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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限制经济活动的处罚，瞄准的正是行贿者的“七寸”。对于不法商人而言，相比行政罚款、刑事处罚等惩处，取消市场参与、吊销资质、关闭融资通道等手段，更能让他们感受到切肤之痛，从而达到“一次行贿，处处受限”的惩治效果。
行贿者的日子不好过了。4月10日，江西永昌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龙勇涉嫌行贿接受监察调查并被依法留置。4月14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31人被查的消息，除了19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还有12个涉嫌行贿者被留置。最近屡屡曝出涉嫌行贿者被留置的信息，释放何种信号？
“围猎”成本变高
在央视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中，行贿者这样解析“围猎”套路——有的阿谀奉承、鞍前马后，为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不择手段;有的曲意逢迎、打感情牌，拿“情谊”当作权钱交易的遮羞布;还有的挖空心思、投其所好，刻意迎合领导干部的兴趣喜好。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相对较低。此前，在一些腐败多发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办案“重受贿轻行贿”的情况。比如，为了破案，对行贿者采取坦白从宽的政策。如果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行贿者可能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有些人出狱后为了个人利益甚至继续行贿。
2018年6月，广西北海市纪委监委在办理一起受贿案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被调查人是北海市合浦县交通局党组原书记、原局长林文辉，他利用职务之便为私企老板谋取利益，收受私企老板张某某等人贿赂共计473万元。留置期间，林文辉供述了受贿事实，但由于涉嫌行贿者人数多、数额大、时间跨度长，办案人员发愁了：怎样对这些行贿人进行处置？经过慎重考虑，北海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对涉嫌向林文辉行贿的5名私企老板采取留置措施，就行受贿双方供述的情况分别相互印证。在强大的询问攻势和证据压力下，受贿人和行贿人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如实供述了行受贿事实。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置，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在各地实践中，对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不知收敛，或行贿手段较为恶劣的市场主体，重点查处。党的十九大以来，陕西省纪委监委先后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67人立案调查。
瞄准行贿者的“七寸”
行贿，除了可能被留置，还可能进“黑名单”。什么是行贿人“黑名单”？简单来讲，主要指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依据有关法律和管理规定，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作出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这种限制经济活动的处罚，瞄准的正是行贿者的“七寸”。对于不法商人而言，相比行政罚款、刑事处罚等惩处，取消市场参与、吊销资质、关闭融资通道等手段，更能让他们感受到切肤之痛，从而达到“一次行贿，处处受限”的惩治效果。
2020年，湖南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包括行贿者在内的211名对象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陕西省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近年来，重庆奉节县纪委监委在查办受贿案件和收受礼品礼金案件过程中，建立起“行贿人信息库”，辅助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行贿人员、分析问题线索、研判政治生态。
当然，要让行贿人“黑名单”真正成为反腐利器，不能只停留在“地方版”阶段，必须统筹考虑，加强顶层设计。有必要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形成全国范围内公开、共享、实时更新的制度体系。
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查处行贿者的同时，也要保障他们的人身权益、财产的合法权益，注重政治效果、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民企老板被留置后，企业信誉和形象可能会受影响，极易引发股票下跌、员工失业甚至企业破产等风险。
各地办案时也考虑到了这些。比如，北海市监委在留置向林文辉行贿的老板时，依规依法查封、扣押其非法利益，同时保障涉案私企老板合法的财产权益。在张某某等私企老板被留置期间，北海市监委还搭建了专门沟通渠道，安排专人为其传达企业经营决策、转达企业经营情况，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一名被留置的私企老板通过这种渠道，与企业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本已暂停施工的项目工程恢复了施工。
杭州近三年查处的行贿者中，88.4%为企业人员或个体户，不少行贿者是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杭州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了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协助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时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的相关机制，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謀发展。
云南还对行贿者回访教育。回访中，行贿者陈述了各种行贿动机和目的，在反思忏悔中，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澎湃新闻网等）
行贿者的日子不好过了。4月10日，江西永昌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龙勇涉嫌行贿接受监察调查并被依法留置。4月14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31人被查的消息，除了19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还有12个涉嫌行贿者被留置。最近屡屡曝出涉嫌行贿者被留置的信息，释放何种信号？
“围猎”成本变高
在央视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中，行贿者这样解析“围猎”套路——有的阿谀奉承、鞍前马后，为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不择手段;有的曲意逢迎、打感情牌，拿“情谊”当作权钱交易的遮羞布;还有的挖空心思、投其所好，刻意迎合领导干部的兴趣喜好。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相对较低。此前，在一些腐败多发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办案“重受贿轻行贿”的情况。比如，为了破案，对行贿者采取坦白从宽的政策。如果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行贿者可能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有些人出狱后为了个人利益甚至继续行贿。
2018年6月，广西北海市纪委监委在办理一起受贿案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被调查人是北海市合浦县交通局党组原书记、原局长林文辉，他利用职务之便为私企老板谋取利益，收受私企老板张某某等人贿赂共计473万元。留置期间，林文辉供述了受贿事实，但由于涉嫌行贿者人数多、数额大、时间跨度长，办案人员发愁了：怎样对这些行贿人进行处置？经过慎重考虑，北海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对涉嫌向林文辉行贿的5名私企老板采取留置措施，就行受贿双方供述的情况分别相互印证。在强大的询问攻势和证据压力下，受贿人和行贿人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如实供述了行受贿事实。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置，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在各地实践中，对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不知收敛，或行贿手段较为恶劣的市场主体，重点查处。党的十九大以来，陕西省纪委监委先后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67人立案调查。
瞄准行贿者的“七寸”
行贿，除了可能被留置，还可能进“黑名单”。什么是行贿人“黑名单”？简单来讲，主要指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依据有关法律和管理规定，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作出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这种限制经济活动的处罚，瞄准的正是行贿者的“七寸”。对于不法商人而言，相比行政罚款、刑事处罚等惩处，取消市场参与、吊销资质、关闭融资通道等手段，更能让他们感受到切肤之痛，从而达到“一次行贿，处处受限”的惩治效果。
2020年，湖南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包括行贿者在内的211名对象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陕西省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近年来，重庆奉节县纪委监委在查办受贿案件和收受礼品礼金案件过程中，建立起“行贿人信息库”，辅助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行贿人员、分析问题线索、研判政治生态。
当然，要让行贿人“黑名单”真正成为反腐利器，不能只停留在“地方版”阶段，必须统筹考虑，加强顶层设计。有必要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形成全国范围内公开、共享、实时更新的制度体系。
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查处行贿者的同时，也要保障他们的人身权益、财产的合法权益，注重政治效果、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民企老板被留置后，企业信誉和形象可能会受影响，极易引发股票下跌、员工失业甚至企业破产等风险。
各地办案时也考虑到了这些。比如，北海市监委在留置向林文辉行贿的老板时，依规依法查封、扣押其非法利益，同时保障涉案私企老板合法的财产权益。在张某某等私企老板被留置期间，北海市监委还搭建了专门沟通渠道，安排专人为其传达企业经营决策、转达企业经营情况，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一名被留置的私企老板通过这种渠道，与企业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本已暂停施工的项目工程恢复了施工。
杭州近三年查处的行贿者中，88.4%为企业人员或个体户，不少行贿者是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杭州市纪委监委探索建立了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协助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时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的相关机制，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謀发展。
云南还对行贿者回访教育。回访中，行贿者陈述了各种行贿动机和目的，在反思忏悔中，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澎湃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