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苏共在其存在的大约近百年时间里，曾经光辉灿烂，成为国际共运先锋，这是因为它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能够提出代表民众根本利益的纲领路线，党员坚持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且关心民众、服务民众。这些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也因失去民众的支持而最后遭遇了国家的解体。苏共党与民众关系的演变历史可以证明，执政党与群众同心则盛，离心则衰。
关键词 苏共 党群关系 演变
很多人注意到这个事实：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党苏共最后严重脱离群众，以致在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中央、国旗易帜、国家解体等重要时刻，广大群众无动于衷、漠然面对。苏共存在大约近一百年，其间也曾光辉灿烂，成为国际共运先锋，也曾折戟沉沙，分崩离析，关键在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同心则盛，离心则衰。
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能否提出代表民众根本利益的纲领路线是衡量党与群众关系的试金石
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20世纪初，俄国面临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腐朽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与俄国现代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俄国各个政党都竞相提出摆脱危机、指引社会发展的不同方案。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由于继续坚持战争政策，不愿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将土地还给农民，致使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矛盾更趋尖锐，连续发生四月、六月、七月三次危机，抗议者达百万人众，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走到尽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适时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提出了解决广大民众迫切需要的“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并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有权分得土地；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宣布俄国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为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俄国广大民众也正是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中看到了摆脱苦难、走向光明的希望，才真心实意拥护他们。如果说在二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力量还相对弱小，仅有党员2.3万人①（立宪民主党有6.6万到8万党员，孟什维克有20万党员，社会革命党则有50万党员②），短短几个月党员队伍达到了35万人。③反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则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 1917年9月的莫斯科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得票率从7月的70%下降到18%，而且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彼得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工业中心。④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失败之所以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
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切合实际变化。十月革命初期，苏俄政府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取得国内战争胜利曾经起过作用，但由于这个政策取消了工业、商业等领域的个体经济，限制市场交换，阻碍商品流通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因而激起广大民众的不满，甚至引发暴乱等社会动荡，苏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石——工农联盟开始动摇。列宁从实践出发，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商品经济的观念，制定“新经济政策”，容许在国家调控下市场经济的放开和多种经济结构的存在，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短短几年就度过了经济崩溃的难关，新生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
但国家又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发展”问题，即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斯大林说过，俄国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100到150年，而“落后就要挨打”；第二是“生存”问题，在世界大战迫近的时刻必须击退法西斯的进攻，保卫国家的安全。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支持苏联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而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一些学者据此指责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然而，如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关键在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所实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能否解决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也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实践证明：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3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此时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5位和欧洲第4位跃为世界第2和欧洲第1位。同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重型机器制造、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大型军事工业与航空工业、机床、仪表等，苏联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全部工业产品的国家。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力大幅提升。
强大的工业为打败德国法西斯、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奠定雄厚基础，从根本上维护了苏联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⑤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方针路线得以成功贯彻的保证
党是抽象的，党对民众的影响、党的形象、党的方针路线最终能起多大作用是通过一个个党员的具体表现来实现的。群众中早就流传有“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说法，所以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维护党的威望、贯彻党的路线至关紧要。列宁说过，党的“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掩盖起来”，但如果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⑥所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注重共产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他们在生产、劳动，尤其在艰苦的环境中起到带头作用，增强群众的凝聚力。
1919年初，苏俄面临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的严峻形势。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首要任务。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共产党员无论在前方还是后方都冲锋在前。当铁路运输吃紧时，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决定自觉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每个星期六的休息日进行一次义务劳动，“直到战胜高尔察克”。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真理报》记者的这段感人的描述激动了全国，这个活动也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带动大批非党群众参加。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本人亲自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和士兵共同抬木头的画面曾经激励了几代人。 在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1919年9月，南方战线由于邓尼金部队的突破而紧张，俄共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团员上前线，总共动员5万人，其中3万共产党员，1万共青团员；
1920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形势的报告，决定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要求把应征的党员全部派往前线。其中：“把应征的党员55%派到弗兰格尔战线，其余的派到西方战线。”⑦在战场上党员、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海军要塞咯琅施塔得的部队在俄国和国外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叛乱，严重威胁着新生苏维埃政权。当时正在出席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亲自上战场。他们越过冰封的湖面，冲锋陷阵，终于平息了叛乱……
当时在全国陆海军总人数中共产党员有3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每5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有5万共产党员牺牲在国内战争中。列宁曾经高度赞扬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群众的影响，从而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他说：“只是因为党随时戒备，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我们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奇迹。只是因为这样，尽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发动进攻，我们仍然能够获得胜利。”⑧
共产党员的这种献身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继续得以发扬光大，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1日至9月1日，顿巴斯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日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4倍。⑨随后党小组长米·久卡洛夫又打破斯达汉诺夫的记录，这种劳动竞赛迅速推广至全国。由于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劳动定额超额完成了13%到47%。⑩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献身精神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更得到充分发挥。在战争时期有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在前线部队里，有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使苏联军队中45%的战斗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莫斯科党组织把10万名共产党员和25万名共青团员直接派上前线。列宁格勒党组织的70%的党员，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党组织的9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在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超过300万的苏共党员牺牲在战斗中。共产党员杀敌在前、牺牲在前，带动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苏共领导下，这是如此艰巨的卫国战争能够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关心民众、服务民众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反对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者后，列宁最关心的是如何杜绝旧官吏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习气，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机关和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在树立共产党关心人民利益的优良形象方面做出光辉榜样。列宁不仅领导着制订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而且每天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待大量群众来访者。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室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室。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列宁共接待了各色人等125次，平均每天会见2到3人。
1919年5月，有一封雅罗斯拉夫里的农民对当地政府机关的控告信从处理这件事情的委员会转到了人民委员会来，并附有一个官员的决定：“工作太忙碌，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这个决定使列宁十分气愤，他立即写一个便条：“给国家监察部阿瓦涅索夫，请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
斯大林时期同样采取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吏腐败行为方面的严厉措施。1928年，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惩处管理腐败方面的问题，他指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些党政干部贪污受贿、酗酒成风，违法乱纪、任人唯亲、压制批评，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此事被揭露出来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了这一事件，决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党员开除出党，并把那些触犯刑律的党员干部、行政人员交付法庭审判。
斯大林据此指出：斯摩棱斯克和阿尔乔莫夫事件的发生“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所以提出，消灭官僚主义的祸害的途径是：要发挥下面群众的监督，同时发扬党内民主。
党的领袖们自身廉洁奉公，对群众关怀备至，保持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们自身大都能保持廉洁的品德。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在物质供应最紧张的年代，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农业科给列宁送来一些水果样品，被列宁坚决拒绝了。列宁说：“寄来的国营农场水果样品收到了。我恳请你们今后不要再这样做，水果之类的东西不要寄送了，但要告诉我：国营农场的水果之类产品一般是怎样分配的？是否分给医院、疗养院和孩子们？”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总务处7月19日给列宁购买“靴子一双、衣服一套、背带一条、腰带一条”，总计列宁应付1417卢布75戈比。列宁收到账单后，立即在账单上批语：“附上2000卢布，请——而且坚决要求——将这一项显然少算钱的账单改正过来。”
俄罗斯学者阿尔图宁·尼古拉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大政方针上处处从群众利益出发，在日常工作中也能发扬关心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
一个普通群众、喝醉酒的青年人因为对“母亲的爱达到病态的程度”，不惜冒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军事禁区而被捕。由于担心他在当时的斗争紧张情况下被误杀，列宁亲自写信给“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要求对这个青年暂缓判刑，并调查清楚；列宁还十分关注曾经同在西伯利亚流放的一个普通车辆注油工，要求给他安排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因为他已经老了。”
1919年7月2日，列宁写信给财政部的领导人：“对专家因卓越发明而从人民委员会领到的5万卢布奖金不得征收特别税”；普尔科沃天文台台长伊万诺夫写信给列宁，请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即发给一定的优待口粮以保证天文台开展正常的工作，列宁批示：“按学者之家的标准领取。”
这一封封书信，鲜明体现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关心普通工农群众、关心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正是这一切保证了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内忧外困的困难中挺立起来。
苏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恶化
苏共真正脱离群众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错误路线，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
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重大错误首先是削弱共产党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改苏联宪法，“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这是对苏共的第一次打击。
党的削弱造成了经济的无序和混乱。没有了党在解决经济的无序状态方面的参与，以及没有能够替代党的机构的市场机构，苏联经济陷入泥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对苏联旧体制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经济改革，特别是涉及范围这么大、程序这么复杂的改革，首先必须保持政权的巩固。“如果政权被削弱，便没法开始改革。”
党领导的削弱也导致民族主义的泛滥。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深刻分析了这个原因。他说：“不是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正相反，改革思想和方案的受挫、国家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联盟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权力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
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最终造成广大民众的不满，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仅有4人）。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在这个时候，苏共确实彻底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注释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т.3.М.1967.с.244.
Ш.М.Мунчаев，В.М.Устинов：История С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2002г с.124-125.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т.3.М.1967.с.244.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20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第286页。
В.В.Алексеев：
Ключевая проблем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ХХ века，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исчтории，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4，с.279.
《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38页。
《列宁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759、68、33、161～162、6页。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269页。
[俄]萨哈诺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第167、168页。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537～538页。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莫斯科，1984年，第538、539页。
[苏]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17、530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36～37、37页。
[俄]阿尔图宁·尼古拉：“斯大林政策分析及其对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俄罗斯杂志》，2003年。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俄罗斯《祖国史》，2004年。
《苏共中央通讯》，1991年6期。
《党的工作者手册》，1989年，第589页。
责 编∕马冰莹
关键词 苏共 党群关系 演变
很多人注意到这个事实：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党苏共最后严重脱离群众，以致在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中央、国旗易帜、国家解体等重要时刻，广大群众无动于衷、漠然面对。苏共存在大约近一百年，其间也曾光辉灿烂，成为国际共运先锋，也曾折戟沉沙，分崩离析，关键在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同心则盛，离心则衰。
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能否提出代表民众根本利益的纲领路线是衡量党与群众关系的试金石
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20世纪初，俄国面临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腐朽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与俄国现代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俄国各个政党都竞相提出摆脱危机、指引社会发展的不同方案。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由于继续坚持战争政策，不愿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将土地还给农民，致使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矛盾更趋尖锐，连续发生四月、六月、七月三次危机，抗议者达百万人众，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走到尽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适时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提出了解决广大民众迫切需要的“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并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有权分得土地；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宣布俄国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为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俄国广大民众也正是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中看到了摆脱苦难、走向光明的希望，才真心实意拥护他们。如果说在二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力量还相对弱小，仅有党员2.3万人①（立宪民主党有6.6万到8万党员，孟什维克有20万党员，社会革命党则有50万党员②），短短几个月党员队伍达到了35万人。③反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则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 1917年9月的莫斯科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得票率从7月的70%下降到18%，而且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彼得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工业中心。④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失败之所以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
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切合实际变化。十月革命初期，苏俄政府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取得国内战争胜利曾经起过作用，但由于这个政策取消了工业、商业等领域的个体经济，限制市场交换，阻碍商品流通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因而激起广大民众的不满，甚至引发暴乱等社会动荡，苏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石——工农联盟开始动摇。列宁从实践出发，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商品经济的观念，制定“新经济政策”，容许在国家调控下市场经济的放开和多种经济结构的存在，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短短几年就度过了经济崩溃的难关，新生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
但国家又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发展”问题，即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斯大林说过，俄国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100到150年，而“落后就要挨打”；第二是“生存”问题，在世界大战迫近的时刻必须击退法西斯的进攻，保卫国家的安全。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支持苏联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而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一些学者据此指责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然而，如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关键在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所实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能否解决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也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实践证明：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3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此时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5位和欧洲第4位跃为世界第2和欧洲第1位。同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重型机器制造、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大型军事工业与航空工业、机床、仪表等，苏联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全部工业产品的国家。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力大幅提升。
强大的工业为打败德国法西斯、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奠定雄厚基础，从根本上维护了苏联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⑤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方针路线得以成功贯彻的保证
党是抽象的，党对民众的影响、党的形象、党的方针路线最终能起多大作用是通过一个个党员的具体表现来实现的。群众中早就流传有“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说法，所以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维护党的威望、贯彻党的路线至关紧要。列宁说过，党的“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掩盖起来”，但如果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⑥所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注重共产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他们在生产、劳动，尤其在艰苦的环境中起到带头作用，增强群众的凝聚力。
1919年初，苏俄面临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的严峻形势。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首要任务。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共产党员无论在前方还是后方都冲锋在前。当铁路运输吃紧时，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决定自觉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每个星期六的休息日进行一次义务劳动，“直到战胜高尔察克”。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真理报》记者的这段感人的描述激动了全国，这个活动也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带动大批非党群众参加。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本人亲自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和士兵共同抬木头的画面曾经激励了几代人。 在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1919年9月，南方战线由于邓尼金部队的突破而紧张，俄共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团员上前线，总共动员5万人，其中3万共产党员，1万共青团员；
1920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形势的报告，决定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要求把应征的党员全部派往前线。其中：“把应征的党员55%派到弗兰格尔战线，其余的派到西方战线。”⑦在战场上党员、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海军要塞咯琅施塔得的部队在俄国和国外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叛乱，严重威胁着新生苏维埃政权。当时正在出席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亲自上战场。他们越过冰封的湖面，冲锋陷阵，终于平息了叛乱……
当时在全国陆海军总人数中共产党员有3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每5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有5万共产党员牺牲在国内战争中。列宁曾经高度赞扬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群众的影响，从而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他说：“只是因为党随时戒备，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我们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奇迹。只是因为这样，尽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发动进攻，我们仍然能够获得胜利。”⑧
共产党员的这种献身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继续得以发扬光大，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1日至9月1日，顿巴斯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日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4倍。⑨随后党小组长米·久卡洛夫又打破斯达汉诺夫的记录，这种劳动竞赛迅速推广至全国。由于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劳动定额超额完成了13%到47%。⑩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献身精神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更得到充分发挥。在战争时期有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在前线部队里，有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使苏联军队中45%的战斗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莫斯科党组织把10万名共产党员和25万名共青团员直接派上前线。列宁格勒党组织的70%的党员，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党组织的9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在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超过300万的苏共党员牺牲在战斗中。共产党员杀敌在前、牺牲在前，带动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苏共领导下，这是如此艰巨的卫国战争能够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关心民众、服务民众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反对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者后，列宁最关心的是如何杜绝旧官吏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习气，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机关和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在树立共产党关心人民利益的优良形象方面做出光辉榜样。列宁不仅领导着制订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而且每天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待大量群众来访者。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室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室。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列宁共接待了各色人等125次，平均每天会见2到3人。
1919年5月，有一封雅罗斯拉夫里的农民对当地政府机关的控告信从处理这件事情的委员会转到了人民委员会来，并附有一个官员的决定：“工作太忙碌，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这个决定使列宁十分气愤，他立即写一个便条：“给国家监察部阿瓦涅索夫，请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
斯大林时期同样采取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吏腐败行为方面的严厉措施。1928年，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惩处管理腐败方面的问题，他指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些党政干部贪污受贿、酗酒成风，违法乱纪、任人唯亲、压制批评，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此事被揭露出来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了这一事件，决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党员开除出党，并把那些触犯刑律的党员干部、行政人员交付法庭审判。
斯大林据此指出：斯摩棱斯克和阿尔乔莫夫事件的发生“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所以提出，消灭官僚主义的祸害的途径是：要发挥下面群众的监督，同时发扬党内民主。
党的领袖们自身廉洁奉公，对群众关怀备至，保持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们自身大都能保持廉洁的品德。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在物质供应最紧张的年代，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农业科给列宁送来一些水果样品，被列宁坚决拒绝了。列宁说：“寄来的国营农场水果样品收到了。我恳请你们今后不要再这样做，水果之类的东西不要寄送了，但要告诉我：国营农场的水果之类产品一般是怎样分配的？是否分给医院、疗养院和孩子们？”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总务处7月19日给列宁购买“靴子一双、衣服一套、背带一条、腰带一条”，总计列宁应付1417卢布75戈比。列宁收到账单后，立即在账单上批语：“附上2000卢布，请——而且坚决要求——将这一项显然少算钱的账单改正过来。”
俄罗斯学者阿尔图宁·尼古拉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大政方针上处处从群众利益出发，在日常工作中也能发扬关心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
一个普通群众、喝醉酒的青年人因为对“母亲的爱达到病态的程度”，不惜冒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军事禁区而被捕。由于担心他在当时的斗争紧张情况下被误杀，列宁亲自写信给“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要求对这个青年暂缓判刑，并调查清楚；列宁还十分关注曾经同在西伯利亚流放的一个普通车辆注油工，要求给他安排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因为他已经老了。”
1919年7月2日，列宁写信给财政部的领导人：“对专家因卓越发明而从人民委员会领到的5万卢布奖金不得征收特别税”；普尔科沃天文台台长伊万诺夫写信给列宁，请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即发给一定的优待口粮以保证天文台开展正常的工作，列宁批示：“按学者之家的标准领取。”
这一封封书信，鲜明体现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关心普通工农群众、关心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正是这一切保证了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内忧外困的困难中挺立起来。
苏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恶化
苏共真正脱离群众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错误路线，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
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重大错误首先是削弱共产党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改苏联宪法，“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这是对苏共的第一次打击。
党的削弱造成了经济的无序和混乱。没有了党在解决经济的无序状态方面的参与，以及没有能够替代党的机构的市场机构，苏联经济陷入泥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对苏联旧体制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经济改革，特别是涉及范围这么大、程序这么复杂的改革，首先必须保持政权的巩固。“如果政权被削弱，便没法开始改革。”
党领导的削弱也导致民族主义的泛滥。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深刻分析了这个原因。他说：“不是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正相反，改革思想和方案的受挫、国家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联盟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权力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
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最终造成广大民众的不满，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仅有4人）。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在这个时候，苏共确实彻底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注释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т.3.М.1967.с.244.
Ш.М.Мунчаев，В.М.Устинов：История С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2002г с.124-125.
История Комм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т.3.М.1967.с.244.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20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第286页。
В.В.Алексеев：
Ключевая проблем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и ХХ века，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исчтории，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4，с.279.
《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38页。
《列宁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759、68、33、161～162、6页。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269页。
[俄]萨哈诺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第167、168页。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537～538页。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莫斯科，1984年，第538、539页。
[苏]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17、530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36～37、37页。
[俄]阿尔图宁·尼古拉：“斯大林政策分析及其对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俄罗斯杂志》，2003年。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俄罗斯《祖国史》，2004年。
《苏共中央通讯》，1991年6期。
《党的工作者手册》，1989年，第589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