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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窃听风暴中的被监视者德瑞曼夫妇，在极权主义和畸形的体制要挟下，为了追求艺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他们是那个黑暗时代中不幸家庭的缩影，背叛，告密，都是为了换取生存和尊严。夫妇二人的生活轨迹逐渐相悖引发人们对人性与良知的叩问，更让人体会到自由与光明的可贵。
【关键词】：德瑞曼夫妇 艺术 极权 自由
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了一个东德的秘密警察威斯勒负责监视剧作家德瑞曼夫妇，却在监视过程中渐渐被这对浪漫，富有情趣的夫妇的生活所吸引，渐渐被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艺术气质所感染，渐渐对自己一直所服从的制度产生质疑，从冷酷无情的任务执行者变成了饱含人性的暗中守护者的故事，人性的温存，良知的力量在电影的末尾得到了升华。窃听风暴中的被监视者海瑞曼夫妇，在极权主义和和畸形的体制要挟下，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德瑞曼与妻子克里斯塔追求艺术生命的道路不同，面对强权，克里斯塔选择妥协和屈服，为了自己今后的艺术事业和艺术生涯，宁愿背叛和出卖自己的爱人，德瑞曼选择以笔为武器，用书写的方式去揭露社会的真相，争取真正的艺术自由，影片中他们二人的生活轨迹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克里斯塔的命运走向：身体背叛，精神背叛到以死谢罪
克里斯塔是影片中毋庸置疑的重要角色，是推动影片情节发展及达到高潮的关键人物，她的行为也影响影片中其他重要人物的生活轨迹。克里斯塔在影片中第一次亮相是在舞台上，作为丈夫德瑞曼创作的舞台剧的主演，她传神而又投入的表演令现场掌声雷动。摄人心魄的眼神，风姿绰约的身影，她的美让她的爱人骄傲不已，也让心怀邪念的人蠢蠢欲动。身为东德著名的舞台剧演员和著名剧作家德瑞曼的妻子，具有双重头衔的克里斯塔活得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从表面上看，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天生丽质，粉丝喜爱，丈夫疼爱，艺术天赋……而事实上她的生活是悲哀的。克里斯塔的生活軌迹可以用三次痛苦的选择来概括：身体背叛，精神背叛，以死赎罪。影片中权势熏天的文化部长在看了克里斯塔的表演后，被她的绰约身姿吸引，垂涎于她的美色并心生邪念。他用克里斯塔的演艺生涯要挟她，从而借机将克里斯塔约出来，肆意占有她的身体，发泄自己丑陋的兽欲。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揭示了二人的地位差异与关系：在文化部长的专车上，他粗鲁地掀开克里斯塔的衣服，像一头发情的肥猪急于侵入她的身体，克里斯塔虽然表情痛苦，但是没有反抗。为了丈夫和自己的艺术生命，克里斯塔向权力妥协了，作为权力帝国中的一只蝼蚁，她只能选择用身体去自保，用身体来讨好体制内的得道者。面对深爱自己的丈夫，身体的背叛让克里斯塔的内心深受折磨，与文化部长约会后她会不停的去浴室冲洗自己的身体，并且依靠药物缓和内心的痛苦。威斯勒暗中施计使德瑞曼知道了真相，他悲哀地看着克里斯塔边上楼边整衣服，到家后直奔浴室冲洗自己的身体，内心深受打击。在黑暗的极权主义的时代现状面前，德瑞曼深知谁才是当权者，在文化部长对自己的爱人的豪取强夺面前，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挽留她。酒馆中威斯勒以粉丝的身份对克里斯塔一番鼓励，让她决定回到自己爱人的身边，不再与文化部长相约。但是克里斯塔终究没有鲜明的立场，在徘徊不定中游走，没有抵抗权力的勇气和坚定，她终究放不下自己所享有的荣誉和未来的舞台。文化部长展开了报复，他要将克里斯塔的命运彻底控制在手心并指示史塔西的人员审讯要挟克里斯塔。为了保住自己的演艺生涯和身家性命，克里斯塔出卖了德瑞曼，这是她继身体上背叛德瑞曼后又一次精神上背叛了他。克里斯塔在黑白之间，正反力量的斡旋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底线，成为了告密者，成为了民主德国高压统治下万千告密者中的一个。当她提供情报被释放后，立刻回家沐浴，想要借水流冲刷内心的罪恶和不安。史塔西的人随后来敲门搜家，直接奔向德瑞曼藏打字机的地方，当德瑞曼质疑、失望的眼神看向克里斯塔时，她彻底崩溃了，她知道再也没有脸面面对自己心爱的丈夫，裹着浴巾冲出街道被路过的大车撞死。真爱与恐惧，舞台与强权，良知与罪恶在她生命逝去的那一刻终于随之消散。她是影片中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不能为自己而活，只能在他人的威逼利诱下痛不欲生，最终沦为国家暴力机器下的牺牲品，愧疚的逝去是她的归宿，也是她自我救赎的方式。
德瑞曼的命运走向：明哲保身到以笔代戎，争取自由
德瑞曼是影片的主角之一，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是著名的剧作家，被体制内的人赞美为根正苗红，热爱自己的祖国，无不良言论的“政府的绝对拥护者”，“清白的就像一张纸一样”，“唯一拥有许多西德读者的亲党作家”。集诸多赞美之词于一身的优秀剧作家德瑞曼还是无法博得国安局的完全信任，被列为监听对象从而受到了全面监控。从影片中德瑞曼的日常表现可以看出，他是不拘小节而又天真烂漫的：尽管他是知识分子，他不会刻意去系领带；他会在楼下与孩童一起踢球；他会与邻居诙谐地打趣；他会在舞台后台与克里斯塔耳语亲热，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艺术家所具有的情调。而他又是明白事理的，同为艺术家，豪瑟失去了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杰斯卡选择自杀，不愿以屈辱的方式活着；同时代针砭时弊的艺术家受到史塔西的精神折磨，导致他们恢复自由的时候却再也写不出东西了，而德瑞曼选择明哲保身，不插手政治，不用尖锐的话语揭露社会的真相，他称东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用臣服的方式换取艺术的自由。影片前半部分中他还时常劝自己的朋友们，要言行谨慎，不要与现实脱节。但当克里斯塔为了他和艺术屈服于文化部长的淫威、挚友受够了被限制艺术创作而自杀，自己却没有能保护他们时，他意识到了这个国家体制中泯灭人性的一面，意识到自己也不过身处牢笼之中，体制内的当权者决定舞台由谁来导，谁来演，意识到了自己不能再软弱下去。于是，他选择了为真正的自由和良知而战，他要为被压迫和威胁的人申冤，他要东德出现另一种真实的声音，他要用事实和数据来声讨东德政府犯下的恶，他要争取属于作家的书写真相的自由。德瑞曼和朋友们一起，用西德生产的微型打印机，以他的家为创作阵营，写出“东德自杀人数报告”并发给西德的《明镜报》发表。这项行动无疑是自杀式的，但又彰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和勇敢。艺术不能被这片黑暗的土地所玷污，真正的艺术也绝对不会在这片黑暗的土壤中被孕育，眼下的艺术作品都是当权者操控下的傀儡创作，既不真实也不高贵。敢为人先，不再顺应国家意志，为争取真正的艺术自由而发声，德瑞曼赌上自己的性命去做国家机器的反抗者，让政府的不愿透露的黑暗面彻底暴露在光明之下。不出意料，史塔西开始彻查此事，势必揪出作者，剿除艺术界的反叛者。窃听者威斯勒在关键时刻转移了微型打字机，让海瑞曼成功躲过一劫，化险为夷。德瑞曼平安无事，而威斯勒却因此断送了职业生涯，被调到地下室拆信封，再无功名可图。东西德统一后，德瑞曼的旧作又在剧院上映，在剧院与文化部长的谈话中他得知自己一直被监听的消息，通过查找档案发现了威斯勒的存在，也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被威斯勒暗中保护的真相。德瑞曼对威斯勒的相助感激不已，两年后写下《好人奏鸣曲》出版，鸣谢威斯勒。威斯勒在书店翻开这本为自己写的书，扉页上写着：“《好人奏鸣曲》，谨将此书献给HGWXX/7”，他的眼神突然明亮而清澈。德瑞曼与威斯勒的关系从最初的被监听者与监听者的对立关系在影片末尾渐渐变成了追求自由和光明的战友关系，让人体会到了人性的温暖和良知的尚存。 《窃听风暴》以独特的历史视角展示的政治环境和人物生活轨迹正是民主德国时期的政治状态与人民生活状态的缩影，影片中冷酷无情的机关——史塔西在民主德国时期也真实存在。在史塔西任职的东德秘密警察是民主德国政府消灭内部敌人的得力助手，他们的行动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在这个标语的煽动下他们发展“线人”，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学生，医生，作家，或是影片中克里斯塔一样的人物，他们出卖自己的爱人，为政府提供情报来保全自己。在民主德国时期，史塔西的存在不是为了保障宪法和公民权利，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言语压制，剿灭国家内部的反叛分子，从而确保政权的稳固。史塔西的末任部长曾经说過：“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影片中一些情节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譬如，影片刚开始威斯勒在审讯室的镜头，史塔西的人员通过特殊的审讯方式（残酷的精神折磨）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并且开始行动，及时剿灭敌人；还有一些艺术家（德瑞曼的好友）发表批判性作品便会被史塔西所遏制，不得不结束艺术生涯或者抑郁自杀；克里斯塔只有说出微型打字机的藏匿处才能获得禁药。学者约翰·科勒在其《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东德线人（非正式合作者）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史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1987年的档案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个时期的艺术、文学的发展维度由体制决定。如此可见，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们正如国家机关的提线木偶，前途与生活走向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公民的人性也慢慢泯灭。正如影片中的克里斯塔，想要突破命运的束缚并不容易，在暗处的那双手永远操控着一切，身在体制外只能受摆布。哪怕像德瑞曼一样敢于声讨政府体制弊端的人，也是在威斯勒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全，而事实是，和威斯勒一样的良知尚存的东德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段黑暗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史为鉴，如今的德国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等都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窃听风暴》中极权主义控制公民命运的时代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文献】：
【1】 李艳婷.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人性维度【J】.电影文学， 2018，（07）：143-145
【2】 赵文心.透过波澜不惊的面容—细赏《窃听风暴》【J】.世界文化， 2008，（09）：38-39
【关键词】：德瑞曼夫妇 艺术 极权 自由
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了一个东德的秘密警察威斯勒负责监视剧作家德瑞曼夫妇，却在监视过程中渐渐被这对浪漫，富有情趣的夫妇的生活所吸引，渐渐被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艺术气质所感染，渐渐对自己一直所服从的制度产生质疑，从冷酷无情的任务执行者变成了饱含人性的暗中守护者的故事，人性的温存，良知的力量在电影的末尾得到了升华。窃听风暴中的被监视者海瑞曼夫妇，在极权主义和和畸形的体制要挟下，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德瑞曼与妻子克里斯塔追求艺术生命的道路不同，面对强权，克里斯塔选择妥协和屈服，为了自己今后的艺术事业和艺术生涯，宁愿背叛和出卖自己的爱人，德瑞曼选择以笔为武器，用书写的方式去揭露社会的真相，争取真正的艺术自由，影片中他们二人的生活轨迹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克里斯塔的命运走向：身体背叛，精神背叛到以死谢罪
克里斯塔是影片中毋庸置疑的重要角色，是推动影片情节发展及达到高潮的关键人物，她的行为也影响影片中其他重要人物的生活轨迹。克里斯塔在影片中第一次亮相是在舞台上，作为丈夫德瑞曼创作的舞台剧的主演，她传神而又投入的表演令现场掌声雷动。摄人心魄的眼神，风姿绰约的身影，她的美让她的爱人骄傲不已，也让心怀邪念的人蠢蠢欲动。身为东德著名的舞台剧演员和著名剧作家德瑞曼的妻子，具有双重头衔的克里斯塔活得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从表面上看，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天生丽质，粉丝喜爱，丈夫疼爱，艺术天赋……而事实上她的生活是悲哀的。克里斯塔的生活軌迹可以用三次痛苦的选择来概括：身体背叛，精神背叛，以死赎罪。影片中权势熏天的文化部长在看了克里斯塔的表演后，被她的绰约身姿吸引，垂涎于她的美色并心生邪念。他用克里斯塔的演艺生涯要挟她，从而借机将克里斯塔约出来，肆意占有她的身体，发泄自己丑陋的兽欲。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揭示了二人的地位差异与关系：在文化部长的专车上，他粗鲁地掀开克里斯塔的衣服，像一头发情的肥猪急于侵入她的身体，克里斯塔虽然表情痛苦，但是没有反抗。为了丈夫和自己的艺术生命，克里斯塔向权力妥协了，作为权力帝国中的一只蝼蚁，她只能选择用身体去自保，用身体来讨好体制内的得道者。面对深爱自己的丈夫，身体的背叛让克里斯塔的内心深受折磨，与文化部长约会后她会不停的去浴室冲洗自己的身体，并且依靠药物缓和内心的痛苦。威斯勒暗中施计使德瑞曼知道了真相，他悲哀地看着克里斯塔边上楼边整衣服，到家后直奔浴室冲洗自己的身体，内心深受打击。在黑暗的极权主义的时代现状面前，德瑞曼深知谁才是当权者，在文化部长对自己的爱人的豪取强夺面前，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挽留她。酒馆中威斯勒以粉丝的身份对克里斯塔一番鼓励，让她决定回到自己爱人的身边，不再与文化部长相约。但是克里斯塔终究没有鲜明的立场，在徘徊不定中游走，没有抵抗权力的勇气和坚定，她终究放不下自己所享有的荣誉和未来的舞台。文化部长展开了报复，他要将克里斯塔的命运彻底控制在手心并指示史塔西的人员审讯要挟克里斯塔。为了保住自己的演艺生涯和身家性命，克里斯塔出卖了德瑞曼，这是她继身体上背叛德瑞曼后又一次精神上背叛了他。克里斯塔在黑白之间，正反力量的斡旋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底线，成为了告密者，成为了民主德国高压统治下万千告密者中的一个。当她提供情报被释放后，立刻回家沐浴，想要借水流冲刷内心的罪恶和不安。史塔西的人随后来敲门搜家，直接奔向德瑞曼藏打字机的地方，当德瑞曼质疑、失望的眼神看向克里斯塔时，她彻底崩溃了，她知道再也没有脸面面对自己心爱的丈夫，裹着浴巾冲出街道被路过的大车撞死。真爱与恐惧，舞台与强权，良知与罪恶在她生命逝去的那一刻终于随之消散。她是影片中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不能为自己而活，只能在他人的威逼利诱下痛不欲生，最终沦为国家暴力机器下的牺牲品，愧疚的逝去是她的归宿，也是她自我救赎的方式。
德瑞曼的命运走向：明哲保身到以笔代戎，争取自由
德瑞曼是影片的主角之一，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是著名的剧作家，被体制内的人赞美为根正苗红，热爱自己的祖国，无不良言论的“政府的绝对拥护者”，“清白的就像一张纸一样”，“唯一拥有许多西德读者的亲党作家”。集诸多赞美之词于一身的优秀剧作家德瑞曼还是无法博得国安局的完全信任，被列为监听对象从而受到了全面监控。从影片中德瑞曼的日常表现可以看出，他是不拘小节而又天真烂漫的：尽管他是知识分子，他不会刻意去系领带；他会在楼下与孩童一起踢球；他会与邻居诙谐地打趣；他会在舞台后台与克里斯塔耳语亲热，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艺术家所具有的情调。而他又是明白事理的，同为艺术家，豪瑟失去了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杰斯卡选择自杀，不愿以屈辱的方式活着；同时代针砭时弊的艺术家受到史塔西的精神折磨，导致他们恢复自由的时候却再也写不出东西了，而德瑞曼选择明哲保身，不插手政治，不用尖锐的话语揭露社会的真相，他称东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用臣服的方式换取艺术的自由。影片前半部分中他还时常劝自己的朋友们，要言行谨慎，不要与现实脱节。但当克里斯塔为了他和艺术屈服于文化部长的淫威、挚友受够了被限制艺术创作而自杀，自己却没有能保护他们时，他意识到了这个国家体制中泯灭人性的一面，意识到自己也不过身处牢笼之中，体制内的当权者决定舞台由谁来导，谁来演，意识到了自己不能再软弱下去。于是，他选择了为真正的自由和良知而战，他要为被压迫和威胁的人申冤，他要东德出现另一种真实的声音，他要用事实和数据来声讨东德政府犯下的恶，他要争取属于作家的书写真相的自由。德瑞曼和朋友们一起，用西德生产的微型打印机，以他的家为创作阵营，写出“东德自杀人数报告”并发给西德的《明镜报》发表。这项行动无疑是自杀式的，但又彰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和勇敢。艺术不能被这片黑暗的土地所玷污，真正的艺术也绝对不会在这片黑暗的土壤中被孕育，眼下的艺术作品都是当权者操控下的傀儡创作，既不真实也不高贵。敢为人先，不再顺应国家意志，为争取真正的艺术自由而发声，德瑞曼赌上自己的性命去做国家机器的反抗者，让政府的不愿透露的黑暗面彻底暴露在光明之下。不出意料，史塔西开始彻查此事，势必揪出作者，剿除艺术界的反叛者。窃听者威斯勒在关键时刻转移了微型打字机，让海瑞曼成功躲过一劫，化险为夷。德瑞曼平安无事，而威斯勒却因此断送了职业生涯，被调到地下室拆信封，再无功名可图。东西德统一后，德瑞曼的旧作又在剧院上映，在剧院与文化部长的谈话中他得知自己一直被监听的消息，通过查找档案发现了威斯勒的存在，也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被威斯勒暗中保护的真相。德瑞曼对威斯勒的相助感激不已，两年后写下《好人奏鸣曲》出版，鸣谢威斯勒。威斯勒在书店翻开这本为自己写的书，扉页上写着：“《好人奏鸣曲》，谨将此书献给HGWXX/7”，他的眼神突然明亮而清澈。德瑞曼与威斯勒的关系从最初的被监听者与监听者的对立关系在影片末尾渐渐变成了追求自由和光明的战友关系，让人体会到了人性的温暖和良知的尚存。 《窃听风暴》以独特的历史视角展示的政治环境和人物生活轨迹正是民主德国时期的政治状态与人民生活状态的缩影，影片中冷酷无情的机关——史塔西在民主德国时期也真实存在。在史塔西任职的东德秘密警察是民主德国政府消灭内部敌人的得力助手，他们的行动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在这个标语的煽动下他们发展“线人”，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学生，医生，作家，或是影片中克里斯塔一样的人物，他们出卖自己的爱人，为政府提供情报来保全自己。在民主德国时期，史塔西的存在不是为了保障宪法和公民权利，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言语压制，剿灭国家内部的反叛分子，从而确保政权的稳固。史塔西的末任部长曾经说過：“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影片中一些情节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譬如，影片刚开始威斯勒在审讯室的镜头，史塔西的人员通过特殊的审讯方式（残酷的精神折磨）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并且开始行动，及时剿灭敌人；还有一些艺术家（德瑞曼的好友）发表批判性作品便会被史塔西所遏制，不得不结束艺术生涯或者抑郁自杀；克里斯塔只有说出微型打字机的藏匿处才能获得禁药。学者约翰·科勒在其《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东德线人（非正式合作者）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史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1987年的档案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个时期的艺术、文学的发展维度由体制决定。如此可见，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们正如国家机关的提线木偶，前途与生活走向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公民的人性也慢慢泯灭。正如影片中的克里斯塔，想要突破命运的束缚并不容易，在暗处的那双手永远操控着一切，身在体制外只能受摆布。哪怕像德瑞曼一样敢于声讨政府体制弊端的人，也是在威斯勒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全，而事实是，和威斯勒一样的良知尚存的东德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段黑暗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史为鉴，如今的德国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等都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窃听风暴》中极权主义控制公民命运的时代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文献】：
【1】 李艳婷.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人性维度【J】.电影文学， 2018，（07）：143-145
【2】 赵文心.透过波澜不惊的面容—细赏《窃听风暴》【J】.世界文化， 2008，（09）：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