他背一个鱼篓，把鱼儿放进篓里。鱼儿一般是鲫、鲤、翘白、石斑，肚子鼓鼓的，剖开，全是鱼卵，黄黄的。草丛里，则是白虾，透明的。一根麻线穿一个大头针，针头挂小鱼儿，把虾钓上来，一不小心把蟹也钓上来。蟹在木盆上，叭叭叭，像一辆玩具坦克。蟹的黑壳有麻白的斑点，螯足张开，一副随时准备格斗的样子，笨拙而自以为是。 【饶北河】
一条河流顺从了峡谷
山峦断裂又被流水缝合
堤坝 滩涂 芦苇丛 冬天落叶的槐树
屋舍 田埂 青秧苗 炊烟深处的黄昏
我所喜爱的事物，任何地方
远不如這里多
来到人间，是四月
梨花儿白，桃花儿红，芭蕉儿黄
燕子衔泥筑巢，鲤鱼蜕成美人
野鸭孵化了一群小鸭
在逐浪浮游，嬉戏。灌木林中
乌鹊莫名惊飞，划出弧线和曲线
我的身体长满青苔，像一块礁石
常年被水浪吹打，淘洗
潮湿的风有一股鱼腥味
抱紧又松开。原谅我曾经的无知
年过四十，我与生活达成必要的谅解
对自己说：亲爱的，月亮这颗葡萄多饱满
河床是一具不规则的棺椁
没有什么不会荒老，在时间的光圈里
四月带来的，河水一一带走。但
请求饶北河忽略星光渐熄的夜晚
忽略乳房塌陷的爱人
让我独自站在岸边听浪声破碎，再破碎
【怕人】
到处都是墙。
代课老师徐老师是村里唯一会说俄语和英语的人。他的手指修长，黄瓜瓤一样的脸，说话轻言细语。他提一个石灰桶，拿一把大毛刷，跟在我父亲后面。村里到处都是墙，巷道、庙宇、祠堂、戏台，墙把人夹在路上，夹在房间里。墙大部分是青砖砌的，用石灰刮缝。也有黄土垒的，夹板骑在地基上，黄土搅拌石灰，倒在夹板里，用圆杵夯实，一层一层地垒，到了屋檐高，用毛竹筒留两个洞，给麻雀做窝。村里的墙都是旧墙，有的泥面剥落，有的长满青苔，有的爬满爬墙虎。我父亲用长木杆尺和毛笔蘸石灰水写空心字，徐老师用大毛刷把石灰水刷进线框里。涂石灰水，是他唯一的工作。不涂的时候，他就在戏台上，戴一顶篾丝编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一个纸牌，屈膝，低头，挨斗。他是灵溪人，因为有海外关系，移民到了枫林。他说一口软软的灵溪话，见了谁脸上都堆着笑容，哈腰。他写了三十多年的墙体标语，一直到腰像凋谢的茄子，弓着。没事时，他站在墙下，看自己涂写的标语，看笔画的勾勒，字体是否饱满，以便下一次刷得更好。临街的，巷道里的，寺庙的，祠堂的，戏台的，它们的墙面有各色标语：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定要解放台湾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向雷锋同志学习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
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深挖洞，广积粮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
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全国学解放军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
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斗私批修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科教兴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些墙，把原来的口号用石灰水涂成白墙面，用红油漆或墨水，写成新的口号。一九八五年以后，徐老师再也没出过那扇木质的大门。他不是在天井里晒太阳，就是躲在厢房里写一些从不示人的东西。他白天也把门关得死死的，除了家里人，谁都叫不开他的门。他五十出头，但头发已经完全花白，说话口吃得厉害。他家里人说，他再也不想看到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更可怕的。十三年之后，村里才有人看到他——躺在竹椅子上，身上盖了一条白布，眼睛凹陷，眉毛雪白，下颚尖尖，张开的嘴巴怎么也合不拢，似乎有许多没说的话吹进了空气里或咽回喉咙里——他被四个男人抬进了棺材里，两支唢呐吹上山。他的女儿美朵，我的同学，跪在棺材前恸哭：“老父亲呀，你下辈子投胎做畜生吧，做畜生比做人好。”
【见鬼】
村里有好几个人见过鬼。
猪皮四十多岁，因在浙江温岭偷目鱼干，坐了六年牢，未婚。出狱后，他除了在寡妇荷花的床上，就是在牌桌上。他左眼半瞎，右眼隔不了几秒钟会不自觉地抽拉一下。他在鸡屎家玩牌回家，冬雨一直细细地下，打在石板路上，嗒嗒声显得夜晚更清寂。他卷着衣袖，手抄进衣襟里，走到巷子拐弯的地方，看见铜锅叔靠在墙边抽烟。他说：“铜锅叔，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铜锅叔说：“你这几年去哪儿发财啦，都不见你。”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三支烟的时间，散了。铜锅叔是个拐子，撑船一样，一摇一摇地从巷子里走，叹着气，说：“怎么每餐都那么冷，一点蒸汽都没有？”第二天，猪皮看见铜锅叔的儿子春，对春说：“你爸昨晚对我说，你不给他钱用，他可怜呢。”春说：“你在哪儿看见我爸的。”“在你家巷子里呀，你爸烟瘾大。”猪皮说。“我爸都死了快三整年了，”春说，“你对我有看法，也不能这样说我啊。”
谁也不敢说，他的胆量比棕和水炎大。棕是以偷木头为生，晚上走十几里山路砍木头，又连夜扛回家，山路要穿过一片乱坟冈，累了还要躺在坟头上睡一会儿。水炎是吹喇叭的，方圆三十里，他从不在做红白喜事的东家那儿过夜。有一次，棕和水炎从西山走山路翻金龙冈回枫林，到了金龙冈已是深夜，看见金龙冈有鬼抬灯。鬼火像板桥灯一样，一盏接一盏，喔呦呦，喔呦呦，喔呦呦，他们听见鬼在抬灯时发出的欢呼声。水炎说：“只听说鬼抬灯没见过，这次见了就好好看。”棕说：“那我们鼓鼓劲。”棕也叫喔呦呦。鬼火一下子散开，往东边跑。水炎点亮松油，和棕一起追鬼火。一直追到一条河边，鬼火没了，棕和水炎在晚上也辨别不出方向，看见一个空空的墓穴。棕说：“晚上在坟坑里过夜，天亮再回家。”铺了干茅草，两人睡下。天亮醒来，棕对水炎说：“我们怎么睡在屋顶上呢？”水炎被棕的声音吓傻了，说：“你怎么变成女人说话呢？”棕一脸的胡茬，高高壮壮的，可说话再也成不了男人，满嘴娘娘腔。 操国富在钱墩教书，四儿子随他读初二。钱墩离枫林有四华里路，进枫林村口，有一片柿子林，林里是大片坟地，过了坟地，进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右边是祠堂。祠堂死过很多人。祠堂前面是宽阔的空地，村里落棺的人都搁在这儿。一年冬夜，操老师吃过晚饭回家，进了柿子林，总感觉后面有两个人跟着。他几次回头看，都不见人，脚步声噔嗒噔嗒，有节奏地响。操老师停下，身后脚步声也停下。操老师扔石头过去，脚步声变成吱吱吱吱的猫与猫的互咬声。操老师提着松油灯，过了柿子林，到巷子口的青石桥，看见水底下有两个人影，但没看见落下影子的人。操老师拉开裤裆，嘟嘟嘟，撒尿，影子没有。进了巷子，操老师前边有两个人在说话，一问一答，不时笑声朗朗。操老师亮开嗓子，喊：“是脏东西就现行，是人就坐下来喝一杯酒。”操老师一手拉着自己儿子的手，一手提着松油灯，快跑起来。但一直跑不出巷子，巷子成了“0”形，像一个巨大的环形跑道。他一直跑。他在逃，逃看不见的人影，逃紧随他的脚步声。他感觉自己是一只浮在水面的河豚，气囊鼓起来，又慢慢地瘪了，逐渐下沉，下沉。在家躺了一个月后，操老师撒手人寰。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巫师。巫师在屋里也戴斗笠、穿蓑衣、脚上着一双草鞋。他有一个布袋，黄色麻布缝制的。布袋里有香、香炉、黄表纸、草纸、蜡烛、洋火、黄水笔。巫师能请故去的人回家。有几个请过巫师的人说，很是灵验。“我爹爹叫我送酒给他喝，他好多年没酒喝了。他说他死了，还是苦命。”烂头妈说起巫师请回她爹爹时，呜呜地哭诉起来。她说她看见她爹爹拖着一双麻鞋，脸半阴半阳，头发倒是齐整，油蜡蜡地往一边梳，和入殓时没两样。美朵也说灵验，说她爸只有一副骨头撑着衣裳，瘦得莲荷杆一样，手指像冰冻的鸡爪，嘴巴山洞一般乌黑黑的深，用手遮着眼睛，躺在椅子上看天井上方的四角天空。巫师在八仙桌上，匀一层米皮糠，畚斗的角底插一根树枝，两只手托着畚斗的两个底角，树枝会在米皮糠上写死者的名字。亲属坐在香桌下，上了香点了黄表纸，对巫师说死者与自己的关系，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在巫师的符纸烧过之后，巫师念念有词，亲属慢慢闭上眼睛，这时——死者来了，像一个梦——亲属看见了死者，有了音容笑貌，有了死后别离的伤痛。而这一切，只有亲属和巫师看见。十二岁的桐子说：“我也想请神，看看父母。”他没钱，花了一斗米。巫师来了。桐子说：“我要看爹爹，也要看妈妈，还要看老爷爷和老奶奶。”巫师说：“一斗米只能看一个。”桐子说：“我只有一斗米，还是借的，我要看四個。”巫师不肯。桐子说：“看爹爹。”香烧完了，桐子说没看到爹爹，要看妈妈。香又烧完了，桐子说：“妈妈没看到，要看老爷爷。”巫师不肯，说：“你怎么耍赖。”桐子说：“是没看到，你把米还我，我不看了。”边上看的人说：“桐子还没到十八岁，是不是眼睛开不了光呢？”巫师说：“这么耍赖的人，怪不得父母早死。”桐子族姓的人，听巫师这么说，把巫师暴打一顿，又叹息：“桐子出生死娘，三岁死爹，八岁死爷爷，十岁死奶奶，看见爹娘都认不得，又有什么可看的呢？”巫师在村里待了一年多，差不多一半的户数都请了巫师看故人。看完之后都泪水涟涟，眼睛泡泡像个红辣椒。有人说，再好的人也要死，再坏的人也要死，都是死，死人没好坏，好人死了有人挂念，坏人死了也有人挂念。也有死了没人挂念的人，是夭折的人，没有后人的人，那是野鬼，四处飘游，和炊烟一起，在黄昏时分的旷野，消失在最深的黑里，发出风一般的呜呜之声。
第四幕 环形
【野食】
一九七○年农历四月十三日，黄昏垂降之际，洪兰花第六个孩子出生。接生婆把孩子拔出来，放在热水盆里洗，一边洗一边哭。洪兰花大汗淋漓，虚弱地靠在棉被上。傅土生还在大队里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他的妈妈颠着小脚，在柴灶上煮鸡蛋。洪兰花问接生婆：“小孩是不是有残疾？”接生婆是隔壁屋的邻居，六十多岁，瘦小的身子蜷缩在窗户底下，说：“今天接生了四个，前面三个都溺死了。”洪兰花抱着小孩，看了一眼，是个男孩，说：“就是讨饭，我也要把孩子带大。”
溺死的三个孩子，分别是梅家老三的、周家石墩的、乐家难民的。他们家里吃不饱，只有把孩子放进尿桶里溺死。
洪兰花没有奶水，她婆婆想买一只猪脚催奶，却变卖不出东西换钱。洪兰花把孩子抱养给从沙溪来枫林的移民户梅花，一个月三块钱。洪兰花生下孩子第三天，赤脚下水到河边随大队里的青年妇女洗铁砂。奶妈钱一直欠着，孩子吸奶到四岁，梅花说：“我以后也不生了，给我做孩子吧。”洪兰花说：“白天你做他的娘，晚上我做他的娘。”
梅花的老公金星是个习武之人，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池塘里摸螺蛳，河里捉鱼，山上打野鸡，田里捕田鼠黄鼠狼，草地里夹兔子，野食把小孩养得白白胖胖。梅花矮矮瘦瘦，打双赤脚，走到哪儿都用手拖着小孩。小孩白白净净，嘴巴特别甜，娘啊娘地叫，也调皮，把鸡窝里的蛋放在火熜上煨起来吃，把黄豆放在铁盒里用猪油炸起来吃。小孩十二岁那年，也是分田到户那年，梅花回到了沙溪。
在我二十几岁，坐在她沙溪池塘边的家里，她对我说起这些，仍是笑眯眯的。她是我的奶娘。我十五六岁了，还要趴在她身上撒娇。她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她大腿上，要她摇我。她眯眯眼睛，给我讲谜语。前年，我去看她，她已经老得缩成一团，路也走不了，她躺在床上，我叫了一声：“妈。”她把手挪出被窝，拉住我的手。我坐在床沿。她的手已经没有肉，只有皮和骨头。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人，不知道我是不是会存在。
【除夕】
二○○九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在我的小房间里，兄弟几人在父亲的提议下，开了一次家庭会。母亲旁听，一言未发，她裹着厚厚的棉袄，看着一个个儿子。房间里点着大蜡烛，窗外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老大旭炎、老二旭泉、老三旭升、老四旭华、老五旭东围着小桌嗑瓜子，杂七杂八地说起来。
傅土生：上次开家庭会，还是一九八八年除夕，这次开会的主题还是赡养的问题。媳妇不参加，这个问题的发言权在儿子。
旭东：那大嫂参加，大哥表态不能全权代表。 傅土生：一九八八年定下的，一个儿子一年交我两百斤谷、两百块钱、十斤油，个别人只完成了三年，后面都没交过，连压岁钱都没给我。不像话。
旭泉：我每年多交了四百，还买一套衣服。
旭炎：猜哑谜干嘛，讲我呗。旭泉打工在外十几年，孩子都是二老带大的，多交是应该的。旭升做事手脚慢，你帮他养牛砍柴，他多交也应该的。旭华读了书，有工作，多交也是应该的。当然，我没交是不对的，主要是家庭经济来源有限，开货车还亏本，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欠大舅子四万，欠小舅子二万三，还不知道哪年还上。
旭升：你不交就不交，扯上我干吗？你就直接讲，爸帮我和老二做事，没帮你做事，你不痛快！
旭东：我每年过年交了一千，平时还给一些。
旭华：孝敬老人的方法很多，给钱是其中之一，有好菜叫父母一起吃，杀猪了给父母两斤猪肉，天冷了给父母弹一床厚实的被子，父母都是高兴的。
傅土生：你们讲讲，以后每年交多少钱。除夕年饭过后就交，省得我催。没钱交的，打欠条。平时给的，我也记账。
旭华：这样吧，一年一千是至少的。我负责爸妈衣服、医疗费。其实，差不多二十年了，都是我负责衣服、医疗费、人情往来。大哥的两个小孩都大了，要娶媳妇，要盖房子，由他自己拿吧。
傅土生：我没得吃，就坐到你们家去吃，你还敢抢我的碗呀。
旭东：我在温州，你路费都没有。
旭泉：爸讲这个话没意思，把你儿子当什么了。
旭华：你没饭吃，在枫林，谁敢说他父母有饭吃？就这样吧，我看杂货店赌博去了，说不定把你一年的生活费都赢来。
【暮色】
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我没有沿饶北河两岸走走。四月有喷涌的野花，在田埂上摇曳，九月稻谷满眼金黄，沉甸甸的谷穗弯曲着弧形的腰肢。我无数次地在这片田野上走来走去，捉泥鳅，钓青蛙，用蓼草的浆水倒进水沟里捕鱼，提着松油灯站在路口等父亲挑着红薯回家。
夕阳沉潜，山梁上的雾岚棉丝一样渐渐编织成丝巾围在山尖，紫色的云霭慢慢蜕变，萦萦山风掠过，暮色漫上院墙。这个时候，每一条路，都朝着油灯亮起的地方。整个大地空寂下来，仿佛雨后的水珠坠在草叶上。灯光浮在暮色里，苍穹之中的最后一缕白色映在母亲小小的额头上。麻雀窝在屋檐下，叽叽喳喳之声化为潺潺流水，竹林婆娑，把月影摇落下来。
迷蒙的旷野，悬在我的眼睑——它是我的有限之中无限的庙宇，我把手再伸長一些，就可以触摸到星星缀满的脸庞，站在屋顶上，我可以听到窃窃私语。说话的人，用星星磕碰星星，用露珠抚摸露珠，用花朵的色彩映衬花朵的色彩，用浅白的光交换浅白的光。山峦陪着山峦，稻草垛一样，坐在大地上。
【索套】
今年中秋节，我在枫林陪父母，邻居几人，在院子里喝茶，聊天。
腐冬瓜：你说人是怎么老的？
补鞋老四：愁老的。小时候愁吃愁喝，成家了愁小孩，老了愁病。一辈子都是愁，不愁的人只有一个，王家傻子，叭叭叭，说不出一句话。
傅土生：风吹老的，一年一年的风，比什么都厉害。
腐冬瓜：霜打老了的，你看看，霜打了之后，茄子蔫了，辣椒叶落了，西红柿萎了，刀豆缩了。人也一样的。
补鞋老四：人是一点点老的，先从胃开始老，饭量减少，再从鸡巴老，用不动，最后牙齿老，张开嘴巴空空的。霜打不了人。
傅土生：人是一夜老的。我爸到八十岁还挑粪桶，种一家人吃的菜，吃麻子果吃一大碗，没牙照样吃炒黄豆下酒。有一天，他说喝酒没味道了，开水一样，他粪桶也不挑了。就是一个晚上，他觉得吃什么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头，老了。提不起劲，不如老死，隔了两个月，他老死了，全身干瘪。
腐冬瓜：我十三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没想到现在八十一岁了，还没完全老，真是怪事。十三岁，父母在去义乌挑盐，回来的路上活活饿死，我觉得自己活够了，可以死了，这样一直熬着熬着，眼睛一眨，八十一，什么都能吃，年轻人赌博，我也看看，瞅瞅热闹。坐庄的三毛说，老人家，给你五十块钱，别压庄了，万一被人挤压了，可是大事。我不要五十块，我就压压庄。
补鞋老四：我从来都没年少过，也没年轻过，出生到老，一直老，老中奔波。
傅土生：人的脖子上，都有一个索套。人不是自己老的，索套被绳子拉着，走着，哪由自己选呢？
【消失】
这十年，村里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拆了，在公路边，在半边街的田畈上，建了一栋栋的三层四层的小楼房。邻里之间，离开二十米，也骑摩托车去。在进村的路口，周烂田开了小店，小店前搭一个毛毡蓬，摆起菜摊，有白菜、莴苣、海带、豆腐、洋芋、带鱼、黄豆、辣椒、生姜、豆荚、肉皮、千张、鸡蛋、鸡爪、鸡骨、鸭脖……都是从上饶市菜市场批发来的。店铺里，还有菜油、大米、白面以及其他杂货。小孩站在货柜前，捏着一块钱的硬币，脆生生地说：“给我一包辣条。”楼上，是两桌麻将，女的穿着厚厚的睡衣，踏一双毛线拖鞋，男的抽着五块钱一包的庐山烟，不时地用手机发信息。屋前是一片田野，荒芜着，间或有几个老人在种菜。饶北河的埠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芦苇发黄，像一个人的暮年。河滩上，被挖掘机掏得七洞八穴，砂子拉走，留下一个个滚圆的河石。枯枝上挂着破塑料袋，被风吹着，呼啦啦地响。从祠堂搬迁到山坳里的小学，电铃嘟嘟嘟嘟，放学了。孩子穿着不合身的校服，一群群地围着小货店，嚷嚷着买萝卜条、旺旺饼干、辣条、腌豆腐干。有小孩用手机打电话：“妈妈，回来，我半年多没看见你了。”妈妈在电话里安慰：“宝宝乖，过年就回家，挣钱给你买新衣服。”小孩哭起来，泪水哗啦啦，抖起身子，说：“你回来，要你回来。”周烂田的老婆美凤看守铺子，周烂田负责进货。漆蹄去店里买鱼，美凤蹲在地上挑拣鱼，一对奶子耸在膝盖上，白白的，大大的，漆蹄看傻了。美凤把鱼称好，一斤二十三块，鱼有一斤七。漆蹄拿出一百元，找回六十三块钱。回到家，漆蹄老婆问：“今天买了几斤的鱼呀？”漆蹄答不上来。再问：“花了多少钱呀？”还是答不上来。他老婆称了一下，九两鱼还不到，说：“你死了？”漆蹄跑进房间喝了一口热茶，自语：“奶子，奶子。” 前年，京福高铁上饶段开始修建，拉片石的，拉砂子的，拉水泥的，拉钢筋的，拉废土的，大货车没日没夜地在路上穿梭。民工、司机、管理人员、技术员，驻扎在旧农场。农场有三栋矮矮的排屋，有食堂。驼子在农场边上租用了两间民房，开了一家“鱼塘酒家”的农家乐。服务员是外地人，二十多岁的女子，涂口红、描眼线、修指甲，工地的人隔三差四在“鱼塘酒家”过夜。村里几个在麻将桌上过日子的人也去，赢了钱的说：“反正是赢来的，又不要力气挣。”骑一辆摩托车，呜呜呜，寻乐去了。输了的说：“反正都是输，不如吃吃野鸡。”骑上摩托车，尾随而去。大嘴巴四七，干脆吃住都在“鱼塘酒家”，白天推二八杠，晚上玩小九，只有放高利贷的人找他，他才捡起短裤往村里逃。
到了过年，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聚在几个杂货店里打三、炸鸡、推麻将饼、打炸弹、玩小九。一个春节结束，口袋里的钱也输完了，都流进了六仔的腰包里。六仔在温州开赌场，过年几天，都在烂田的店铺里坐麻将饼庄家，钱一扎一扎堆在八仙桌上，叫着：“快点压呀，压多赔多。”别人也不敢坐庄，才万把块钱，六仔一把下去，赌死。若庄家赢了，六仔翻番压，直至庄家死。大家见六仔用麻袋提钱，都手里捏着钱，往桌上扔，扔得越快越多死得越快。烂田说：“枫林人还是没钱，六仔三天就把大家口袋抽干了。”偶尔，我也去，一天赢个三千五千就收手。我不每一把都压，我算概率，压个三五把结束。我小孩带了一箱的玩具回枫林。她只认识牛、鸡、狗、猫，鸭鹅不分。她要么看《熊出没》，要么玩玩具，也很少和她的堂姐妹兄弟玩。她只是这里的客人，枫林也只是她父亲的老家。
父亲分给我两间瓦房，我还留着，木板楼，木格窗，泥墙，也是自然村里唯一一间瓦房了。我二姐夫开了一家砖窑厂，煤烟滚滚，把整片山的油茶树腐蚀而死。二姐夫对我说：“你把瓦房拆了，盖一栋小楼房，修个院子，多洋光。”我笑笑。瓦房拆了，我就失去了脚板下的根系。饶北河在十五年前，上游建了萤石加工厂，排出的硫黄水灭绝了鱼虾，人也不敢下河游泳，河水使人皮肤溃烂。
高速公路和京福高铁穿过田野，立柱水泥桥在田畴间蜿蜒，隧道和劈开的山梁裸露出灰褐色的大量废石，水泥桥下是荒芜的农田，细细的长长的水草在春季长毛茸茸的白花，在秋天则是一片哀黄。山上的油茶林，被灌木和芭茅覆盖了。野猪在屋后的山林里，成群出沒，把玉米地、红薯地拱得犁了一般。村里有几个打猎的人，把电线拉进山里，夜间电击野猪。在菜地上拉网，候鸟迁徙时，网上挂满了鸟。鸟耷拉脑袋，翅膀撒落一地的羽毛，脚插在网眼里，它越挣扎陷得越深。穿山甲灭绝，五步蛇灭绝，黄鼠狼也即将灭绝。收购野生动物的人，定期来村里，拉到浙江贩卖，赚取高额的利润。乌鸦不见了，喜鹊不见了，猫头鹰不见了，秃鹫不见了。旷野寂寞了很多年。
每一次当我以怀乡的心态回到枫林，想唤回潮湿的暮色和雨季时的浪涌时，反而失落得更伤痛。人子在轮转，逝去的一切却永不回还，心脏里安放的庙宇已然崩塌。老去的人，消失的人，发生的这一切，又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