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应该读书，校园应该有书香，读书的意义不言而喻。“开卷有益”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书籍有良莠之分，于是各种所谓的“必读书”书目闪亮登场。既谓“必读书”，当然以经典居多，但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积淀的经典也实在太多，读哪些经典呢？况且，读书是很个性化的事，是否真有人人“必读”之书？
　　鲁迅、周作人兄弟出生于晚清的书香家庭，祖父读书做官，当然期盼子弟走科举之途。周氏兄弟于私塾读的自然都是应考之书，这些都是“必读书”。然而，他们的祖父似乎比较开明，允许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读许多与应试无关的杂书。或许因为读了许多的杂书，这就使他们不同于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童蒙时期的阅读趣味、知识结构以及相应的思想方法大概会影响终身。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称鲁迅少年时代爱读六朝散文：“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方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还有六朝译本的佛经他也喜欢。”他认为，鲁迅这种非正宗的阅读兴趣是植根于具有异端传统的“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的叛逆精神。
　　鲁迅、周作人及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曹聚仁曾回忆道：“章师（章太炎）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季刚（黄侃）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晉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是得魏晋的神理。’他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
　　五四时期的好友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意思是鲁迅在思想上服膺托尔斯泰和尼采，而文字风格崇尚魏晋文章。这副对联为鲁迅所认可，他引刘半农为知己。
　　魏晋六朝文共同的特点是舒卷自如，平易而具风骨。这一传统的承继，由章太炎开其端，周氏兄弟续其后，影响从晚清到五四及新文学中散文风尚的形成。简而言之，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冷峻深刻的一路，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冲淡逸雅的一路。
　　魏晋六朝之文章，在或华丽、或质朴的形式之下，都隐藏着对传统的反抗和自我的期许。面对黑暗血腥的现实，同样是心灵的苦痛，作家与作品却可分为两途：一类是“非圣无法”、桀骜不驯；一类是吟风弄月、醉生梦死。前者是抗争，后者为隐逸，这也是五四以后鲁迅与周作人的分途。
　　鲁迅的立足点是在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黑暗现实下，文人生存处世，所仗的只在挣扎与战斗；所要求的审美风格是粗犷而非精致。在鲁迅看来明朝性灵小品的流行，是文人消极避世软弱性的表现。因此，他不满周作人、林语堂倡导的那些说琐事、吟风月的散文小品。
　　周作人则认为“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就是反抗的”；明朝的统治是如此暴虐，晚明文人的遁世隐逸从根本上说是种无奈的选择，一味谴责隐逸者消极避世而无视其隐含的反抗一面，这是有失偏颇的。他认为，五四以来书写性灵的散文小品，隐含着现实的反抗精神。
　　同样由魏晋六朝文发端，却形成两种不同的人格与文学风格。周作人的散文简素而不乏丰腴，质直而不失雅丽；鲁迅则峭拔峻切，入木三分，有寸铁制敌、摧枯拉朽般的凌厉气势。作为一名斗士，鲁迅“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这是他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根本区别。
　　读书成就了鲁迅与周作人，不同的读书趣味与方式又造就了二者的不同。解构主义文论家保罗·德曼认为，阅读就是对语言修辞的解读，是通过不断揭示语言在字面以外的其他指涉意义，来解构文本原先被解读出来的确定意义。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践言性”的话语，而你所得到的意义取决于你阅读文本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一种发现，是创造，是精神生命的成长。读书大体不必拘泥于何者书“必读”，关键在于怎么读，读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