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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宇，号白阳，又号伯阳。河北玉田人。当代著名诗人、文人书法大家、一级作家、编审。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名誉主席、河北省政协文史馆名誉馆长、河北省政府参事等职务。其大半生从事编辑、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集作家、编辑家、书法家和收藏家于一身，是我国文坛风格独具的艺术大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先后出版十几部诗集，二十几部书法集，以及文艺理论集和收藏集多部。
近期，旭宇先生创作了《寄给历史的书札》30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书札相继被《河北日报》《书法报》《书法导报》选登或连载，其正文及草稿将分别由两家出版社结集出版，其草稿已被收藏，围绕这组作品的相关研讨会也将召开。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旭宇先生，请他畅谈创作经历与创作感想。
与古人隔空对话，启迪自我，奉献社会
安春华：您创作的《寄给历史的书札》30篇，从形式上来说令人耳目一新。当代不乏品评历史人物的文章，同时亦不乏大量的书法作品，您的手札将此二者相结合，产生了1 1=3的效果：第一，能够欣赏书法，第二，能够品读历史、获得知识，第三，能够欣赏这篇小文本身。因此，这组手札具有书法、知识与文学三重意义。您是如何想到这种创作形式的？
旭宇：这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我的朋友、学生们经常跟我说：你应该把几十年所学总结一下，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话启发了我。2011年前后，适逢上海《书法》杂志邀我创作一幅关于书法的作品，我就写了一篇寄给王羲之的手札。手札里说：您的《兰亭序》真迹被唐太宗李世民作了陪葬品，连《兰亭序》摹本都成了国宝，您若地下有知，当对此作何感想啊？
安春华：这个提问有意思。王羲之会不会觉得李世民太自私啊？
旭宇：这就是启发人们的联想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之后，大约2014年前后，“全国著名诗人书法作品邀请展”邀我参加，我又写了一篇给李白的书札。在这封信里，我借劝勉李白表达了我的诗歌创作观：诗歌创作成果，恰与俗世所认可的“成功”成反比。诗人在困窘时写出的诗句情感最真诚，作品最能传世。后来央视书画频道将这两篇书札播出。我收到了各界朋友的电话、短信，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见到更多类似的作品。武汉《书法报》的编辑还提出开辟专栏，邀我继续创作。于是，我又花了7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后续的28篇。
安春华：我统计了一下，这30篇中，写给古代帝王将相或现代领袖人物的有11篇，写给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有3篇，写给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有14篇，写给传奇人物的有2篇。面对众多历史人物，您怎样选择写信的对象？另外，您是按照人物的时间顺序来创作的吗？
旭宇：没有人规定写谁或不写谁。实际上，写300篇也完全可以，但我不想写那么多。古人教导我们要“知止”，我也打算适可而止。在创作时，我选择的都是令我有所感触，同时也能引起读者共鸣、对读者有所启迪的人物。不是按时间顺序，也没有事先罗列人名单，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有一条原则贯穿其中，那就是用我，一位当代人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和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人和事，并尽可能避免人云亦云。
写这些书札，对我来说是一个再学习、接受古人再教育的过程。我的初衷并不想教育别人，而是首先想启发自己、教育自己、增进修养、陶冶性情。在此同时，我将几十年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加以梳理，通过书札的形式奉献给社会，希望与大家共享、共学、共勉。
人生当有正气，著文当有正念，笔墨当有正情
安春华：我注意到，您所对话的3位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正是儒、释、道三教的始祖或代表性人物。对于孔子，您选取“述而不作”这个角度，赞其“文以德传”。对于惠能，您感叹他“不识一字”却“万经顿晤”。而对于老子，您称他“仅以五千言便启蒙华夏”，并说“太阳只需一颗”。我想，这是最顶级的赞美了。是否这些古代先贤哲人给予了您很多营养？
旭宇：那当然。我能够走到今天，是受先贤教育的结果。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老子》，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常读常新。《论语》我也读过多遍，佛教经典也读过许多。在我看来，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糅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正、清、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三个字，足以教给我们从政之道、治学之道、为人之道。我也正是秉持正、清、和的思想理念，来创作这30封书札的。
安春华：能具体谈谈吗？
旭宇：可以。比如写给大禹的信，大禹治水，这咱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但同时，他将王位变成私有，他本人受益于禅让，但他却结束了禅让制而开启“家天下”之先河，我抓住这点来写，指出“此有污君之大德矣”。与此相对照的是写给孙中山的书札，我赞颂孙中山先生“推翻二千年帝制而弗居，还权于民”，他重倡“天下为公”的高尚之举“当齐尧舜”。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正”的理念就自然而然地抒发出来。人生当有正气，同样，我们著文亦当有正念，笔墨当有正情。
安春华：您写给帝王将相或领袖人物的书札，除了大禹、孙中山以外，还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毛主席。站在当代人的角度，或赞颂或批判或质疑，偶尔还来一点调侃，比如在盛赞毛主席词作之后，末尾一句“臭老九者，旭宇顿首”，令人不禁莞尔。
旭宇：哈哈，这是我的一句自我调侃。这些书札，形式大体相同，在内容和见解上，却每一封都不想雷同。我不敢说这是真知灼见，但起码是写出了“我见”。一个人物，不可能把他说得多全面，只能抓住他的某一件事、某一句话或某一个关键词，发表自己的看法。
安春华：但是，也没有人规定书札就得这么短啊，有时感觉三言两语意犹未尽，再多几句话就能把观点阐释得更明白。
旭宇：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只有短一些，才能不白费读者的时间，而把思索和二度创作的空間留给读者。全说出来就不是书札了，就是文章了。意犹未尽，才恰到好处。再说，我写书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化，而是为了启迪读者，与读者共学。 安春华：除了帝王将相，您的书札还写给多位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李白、苏轼、李清照、蒲松龄、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怀素等。其中除了赞美，也有惋惜、疑惑等种种复杂的情感。这些人是否已成为你穿越时空、心灵神交的挚友？
旭宇：我更多是写给先贤的，其次才是文人、书家。写给后者的信，力争在庄重严肃或轻松幽默中，传达我的思索与见解。比如我写李清照：“吾尝谓君乃词中之女皇也。君自称‘别是一家’，而常讥东坡不谙词律，子瞻却云‘自是一家’。吾以为然也，诗词之格自人创之。”传达了我的理念：诗词创作因人而异，可以破格。
又如写蒲松龄：“吾于‘文革’中秘读公之大作《聊斋志异》，使我于苦难中进入一种妙境，似仙似幻。公之妙笔生花矣！可谓绝盖古今。”是的，三言两语就构成一个短篇小说，寥寥数词就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古今中外，无人能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写出这样精妙的故事。所以我在这封书札里表达了我的见解：蒲公当以此志“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
安春华：曾有一份报纸在其历史文化专栏上加以“与古人对话、与现实对接”的广告语。在您的这些书札中，我也看到了“与现实对接”的精神。比如，您以嵇康拒仕对比今人“为入仕而苦谋，以致违法”的现象；以渊明归隐对比今日“书生下海、辱心为官”的潮流。您是否希望通过这些书札，启迪今人之心智，荡涤今日之风气？
旭宇：有这个意思。对于那些不良风气，我确有质疑、批评和不认可。比如有些人学怀素，却不从书画上苦练、钻研，而是学他出家，实则用出家来标榜自己、沽名钓誉。“学师者，以入佛而后又染尘，为沽名之途”——我这样写，也是一种委婉的提示吧，提示我们大家，莫忘初心，正思、正念、正行。
书法不单是线条的艺术，更是、也应该是“载道”的艺术
安春华：除了那些具体的观点，在总体上，您希望这30篇书札，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起怎样的作用？
旭宇：首先是教会现代人如何写书札，为他们提供借鉴。借助于高科技的力量，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便捷，但同时，一些美好的事物也在消失，比如书信。这太遗憾了。过去，书信既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又是文化和书法艺术的载体，现在，我把这种形式重新捡拾起来，再现古人的交流和创作方式。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說，它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鲜的。
安春华：对，而且您用精彩的笔墨艺术来呈现，这本身也是对书法艺术的弘扬。说到书法艺术，这30篇书札采用的是哪种字体？
旭宇：多是行书。因为古人写信普遍用行书，草书不多，楷书少见，篆隶更没有。行书，最适合简短、随意、便捷的表达。
说到书法艺术，我想说：书法不单是线条的艺术，更是、也应该是“载道”的艺术。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给我的启发。这幅仅次于《兰亭序》或与之比肩、被称为“天下第二”的行书作品，它打动人们的不仅是线条，更是贯穿其中的那种荡气回肠的精神。颜家以一门忠烈、铮铮铁骨，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诗篇，也由此站到了艺术界的至高点上。这是书界的一件大事，实在值得缅怀。为此，我几次向省里建议，在鹿泉土门关，也就是《祭侄文稿》所讲故事的发生地，建成“祭侄稿园”，以表达我们后人的崇敬，并借此将“书以载道”的优秀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安春华：现在，许多人心目中的书法作品，只是一件单纯的审美艺术品，“载道”的功能脱离或半脱离了。
旭宇：过去不是。过去，人们借书法、文字来传达价值观，比如许多碑刻、墓志，都记录着人们对道德的歌颂、对正气的赞扬。书法艺术不应缺失这一重要功能。“为线条而线条”，不是书法的主旨。书法更重要的内涵还是“载道”。传递正思、正气、正能量，不光文学家、艺术家能做到，我们书家也可以做到，并且应该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如何点亮中华文化自信之灯？我们文化工作者必然要有一份责任和担当。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几千年不断档，靠的是一代一代中国人自发自觉地传承、弘扬。现在，我也愿尽一份微薄之力，以笔墨的形式，重新温习传统文化的精髓。我愿做长河中的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洪流，与大家互相激励，昂首前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行走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亦走在感恩回报的道路上
安春华：您早在2011年就创作了第一篇书札，但直到今年，《书法报》才将这些作品刊登出来，期间经历过一些波折吗？
旭宇：波折倒没有。只是《书法报》邀我创作时，我正在为母校河北大学创作捐赠作品，写书札的事只能往后推。
安春华：您为母校创作了126件书法作品，这可真是个大工程。
旭宇：是啊，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完成。其中有很多大的作品，比如用十几张纸连接起来的书法巨制。整个过程我都在倾心创作，交出去的都是精品，不满意的都淘汰了。我在感恩，在回报。感恩先贤，他们的思想哺育了我；感恩古代书法家，留下这么美的艺术形式，使我得以学习、继承；感恩母校，给了我知识和理想；感恩时代和人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各级书协，让书家有了自己的组织得以依靠和发展……近些年我行走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同时也走在一条感恩回报的道路上。除了无偿捐赠给母校126件作品外，我还向我的故乡唐山玉田县捐赠了140幅书法作品。
安春华：最近，您的《六德藏珍——旭宇先生六德轩藏品赏析》一书出版，您将自己多年来的收藏精品公之于世，这也是您回报社会、与大家共享传统文化的一个举措吧。
旭宇：我想是的。我收藏这些艺术品，从来没想过投资升值，只是打心底热爱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它们是我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实物，我有义务收藏、学习、传承，并将自己的心得与大家共享。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曾对书法界提出，书中要“四有”：有文、有道、有人、有德。其中，“有人”指广大书法家要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焕发艺术生命力。我捐赠书法作品，或将藏品出书，也是响应组织上的号召，将这道文化艺术的大餐，奉献给人民。
编辑：郭文岭
旭宇书札释文：
真卿阁下大鉴：
吾自幼书法受君启蒙，崇拜阁T--门忠烈。因之吾提议，将河北土门关辟成祭侄文稿园，与南兰亭遥相呼应之。先生乃中华之英烈，书坛之典范，与右军同登书圣之位，当无愧耳！
后学并崇拜者旭宇提议
怀素法师大鉴：
师与张长史乃古今草圣也，吾顶礼拜之，然后之学师者，以入佛而后又染尘，为沽名之途。吾疑师乃始作俑者也！当然此类人不能与师同论也。
后学白阳顿首
余尝谓友人，主席之诗词者，当其词胜其诗也，尤其三阙之英气，当令千家词人闭口。一日咏雪，二日唱水，首推“沁园春”二首，再推“水调歌头”。东坡君或云，好你个毛润芝，竟胜吾之大江东去也。
书奉毛主席大鉴。
臭老九者旭宇顿首。
近期，旭宇先生创作了《寄给历史的书札》30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书札相继被《河北日报》《书法报》《书法导报》选登或连载，其正文及草稿将分别由两家出版社结集出版，其草稿已被收藏，围绕这组作品的相关研讨会也将召开。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旭宇先生，请他畅谈创作经历与创作感想。
与古人隔空对话，启迪自我，奉献社会
安春华：您创作的《寄给历史的书札》30篇，从形式上来说令人耳目一新。当代不乏品评历史人物的文章，同时亦不乏大量的书法作品，您的手札将此二者相结合，产生了1 1=3的效果：第一，能够欣赏书法，第二，能够品读历史、获得知识，第三，能够欣赏这篇小文本身。因此，这组手札具有书法、知识与文学三重意义。您是如何想到这种创作形式的？
旭宇：这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我的朋友、学生们经常跟我说：你应该把几十年所学总结一下，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话启发了我。2011年前后，适逢上海《书法》杂志邀我创作一幅关于书法的作品，我就写了一篇寄给王羲之的手札。手札里说：您的《兰亭序》真迹被唐太宗李世民作了陪葬品，连《兰亭序》摹本都成了国宝，您若地下有知，当对此作何感想啊？
安春华：这个提问有意思。王羲之会不会觉得李世民太自私啊？
旭宇：这就是启发人们的联想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之后，大约2014年前后，“全国著名诗人书法作品邀请展”邀我参加，我又写了一篇给李白的书札。在这封信里，我借劝勉李白表达了我的诗歌创作观：诗歌创作成果，恰与俗世所认可的“成功”成反比。诗人在困窘时写出的诗句情感最真诚，作品最能传世。后来央视书画频道将这两篇书札播出。我收到了各界朋友的电话、短信，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见到更多类似的作品。武汉《书法报》的编辑还提出开辟专栏，邀我继续创作。于是，我又花了7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后续的28篇。
安春华：我统计了一下，这30篇中，写给古代帝王将相或现代领袖人物的有11篇，写给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有3篇，写给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有14篇，写给传奇人物的有2篇。面对众多历史人物，您怎样选择写信的对象？另外，您是按照人物的时间顺序来创作的吗？
旭宇：没有人规定写谁或不写谁。实际上，写300篇也完全可以，但我不想写那么多。古人教导我们要“知止”，我也打算适可而止。在创作时，我选择的都是令我有所感触，同时也能引起读者共鸣、对读者有所启迪的人物。不是按时间顺序，也没有事先罗列人名单，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有一条原则贯穿其中，那就是用我，一位当代人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和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人和事，并尽可能避免人云亦云。
写这些书札，对我来说是一个再学习、接受古人再教育的过程。我的初衷并不想教育别人，而是首先想启发自己、教育自己、增进修养、陶冶性情。在此同时，我将几十年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加以梳理，通过书札的形式奉献给社会，希望与大家共享、共学、共勉。
人生当有正气，著文当有正念，笔墨当有正情
安春华：我注意到，您所对话的3位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正是儒、释、道三教的始祖或代表性人物。对于孔子，您选取“述而不作”这个角度，赞其“文以德传”。对于惠能，您感叹他“不识一字”却“万经顿晤”。而对于老子，您称他“仅以五千言便启蒙华夏”，并说“太阳只需一颗”。我想，这是最顶级的赞美了。是否这些古代先贤哲人给予了您很多营养？
旭宇：那当然。我能够走到今天，是受先贤教育的结果。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老子》，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常读常新。《论语》我也读过多遍，佛教经典也读过许多。在我看来，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糅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正、清、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三个字，足以教给我们从政之道、治学之道、为人之道。我也正是秉持正、清、和的思想理念，来创作这30封书札的。
安春华：能具体谈谈吗？
旭宇：可以。比如写给大禹的信，大禹治水，这咱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但同时，他将王位变成私有，他本人受益于禅让，但他却结束了禅让制而开启“家天下”之先河，我抓住这点来写，指出“此有污君之大德矣”。与此相对照的是写给孙中山的书札，我赞颂孙中山先生“推翻二千年帝制而弗居，还权于民”，他重倡“天下为公”的高尚之举“当齐尧舜”。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正”的理念就自然而然地抒发出来。人生当有正气，同样，我们著文亦当有正念，笔墨当有正情。
安春华：您写给帝王将相或领袖人物的书札，除了大禹、孙中山以外，还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毛主席。站在当代人的角度，或赞颂或批判或质疑，偶尔还来一点调侃，比如在盛赞毛主席词作之后，末尾一句“臭老九者，旭宇顿首”，令人不禁莞尔。
旭宇：哈哈，这是我的一句自我调侃。这些书札，形式大体相同，在内容和见解上，却每一封都不想雷同。我不敢说这是真知灼见，但起码是写出了“我见”。一个人物，不可能把他说得多全面，只能抓住他的某一件事、某一句话或某一个关键词，发表自己的看法。
安春华：但是，也没有人规定书札就得这么短啊，有时感觉三言两语意犹未尽，再多几句话就能把观点阐释得更明白。
旭宇：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只有短一些，才能不白费读者的时间，而把思索和二度创作的空間留给读者。全说出来就不是书札了，就是文章了。意犹未尽，才恰到好处。再说，我写书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化，而是为了启迪读者，与读者共学。 安春华：除了帝王将相，您的书札还写给多位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李白、苏轼、李清照、蒲松龄、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怀素等。其中除了赞美，也有惋惜、疑惑等种种复杂的情感。这些人是否已成为你穿越时空、心灵神交的挚友？
旭宇：我更多是写给先贤的，其次才是文人、书家。写给后者的信，力争在庄重严肃或轻松幽默中，传达我的思索与见解。比如我写李清照：“吾尝谓君乃词中之女皇也。君自称‘别是一家’，而常讥东坡不谙词律，子瞻却云‘自是一家’。吾以为然也，诗词之格自人创之。”传达了我的理念：诗词创作因人而异，可以破格。
又如写蒲松龄：“吾于‘文革’中秘读公之大作《聊斋志异》，使我于苦难中进入一种妙境，似仙似幻。公之妙笔生花矣！可谓绝盖古今。”是的，三言两语就构成一个短篇小说，寥寥数词就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古今中外，无人能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写出这样精妙的故事。所以我在这封书札里表达了我的见解：蒲公当以此志“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
安春华：曾有一份报纸在其历史文化专栏上加以“与古人对话、与现实对接”的广告语。在您的这些书札中，我也看到了“与现实对接”的精神。比如，您以嵇康拒仕对比今人“为入仕而苦谋，以致违法”的现象；以渊明归隐对比今日“书生下海、辱心为官”的潮流。您是否希望通过这些书札，启迪今人之心智，荡涤今日之风气？
旭宇：有这个意思。对于那些不良风气，我确有质疑、批评和不认可。比如有些人学怀素，却不从书画上苦练、钻研，而是学他出家，实则用出家来标榜自己、沽名钓誉。“学师者，以入佛而后又染尘，为沽名之途”——我这样写，也是一种委婉的提示吧，提示我们大家，莫忘初心，正思、正念、正行。
书法不单是线条的艺术，更是、也应该是“载道”的艺术
安春华：除了那些具体的观点，在总体上，您希望这30篇书札，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起怎样的作用？
旭宇：首先是教会现代人如何写书札，为他们提供借鉴。借助于高科技的力量，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便捷，但同时，一些美好的事物也在消失，比如书信。这太遗憾了。过去，书信既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又是文化和书法艺术的载体，现在，我把这种形式重新捡拾起来，再现古人的交流和创作方式。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說，它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鲜的。
安春华：对，而且您用精彩的笔墨艺术来呈现，这本身也是对书法艺术的弘扬。说到书法艺术，这30篇书札采用的是哪种字体？
旭宇：多是行书。因为古人写信普遍用行书，草书不多，楷书少见，篆隶更没有。行书，最适合简短、随意、便捷的表达。
说到书法艺术，我想说：书法不单是线条的艺术，更是、也应该是“载道”的艺术。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给我的启发。这幅仅次于《兰亭序》或与之比肩、被称为“天下第二”的行书作品，它打动人们的不仅是线条，更是贯穿其中的那种荡气回肠的精神。颜家以一门忠烈、铮铮铁骨，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诗篇，也由此站到了艺术界的至高点上。这是书界的一件大事，实在值得缅怀。为此，我几次向省里建议，在鹿泉土门关，也就是《祭侄文稿》所讲故事的发生地，建成“祭侄稿园”，以表达我们后人的崇敬，并借此将“书以载道”的优秀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安春华：现在，许多人心目中的书法作品，只是一件单纯的审美艺术品，“载道”的功能脱离或半脱离了。
旭宇：过去不是。过去，人们借书法、文字来传达价值观，比如许多碑刻、墓志，都记录着人们对道德的歌颂、对正气的赞扬。书法艺术不应缺失这一重要功能。“为线条而线条”，不是书法的主旨。书法更重要的内涵还是“载道”。传递正思、正气、正能量，不光文学家、艺术家能做到，我们书家也可以做到，并且应该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如何点亮中华文化自信之灯？我们文化工作者必然要有一份责任和担当。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几千年不断档，靠的是一代一代中国人自发自觉地传承、弘扬。现在，我也愿尽一份微薄之力，以笔墨的形式，重新温习传统文化的精髓。我愿做长河中的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洪流，与大家互相激励，昂首前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行走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亦走在感恩回报的道路上
安春华：您早在2011年就创作了第一篇书札，但直到今年，《书法报》才将这些作品刊登出来，期间经历过一些波折吗？
旭宇：波折倒没有。只是《书法报》邀我创作时，我正在为母校河北大学创作捐赠作品，写书札的事只能往后推。
安春华：您为母校创作了126件书法作品，这可真是个大工程。
旭宇：是啊，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完成。其中有很多大的作品，比如用十几张纸连接起来的书法巨制。整个过程我都在倾心创作，交出去的都是精品，不满意的都淘汰了。我在感恩，在回报。感恩先贤，他们的思想哺育了我；感恩古代书法家，留下这么美的艺术形式，使我得以学习、继承；感恩母校，给了我知识和理想；感恩时代和人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各级书协，让书家有了自己的组织得以依靠和发展……近些年我行走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同时也走在一条感恩回报的道路上。除了无偿捐赠给母校126件作品外，我还向我的故乡唐山玉田县捐赠了140幅书法作品。
安春华：最近，您的《六德藏珍——旭宇先生六德轩藏品赏析》一书出版，您将自己多年来的收藏精品公之于世，这也是您回报社会、与大家共享传统文化的一个举措吧。
旭宇：我想是的。我收藏这些艺术品，从来没想过投资升值，只是打心底热爱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它们是我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实物，我有义务收藏、学习、传承，并将自己的心得与大家共享。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曾对书法界提出，书中要“四有”：有文、有道、有人、有德。其中，“有人”指广大书法家要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焕发艺术生命力。我捐赠书法作品，或将藏品出书，也是响应组织上的号召，将这道文化艺术的大餐，奉献给人民。
编辑：郭文岭
旭宇书札释文：
真卿阁下大鉴：
吾自幼书法受君启蒙，崇拜阁T--门忠烈。因之吾提议，将河北土门关辟成祭侄文稿园，与南兰亭遥相呼应之。先生乃中华之英烈，书坛之典范，与右军同登书圣之位，当无愧耳！
后学并崇拜者旭宇提议
怀素法师大鉴：
师与张长史乃古今草圣也，吾顶礼拜之，然后之学师者，以入佛而后又染尘，为沽名之途。吾疑师乃始作俑者也！当然此类人不能与师同论也。
后学白阳顿首
余尝谓友人，主席之诗词者，当其词胜其诗也，尤其三阙之英气，当令千家词人闭口。一日咏雪，二日唱水，首推“沁园春”二首，再推“水调歌头”。东坡君或云，好你个毛润芝，竟胜吾之大江东去也。
书奉毛主席大鉴。
臭老九者旭宇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