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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张父亲骑车送女儿上学的照片在网上“疯传”，知情人称，骑车男子是安徽省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很多网友对此表示深受感动。记者联系上詹云超本人，他确认，照片中骑车送女儿上学的人就是他，并称，自己几乎每天都骑车送女儿上学，“这是父亲应该做的事”。显然，这样一则新闻给公车私用者上了一个很大的“紧箍”。
副市长送女不应成新闻
詹云超作为父亲，每天送女儿上学尽到了父亲的责任，詹云超作为副市长，骑自行车送女儿说明其公私分明，尽到了官员的本分，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也为其他官员做出了表率。按照公车管理规定，詹云超作为副市长不仅没有坐专车的待遇，更没有动用公车送女儿上学的特权，官员骑车送女儿上学很正常。正如詹云超所言：“这是一位父亲应该做的 事”。本不该成为新闻，却被网友过分拔高、一致叫好，令人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讲，网友为此叫好实际上是对某些官员公车私用的讽刺。
虽说从制度的角度讲，官员骑车送女不值得表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车私用简直就是新闻“牛皮癣”。别说像詹云超这样的副厅级干部公车送女儿上学屡见不鲜，就是级别比詹云超低得多的干部公车私用也是司空见惯。詹云超骑车送女的照片被网友“疯传”的同时，来自《新快报》的报道说，广州区一位老伯因为监督公车私用，88岁母亲被人丢纸钱。新华网还有消息说，河南许昌县林业局副局长俎建立公车私用醉驾造成一死一伤后，县林业局要求员工集资出钱赔偿死者家属。与公车私用的官员相比，詹云超坚持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确实难能可贵。
就拿不少地方给公车设立特殊标识来说，将公车的用途行踪曝光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希望对公车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这项措施的目的不在于让百姓知道公车被私用，而在于公车私用的责任与后果。如果问责不到位，处罚轻描淡写，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公车贴标识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公车私用谁有发言权
就是带有特殊执法标志的公车也是私用泛滥。河南电视台记者吕建福曾拍摄过一组公车私用的照片：景区里的市委市政府专用车、饭馆旁的医疗车、公园里的税务车，亮着警灯接孩子的警车，各种带有特殊标志的公车应有尽有。如此易于分辨和拍摄的特殊公务车都可以随意私用，一小块“公车”标识，如何承受公车私用监管之重？至于GPS定位更是一种内部监管措施，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
坊间对公车使用有一段经典的三分法概括：“公务车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家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从一些地方封存公车的经验看，减少公车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要。因此，审批部门可以参照“三分法”或者“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比例，削减公车采购计划，避免公车浪费，引导公车改革潮流。对于公车私用，要前移监管关口，引入外部监督，让纳税人去监督公车私用。不管公车私用是否造成后果，不管媒体是否曝光，都要严厉处罚。使公务人员认识到，公车私用，花的不仅是公家的钱，自己也得不偿失，从而筑牢公车私用防火墙。
高考公车煞人眼
近几年，每逢高考和中考，总有一些公车沦为官员的私家车，一辆辆公车堂而皇之地接送官员子女参加考试，在众目睽睽之下十分抢眼，民众很是不满。某种程度上讲，高考或中考对官员子女是一次人生的大考，对他们的官爸官妈来讲，其实也是一次官德的大考。
媒体时不时地曝光公车私用现象，涉及党政部门、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出现了大面积的车轮腐败。必须承认，汽车已经成为公务人员必配的办公用品，就跟一支笔、一张纸一样，是为方便公务员办公用的。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是工作真正需要，只要公车是拿来为人民群众办事和服务的，按照什么标准配车、车子怎么使用，老百姓都没意见。但现在社会对公车问题之所以有那么多怨气，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不满公务人员开着公车办私事。
“公、专、罚”搞好车改
“限车”必先“限权”。“公车改革”必须破除特权思想，让官员做回“公仆”，公车切实“公用”。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让公权归公和公车交公，不能企望于官员的幡然醒悟和自我节制，必须借助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度约束。鉴于目前各地对公车监管的改革尝试，笔者认为，破除特权思维必须抓好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彰显一个“公”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车改革首先需要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一方面借鉴国外经验，为公车涂以区别于民用和商用的识别标记，将公车使用标识化，以方便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将公车消费公开化，对公车数量和每年用于购车、使用及养护的支出，定期向社会公布，以接受公众评议。
二是取消一个“专”字。现实生活中，官员配车几乎成为官场相互攀比的潜规则，因此，只有取消“专车”，限制“特权”，才能防止公车私用，提高公车使用效率。沈阳市浑南新区将区管60辆公车组成公务车队为120个部门服务的做法，值得借鉴。
三是强化一个“罚”字。好制度贵在执行力，虽然公车超编、超标泛滥，公车私用屡见不鲜，但是，鲜见有人因此而受到处罚。所以，为了确保公车改革的效果，相关部门必须按照制度规则严格实施问责，否则，缺乏问责的车改，难以遏制特权，也注定流于形式。
公私不分、公私利益混淆、公私身份不清、公仆服务意识缺失、监管措施不到位、管理无方、处罚无力等，这些都是公车私用的矛盾点。看来在我国，公车私用并不缺少约束制度，但真正缺少的是，从上到下“动真来硬”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决心和行动。限制公务车，光靠各单位的自律是不够的，还应该借用社会的力量，各级人大机关也应该积极介入。只要各级官员做出表率，只要人大审核、媒体曝光、公众盯防同时给力，公车私用的“牛皮癣”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摘编自：人民网、新华网、《广州日报》）
副市长送女不应成新闻
詹云超作为父亲，每天送女儿上学尽到了父亲的责任，詹云超作为副市长，骑自行车送女儿说明其公私分明，尽到了官员的本分，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也为其他官员做出了表率。按照公车管理规定，詹云超作为副市长不仅没有坐专车的待遇，更没有动用公车送女儿上学的特权，官员骑车送女儿上学很正常。正如詹云超所言：“这是一位父亲应该做的 事”。本不该成为新闻，却被网友过分拔高、一致叫好，令人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讲，网友为此叫好实际上是对某些官员公车私用的讽刺。
虽说从制度的角度讲，官员骑车送女不值得表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车私用简直就是新闻“牛皮癣”。别说像詹云超这样的副厅级干部公车送女儿上学屡见不鲜，就是级别比詹云超低得多的干部公车私用也是司空见惯。詹云超骑车送女的照片被网友“疯传”的同时，来自《新快报》的报道说，广州区一位老伯因为监督公车私用，88岁母亲被人丢纸钱。新华网还有消息说，河南许昌县林业局副局长俎建立公车私用醉驾造成一死一伤后，县林业局要求员工集资出钱赔偿死者家属。与公车私用的官员相比，詹云超坚持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确实难能可贵。
就拿不少地方给公车设立特殊标识来说，将公车的用途行踪曝光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希望对公车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这项措施的目的不在于让百姓知道公车被私用，而在于公车私用的责任与后果。如果问责不到位，处罚轻描淡写，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公车贴标识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公车私用谁有发言权
就是带有特殊执法标志的公车也是私用泛滥。河南电视台记者吕建福曾拍摄过一组公车私用的照片：景区里的市委市政府专用车、饭馆旁的医疗车、公园里的税务车，亮着警灯接孩子的警车，各种带有特殊标志的公车应有尽有。如此易于分辨和拍摄的特殊公务车都可以随意私用，一小块“公车”标识，如何承受公车私用监管之重？至于GPS定位更是一种内部监管措施，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
坊间对公车使用有一段经典的三分法概括：“公务车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家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从一些地方封存公车的经验看，减少公车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要。因此，审批部门可以参照“三分法”或者“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比例，削减公车采购计划，避免公车浪费，引导公车改革潮流。对于公车私用，要前移监管关口，引入外部监督，让纳税人去监督公车私用。不管公车私用是否造成后果，不管媒体是否曝光，都要严厉处罚。使公务人员认识到，公车私用，花的不仅是公家的钱，自己也得不偿失，从而筑牢公车私用防火墙。
高考公车煞人眼
近几年，每逢高考和中考，总有一些公车沦为官员的私家车，一辆辆公车堂而皇之地接送官员子女参加考试，在众目睽睽之下十分抢眼，民众很是不满。某种程度上讲，高考或中考对官员子女是一次人生的大考，对他们的官爸官妈来讲，其实也是一次官德的大考。
媒体时不时地曝光公车私用现象，涉及党政部门、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出现了大面积的车轮腐败。必须承认，汽车已经成为公务人员必配的办公用品，就跟一支笔、一张纸一样，是为方便公务员办公用的。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是工作真正需要，只要公车是拿来为人民群众办事和服务的，按照什么标准配车、车子怎么使用，老百姓都没意见。但现在社会对公车问题之所以有那么多怨气，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不满公务人员开着公车办私事。
“公、专、罚”搞好车改
“限车”必先“限权”。“公车改革”必须破除特权思想，让官员做回“公仆”，公车切实“公用”。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让公权归公和公车交公，不能企望于官员的幡然醒悟和自我节制，必须借助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度约束。鉴于目前各地对公车监管的改革尝试，笔者认为，破除特权思维必须抓好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彰显一个“公”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车改革首先需要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一方面借鉴国外经验，为公车涂以区别于民用和商用的识别标记，将公车使用标识化，以方便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将公车消费公开化，对公车数量和每年用于购车、使用及养护的支出，定期向社会公布，以接受公众评议。
二是取消一个“专”字。现实生活中，官员配车几乎成为官场相互攀比的潜规则，因此，只有取消“专车”，限制“特权”，才能防止公车私用，提高公车使用效率。沈阳市浑南新区将区管60辆公车组成公务车队为120个部门服务的做法，值得借鉴。
三是强化一个“罚”字。好制度贵在执行力，虽然公车超编、超标泛滥，公车私用屡见不鲜，但是，鲜见有人因此而受到处罚。所以，为了确保公车改革的效果，相关部门必须按照制度规则严格实施问责，否则，缺乏问责的车改，难以遏制特权，也注定流于形式。
公私不分、公私利益混淆、公私身份不清、公仆服务意识缺失、监管措施不到位、管理无方、处罚无力等，这些都是公车私用的矛盾点。看来在我国，公车私用并不缺少约束制度，但真正缺少的是，从上到下“动真来硬”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决心和行动。限制公务车，光靠各单位的自律是不够的，还应该借用社会的力量，各级人大机关也应该积极介入。只要各级官员做出表率，只要人大审核、媒体曝光、公众盯防同时给力，公车私用的“牛皮癣”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摘编自：人民网、新华网、《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