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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风靡一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才子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具有“女性化”的共性，因此又“千人一面”之感。但随着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及作家的不断地创新，才子形象开始出现了由典型向非典型的转变。
关键词：才子；非典型；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风靡一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它是明代以来人情小说的分支，又是中国古代婚恋小说的发展衍化。
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初期，才子多为风流儒雅，瘦弱单薄的白面书生形象，他们有着共同特征：举止文雅，腹有锦绣，通过举业科举，建功立业，成就“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人生重要课题。如《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燕白颔，《玉娇梨》中苏友白等。这些才子形象多为失去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呈现出“男性主体意识与能力的柔弱书生的形象”，具有女性化的特点。
随着清初政局的稳定，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才子佳人小说有了新的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更为立体和圆形。在创作过程中，明末清初作家群为追求人物形象的变化和创新，打破蹈袭，于是乎在形象塑造上，出现了一批与“标准的才子佳人面貌迥异的才子佳人形象”。
一、行藏磊落的硬汉形象
非典型才子在外貌上是风度翩翩，美如冠玉。如铁中玉“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做‘铁美人’”。铁如玉虽生得英俊美貌，但是全没有一点女儿体态。“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可见，铁中玉呈现的是一种正直、严肃的男儿气质。
那么，这些才子的俊朗男儿气概是如何培养的？原因在于内修和外练。才子终日与诗书为伴，择往圣先贤之书而读之，铁中玉“为人落落寡合……每日只是闭户读书，至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虽不叫做沉酣曲蘖，却也朝夕少它不得”。 至于花天荷，“七尺经纶，自是青年杰士。一身诗礼，犹然白面书生”，诗才是青莲一派。同时“眼中、心中有大格局”，虽身处江湖之远，却心系庙堂之上，“洞观世态”，知“四境借安，只乱着独两广峒蛮也”。花天荷认为“徼笔墨之灵，博取一第，毫无所济。而纡金拖紫，坐享天禄，犹以丈夫自欺，岂不有愧。” 希望“效傅介子、班定远，立功异域”，成就英雄豪杰之功名。
二、至诚至性的侠者形象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非典型才子形象与典型才子形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非典型才子形象身上少了羸羸弱弱的女儿之态，多了铁骨铮铮的英侠之气。这些才子都有武艺傍身，铁中玉“十一二岁之时，即有膂力，好使器械，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重二十余斤，时时舞弄玩耍”。正是有一身好武艺，才在救韩愿之危时，发挥所长。且看，“铁公子应诺，由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远远跟随，以备使唤，又叫人取酒来饮；饮到半酣，却换了一身武服，暗带铜锤，装束得天神相似”，此处就将铁中玉塑造成了一名少年武将。
非典型性才子因为身着武艺，心胸旷达，更有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包含了惩治邪恶、贩济良善等诸种美好的德行与民众心目中的价值定位而重守承诺、一诺千金、虽万死而不辞的重诺轻生的侠义行为，也是侠义精神的内在要求与重要内容”，这些才子的济危救困、见义勇为的行为就体现了他们的侠义精神。《好逑传》中的铁中玉在一开始为搭救被大夬侯抢走的韦秀才之妻，之身打入禁地“养闲堂”；后又路见不平、几次三番搭救陷于困境的水冰心。水冰心赞曰：“此人情有为情，义有为义，侠有为侠，怎认得这等分明，真可敬也。”鲁迅在评价明末清初后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男主人公形象为“既美且侠，美而又侠”。
三、机灵性警的军人形象
《画图缘》中作者称才子有“屠龙手”，体现在安邦定国、战功赫赫的军事才能上。花天荷本身自带灵性，又得天台老人的指点，将两广地形悉心记在心中。两广峒蛮作乱，积祸百年，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点应对之策，“徒令地方百姓，时时受苦”。花天荷只身投帐，军前献策，条理分明分析两广地势及缴抚之策，桑总兵按花天荷所授迎敌之策，大破峒蛮兵匪，尽获其粮草辎重。及至后来，因不齿桑总兵之为人、做事，留下献计之册，就与柳青云游山玩水去了，所献之计，处处起到牵制峒蛮的作用，使得峒蛮不敢轻易作乱。最后，受封为两广总督，平定峒蛮之乱，被封为大勋侯。至此，花天荷成就了傅介子、班定远的功名。
这些才子形象显示出了强烈的豪放、英武、侠肝义胆的性格特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男性性格中应有的阳刚之气，这是与典型才子形象最大的区别。“铁如玉、花天荷、苏紫宸等这些文武兼备的才子们，他们具有很强的斗争意识，有保护弱者的意识和能力，有男子汉敢作敢为的性格，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责任心，他们极具英雄色彩的故事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文人形象柔弱化、女性化的模式，树立了新的人格理想，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以阴柔型为男子人格美的审美观”。
参考文献：
[1]《好逑传》，明教中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关键词：才子；非典型；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风靡一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它是明代以来人情小说的分支，又是中国古代婚恋小说的发展衍化。
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初期，才子多为风流儒雅，瘦弱单薄的白面书生形象，他们有着共同特征：举止文雅，腹有锦绣，通过举业科举，建功立业，成就“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人生重要课题。如《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燕白颔，《玉娇梨》中苏友白等。这些才子形象多为失去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呈现出“男性主体意识与能力的柔弱书生的形象”，具有女性化的特点。
随着清初政局的稳定，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才子佳人小说有了新的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更为立体和圆形。在创作过程中，明末清初作家群为追求人物形象的变化和创新，打破蹈袭，于是乎在形象塑造上，出现了一批与“标准的才子佳人面貌迥异的才子佳人形象”。
一、行藏磊落的硬汉形象
非典型才子在外貌上是风度翩翩，美如冠玉。如铁中玉“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做‘铁美人’”。铁如玉虽生得英俊美貌，但是全没有一点女儿体态。“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可见，铁中玉呈现的是一种正直、严肃的男儿气质。
那么，这些才子的俊朗男儿气概是如何培养的？原因在于内修和外练。才子终日与诗书为伴，择往圣先贤之书而读之，铁中玉“为人落落寡合……每日只是闭户读书，至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虽不叫做沉酣曲蘖，却也朝夕少它不得”。 至于花天荷，“七尺经纶，自是青年杰士。一身诗礼，犹然白面书生”，诗才是青莲一派。同时“眼中、心中有大格局”，虽身处江湖之远，却心系庙堂之上，“洞观世态”，知“四境借安，只乱着独两广峒蛮也”。花天荷认为“徼笔墨之灵，博取一第，毫无所济。而纡金拖紫，坐享天禄，犹以丈夫自欺，岂不有愧。” 希望“效傅介子、班定远，立功异域”，成就英雄豪杰之功名。
二、至诚至性的侠者形象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非典型才子形象与典型才子形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非典型才子形象身上少了羸羸弱弱的女儿之态，多了铁骨铮铮的英侠之气。这些才子都有武艺傍身，铁中玉“十一二岁之时，即有膂力，好使器械，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重二十余斤，时时舞弄玩耍”。正是有一身好武艺，才在救韩愿之危时，发挥所长。且看，“铁公子应诺，由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远远跟随，以备使唤，又叫人取酒来饮；饮到半酣，却换了一身武服，暗带铜锤，装束得天神相似”，此处就将铁中玉塑造成了一名少年武将。
非典型性才子因为身着武艺，心胸旷达，更有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包含了惩治邪恶、贩济良善等诸种美好的德行与民众心目中的价值定位而重守承诺、一诺千金、虽万死而不辞的重诺轻生的侠义行为，也是侠义精神的内在要求与重要内容”，这些才子的济危救困、见义勇为的行为就体现了他们的侠义精神。《好逑传》中的铁中玉在一开始为搭救被大夬侯抢走的韦秀才之妻，之身打入禁地“养闲堂”；后又路见不平、几次三番搭救陷于困境的水冰心。水冰心赞曰：“此人情有为情，义有为义，侠有为侠，怎认得这等分明，真可敬也。”鲁迅在评价明末清初后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男主人公形象为“既美且侠，美而又侠”。
三、机灵性警的军人形象
《画图缘》中作者称才子有“屠龙手”，体现在安邦定国、战功赫赫的军事才能上。花天荷本身自带灵性，又得天台老人的指点，将两广地形悉心记在心中。两广峒蛮作乱，积祸百年，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点应对之策，“徒令地方百姓，时时受苦”。花天荷只身投帐，军前献策，条理分明分析两广地势及缴抚之策，桑总兵按花天荷所授迎敌之策，大破峒蛮兵匪，尽获其粮草辎重。及至后来，因不齿桑总兵之为人、做事，留下献计之册，就与柳青云游山玩水去了，所献之计，处处起到牵制峒蛮的作用，使得峒蛮不敢轻易作乱。最后，受封为两广总督，平定峒蛮之乱，被封为大勋侯。至此，花天荷成就了傅介子、班定远的功名。
这些才子形象显示出了强烈的豪放、英武、侠肝义胆的性格特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男性性格中应有的阳刚之气，这是与典型才子形象最大的区别。“铁如玉、花天荷、苏紫宸等这些文武兼备的才子们，他们具有很强的斗争意识，有保护弱者的意识和能力，有男子汉敢作敢为的性格，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责任心，他们极具英雄色彩的故事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文人形象柔弱化、女性化的模式，树立了新的人格理想，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以阴柔型为男子人格美的审美观”。
参考文献：
[1]《好逑传》，明教中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