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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担负起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重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与民主、自由相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极大地、公平地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利益的需要，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普遍性，而且要体现中国的实际。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今日中国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 社会主义 思想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52-05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仅在俄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使得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之震动。李大钊作为这些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对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认为中国要想富强，要赶上世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被那些欧美……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为消除人们的种种疑问，李大钊连续撰写文章对社会主义进行释义，担负起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主义观。值“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以及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探索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认识
作为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也曾为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所吸引，为阐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出过震古烁今的呐喊。他在1916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夫代议政治，遂弃渔阶级斗争，而已经久之历验，遂保有绝美之精神焉。”但是，李大钊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大谈民主实际上却极不民主的实质。他指出，资产阶级抹杀了“人民”概念的阶级性，“利用这暧昧与含糊，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面对这些昭然若揭的事实，李大钊明确地指出：“普遍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李大钊便独具慧眼，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而且是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并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显然，李大钊已经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工农苏维埃制度，看成了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并把这种新的民主模式视为20世纪民主运动的“新潮流”。自此，李大钊很快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当成了自己追求的奋斗目标。从1920年到1923年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自由与秩序》、《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和讲演，就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和“纯正平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在驳斥社会主义“扼杀民主自由”等谬论的同时，原则性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民主与自由，而且要发展民主与自由，它在精神上与民主、自由相同。1921年12月，李大钊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指出：“德漠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漠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漠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以此之故，李大钊认为精神相通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核心，是人的自由与个性。“德漠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从前权势阶级每以他人为手段，为机械而利用之、操纵之，这是人类的大敌，为德漠克拉西及社会主义所不许……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漠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针对有人担心社会主义会扼杀个人自由的种种疑虑，李大钊明确指出：“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确是束缚个人主义的自由，因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当然受束缚，不过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使农工等人均得自由。”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释疑》中进一步指出，那些误“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人们，实际上是“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据有，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应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鉴于有人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误为一物”的错误认识，李大钊还指出：“实则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而无政府主义者恰恰“与社会主义绝对相反”。在这里，李大钊实际上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的极端虚伪性，指出在“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剥削者的自由受到束缚，而这正是为保障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所必需的。而经济上的平等自由与否，则是考察一个社会平等自由程度的最重要的尺度。
第二，自由是相对于秩序、个人是相对于社会而存在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李大钊指出：“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若个人“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这样的个人亦失去了做人的意义；若社会“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死气奄奄的气象”，个人“失其活动之用而日就枯亡与陈腐”，更谈不上所谓的社会秩序。因此，“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 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夸大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但是，“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李大钊对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既澄清了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会“抹煞个性发展”的担心，又驳斥了极端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秩序和权威，主张极端个性权能的谬论。因此，李大钊认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保护个人自由，培养奠基于自由之上的独立个性，以保持社会的活力。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的纵向统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指民众的横向联合——笔者注)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平民政治”下，人们将在摆脱资本统治的意义上求得个性解放，并在个性解放的基础上达致真正的平民政治。“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遍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即“真正的工人政治”的必经阶段。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主、自由和平等等问题，是李大钊民主政治观的鲜明特点。李大钊认为，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民主政治，即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平民主义’”，又称“工人政治”。工人政治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但“真正的工人政治”，即废除了统治与服属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不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之后可以立即实现的，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虽然也称“工人政治”，但仍然“含有统治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段”。但“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除，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候”，“Ergatocracy(即工人政治——笔者注)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务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所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全体人民，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显然，李大钊所言的纯正的“平民主义”社会，就是“国家”和“政治机关”已失去政治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人政治”，再到“纯正的平民主义”，乃是民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层级”。当然，李大钊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种最理想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一方面要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其复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力普及社会主义精神，从而为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创造政治上、经济上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
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认识
李大钊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及其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其目的进行了积极探索。
首先，他指出，在欧美，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而“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唯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其次，正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组织社会性的生产事业，满足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要。他说：“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统治的制度。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应该“依据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界定突出了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标准的意义，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特征的积极探索。
鉴于此，李大钊反对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实业。1921年1月2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宣称社会主义不能行于中国，资本主义为必经之阶段。国内张东荪、梁启超等亦大力宣传此说。针对此，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振兴实业的思想。他开宗明义地讲：“自从罗素说了一句‘中国需要振兴实业’的话，就有人大吹振兴实业。诚然，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的实业呢?首先，李大钊用俄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进行的实业与我国当年制度下 的经济状况作了比较。“俄罗斯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能振兴实业?单就铁路一端而论，苏维埃政府于过去三年间，添造铁路五千七百俄里(每俄里约3500英尺)。现在还派员四出测绘，预备再筑新路两千俄里，今年年内即可通车，此种新路连贯未经开采之各大森林，以为提倡木料实业之用。中国共和现在已竟十年，添造的铁路在哪里?且俄国于改良农业，开垦荒地，都有切实之计划。中国以农立国，然而农业腐败得不堪过问。满蒙荒地很多，中国人又何尝有什么法子去开垦?至于现代文明下之工艺制造，中国人更不配开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仅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变化，而中国的所谓共和已十年了，铁路交通和农业仍徘徊不前。李大钊经过比较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发展实业效果是显著的。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力可以合理利用，这是发展实业的必要条件。李大钊指出：“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哪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振兴实业需要资本和劳力，但当时中国的资本是闲散的，有些放在外国银行，大部分藏在地窖，而多数有钱人又不肯拿出资本来振兴实业。造成资本闲散的原因是：“一则因为前几年很受所谓实业家者之大骗，二则他们也不晓得资本利用之原理。所以只求死守一宗大教，父而子、子而孙的坐吃罢了。”李大钊认为，中国资本如此零散是不能进行实业的，就算搞实业也会成为外国资本家的掌中物。至于中国的劳力，由于实业不发达，供过于求，许多都跑到外国去了，去替外国资本家做牛马了，李大钊感到这“未免可惜”，“所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从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文章的最后，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我要说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三、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李大钊作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不仅大力宣传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还探讨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李大钊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同时又具有中国特性这样一个科学的命题。一方面，他指出：“欲求社会主义的正确定义，不可不研究它的经过。此主义的初期，非政治运动，实为人道运动。盖见社会上许多可悲惨的事，若以正当手段，而阻止悲惨的运动，则人类的幸福到了。诚相信社会中，有此真理。今则竟成为有力的政治运动，故不能仅专注意他的过程。”“然其所作运动，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根据必须是实在的，故从社会方面观察，可分为(1)政治、(2)法律、(3)经济三项言之。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包含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不具备上述特征，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将来中国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获得应有的中国特性，它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李大钊的上述论断，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李大钊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在经济上合作。李大钊反对社会主义“闭户自封”，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相互开放。他指出：“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开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间进一步团结和协作，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组织社会生产，就“应该研究怎样可以学管理事物的技术”；“农部委员必集合农业专门家，组织高等会议，分部实行指导农民，以图农业生产的改进。工部委员及其他委员亦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要研究经济规律和经济问题，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对农业现代化问题也有所思考，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要“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向集约的”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允许“竞争”。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竞争，而把竞争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李大钊通过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提出社会主义为提高经济效益应该允许并鼓励竞争。他指出：“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的，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不竞争，岂不令人枯死吗?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李大钊关于竞争的论述，肯定了社会主义竞争的必要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区别，主张社会主义的公平竞争，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
四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当有计划性。针对当时社会主义是破坏生产的说法，李大钊回答道：“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逐现一种新的秩序。”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李大钊 社会主义 思想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52-05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仅在俄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使得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之震动。李大钊作为这些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对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认为中国要想富强，要赶上世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被那些欧美……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为消除人们的种种疑问，李大钊连续撰写文章对社会主义进行释义，担负起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主义观。值“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以及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探索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认识
作为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也曾为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所吸引，为阐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出过震古烁今的呐喊。他在1916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夫代议政治，遂弃渔阶级斗争，而已经久之历验，遂保有绝美之精神焉。”但是，李大钊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大谈民主实际上却极不民主的实质。他指出，资产阶级抹杀了“人民”概念的阶级性，“利用这暧昧与含糊，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面对这些昭然若揭的事实，李大钊明确地指出：“普遍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李大钊便独具慧眼，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而且是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并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显然，李大钊已经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工农苏维埃制度，看成了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并把这种新的民主模式视为20世纪民主运动的“新潮流”。自此，李大钊很快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当成了自己追求的奋斗目标。从1920年到1923年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自由与秩序》、《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和讲演，就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和“纯正平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在驳斥社会主义“扼杀民主自由”等谬论的同时，原则性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民主与自由，而且要发展民主与自由，它在精神上与民主、自由相同。1921年12月，李大钊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指出：“德漠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漠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漠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以此之故，李大钊认为精神相通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核心，是人的自由与个性。“德漠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从前权势阶级每以他人为手段，为机械而利用之、操纵之，这是人类的大敌，为德漠克拉西及社会主义所不许……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漠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针对有人担心社会主义会扼杀个人自由的种种疑虑，李大钊明确指出：“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确是束缚个人主义的自由，因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当然受束缚，不过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使农工等人均得自由。”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释疑》中进一步指出，那些误“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人们，实际上是“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据有，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应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鉴于有人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误为一物”的错误认识，李大钊还指出：“实则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而无政府主义者恰恰“与社会主义绝对相反”。在这里，李大钊实际上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的极端虚伪性，指出在“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剥削者的自由受到束缚，而这正是为保障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所必需的。而经济上的平等自由与否，则是考察一个社会平等自由程度的最重要的尺度。
第二，自由是相对于秩序、个人是相对于社会而存在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李大钊指出：“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若个人“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这样的个人亦失去了做人的意义；若社会“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死气奄奄的气象”，个人“失其活动之用而日就枯亡与陈腐”，更谈不上所谓的社会秩序。因此，“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 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夸大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但是，“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李大钊对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既澄清了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会“抹煞个性发展”的担心，又驳斥了极端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秩序和权威，主张极端个性权能的谬论。因此，李大钊认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保护个人自由，培养奠基于自由之上的独立个性，以保持社会的活力。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的纵向统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指民众的横向联合——笔者注)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平民政治”下，人们将在摆脱资本统治的意义上求得个性解放，并在个性解放的基础上达致真正的平民政治。“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遍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即“真正的工人政治”的必经阶段。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主、自由和平等等问题，是李大钊民主政治观的鲜明特点。李大钊认为，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民主政治，即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平民主义’”，又称“工人政治”。工人政治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但“真正的工人政治”，即废除了统治与服属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不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之后可以立即实现的，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虽然也称“工人政治”，但仍然“含有统治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段”。但“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除，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候”，“Ergatocracy(即工人政治——笔者注)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务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所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全体人民，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显然，李大钊所言的纯正的“平民主义”社会，就是“国家”和“政治机关”已失去政治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人政治”，再到“纯正的平民主义”，乃是民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层级”。当然，李大钊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种最理想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一方面要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其复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力普及社会主义精神，从而为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创造政治上、经济上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
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认识
李大钊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及其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及其目的进行了积极探索。
首先，他指出，在欧美，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而“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唯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其次，正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组织社会性的生产事业，满足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要。他说：“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统治的制度。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应该“依据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界定突出了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标准的意义，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特征的积极探索。
鉴于此，李大钊反对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实业。1921年1月2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宣称社会主义不能行于中国，资本主义为必经之阶段。国内张东荪、梁启超等亦大力宣传此说。针对此，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振兴实业的思想。他开宗明义地讲：“自从罗素说了一句‘中国需要振兴实业’的话，就有人大吹振兴实业。诚然，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的实业呢?首先，李大钊用俄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进行的实业与我国当年制度下 的经济状况作了比较。“俄罗斯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能振兴实业?单就铁路一端而论，苏维埃政府于过去三年间，添造铁路五千七百俄里(每俄里约3500英尺)。现在还派员四出测绘，预备再筑新路两千俄里，今年年内即可通车，此种新路连贯未经开采之各大森林，以为提倡木料实业之用。中国共和现在已竟十年，添造的铁路在哪里?且俄国于改良农业，开垦荒地，都有切实之计划。中国以农立国，然而农业腐败得不堪过问。满蒙荒地很多，中国人又何尝有什么法子去开垦?至于现代文明下之工艺制造，中国人更不配开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仅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变化，而中国的所谓共和已十年了，铁路交通和农业仍徘徊不前。李大钊经过比较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发展实业效果是显著的。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力可以合理利用，这是发展实业的必要条件。李大钊指出：“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哪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振兴实业需要资本和劳力，但当时中国的资本是闲散的，有些放在外国银行，大部分藏在地窖，而多数有钱人又不肯拿出资本来振兴实业。造成资本闲散的原因是：“一则因为前几年很受所谓实业家者之大骗，二则他们也不晓得资本利用之原理。所以只求死守一宗大教，父而子、子而孙的坐吃罢了。”李大钊认为，中国资本如此零散是不能进行实业的，就算搞实业也会成为外国资本家的掌中物。至于中国的劳力，由于实业不发达，供过于求，许多都跑到外国去了，去替外国资本家做牛马了，李大钊感到这“未免可惜”，“所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从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文章的最后，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我要说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三、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李大钊作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不仅大力宣传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还探讨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李大钊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同时又具有中国特性这样一个科学的命题。一方面，他指出：“欲求社会主义的正确定义，不可不研究它的经过。此主义的初期，非政治运动，实为人道运动。盖见社会上许多可悲惨的事，若以正当手段，而阻止悲惨的运动，则人类的幸福到了。诚相信社会中，有此真理。今则竟成为有力的政治运动，故不能仅专注意他的过程。”“然其所作运动，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根据必须是实在的，故从社会方面观察，可分为(1)政治、(2)法律、(3)经济三项言之。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包含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不具备上述特征，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将来中国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获得应有的中国特性，它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李大钊的上述论断，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李大钊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在经济上合作。李大钊反对社会主义“闭户自封”，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相互开放。他指出：“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开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间进一步团结和协作，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组织社会生产，就“应该研究怎样可以学管理事物的技术”；“农部委员必集合农业专门家，组织高等会议，分部实行指导农民，以图农业生产的改进。工部委员及其他委员亦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要研究经济规律和经济问题，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对农业现代化问题也有所思考，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要“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向集约的”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允许“竞争”。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竞争，而把竞争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李大钊通过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提出社会主义为提高经济效益应该允许并鼓励竞争。他指出：“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的，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不竞争，岂不令人枯死吗?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李大钊关于竞争的论述，肯定了社会主义竞争的必要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区别，主张社会主义的公平竞争，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
四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当有计划性。针对当时社会主义是破坏生产的说法，李大钊回答道：“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逐现一种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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