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话剧皇帝”石挥主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的开头，有一段独白：“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从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七百多年了，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红墙琉璃瓦，正大光明……颐和园、万寿山、排云殿、昆明湖、十七孔桥……天坛、北海白塔，堆云积翠，多美啊……可是城里面的老百姓呢，穷啊，苦啊，可是真安分！”就这一句“真安分”，道出了历史包裹中，北京人面对乾坤大挪移时，所展现出的抉择与无奈。那滋味儿，真说不出来。
　　如今，胡同犹在，人将就木，物是人非。
　　这是我写完《积极分子》最开始的感受。小说里的人都是胡同里的人，我的祖父见过他们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见过他们年轻的时候，而我只能赶上他们年老的时候。我喜欢这些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出身各不相同，但大都老实、本分、文雅、不说脏话。再大的事，他们都不会张牙舞爪，而是内敛地处理，不给别人找麻烦，把苦涩咽在心中。他们才是生活的书写者，和现在的人不一样。而作为80年代出生的我，只是想尝试着讲点出生以前的故事。
　　人的一辈子，也仅仅是个时代的开端。50年代是个奇特的时代。它似乎既不属于古代，又不属于现代。但那真的是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尤其是北京。它带有旧式的余韵，又是新式的开端。新式是一套完整的、全新的逻辑，胡同中的人如何接受这套全新的逻辑，恐怕是个苦涩的过程了。
　　“积极分子” ，这是一个即将被肯定，又尚未肯定的身份。它意味着很快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但此时还什么都不是。它会被关注，被照顾，被优先选拔，但也会被随时抛弃。贴得越近，被踹得越快。这个词原本是正面的，但很快就有了争议，似乎成了故意表现的人的意思。他们有活力，主动肯干，目的明显，不管为了什么，都是在给自己找条出路。等时代变迁过后，不知道会剩下什么。
　　曾经，每条胡同、每个居委会都有积极分子。居委会本是与胡同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是每月交24块钱的清洁费，但现如今，它似乎成了“朝阳群众”的代名词。那时候北京的胡同大妈不是“朝阳群众”，那时候朝阳区还是菜地。
　　我们都是积极分子，都曾经历过道德公理、人的私心、人情世故与世事变迁组成的巨大漩涡。我们每个人离那漩涡的中心，兴许近点儿，兴许远点儿，但谁也跑不了。
　　《积极分子》完成以后，我们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老师同学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张悦然老师，还有编辑双雪涛、李佳怡的具体指导，在此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