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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祥林嫂与阿长是鲁迅笔下两个相似又不同的人物形象，鲁迅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选择了启蒙主义者和童年记忆两个不同的视角，通过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批判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吃人本质，通过质朴厚道的阿长来表达了对自己童年生活的留恋。这两类文学形象丰富了鲁迅丰富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文学创作；祥林嫂；阿长；视角选择；思想情感表达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作为符号的鲁迅，不仅代表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端，而且还是承载了中国现代思想的符号。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从变法到革命，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血腥的结果，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知识分子将视线投向更为普遍的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状况，于是，老百姓的愚昧被认为是中国走出传统的最大障碍。此刻，“五四”新知识分子大多将他们自己装扮成解放者的形象，去揭示老百姓的愚昧，去批判封建文化的腐朽。同样，鲁迅笔下的人物也因此可以分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两大类。显然，以祥林嫂、阿Q、孔乙己等为代表人物的是需要启蒙者启蒙的对象，这类符号的精神本质是愚昧落后。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体现了先锋性的思想，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也在其作品中体现了深厚而真诚的情感世界。在《朝花夕拾》的很多作品中，鲁迅将笔触转向自己温馨的生活过往，大多以平和甚至欣赏的方式展现自己生活历程中的点滴，其笔下的阿长、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等人物大多展示了其丰富的情感世界，而不只是思想的批判。所以，鲁迅塑造的以阿长为代表的人物是一种暖色调的符号，表达了鲁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温馨的成长记忆。祥林嫂与阿长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劳作方式、思想境界都相差不大，但她们在鲁迅作品中呈现的方式却完全不同，祥林嫂是一个悲惨的劳动妇女，她體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残忍统治；阿长在言谈表达中也有很多传统的思想，但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长却是鲁迅温馨童年生活的陪伴者和见证者。这种差异就其根本就是鲁迅文学创作视角选择的不同，以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者角度塑造了祥林嫂等形象，以此来实现批判封建传统，批判愚昧落后，促进现代进程的使命；鲁迅还展示了文学家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儿童视角塑造了阿长一类的形象来记录自己幸福的童年生活。
鲁迅是一个充满理性的文学家，理想主义精神和充沛的情感表达是鲁迅文学世界的两个支点，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与他自己的生活始终有一定的距离。在创作中，鲁迅首先会将文学环境场景化，场景的设置一方面便于表达自己创作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也便于出场人物的归类。正如《阿Q正传》中的未庄，未庄的生活也未必只有革命与反革命，鲁迅为了表达革命相关的主题，给未庄设置了一个理想化的场景而已。同样，江南小镇鲁镇也只剩下了围绕祝福的细节。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的场景则成为记忆中的饶有趣味的场景。伴随着理想化的场景必然是符号化的人物，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是没有明确的姓名，作家对一个文学人物的把握是有极大的主动权的，对一个人物的命名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开端，鲁迅往往在其作品中往往将人物形象的名字模糊化，称之为一种具有随意性和普泛性的符号，例如阿Q、小D、七斤等，《祝福》中的祥林嫂和《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也属于这类普泛性命名的人物，“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山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作品对长妈妈的介绍仅仅是“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这中不具体的命名最明确的效果是将人物符号化，既是一种符号，那一定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概括性表达。也即是祥林嫂与长妈妈等形象所承载的思想内涵超越了具体的个人的思想情感，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类人的思想情感。对小说《祝福》的读解中，大多认为祥林嫂是罪恶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认为“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在经济上剥削着祥林嫂，在男权上统治着祥林嫂，在神权上毒害着祥林嫂”。而对《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的解读要复杂得多，虽然也有人在长妈妈身上找到了些封建思想的因袭，但更多的读者却在作品中读到具有温情内涵的长妈妈，“而具传统特色、知识的传递者的长妈妈，就成了他的人之母，社会人生的启蒙老师”。
祥林嫂与阿长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相差无几。首先，她们都是在别人家帮工，祥林嫂洗米淘菜，收拾家务；阿长主要工作是看护小孩。在出场的家庭场景中，她们都是处于被动的次要的地位，因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其次，她们的人生经历很相似，都缺失亲情，她们都丧夫。祥林嫂本一个儿子却又喂了狼；长妈妈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只是保养了一个而已。最重要的是她们都是女性，中国长期的夫权统治使女性角色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例如，女性不仅是反应传统文化专制的符号，同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被赋予了社会变化的意义。但是，这些相似性却没有让两个文学形象拥有相同的呈现方式，祥林嫂是一个深受封建四大绳索残害的受害者，长妈妈却是一个具有慈母般温暖的长者形象。从作品的创作态度看，鲁迅选择了启蒙者视角来塑造祥林嫂，而选择了儿童记忆的视角塑造了长妈妈。
鲁迅在其小说集《呐喊》、《彷徨》充分表达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激进思想，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和革命后中国的现实深深刺激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民主主义者，他们对体现为宗法观念、封建礼教的顽固的封建文化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痛恨和对立。鲁迅在其创作中以战斗者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腐朽顽固的卫道者，以启蒙者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愚昧麻木的受害者形象，阿Q、祥林嫂等人即是这类形象的代表。
与文学场景的构造和文学形象的定型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叙事视角的确定，受作者支配的叙事者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基本氛围和人物的基本特征。鲁迅表达现代思想鞑伐封建传统一类文学创作中，叙事者最重要的符号意义是反封建者和启蒙者，与封建传统的对立，对愚昧的受害者的启迪和召唤是叙事者在文学叙事中的基本态度，也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思想价值的设置。《祝福》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启蒙者，“我”与鲁镇这一文学场景的关系是对立的，即便是喜庆的中国的年节，鲁镇的天空也布满“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而且跟老家的四叔“谈话时总不投机的了”，四叔书房的“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在这种环境中，让“我”十分压抑，所以，“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是叙事者“我”对鲁镇的直观感受和态度，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给出场的人物设置的文学场景，也是作者文学创作的基本视角。既然将鲁镇设置成为一个阴气沉沉，房间布置也十分古旧，而且四叔还整天嚷嚷骂新党，骂康有为，那叙事者一定是一个传统的反叛者，所以，作者是站在反叛者的立场来构造《祝福》的文学场景的。 文学场景是文学人物的舞台，构造了与现代启蒙者对立的文学场景，那出场的人物也一定是以启蒙者视角来塑造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等待启蒙的愚昧麻木的农村妇女，文中“我”与文学场景、文学人物都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不同的是，我与文学场景的对立是一种决绝的背叛关系，对这令人窒息的环境，“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种态度表达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彻底的背叛。但“我”与祥林嫂的对立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在讨论阿Q形象时经常谈到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不仅贯穿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甚至可以说贯穿了“五四”时代诸多的拥有现代理想的作家们的创作。因为“五四”现代作家大多都把啟蒙时代，解放愚昧者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他们乐于将自己装扮成解放者和救世主。在他们笔下，吃人的黑暗社会，吃人的传统文化是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而老百姓的愚昧麻木是这种吃人社会残暴的结果。所以，反传统和疗救愚昧百姓是“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所以，《祥林嫂》中，“我”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祥林嫂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文化符号，“我”和祥林嫂之间除却新与旧的对立外，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又将这两个符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祥林嫂的符号化处理是《祝福》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作品的叙事中作者通过对人物信息的遮蔽，对人物生活细节的夸张等方法来使个体人物获取更为广泛的代表意义。在作品中，祥林嫂的信息被部分隐藏起来，首先，祥林嫂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人物，对她的指称必须依托她的首任丈夫祥林，对人物这样的表达无非就是想让读者接受祥林嫂生活在夫权阴影中这样的事实。其次，祥林嫂娘家人的信息以及年少时的信息也是残缺的，她的父母姊妹兄弟都被隐藏起来，因为亲情的出场似乎会影响对传统礼教批判的力度，所以作者干脆将其割舍掉。另外，对人物的符号化处理还表现在人物刻画的理想化。生活中，一个人物的呈献是非常复杂的，喜悦与忧虑、幸福与苦痛是构成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作家在其创作中处理人物时，为了追求作品与现实的似真效果，就可能将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价值体现处理得非常的复杂。但鲁迅在《祝福》中刻画祥林嫂时却着意让人物简单化，刻意突出人物愚昧麻木的性格内容。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问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样的人物简直就是一幅木刻画。在作品中作者几乎没有呈现过祥林嫂生活中的任何惬意和幸福，因为在一个启蒙者眼中只有愚昧麻木的受害者，人物符号是为作品的思想意义服务的，作品中祥林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揭示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
在阅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时，人们大多关注到其作品先锋的思想性。实际上，鲁迅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其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中年鲁迅写下了一系列回忆性文章，结集《朝花夕拾》刊行。鲁迅自己也认为《朝花夕拾》“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是“在思乡的蛊惑下，带着‘心中的离奇和芜杂’去反顾童年少年时期的点点滴滴”，“这不同于鲁迅五四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在一系列记忆中的人物中，其中有几个是幼年生活中的人物，如认真古板的私塾先生寿镜吾，朴实善良的长妈妈等。鲁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努力去重构和还原了自己的记忆，作者尽量不用中年的、成熟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当下去参与人物的塑造。对这种儿时记忆的儿童视角与成年视角的对比观照，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将其比喻成“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蔬果，“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作者认为，儿时记忆中的事与物也许会在现实中重现，但是，这种重现并不能替代记忆。所以，在“久别”后尝到儿时记忆的“蔬果”，味道“也不过如此”，“旧来的意味”却永远留在记忆中。这说明，这些回忆性（特别是儿时记忆）的写作保留了儿时的视角，这种儿童的视角是其他选择不能替代的。
儿童视角关注下的人物更合乎儿童的心性，长妈妈是“我”儿时的保姆，是一个不识字的、非常传统的农村妇女。这一点她与祥林嫂完全相同，她们有很多的生活禁忌、传统习俗和传统故事。“我”对长妈妈的描述并没有围绕其命运变化展开，也没有围绕对其愚昧麻木性格的批判展开，而是按照儿时的记忆，依照儿时的判断来展开长妈妈的故事。首先，长妈妈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重要导师，她真诚地告诫“我”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她教“我”幼儿年节时的礼仪，教“我”称人死要说老，还给我讲长毛的故事，“在那高墙之内的四角天地下，儿时的鲁迅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得到了长妈妈的呵护，正统的文化教育和民俗的魅力文化碰撞出惊人的火花”。在这里，叙事者“我”与表达对象长妈妈之间的关系与《祝福》中“我”与祥林嫂的关系恰恰相反。《祝福》中“我”与祥林嫂的关系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关系，“我”在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而《阿长与（山海经）》中“我”是阿长照顾的孩子，“我”是长妈妈照顾的对象，关系中“我”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在叙事中作者并没有将叙事视点放到成人视角，依旧以儿时的视角去表达记忆中长妈妈的言行举止。实际上，这里的儿童视角还表现在叙事者叙述心理的幼童化。对《阿长与（山海经）》的叙事策略解读中，大多都会意识到鲁迅欲扬先抑的叙事策略的运用，认为“我”因为祥林嫂的长相不佳、喜欢跟人家窃窃私语、难看而且影响“我”睡觉的姿态、生活中规矩繁多而厌恶她，认为这是为后来她给我买回来一本《山海经》而敬她的铺垫。对祥林嫂的这些复杂的描绘恰恰体现了叙事者的儿童视角，儿童是未成年人，儿童对认知对象的判断大多是一种感性判断。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喜欢娇惯自己的人，喜欢满足自己愿望的人；讨厌时时管教自己的人，讨厌影响了自己切身利益的人；佩服传授给自己新知识的人，佩服完成自己认为无法完成的任务的人。这一切，都集中在长妈妈身上，长妈妈长相不好，长妈妈喜欢切切私语，长妈妈影响“我”睡觉，长妈妈给“我”立的规矩多，所以“我”不喜欢她；但长妈妈给我讲长毛的故事吸引了“我”，给我买《山海经》满足了“我”，所以“我”对她发生了“空前的敬意”。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儿童的心理结构和变化，是作品儿童视角选择的结果。 在儿童视角下的长妈妈多了一些生活的情趣，少了一些刻意的思想。当然，作为鲁迅的作品，读者有权力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的现代性符号来读解，依然可以在其中找到诸多反传统揭露愚昧和麻木的思想价值，但是，这类作品表露出来的情感价值的确更加明显。长妈妈作为一种文学符号，承载的情感内容是更明确的。作品的确叙写了长妈妈很多传统的生活细节，过年的礼俗，不穿别人裤裆的旧俗，葬礼上的禁忌等等，如果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视点看，这些东西代表了思想上的反动，但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些东西也是人们生活本身的沉淀，是一种民俗文化的表达。在作品中，鲁迅并没有刻意表现这些文化现象对长妈妈生活的左右，并没有刻意叙写这些传统文化现象与长妈妈命运的关系，只是将其作为塑造长妈妈形象的材料而已。所以，这种旧俗的描写更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我”丰富而惬意的童年生活。作者在塑造长妈妈时还刻意回避了长妈妈的思想立场，长妈妈在讲诉长毛的故事时，把长毛形象刻画的十分恐怖残暴，后来发现她讲诉的长毛不只是太平天国起义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显然，长妈妈口中的长毛是强盗歹人的统称，而不单单是对太平军的指称，不管祥林嫂是否知道强盗与太平军的区别，叙事者没有也不打算去表现长妈妈的无知或者反动，而是刻意表现了她非常投入地讲故事的过程以及故事的生动性。人们在回憶起童年时期听到的故事时，大多觉得故事内容是模式化的，但对故事的记忆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人们记住的不只是故事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讲诉过程和听故事的心理变化过程。总体看，作为一个文学符号，长妈妈这一形象的生命意义是不同于祥林嫂的。相对于祥林嫂的苦痛和悲剧，长妈妈则有更为充实而幸福的生活体验。不管“我”多么反感，长妈妈依然会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睡觉，这是一个人轻松生活的体现，“我”告状、推搡都没办法改变长妈妈自在闲适的生活态度，这与“眼珠问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的祥林嫂有本质的区别。另外，长妈妈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不仅仅表现为对“我”的悉心教诲，对传统礼仪的坚守，对长毛故事的想象，与生活中众人“切切察察”的交流，还表现了她执着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于“我”描述的《山海经》，祥林嫂甚至一无所知，但她能够根据只言片语帮“我”买回来，这不单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执着精神的体现。正因为祥林嫂是这样的人，“我”在作品的结尾诚挚地位长妈妈祷告：“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对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是自由的，他的作品或许有一定个性化特征，但不能用这种倾向性去概括作家的全部作品。鲁迅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家，但在鲁迅作品中，除却批判封建传统、批判反动阶级的思想价值外，还蕴含了鲁迅丰富的情感内容。祥林嫂和阿长两个相似而又不同的形象是鲁迅两种写作的代表。
关键词：文学创作；祥林嫂；阿长；视角选择；思想情感表达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作为符号的鲁迅，不仅代表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端，而且还是承载了中国现代思想的符号。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从变法到革命，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血腥的结果，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知识分子将视线投向更为普遍的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状况，于是，老百姓的愚昧被认为是中国走出传统的最大障碍。此刻，“五四”新知识分子大多将他们自己装扮成解放者的形象，去揭示老百姓的愚昧，去批判封建文化的腐朽。同样，鲁迅笔下的人物也因此可以分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两大类。显然，以祥林嫂、阿Q、孔乙己等为代表人物的是需要启蒙者启蒙的对象，这类符号的精神本质是愚昧落后。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体现了先锋性的思想，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也在其作品中体现了深厚而真诚的情感世界。在《朝花夕拾》的很多作品中，鲁迅将笔触转向自己温馨的生活过往，大多以平和甚至欣赏的方式展现自己生活历程中的点滴，其笔下的阿长、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等人物大多展示了其丰富的情感世界，而不只是思想的批判。所以，鲁迅塑造的以阿长为代表的人物是一种暖色调的符号，表达了鲁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温馨的成长记忆。祥林嫂与阿长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劳作方式、思想境界都相差不大，但她们在鲁迅作品中呈现的方式却完全不同，祥林嫂是一个悲惨的劳动妇女，她體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残忍统治；阿长在言谈表达中也有很多传统的思想，但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长却是鲁迅温馨童年生活的陪伴者和见证者。这种差异就其根本就是鲁迅文学创作视角选择的不同，以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者角度塑造了祥林嫂等形象，以此来实现批判封建传统，批判愚昧落后，促进现代进程的使命；鲁迅还展示了文学家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儿童视角塑造了阿长一类的形象来记录自己幸福的童年生活。
鲁迅是一个充满理性的文学家，理想主义精神和充沛的情感表达是鲁迅文学世界的两个支点，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与他自己的生活始终有一定的距离。在创作中，鲁迅首先会将文学环境场景化，场景的设置一方面便于表达自己创作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也便于出场人物的归类。正如《阿Q正传》中的未庄，未庄的生活也未必只有革命与反革命，鲁迅为了表达革命相关的主题，给未庄设置了一个理想化的场景而已。同样，江南小镇鲁镇也只剩下了围绕祝福的细节。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的场景则成为记忆中的饶有趣味的场景。伴随着理想化的场景必然是符号化的人物，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是没有明确的姓名，作家对一个文学人物的把握是有极大的主动权的，对一个人物的命名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开端，鲁迅往往在其作品中往往将人物形象的名字模糊化，称之为一种具有随意性和普泛性的符号，例如阿Q、小D、七斤等，《祝福》中的祥林嫂和《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也属于这类普泛性命名的人物，“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山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作品对长妈妈的介绍仅仅是“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这中不具体的命名最明确的效果是将人物符号化，既是一种符号，那一定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概括性表达。也即是祥林嫂与长妈妈等形象所承载的思想内涵超越了具体的个人的思想情感，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类人的思想情感。对小说《祝福》的读解中，大多认为祥林嫂是罪恶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认为“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在经济上剥削着祥林嫂，在男权上统治着祥林嫂，在神权上毒害着祥林嫂”。而对《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的解读要复杂得多，虽然也有人在长妈妈身上找到了些封建思想的因袭，但更多的读者却在作品中读到具有温情内涵的长妈妈，“而具传统特色、知识的传递者的长妈妈，就成了他的人之母，社会人生的启蒙老师”。
祥林嫂与阿长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相差无几。首先，她们都是在别人家帮工，祥林嫂洗米淘菜，收拾家务；阿长主要工作是看护小孩。在出场的家庭场景中，她们都是处于被动的次要的地位，因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其次，她们的人生经历很相似，都缺失亲情，她们都丧夫。祥林嫂本一个儿子却又喂了狼；长妈妈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只是保养了一个而已。最重要的是她们都是女性，中国长期的夫权统治使女性角色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例如，女性不仅是反应传统文化专制的符号，同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被赋予了社会变化的意义。但是，这些相似性却没有让两个文学形象拥有相同的呈现方式，祥林嫂是一个深受封建四大绳索残害的受害者，长妈妈却是一个具有慈母般温暖的长者形象。从作品的创作态度看，鲁迅选择了启蒙者视角来塑造祥林嫂，而选择了儿童记忆的视角塑造了长妈妈。
鲁迅在其小说集《呐喊》、《彷徨》充分表达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激进思想，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和革命后中国的现实深深刺激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民主主义者，他们对体现为宗法观念、封建礼教的顽固的封建文化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痛恨和对立。鲁迅在其创作中以战斗者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腐朽顽固的卫道者，以启蒙者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愚昧麻木的受害者形象，阿Q、祥林嫂等人即是这类形象的代表。
与文学场景的构造和文学形象的定型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叙事视角的确定，受作者支配的叙事者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基本氛围和人物的基本特征。鲁迅表达现代思想鞑伐封建传统一类文学创作中，叙事者最重要的符号意义是反封建者和启蒙者，与封建传统的对立，对愚昧的受害者的启迪和召唤是叙事者在文学叙事中的基本态度，也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思想价值的设置。《祝福》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启蒙者，“我”与鲁镇这一文学场景的关系是对立的，即便是喜庆的中国的年节，鲁镇的天空也布满“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而且跟老家的四叔“谈话时总不投机的了”，四叔书房的“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在这种环境中，让“我”十分压抑，所以，“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是叙事者“我”对鲁镇的直观感受和态度，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给出场的人物设置的文学场景，也是作者文学创作的基本视角。既然将鲁镇设置成为一个阴气沉沉，房间布置也十分古旧，而且四叔还整天嚷嚷骂新党，骂康有为，那叙事者一定是一个传统的反叛者，所以，作者是站在反叛者的立场来构造《祝福》的文学场景的。 文学场景是文学人物的舞台，构造了与现代启蒙者对立的文学场景，那出场的人物也一定是以启蒙者视角来塑造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等待启蒙的愚昧麻木的农村妇女，文中“我”与文学场景、文学人物都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不同的是，我与文学场景的对立是一种决绝的背叛关系，对这令人窒息的环境，“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种态度表达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彻底的背叛。但“我”与祥林嫂的对立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在讨论阿Q形象时经常谈到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不仅贯穿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甚至可以说贯穿了“五四”时代诸多的拥有现代理想的作家们的创作。因为“五四”现代作家大多都把啟蒙时代，解放愚昧者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他们乐于将自己装扮成解放者和救世主。在他们笔下，吃人的黑暗社会，吃人的传统文化是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而老百姓的愚昧麻木是这种吃人社会残暴的结果。所以，反传统和疗救愚昧百姓是“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所以，《祥林嫂》中，“我”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祥林嫂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文化符号，“我”和祥林嫂之间除却新与旧的对立外，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又将这两个符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祥林嫂的符号化处理是《祝福》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作品的叙事中作者通过对人物信息的遮蔽，对人物生活细节的夸张等方法来使个体人物获取更为广泛的代表意义。在作品中，祥林嫂的信息被部分隐藏起来，首先，祥林嫂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人物，对她的指称必须依托她的首任丈夫祥林，对人物这样的表达无非就是想让读者接受祥林嫂生活在夫权阴影中这样的事实。其次，祥林嫂娘家人的信息以及年少时的信息也是残缺的，她的父母姊妹兄弟都被隐藏起来，因为亲情的出场似乎会影响对传统礼教批判的力度，所以作者干脆将其割舍掉。另外，对人物的符号化处理还表现在人物刻画的理想化。生活中，一个人物的呈献是非常复杂的，喜悦与忧虑、幸福与苦痛是构成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作家在其创作中处理人物时，为了追求作品与现实的似真效果，就可能将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价值体现处理得非常的复杂。但鲁迅在《祝福》中刻画祥林嫂时却着意让人物简单化，刻意突出人物愚昧麻木的性格内容。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问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样的人物简直就是一幅木刻画。在作品中作者几乎没有呈现过祥林嫂生活中的任何惬意和幸福，因为在一个启蒙者眼中只有愚昧麻木的受害者，人物符号是为作品的思想意义服务的，作品中祥林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揭示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
在阅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时，人们大多关注到其作品先锋的思想性。实际上，鲁迅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其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中年鲁迅写下了一系列回忆性文章，结集《朝花夕拾》刊行。鲁迅自己也认为《朝花夕拾》“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是“在思乡的蛊惑下，带着‘心中的离奇和芜杂’去反顾童年少年时期的点点滴滴”，“这不同于鲁迅五四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在一系列记忆中的人物中，其中有几个是幼年生活中的人物，如认真古板的私塾先生寿镜吾，朴实善良的长妈妈等。鲁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努力去重构和还原了自己的记忆，作者尽量不用中年的、成熟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当下去参与人物的塑造。对这种儿时记忆的儿童视角与成年视角的对比观照，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将其比喻成“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蔬果，“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作者认为，儿时记忆中的事与物也许会在现实中重现，但是，这种重现并不能替代记忆。所以，在“久别”后尝到儿时记忆的“蔬果”，味道“也不过如此”，“旧来的意味”却永远留在记忆中。这说明，这些回忆性（特别是儿时记忆）的写作保留了儿时的视角，这种儿童的视角是其他选择不能替代的。
儿童视角关注下的人物更合乎儿童的心性，长妈妈是“我”儿时的保姆，是一个不识字的、非常传统的农村妇女。这一点她与祥林嫂完全相同，她们有很多的生活禁忌、传统习俗和传统故事。“我”对长妈妈的描述并没有围绕其命运变化展开，也没有围绕对其愚昧麻木性格的批判展开，而是按照儿时的记忆，依照儿时的判断来展开长妈妈的故事。首先，长妈妈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重要导师，她真诚地告诫“我”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她教“我”幼儿年节时的礼仪，教“我”称人死要说老，还给我讲长毛的故事，“在那高墙之内的四角天地下，儿时的鲁迅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得到了长妈妈的呵护，正统的文化教育和民俗的魅力文化碰撞出惊人的火花”。在这里，叙事者“我”与表达对象长妈妈之间的关系与《祝福》中“我”与祥林嫂的关系恰恰相反。《祝福》中“我”与祥林嫂的关系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关系，“我”在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而《阿长与（山海经）》中“我”是阿长照顾的孩子，“我”是长妈妈照顾的对象，关系中“我”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在叙事中作者并没有将叙事视点放到成人视角，依旧以儿时的视角去表达记忆中长妈妈的言行举止。实际上，这里的儿童视角还表现在叙事者叙述心理的幼童化。对《阿长与（山海经）》的叙事策略解读中，大多都会意识到鲁迅欲扬先抑的叙事策略的运用，认为“我”因为祥林嫂的长相不佳、喜欢跟人家窃窃私语、难看而且影响“我”睡觉的姿态、生活中规矩繁多而厌恶她，认为这是为后来她给我买回来一本《山海经》而敬她的铺垫。对祥林嫂的这些复杂的描绘恰恰体现了叙事者的儿童视角，儿童是未成年人，儿童对认知对象的判断大多是一种感性判断。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喜欢娇惯自己的人，喜欢满足自己愿望的人；讨厌时时管教自己的人，讨厌影响了自己切身利益的人；佩服传授给自己新知识的人，佩服完成自己认为无法完成的任务的人。这一切，都集中在长妈妈身上，长妈妈长相不好，长妈妈喜欢切切私语，长妈妈影响“我”睡觉，长妈妈给“我”立的规矩多，所以“我”不喜欢她；但长妈妈给我讲长毛的故事吸引了“我”，给我买《山海经》满足了“我”，所以“我”对她发生了“空前的敬意”。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儿童的心理结构和变化，是作品儿童视角选择的结果。 在儿童视角下的长妈妈多了一些生活的情趣，少了一些刻意的思想。当然，作为鲁迅的作品，读者有权力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的现代性符号来读解，依然可以在其中找到诸多反传统揭露愚昧和麻木的思想价值，但是，这类作品表露出来的情感价值的确更加明显。长妈妈作为一种文学符号，承载的情感内容是更明确的。作品的确叙写了长妈妈很多传统的生活细节，过年的礼俗，不穿别人裤裆的旧俗，葬礼上的禁忌等等，如果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视点看，这些东西代表了思想上的反动，但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些东西也是人们生活本身的沉淀，是一种民俗文化的表达。在作品中，鲁迅并没有刻意表现这些文化现象对长妈妈生活的左右，并没有刻意叙写这些传统文化现象与长妈妈命运的关系，只是将其作为塑造长妈妈形象的材料而已。所以，这种旧俗的描写更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我”丰富而惬意的童年生活。作者在塑造长妈妈时还刻意回避了长妈妈的思想立场，长妈妈在讲诉长毛的故事时，把长毛形象刻画的十分恐怖残暴，后来发现她讲诉的长毛不只是太平天国起义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显然，长妈妈口中的长毛是强盗歹人的统称，而不单单是对太平军的指称，不管祥林嫂是否知道强盗与太平军的区别，叙事者没有也不打算去表现长妈妈的无知或者反动，而是刻意表现了她非常投入地讲故事的过程以及故事的生动性。人们在回憶起童年时期听到的故事时，大多觉得故事内容是模式化的，但对故事的记忆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人们记住的不只是故事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讲诉过程和听故事的心理变化过程。总体看，作为一个文学符号，长妈妈这一形象的生命意义是不同于祥林嫂的。相对于祥林嫂的苦痛和悲剧，长妈妈则有更为充实而幸福的生活体验。不管“我”多么反感，长妈妈依然会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睡觉，这是一个人轻松生活的体现，“我”告状、推搡都没办法改变长妈妈自在闲适的生活态度，这与“眼珠问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的祥林嫂有本质的区别。另外，长妈妈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不仅仅表现为对“我”的悉心教诲，对传统礼仪的坚守，对长毛故事的想象，与生活中众人“切切察察”的交流，还表现了她执着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于“我”描述的《山海经》，祥林嫂甚至一无所知，但她能够根据只言片语帮“我”买回来，这不单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执着精神的体现。正因为祥林嫂是这样的人，“我”在作品的结尾诚挚地位长妈妈祷告：“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对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是自由的，他的作品或许有一定个性化特征，但不能用这种倾向性去概括作家的全部作品。鲁迅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家，但在鲁迅作品中，除却批判封建传统、批判反动阶级的思想价值外，还蕴含了鲁迅丰富的情感内容。祥林嫂和阿长两个相似而又不同的形象是鲁迅两种写作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