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非洲西部，几内亚共和国。
　　丛林旁的一个村庄里，两岁男孩艾马尔（化名）毫无征兆地发起了高烧。
　　随后，男孩开始全身剧痛、便血，他的七窍和肛门也开始出血。
　　目睹艾马尔的惨状，他的家人和当地医生束手无策。
　　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男孩已经成为传染病理学定义上的“零号病人”。
　　摧残他的，是一个萦绕非洲近40年的“恶魔”——埃博拉病毒。
　　12月6日，艾马尔在痛苦中死去。
　　而噩梦才刚刚开始。
　　迎击“恶魔”
　　“如果让疫情继续恶化，可能会造成的死亡、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干扰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十个月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
　　随着国庆黄金周的人潮，48岁的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医生刘丁陪着父母妻女向古蔺古镇前进。
　　突然，手机尖叫起来。
　　刘丁摸出手机——是医院的值班号码。
　　这个突然接到的电话，让刘丁产生了一种预感——上个月，听说第三军医大学正在组织支援西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作为感染控制科副主任的他立即报了名。
　　点下接听键，预感成真——“你的援非报名已通过，请立即赶回医院接受培训。”
　　匆忙告别亲人，刘丁赶回重庆。
　　此时，在遥远的非洲西部，埃博拉病毒已席卷几内亚全境及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造成近万人死亡。
　　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作出部署——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专业救援人员，支援西非抗击埃博拉。
　　2014年10月2日，中央军委和总后勤部下令：以第三军医大学为主体，抽调沈阳军区部分医务人员，组织医疗队前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帮助当地抗击埃博拉。
　　命令下达24小时内，一支精锐的医疗队就组建起来。
　　“中国方舟”
　　“利国从埃疫发生以来，共有360余名医护人员感染，170余人死亡。主要原因就是防护不到位。”——摘自医疗队员李玮的《战地日志》
　　2014年11月14日上午9时30分，第三军医大学前广场，我军历史上首次成建制向外派遣的医疗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举行了出征仪式。
　　首批163名队员英姿飒爽，整装待发。
　　“我们肩负着国家、民族和军队的重托——全队一定会全力、尽力、竭力完成任务，为祖国争光，为军旗添彩！”医疗队队长王云贵率领全队向军旗立下誓言。
　　汽车引擎开始低鸣——队员们即将登车。
　　送行的家属一拥而上。
　　队员钱德慧跳上车，转身，向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冯欢挥挥手。
　　“你要早点回来——我和孩子等你！”冯欢凝望丈夫，泪如雨下。
　　钱德慧心里一酸，跳下车，紧紧拥抱妻子，又转身上车;再回头，他又跳下车，再次和妻子拥抱。
　　在车门外，他和战友们有各种身份——他们是女儿、儿子，是妻子、丈夫，是母亲、父亲……
　　而当车门合紧，他们就回归到同一个身份——军人。
　　在祖国亲人的目送下，医疗队正式奔向战场。
　　此时，在万里之外的蒙罗维亚，先遣组组长刘丁已经率队到达。
　　一下飞机，刘丁和战友们就开始工作——协助施工单位做好由我国援建的埃博拉诊疗中心（ETU）的疾病防控工程。
　　在抗击埃博拉的战斗中，因为缺乏严密保护，大批当地医护人员殉职。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医疗队决定援建ETU，并设计合理的运行程序，实现医护人员“零感染”。
　　在随后的27天里，当地媒体《每日观察家报》记者哈蒙真切见识了“中国速度”——在同样由中国援建的SKD体育场内，一座装备先进、拥有100张床位的现代化传染病医院迅速拔地而起。
　　“其他地区的ETU，至少要用五六个月才能建成——中国人的效率，令人印象深刻！”哈蒙竖起大拇指。
　　2014年11月，随着医疗队主力进驻和ETU竣工，在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第一线，一艘“中国方舟”赫然起航。
　　初战之殇
　　“不少人当天还是活生生的，第二天就被收尸队收走了。”——摘自医疗队员王耀丽的《战地日志》
　　12月28日夜里，五个月大的男婴约瑟夫（化名）和他的母亲被送入ETU，被确诊为埃博拉感染者。
　　加上这对母子，ETU已经接收了五位埃博拉患者。
　　在有限的资料中，队员们仅仅知道埃博拉病毒进入患者体内后，会迅速攻击血管壁，而后大量感染血细胞，再进一步向身体组织细胞发动攻击，过程短促凶狠，往往在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有效抗体前就已经致人死命。
　　面对如此凶狠的敌人，各国尚无有效治疗手段。
　　“我们希望能找到发作症状和组织损坏程度之间的联系——找到这个突破口，就能把握治疗实施的模式和时机。”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说。
　　然而，突破口迟迟未能找到。
　　12月29日零点，中国ETU“红区”（感染区）。
　　约瑟夫突然醒了。
　　看到约瑟夫哭闹，他的母亲努力站起来，想用奶瓶里的牛奶喂他。
　　ETU值班室里，队员王贤华看到了年轻母亲的举动。
　　她赶紧冲进“红区”，制止了约瑟夫的母亲，又从她手里拿过奶瓶清洗起来。
　　约瑟夫的母亲并不知道，针对儿子的病情，医疗队决定插入胃管进行鼻饲，同时扎留置针，以补充食物和水分，尽力延缓病毒扩散。其间，如果约瑟夫的感染加重，他的免疫系统就可能崩溃。
　　洗好奶瓶，王贤华又冲好奶粉，递给约瑟夫的母亲。
　　“别怕，我会一直看着你们的。”王贤华站在一旁，仿佛一个守护天使。 　　治疗初步见效——约瑟夫母子的病情稳定了。
　　在随后的十天里，医疗队为迟滞病毒扩散穷尽心力。
　　可是，不幸仍然发生了。
　　入院十天后，病毒还是攻破了约瑟夫的免疫系统——在身体组织被病毒慢慢“融化”的痛苦中，他停止了呼吸。
　　而在约瑟夫之前，医疗队接收的另一位患者也撒手人寰。
　　决胜之道
　　“今天是我们来到利国后唯一一个休息日，很多队员的体力都透支了，加上生活不适应，一部分队员身体状况出现了异常。为此，食堂准备给队员们改善伙食——吃饺子。”——摘自医疗队员李静的《战地日志》
　　12月29日，中国ETU指挥室。
　　写字台中间，毛青和王云贵并排而坐。周围，各个治疗部门的主任和业务能手围成一圈。
　　两名患者不幸去世后，寻找治疗突破口更加急迫。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查看患者住院记录，对病人的每一个症状、每一个治疗步骤进行复原和比对。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发作前期，即患者出现持续高烧、腹泻或呕吐时，如果能及时输液治疗，患者往往就可以转危为安。
　　这是否就是战胜埃博拉的突破口？
　　医疗队决定一战。
　　“我们把抗击非典以及甲型H1N1病毒的经验运用到了利比里亚，同时，在治疗上也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策略。”对战斗前景，王云贵充满信心。
　　在这样的策略指导下，医疗队开始对三名患者展开治疗。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青也找到了自信的理由。
　　一天中午，中国ETU准备室。
　　在“红区”连续工作三个小时后，队员赵孝英退回准备室。
　　她刚脱下防护服，炊事班长钻了进来：“病人的午餐到了。”
　　下一班战友尚未到达，搭档又身体不适——赵孝英毅然重披“战袍”，再次迈进“红区”。
　　突然，传呼器响起一阵呼喊：“赵孝英，赶快离开‘红区’，这样你身体受不了！”
　　那是督导员下的命令。
　　为防止队员感染，ETU的治疗部门都安装有摄像头——安全督导专家坐镇监控室，全程实时督导队员在“红区”的每一个治疗步骤。
　　根据规定，每名队员每天只能到“红区”作业一次，每次一小时。
　　当督导员看到赵孝英再入“红区”，立即“大呼小叫”起来。
　　“病人总不能不进食吧？”赵孝英念叨着。
　　在小心地帮助每个患者进食后，她才退回准备室。
　　此时，她的橡胶靴已经能倒出水来。
　　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达90%，患者的血液、体液、排泄物都能导致感染。然而，队员们一进入“红区”，就像忘记了它的可怕——一旦患者有需要，他们就会主动前去服务。高峰时，人均每天进入“红区”达三次以上。
　　“为捍卫生命而战，却能忘却自己的生死——我对他们无比钦佩！”提及战友，身经百战的毛青竟泪如雨下。
　　友谊之歌
　　“我们肤色不同，但为了抗击埃博拉这个共同目标，我们走到了一起，战斗在一起。”——摘自医疗队员刘蕾的《战地日志》
　　2015年1月初的一天，中国ETU“红区”病房。
　　病床上，约瑟夫的母亲睁开了双眼。
　　在病房里上下左右扫视了一圈后，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浓烈的悲伤，从她眼里倾泻而出——在这场席卷西非的灾难里，她的家族有八人感染了埃博拉。除了她之外，他们全死了。
　　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她的心就剧烈地痛。
　　“感觉好些了吗？”一声问候突然响起。问候她的，是一个“天使”。
　　“天使”穿着厚厚的“太空服”。透过面罩，她能看到“天使”那黄色细腻的皮肤，那纯净如黑钻石的双眸。
　　“好些了，谢谢！”不幸的女人轻声说。
　　透过摄像头，不少队员看到了这个感人场景。
　　在中西医混合治疗及医疗队员的精心护理下，三名患者幸存了下来。经埃博拉病毒检测，他们的结果全部由阳性转为阴性。
　　“恶魔”被击退了。
　　2015年1月20日，首批援利医疗队主力队员离开非洲，回到重庆——截至此时，队员们共接诊患者112例，收治64例，确诊埃博拉患者5例，治愈3例。其间，医护人员实现了“零感染”。
　　那天上午，当队员们迈出SKD体育场时，利比里亚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自发赶来送行。
　　当黑人兄弟用生涩的中文喊出队员们的名字时，这些在致命病毒面前都不曾退却的军人，一个个红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