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国际上与领土有关的冲突呈阶段性频密状态，人们关于地缘政治话题的探讨又趋热烈。这反过来给近年来一直惹人关注的中国地缘战略议题也增添了热度。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地缘战略，取决于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有些还在演变之中，因此问题的答案一时难以非常明晰，需要持续地探索与调适。
　　选择什么样的地缘战略，取决于一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地缘态势，有着什么样的地缘遗产，如何定位自我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一个国家想在一定的地缘空间内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经秩序。秩序的建立和维系需要经贸整合能力，即能否溢出发展红利，打造利益共同体，也需要文化软实力，包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稳健和谐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吸引力，能激发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欲望，当然也离不开军事实力，以吓阻和惩罚那些无端挑战既有秩序的国家和组织。
　　上述能力的拥有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其有效运用更需要建立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制度工具体系和冲突解决机制之让。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区域秩序建立者和维系者的传统，有过与之相配套的观念框架和操作经验。有过这样传统的国家未必都能再度“复兴”，成为新时期的区域领袖，但没有进而也无从激活相关历史记忆的国度，想成为区域领导者则难上加难。美国似乎是个特例，其全球秩序领导者的地位似乎横空出世，但作为同文同种全面继承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和制度资源的后来者，美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英国的“儿子”，其崛起有英国百年霸业所积聚的观念资源和制度工具，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子承父业并发扬光大。
　　在缺乏远程投射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成为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除了现实实力外，中国亦缺乏全球领导者的记忆资源。当年与亚非拉一些国家“并肩战斗”，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以及打破美苏霸权封杀中国国际空间的考量，其间并不涉及太多真正地缘意义上的利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等地颇为“进取”，但更多也是卷入全球化后进行市场开拓和寻求能源资源保障努力的衍生效应，并无太多塑造地缘政治新秩序的诉求。因此，中国似不应急于寻求全球地缘利益和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全球地缘战略。
　　与全球舞台不同，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拥有亚洲共主的地位，有着“用华变夷”的思想资源，有着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制度框架，也有着或“修武威远”或“怀柔羁縻”的冲突解决机制。
　　此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上看，在美、中、日、俄、印这五个在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唯有中国有着与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全方位交往的经历。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体验和心理经验是无法模仿与复制的。辽阔的幅员，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量，都令中国在亚太有着先天的地缘优势。
　　不过，将地缘优势转化为地缘秩序进而收获秩序红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战”后亚太国际体系的演进脱胎于雅尔塔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亚太地区依然处于雅尔塔体系的“阴影”或“遗产”之下，比如朝鲜半岛的迄未统一、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仍处于事实上的分治状态等等。与德法面临的如何在超主权国家组织即欧盟的构建中去民族国家化的单一挑战不同，亚洲主要大国间历史与现实纠葛的化解则同时面临三重挑战：民族国家构建，摆脱雅尔塔体系和冷战遗产，走向后民族国家体系。
　　中国的可持续成长与此一成长的红利的分享，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地缘格局的走向。随着中国创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对外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容，亚太地区将更多分享中国成长的溢出效应。而伴随着中国利益让渡半径的扩大，亚太的整合乃至一体化的推进将面临的阻力将越来越小。
　　这自然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亚太各国间又拉又推、又推又拉都会是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作为中国地缘上的邻居，根据远交近攻的规则，绝大多数亚太国家不可能完全选择站在“重返亚洲”的美国一边。此外，美印、美越、美菲甚至美日之间并非没有历史“负资产”。而且对美国而言，其拉拢的“伙伴”越多，意味着其战略负债越多，美国有多少余力进行所谓的围堵乃至遏制也是一个疑问。
　　近年来中国一些学界精英和智库人士曾提出“一元多极共治”的理念，如果中美之间，乃至中美俄日印之间能够在亚太地区摸索出一套相处之道，那么天下大半安矣。
　　在此过程中，对中国而言或许最为明智的选择是不急于推出明晰的地缘战略，而保持足够的弹性和足够多的选择，在继续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顺势而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构建一个实现各利益相关方最大交集的地缘政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