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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的结论，为统一全党思想、开创事业新辉煌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事求是总结成就
《决议》首先总结了党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历史经验，指出建党以来的24年（1921年至1945年）历史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
《决议》指出，1921年至1927年间，尤其是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由于正确革命策略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曾经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同时还发展了农民运动与妇女运动。同时，以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军阀的主张为口号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由此带动了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革命形成新局面，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随之而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同志认识到了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阐述农民问题的成果;党的四大和五大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这些是党在民主革命理论发展上取得的成绩。在大革命失败后，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建设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党的八七会议找到了新的出路，中国革命实现了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面对反革命势力的暴力镇压，在日本侵略势力逐步进犯国土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继续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其中，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建设。对于党内的各种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革命道路的同志始终与之进行斗争，并在实践中继续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完善。在此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组织并领导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转变革命策略，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全国人民团结在这一旗帜下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并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发动人民群众抗日。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抗战策略，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全国人民因此能够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面对强悍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毫不畏惧，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展开斗争，同时又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效牵制了日军的侵略势力。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理论继续发展成熟，提出并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自身建设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此实施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举措，为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斗争提供了政治保证。
总之，建党以来的24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在革命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心，并产生了能够紧紧团结全党的领袖毛泽东。
客观公正对待错误
《決议》指出，为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吸取教训，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对1927年至1937年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若干党内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是有益和必要的。
《决议》首先批判了1927年至1937年间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指出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主要犯了右倾的错误，而在这之后挽救党与中国革命走出危机的中共八七会议又滋生了党内的“左”倾情绪，这种“左”倾情绪在会后逐渐生长为党内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这一错误得到纠正，但党内“左”倾情绪并未得到清除，并在1930年发展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冒险错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党的事业在这些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下，遭到极大打击。
为使全党同志更加深刻地了解党内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决议》特别指出了它们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具体内容。
在政治上，混淆了两种革命的界限。“左”倾错误者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直接否定了中间营垒的存在。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农民以及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否定二者的重要性，犯了轻视农民与武装斗争的毛病。与之相反，却将革命的重心错误地放在城市暴动上面，导致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错误估量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不知道敌人内部存在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不能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军事上，没有实行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到红军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红军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也不肯承认游击战的重要作用。
在组织上，形成了既脱离党外群众又脱离党内群众的错误路线。这一错误路线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不能使党内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也不能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在思想上，将马列主义当作脱离实践指导中国革命的教条。 “左”倾错误者坚持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另一面，即经验主义。他们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不能联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能坚持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因此不能得出客观全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真理。
《决议》指出党内发生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同时，《决议》认为，党内发生的“左”倾错误都有其社会根源，即党内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各种错误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反映。 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议》指出必须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利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党内各种错误及其危害，使全党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些错误思想的本质，提高全党分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以达到纯洁思想的目的。《决议》还肯定了在进行思想教育过程中，毛泽东所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
总之，《决议》系统批判了党内历次错误，分析了党内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对于纯洁全党思想、统一全党思想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决议》还肯定了一直坚持与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出紧密团结在毛泽东正确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
恰如其分作出评价
《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清算了党的八七会议至遵义会议之间对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的3次“左”倾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团结了全党思想，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为肃清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处在反革命势力不断反扑的险境中，这种形势下党始终未能彻底清算一直存在于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为适应时局的要求，打造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共产党员队伍成为一个重要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结束标志的《决议》，是这一运动的重要成果。《决议》回顾了建党以来的历史，并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决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3次“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从政治、军事、组织3个方面对这3次错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批评，并指出了党内屡犯“左”倾错误的根源，同时指明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这为在全党范围内彻底清算党内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全党能在这个正确标准下检讨过去工作得失，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思想上的一致。
第二，为统一全党思想作出了贡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由于形势危急，党的指导思想还未得到统一。此后，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党内始终存在分歧。延安整风期间，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成为党内高层整风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希望党的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对过去党内出现的“左”、右倾错误能够有更加深刻准确的认识，同时党内高层能在党的历史路线问题上达到统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历史路线问题上，《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正确结论，明确指出了党内历次错误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阶段及革命同盟等方面认识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策略上的错误。《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对历史路线的判断，使全党在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达到了基本一致，团结了全党，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为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作了准备。遵义会议的召开，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开始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在这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在发展中逐渐走向成熟。《决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与党内错误思想坚持斗争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決议》指出，毛泽东是党在奋斗中产生的领袖，以其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决议》认为全党已经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正确旗帜之下，为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实事求是总结成就
《决议》首先总结了党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历史经验，指出建党以来的24年（1921年至1945年）历史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
《决议》指出，1921年至1927年间，尤其是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由于正确革命策略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曾经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同时还发展了农民运动与妇女运动。同时，以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军阀的主张为口号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由此带动了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革命形成新局面，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随之而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同志认识到了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阐述农民问题的成果;党的四大和五大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这些是党在民主革命理论发展上取得的成绩。在大革命失败后，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建设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党的八七会议找到了新的出路，中国革命实现了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面对反革命势力的暴力镇压，在日本侵略势力逐步进犯国土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继续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其中，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建设。对于党内的各种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革命道路的同志始终与之进行斗争，并在实践中继续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完善。在此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组织并领导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转变革命策略，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全国人民团结在这一旗帜下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并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发动人民群众抗日。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抗战策略，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全国人民因此能够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面对强悍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毫不畏惧，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展开斗争，同时又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效牵制了日军的侵略势力。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理论继续发展成熟，提出并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自身建设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此实施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举措，为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斗争提供了政治保证。
总之，建党以来的24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在革命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心，并产生了能够紧紧团结全党的领袖毛泽东。
客观公正对待错误
《決议》指出，为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吸取教训，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对1927年至1937年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若干党内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是有益和必要的。
《决议》首先批判了1927年至1937年间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指出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主要犯了右倾的错误，而在这之后挽救党与中国革命走出危机的中共八七会议又滋生了党内的“左”倾情绪，这种“左”倾情绪在会后逐渐生长为党内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这一错误得到纠正，但党内“左”倾情绪并未得到清除，并在1930年发展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冒险错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党的事业在这些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下，遭到极大打击。
为使全党同志更加深刻地了解党内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决议》特别指出了它们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具体内容。
在政治上，混淆了两种革命的界限。“左”倾错误者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直接否定了中间营垒的存在。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农民以及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否定二者的重要性，犯了轻视农民与武装斗争的毛病。与之相反，却将革命的重心错误地放在城市暴动上面，导致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错误估量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不知道敌人内部存在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不能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军事上，没有实行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到红军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红军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也不肯承认游击战的重要作用。
在组织上，形成了既脱离党外群众又脱离党内群众的错误路线。这一错误路线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不能使党内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也不能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在思想上，将马列主义当作脱离实践指导中国革命的教条。 “左”倾错误者坚持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另一面，即经验主义。他们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不能联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能坚持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因此不能得出客观全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真理。
《决议》指出党内发生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同时，《决议》认为，党内发生的“左”倾错误都有其社会根源，即党内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各种错误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反映。 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议》指出必须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利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党内各种错误及其危害，使全党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些错误思想的本质，提高全党分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以达到纯洁思想的目的。《决议》还肯定了在进行思想教育过程中，毛泽东所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
总之，《决议》系统批判了党内历次错误，分析了党内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对于纯洁全党思想、统一全党思想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决议》还肯定了一直坚持与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出紧密团结在毛泽东正确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
恰如其分作出评价
《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清算了党的八七会议至遵义会议之间对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的3次“左”倾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团结了全党思想，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为肃清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处在反革命势力不断反扑的险境中，这种形势下党始终未能彻底清算一直存在于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为适应时局的要求，打造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共产党员队伍成为一个重要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结束标志的《决议》，是这一运动的重要成果。《决议》回顾了建党以来的历史，并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决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3次“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从政治、军事、组织3个方面对这3次错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批评，并指出了党内屡犯“左”倾错误的根源，同时指明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这为在全党范围内彻底清算党内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全党能在这个正确标准下检讨过去工作得失，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思想上的一致。
第二，为统一全党思想作出了贡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由于形势危急，党的指导思想还未得到统一。此后，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党内始终存在分歧。延安整风期间，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成为党内高层整风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希望党的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对过去党内出现的“左”、右倾错误能够有更加深刻准确的认识，同时党内高层能在党的历史路线问题上达到统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历史路线问题上，《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正确结论，明确指出了党内历次错误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阶段及革命同盟等方面认识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策略上的错误。《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对历史路线的判断，使全党在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达到了基本一致，团结了全党，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为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作了准备。遵义会议的召开，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开始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在这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在发展中逐渐走向成熟。《决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与党内错误思想坚持斗争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決议》指出，毛泽东是党在奋斗中产生的领袖，以其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决议》认为全党已经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正确旗帜之下，为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