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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面对体验的灵魂自省，追问是面对真理的思性探源。中国“现代音乐”，自改革开放以降，以其前所未有之势，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它给中国当代音乐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引发了创作与演奏、音乐与听众等不少问题。因此，从“新潮音乐”问题，到“国乐发展道路”问题，中国音乐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
2007年6月15日，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和研究生会学术部共同举办了“现代音乐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作为“现代音乐座谈”之二，它从19∶30开始，直至22∶20左右结束，持续近3小时。这次座谈会，以美国密苏里大学作曲家陈怡和周龙两位教授、作曲家黄安伦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杨勇教授和作曲家贾国平教授、大提琴演奏家李鹿、中央歌剧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秘书黄勇等专家，以及本院作曲、指挥和音乐学等不同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座谈阵容，由音乐学系博士生柯扬主持，以“我们为何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现代音乐’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有何关系”、“什么样的‘现代音乐’是好的”等话题为基本范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题是柯扬等广泛征求同学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反思和追问之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
音乐，作为人类自足性发展所必须的文化之一，与人类关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代音乐”，在现代性的张力下，从构成的基本元素，到形式的音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与“现代音乐”之间的主、客“对立”关系。因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成了当代音乐生活中众多的“表达”之一。
周龙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现代音乐”。在美国，当你向别人介绍自己是“Composer”时，对方可能会不明白地问：“What composer”，而当你说是“Contemporary Music”（创作现代音乐的），对方会若有所悟地说：“Oh，Rockingroll”（哦，搞摇滚的）；当你再解释说：“Classic Music”，对方以为是“搞古典音乐的”；只好继续说：“Contemporary Classic Music……”。这说明，在美国语境下，“现代音乐”涉及面很广，现行音乐文化领域内的多种音乐，大都属于“现代音乐”。所以，要说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要先弄清“现代音乐”概念。也由此可见，“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然，若从一般意义层面看，可以认为，这是因为“现代音乐”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安伦从自己丰富的音乐人生体验谈了看法，他说，人生第一次在父亲从美国带回的密纹唱片中听到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美妙的音乐“夺走”了他纯真的心灵；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时，严格的学习要求，曾使他沉潜儿时美好的记忆，追寻巴赫的“天籁之音”，并立下矢志；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从中华文化土地上走出去的他，在遭遇西方现代派和先锋音乐时，产生了困惑，当1981年的一天听到一名英国同学说：“我每天能与美好的音乐打交道，这岂是拿钱能换的？我为音乐学院的同学感到骄傲，……”这话使生活在异乡中的他再次警醒。因此，他说，我们之所以需要音乐，是因为音乐能感动我们心灵；之所以需要“现代音乐”，是因为我们对“现代音乐”有新的渴望。杨勇认为，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正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冬天和夏天一样。不过，我们如果冬天觉得冷，可以取暖，夏天觉得热，可以开空调降温。杨教授的诗意表达，道出“现代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既然之事，也是必然之事，无法回避。但是，对于“我们”中个体的人而言，可以选择。
反思和追问之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
“我们”作为群体，在当今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里，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分解。当个体以“我们”言说时，其实它难以具有代表性。不过，专业作曲家和演奏家，作为浸淫在相对特定领域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其“表达”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这里诸多“我们”的“表达”构成了一幅“现代音乐”理想样式的立体画卷。
第一，从音乐观念层面谈这个问题。周龙认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问题，必须基于“现代音乐”概念之上来谈，相同的“我们”尚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我们”更是复杂多变。黄安伦认为，因为“巴赫”和“贝多芬”音乐表现了“人”的真善，有着无尽的妙美！能够超时空，所以我们应该超越民族风格的囿限，回到“巴赫”、回到“贝多芬”！对此，贾国平教授问：何为“回到巴赫和贝多芬”？黄安伦说，因为巴赫、贝多芬的音乐表达了真理，所以“现代音乐”应该回到“巴赫”和“贝多芬”，就是追寻他们对真理的诗性表达，对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特质的表现，当然，真理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包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生汪胜付认为，我们需要与文化相融合的“现代音乐”。汪胜付说，黄安伦先生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一定正确”，在他看来，这句话关键看怎么理解，巴赫、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正因为它们是民族的。
第二，从个性和风格角度谈这个问题。陈怡从创作或教学出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的发言鲜明地透出：“我们”需要多样化风格和个性化创作的“新音乐”（陈怡在此没用“现代音乐”概念）。她说，“现代音乐”以某一种风格被极力推崇而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似乎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事。当前在大多音乐创作比赛中，至少在有权威的作曲比赛中，某一种风格独占鳌头的现象已经难以可能。因此，当今的专业音乐创作打破了风格权威，讲求自我个性的展现；作曲家都从自我文化出发，运用自己谙熟的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力求使创作成为“自我”心灵的最自然的流露，成为某种文化的特性“表达”。这是让其它文化类人分享“我”的“现代音乐”成果的基点。陈怡说，她在密苏里大学教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一方面，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必须进一步熟悉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用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去创作。至于现行的“现代音乐”流派，哪一类将来能否引领潮流，这难以定夺，一切顺其自然，不过，客观社会发展应该是其被决定取舍的主要原因。贾国平认为，“我们”需要好听的“现代音乐”，但问题是如何界定“我们”？有人认为“现代音乐”没有票房。其实，古典音乐票房同样尴尬。但是，在音乐学院听众群体中，看现代音乐会的常比听古典音乐会的多。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因为黄勇认为“现代音乐”存在好的内容，但是运用了不好的形式。对此，贾教授认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不应该存在好的内容与不好的形式。
第三，从听众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李鹿认为，我们期待能让听众喜欢的“现代音乐”。她说，过去，大部分中国人与专业音乐有一定距离，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音乐，普及交响乐成了当时部分中国乐人从事的主要音乐活动之一。他们从工厂到农村；从长笛、单簧管等单件乐器音色的介绍、乐器组合音响的说明，再到小乐队和管弦乐队的演奏，一步一步教，可谓筚路蓝缕。今天不少音乐文化职业者，就是在当初那种“音乐启蒙”中成长起来的。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最需要的仍旧如此。所以，作曲家应该有使命感，其创作应该把更多的人带进音乐厅，让更多的听众临近“现代音乐”，从中获得教育和心灵的陶冶。黄勇认为，我们需要能够表达真情的“现代音乐”；如果“现代音乐”刻意追求形式，那会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他说，“现代音乐”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最主要的还是应该与时代结合，反映时代，它应该吸引和感染人。汤铭更明确地指出，真诚地希望作曲家的创作能够考虑演奏家和听众，我们渴望能被理解的“现代音乐”。
反思和追问之三：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现代音乐”
众所周知，“现代音乐”是现代人心灵的一种真实表达，其作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诗性回应，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然应该成为现代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现代音乐”与听众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人们对其似乎常敬而远之。面对20世纪“现代音乐”的丰厚成果，我们不能说所有作品都好，但是显然我们也不应该说“现代音乐”都是洪水猛兽和不堪入耳。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该如何对待“现代音乐”？对此，专家们在讨论时，从普及音乐的角度，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怡认为，从她自身普及音乐的经验来看，加强作曲家和演奏家、特别是作曲家和听众的交流，这是能够解决“现代音乐”与听众紧张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她说，在她任教的大学里，所有音乐硕士和博士生都必须轮流去当地中小学开展音乐普及工作，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流派风格的音乐，不分国家和民族。他们的普及费用来源于各自的奖学金。多年来，这项工作在她的学校从未间断。她在做“妇女交响乐团”等驻团作曲家时，也常带着职业作曲家们来到中小学做普及工作，有时也把作曲家推荐到全国最权威的电视台去演出。她在每次参加某团的音乐节或首演新作品期间，都会在有关人员或部门的安排下，与所在城市的大学生见面、与音乐家座谈，或者上大师班课，抑或演讲等等。同时，还与其它的群体交流，如与妇女研究会等等，这些都是普及工作，对密切“现代音乐”与听众关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所有“现代音乐”演奏会，或者是交响音乐会，在演出之前，作曲家都要进行演讲或座谈，向听众介绍自己的新作品，所有听众都可以提问题，作曲家必须回答，以此来加深听众对作品的理解。实践证明，这种通过事先对话交流的方式行之有效。当然，对于这种讲解新作品的活动，美国作曲家基金会发给作曲家相应的奖金。全美国分六个大区，作曲家可以去所在区申请这份奖金。她说，这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工作，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开展。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切实关注这项工作，普及“现代音乐”的工作一定会得到较快的改善。目前，国内开展这项工作可能会有些困难，但事在人为，关键在于怎么去做。李鹿认为，的确，在普及工作上，美国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她说，1993年她去俄罗斯时，有一见闻至今难忘。当年，正是俄罗斯经济滑坡之际，冬天，老百姓靠穿着套靴和冬衣在马路上卖黄油来维持生活。尽管如此，但是当他们听音乐会时，仍旧正装出入，文化氛围特浓。看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音乐文化确实有待改善。她认为，普及工作应该从小做起。周龙认为，小孩小时不喝牛奶，后来再喝，可能会因不习惯而拉肚子。“现代音乐”也一样，在没有建立欣赏习惯之前，一般不太好接受。所以，要使人们接受“现代音乐”，普及工作很重要，而这其中政府应该发挥自己的职能，即政府应该制定有力措施，使相关部门能协力推行新音乐文化的发展。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其它地方的乐团去美国演出，一定要演出一部美国作曲家的新作品，这是必要条件；或者委约一部美国作曲家作品进行首演。贾国平认为普及音乐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也非常必要。但是，作曲家还是应该做自己的事，而不应该要求作曲家都去做普及工作。
此外，笔者向陈怡和周龙两位教授请教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他们的创作观念与技术在出国前后有什么变化？第二是当前美国专业音乐创作领域作曲家常用的作曲技术是什么？对此，陈怡认为，她的创作观念至今没有什么变化，至于作曲技术，她注意运用和声思维构建纵向音响结构，更讲究中国音乐思维的线性发展逻辑，运用中国民间音乐的发展手法。总之，她注重中外的融合。第二个问题，她认为，对于委约的、实验性和学术性的创作来说，没有普遍受关注和常用的作曲技术；对于注意听众和乐队层面的创作而言，新浪漫主义的技术（即以民族语言和晚期浪漫派技术相结合的）相对较受欢迎，但不是绝对的。总体上，各条界线都正在被消解，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
综上所述，这次“现代音乐”座谈会，专家们从“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等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了从形而下的技术到形而上的观念，从作曲家、演奏家到听众，从演出、管理到普及等等问题。应该说，这是一次内容广泛、气氛活跃的“现代音乐”对话，是一场探讨如何有利于“现代音乐”发展的坦诚交流。作为对“现代音乐”的反思与追问，专家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值得重视，黄安伦的“回到巴赫、贝多芬”，陈怡的“新音乐”，贾国平的“内容与形式的二者一体”，李鹿、汤铭、黄勇的“我们渴望能被理解的‘现代音乐’”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于“现代音乐”的普及工作，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怡提出“普及音乐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普及‘现代音乐’，事在人为，关键在于怎么去做”等观点，周龙提出“普及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发挥自己的职能”等看法，李鹿提出“音乐启蒙”等认识。当然，不可否认，正如“现代性”问题包罗万象一样，生长于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场中的“现代音乐”，问题很复杂。如何妥善解决“现代音乐”的多种矛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现代音乐”，作为事关新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大事，为了有助于其发展，国人（包括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应该给予其无痕之大爱（借用汤铭所说的“大爱无痕”），并彼此相互关怀，共襄其成。
程兴旺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读博士生
（责任编辑 于庆新）
2007年6月15日，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和研究生会学术部共同举办了“现代音乐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作为“现代音乐座谈”之二，它从19∶30开始，直至22∶20左右结束，持续近3小时。这次座谈会，以美国密苏里大学作曲家陈怡和周龙两位教授、作曲家黄安伦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杨勇教授和作曲家贾国平教授、大提琴演奏家李鹿、中央歌剧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秘书黄勇等专家，以及本院作曲、指挥和音乐学等不同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座谈阵容，由音乐学系博士生柯扬主持，以“我们为何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现代音乐’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有何关系”、“什么样的‘现代音乐’是好的”等话题为基本范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题是柯扬等广泛征求同学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反思和追问之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
音乐，作为人类自足性发展所必须的文化之一，与人类关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代音乐”，在现代性的张力下，从构成的基本元素，到形式的音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与“现代音乐”之间的主、客“对立”关系。因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成了当代音乐生活中众多的“表达”之一。
周龙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现代音乐”。在美国，当你向别人介绍自己是“Composer”时，对方可能会不明白地问：“What composer”，而当你说是“Contemporary Music”（创作现代音乐的），对方会若有所悟地说：“Oh，Rockingroll”（哦，搞摇滚的）；当你再解释说：“Classic Music”，对方以为是“搞古典音乐的”；只好继续说：“Contemporary Classic Music……”。这说明，在美国语境下，“现代音乐”涉及面很广，现行音乐文化领域内的多种音乐，大都属于“现代音乐”。所以，要说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要先弄清“现代音乐”概念。也由此可见，“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然，若从一般意义层面看，可以认为，这是因为“现代音乐”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安伦从自己丰富的音乐人生体验谈了看法，他说，人生第一次在父亲从美国带回的密纹唱片中听到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美妙的音乐“夺走”了他纯真的心灵；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时，严格的学习要求，曾使他沉潜儿时美好的记忆，追寻巴赫的“天籁之音”，并立下矢志；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从中华文化土地上走出去的他，在遭遇西方现代派和先锋音乐时，产生了困惑，当1981年的一天听到一名英国同学说：“我每天能与美好的音乐打交道，这岂是拿钱能换的？我为音乐学院的同学感到骄傲，……”这话使生活在异乡中的他再次警醒。因此，他说，我们之所以需要音乐，是因为音乐能感动我们心灵；之所以需要“现代音乐”，是因为我们对“现代音乐”有新的渴望。杨勇认为，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正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冬天和夏天一样。不过，我们如果冬天觉得冷，可以取暖，夏天觉得热，可以开空调降温。杨教授的诗意表达，道出“现代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既然之事，也是必然之事，无法回避。但是，对于“我们”中个体的人而言，可以选择。
反思和追问之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
“我们”作为群体，在当今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里，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分解。当个体以“我们”言说时，其实它难以具有代表性。不过，专业作曲家和演奏家，作为浸淫在相对特定领域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其“表达”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这里诸多“我们”的“表达”构成了一幅“现代音乐”理想样式的立体画卷。
第一，从音乐观念层面谈这个问题。周龙认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问题，必须基于“现代音乐”概念之上来谈，相同的“我们”尚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我们”更是复杂多变。黄安伦认为，因为“巴赫”和“贝多芬”音乐表现了“人”的真善，有着无尽的妙美！能够超时空，所以我们应该超越民族风格的囿限，回到“巴赫”、回到“贝多芬”！对此，贾国平教授问：何为“回到巴赫和贝多芬”？黄安伦说，因为巴赫、贝多芬的音乐表达了真理，所以“现代音乐”应该回到“巴赫”和“贝多芬”，就是追寻他们对真理的诗性表达，对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特质的表现，当然，真理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包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生汪胜付认为，我们需要与文化相融合的“现代音乐”。汪胜付说，黄安伦先生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一定正确”，在他看来，这句话关键看怎么理解，巴赫、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正因为它们是民族的。
第二，从个性和风格角度谈这个问题。陈怡从创作或教学出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的发言鲜明地透出：“我们”需要多样化风格和个性化创作的“新音乐”（陈怡在此没用“现代音乐”概念）。她说，“现代音乐”以某一种风格被极力推崇而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似乎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事。当前在大多音乐创作比赛中，至少在有权威的作曲比赛中，某一种风格独占鳌头的现象已经难以可能。因此，当今的专业音乐创作打破了风格权威，讲求自我个性的展现；作曲家都从自我文化出发，运用自己谙熟的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力求使创作成为“自我”心灵的最自然的流露，成为某种文化的特性“表达”。这是让其它文化类人分享“我”的“现代音乐”成果的基点。陈怡说，她在密苏里大学教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一方面，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必须进一步熟悉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用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去创作。至于现行的“现代音乐”流派，哪一类将来能否引领潮流，这难以定夺，一切顺其自然，不过，客观社会发展应该是其被决定取舍的主要原因。贾国平认为，“我们”需要好听的“现代音乐”，但问题是如何界定“我们”？有人认为“现代音乐”没有票房。其实，古典音乐票房同样尴尬。但是，在音乐学院听众群体中，看现代音乐会的常比听古典音乐会的多。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因为黄勇认为“现代音乐”存在好的内容，但是运用了不好的形式。对此，贾教授认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不应该存在好的内容与不好的形式。
第三，从听众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李鹿认为，我们期待能让听众喜欢的“现代音乐”。她说，过去，大部分中国人与专业音乐有一定距离，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音乐，普及交响乐成了当时部分中国乐人从事的主要音乐活动之一。他们从工厂到农村；从长笛、单簧管等单件乐器音色的介绍、乐器组合音响的说明，再到小乐队和管弦乐队的演奏，一步一步教，可谓筚路蓝缕。今天不少音乐文化职业者，就是在当初那种“音乐启蒙”中成长起来的。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最需要的仍旧如此。所以，作曲家应该有使命感，其创作应该把更多的人带进音乐厅，让更多的听众临近“现代音乐”，从中获得教育和心灵的陶冶。黄勇认为，我们需要能够表达真情的“现代音乐”；如果“现代音乐”刻意追求形式，那会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他说，“现代音乐”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最主要的还是应该与时代结合，反映时代，它应该吸引和感染人。汤铭更明确地指出，真诚地希望作曲家的创作能够考虑演奏家和听众，我们渴望能被理解的“现代音乐”。
反思和追问之三：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现代音乐”
众所周知，“现代音乐”是现代人心灵的一种真实表达，其作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诗性回应，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然应该成为现代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现代音乐”与听众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人们对其似乎常敬而远之。面对20世纪“现代音乐”的丰厚成果，我们不能说所有作品都好，但是显然我们也不应该说“现代音乐”都是洪水猛兽和不堪入耳。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该如何对待“现代音乐”？对此，专家们在讨论时，从普及音乐的角度，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怡认为，从她自身普及音乐的经验来看，加强作曲家和演奏家、特别是作曲家和听众的交流，这是能够解决“现代音乐”与听众紧张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她说，在她任教的大学里，所有音乐硕士和博士生都必须轮流去当地中小学开展音乐普及工作，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流派风格的音乐，不分国家和民族。他们的普及费用来源于各自的奖学金。多年来，这项工作在她的学校从未间断。她在做“妇女交响乐团”等驻团作曲家时，也常带着职业作曲家们来到中小学做普及工作，有时也把作曲家推荐到全国最权威的电视台去演出。她在每次参加某团的音乐节或首演新作品期间，都会在有关人员或部门的安排下，与所在城市的大学生见面、与音乐家座谈，或者上大师班课，抑或演讲等等。同时，还与其它的群体交流，如与妇女研究会等等，这些都是普及工作，对密切“现代音乐”与听众关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所有“现代音乐”演奏会，或者是交响音乐会，在演出之前，作曲家都要进行演讲或座谈，向听众介绍自己的新作品，所有听众都可以提问题，作曲家必须回答，以此来加深听众对作品的理解。实践证明，这种通过事先对话交流的方式行之有效。当然，对于这种讲解新作品的活动，美国作曲家基金会发给作曲家相应的奖金。全美国分六个大区，作曲家可以去所在区申请这份奖金。她说，这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工作，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开展。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切实关注这项工作，普及“现代音乐”的工作一定会得到较快的改善。目前，国内开展这项工作可能会有些困难，但事在人为，关键在于怎么去做。李鹿认为，的确，在普及工作上，美国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她说，1993年她去俄罗斯时，有一见闻至今难忘。当年，正是俄罗斯经济滑坡之际，冬天，老百姓靠穿着套靴和冬衣在马路上卖黄油来维持生活。尽管如此，但是当他们听音乐会时，仍旧正装出入，文化氛围特浓。看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音乐文化确实有待改善。她认为，普及工作应该从小做起。周龙认为，小孩小时不喝牛奶，后来再喝，可能会因不习惯而拉肚子。“现代音乐”也一样，在没有建立欣赏习惯之前，一般不太好接受。所以，要使人们接受“现代音乐”，普及工作很重要，而这其中政府应该发挥自己的职能，即政府应该制定有力措施，使相关部门能协力推行新音乐文化的发展。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其它地方的乐团去美国演出，一定要演出一部美国作曲家的新作品，这是必要条件；或者委约一部美国作曲家作品进行首演。贾国平认为普及音乐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也非常必要。但是，作曲家还是应该做自己的事，而不应该要求作曲家都去做普及工作。
此外，笔者向陈怡和周龙两位教授请教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他们的创作观念与技术在出国前后有什么变化？第二是当前美国专业音乐创作领域作曲家常用的作曲技术是什么？对此，陈怡认为，她的创作观念至今没有什么变化，至于作曲技术，她注意运用和声思维构建纵向音响结构，更讲究中国音乐思维的线性发展逻辑，运用中国民间音乐的发展手法。总之，她注重中外的融合。第二个问题，她认为，对于委约的、实验性和学术性的创作来说，没有普遍受关注和常用的作曲技术；对于注意听众和乐队层面的创作而言，新浪漫主义的技术（即以民族语言和晚期浪漫派技术相结合的）相对较受欢迎，但不是绝对的。总体上，各条界线都正在被消解，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
综上所述，这次“现代音乐”座谈会，专家们从“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等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了从形而下的技术到形而上的观念，从作曲家、演奏家到听众，从演出、管理到普及等等问题。应该说，这是一次内容广泛、气氛活跃的“现代音乐”对话，是一场探讨如何有利于“现代音乐”发展的坦诚交流。作为对“现代音乐”的反思与追问，专家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值得重视，黄安伦的“回到巴赫、贝多芬”，陈怡的“新音乐”，贾国平的“内容与形式的二者一体”，李鹿、汤铭、黄勇的“我们渴望能被理解的‘现代音乐’”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于“现代音乐”的普及工作，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怡提出“普及音乐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普及‘现代音乐’，事在人为，关键在于怎么去做”等观点，周龙提出“普及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发挥自己的职能”等看法，李鹿提出“音乐启蒙”等认识。当然，不可否认，正如“现代性”问题包罗万象一样，生长于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场中的“现代音乐”，问题很复杂。如何妥善解决“现代音乐”的多种矛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现代音乐”，作为事关新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大事，为了有助于其发展，国人（包括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应该给予其无痕之大爱（借用汤铭所说的“大爱无痕”），并彼此相互关怀，共襄其成。
程兴旺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读博士生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