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悲怆的楚骚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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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对赵派坠子《汨罗悲歌》中浓郁的悲情意象,从创作风格、曲体结构、人物主题音调、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其多元悲情色彩所累积的那种强势的抒愤之势、抒悲之情,进而形成的正气凛然、挚情悲怆的楚骚意象。
  关键词:悲情音调 曲体结构 色彩层次 楚骚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1990年,赵铮选择了青年曲艺作家李广宇撰写的剧诗《汨罗悲歌》,作为坠子演唱的文本。诗文中那沉郁、刚毅、坚贞、悲怆的诗句深深感召着赵铮,也契合他对屈原高洁品格的追崇。赵铮在坠子《汨罗悲歌》中,以浑整多变的唱腔音调交织着深彻的情致,使整部坠子作品沁漫着警醒的悲情之美,召唤着正义高尚的人格思考和人性追求。
  
  一 立象以尽意
  
  有学者称:“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无论诗歌、绘画、音乐,还是舞蹈方面,对艺术意象都有相通的理解,而且会形成特定的内涵。”(《戏曲意象论》)所谓艺术“意象”,实际上是指艺术家对生活有了深切的感受后,心中萌生的审美意象。曲艺短篇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是词与曲的结合,词有所情、声有所意是中国曲艺声腔的基本形态。赵铮的《汨罗悲歌》中的曲体结构、人物性格音调是作者因文本主题思想而设计的曲体物化态,它体现着作者对人物性格深度的挖掘;而其中气质外观的形象塑造,则体现着赵派坠子声腔的艺术美。
  1、创作背景
  赵铮选择《汨罗悲歌》作为坠子文本,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情感背景。屈子慕桔之高洁,爱兰之芬芳,忠诚祖国、体恤民众,是高贵品格的化身、正义力量的化身。作者赵铮青年时代才华横溢性情秉直,集表演、词曲创作于一身,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闻名于河南曲坛,正是她的秉直性情使她在“文革”中成为“运动”对象。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她,相反却磨练了她的意志,激发出更大的智慧。赵铮以悲情音调写《汨罗悲歌》,是对屈子的祭悼,更是对中国文化史上健全的文化人格精神的呼唤,对正义的呼唤,对真、善、美的呼唤。因此,以悲情立象,是整部《汨罗悲歌》的基本品味。
  2、人物构思
  文本作者李广宇与曲作者完美合作,摘取历史典型情节,以叙事、抒情、议论的笔触,进行合理的艺术想象与发挥,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感人至深的情感滋润。屈原的人物个性塑造是《汨罗悲歌》情节波澜的源动力,因此,突出屈原高洁、正义、孤傲、悲情、文采、脱俗的艺术形象是作品的宗旨;作品还从侧面设计了秦国官吏势利、谄媚、迎合、淡漠的人物形象,使作品曲体在结构上形成了对弈阵容。两种形象在艺术情感上给人以鲜明的正雅——对峙——逢迎意象。说书人叙述、评议、愤慨的口吻引领、推进着曲情的发展,使得整部作品浑整一体感情至深。
  3、风格与曲体结构
  这部《汨罗悲歌》立足曲艺文学的口语艺术表现特性,以庄雅深邃、质朴悲情的主题音调,生动个性的人物声口音调,创造出感人至深的楚骚意象。
  从文本和曲体结构分析,《汨罗悲歌》属于曲唱体坠子小书,是以“对子线性”结构进行叙述、抒情演绎作品内容的。其中,第二部分叙述屈原与秦官吏的劝降对答,是书篇情节的戏剧冲突部分。曲作者把叙事高潮放在了第三部分,这部分是主人翁悲怆音调的形成段。浓郁的悲泣、悲愤、悲怆音调唱出了屈原失去祖国的无奈;上下求索终无施展抱负之可能的可哀。若兰芬芳的品格使屈子绝不与鸷鸟、群小、强秦而相安的刚正。以死明志、以死取义的悲怆是屈子终极的选择,也是他人格精神再生的始端。
  
  二 悲情意象的构思
  
  《汨罗悲歌》意在表现忧国忧民之志、悲愤痛惜之情。作者因情度曲,考量文词的庄雅格调,唱腔创作立意于人物形象与音乐形象的统一,注重文本中屈原、秦国官吏、说书人人物性格的特点:突出屈原的“悲情”主题音调,悲的沉郁凄楚,悲的正义凛然,悲的苍凉刚烈。秦国官吏的音调在书篇中,则表现出与屈原的“悲情”主题音调泾渭分明的乐意,同时起着烘托屈原正气雅格的作用。强烈的音调色彩层次感是《汨罗悲歌》的主要艺术特色之一,曲作者在悲情的色彩轮廓上,沿袭鼓词类上下腔句音乐模式,以民族七声D徵调式为主调,丰富多彩的赵派声腔挥洒着情之悲楚、情之悲愤、情之悲泣、情之悲怆。
  1、沉郁之声,响遏行云(情之悲楚)
  第一部分的前奏、散板引子、四组叠置的中板平腔,是赵派创新性坠子音调在《汨罗悲歌》声腔中的焦点,也是作品的精灵。前奏在悲壮而低沉的下行级进音阶上展开,昂扬的跨八度跳进后,急促的三度下行模进在缓慢的“羽”上住脚。高起腔6引出漫散回落的“赵派引子”上句,下句在稳健的中低回旋“羽”音上上板。
  四组上下对仗的平腔乐句,均在弱起音上哀叹旋歌,以“角”、“羽”为“徵”为骨干音的腔句沉郁而凄楚。“盼只盼”诵白引出短小精致的8小节“垛句”,从上句的落音“角”、“宫”到下句的“商”、“徵”,给人一种悲楚的机盼感。
  2、义正词严,振耳发聩(情之悲愤)
  第二部分是《汨罗悲歌》唱腔的“对子戏”,是屈子和秦官吏的声口性对唱、应答部分。这部分使用了“赵派平腔”的“徵”、“宫”、“羽”骨干音以垛句、诵板、对答性韵白、地方戏音调形成了与秦官吏的声口性对唱、应答。屈子的声口性音调是以刚毅、洒脱、正气的赵派徵调腔弯进行旋歌的,特别是与秦官吏韵白对答后的“呵呵……”那一声仰天长笑,道出了屈子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品格。
  3、仰天长啸,惊泣鬼神(情之悲泣;情之悲怆)
  第三部分的悲情音调浓烈而令人震撼,是由说书人的评议和屈原的悲歌两个角度来体现的;这一大段的声腔音调是悲愤——悲泣——悲怆。曲作者以“赵派平腔”为框架,突出“羽”、“徵”为骨干音,把屈原的大段悲愤音调在八对上下腔句中高起、低 ,“屈原闻听撕肝裂胆,浩然长叹问苍天”。
  六个排比句“叹只叹……畏只畏”,曲作者精心使用了坠子“三字嘣”、“四字嵌”的唱腔步节结构,腔句上下落音“徵”“羽”;“宫”“徵”;“徵”“变宫”;“羽”“徵”;“宫”“宫”;“羽”“徵”,“三字嘣”、“四字嵌”的东路坠子悲情腔句结构,使得声腔音调大哀在胸,声声啼血!
  更有说书人的“哭垛”板插叙音调“情切切、冷嗖嗖、凄惨惨、悲哀哀……”是哪样的不可遏制,把悲情音调引向——悲泣。屈原的悲歌在(韵白):“宁随清流葬鱼腹,不与强秦共一天!屈原去也……”中推向悲情的极点,屈原抱石投江殉国难,刚烈之举感天动地!
  
  三 唱腔音调中色彩对比的艺术
  
  仅有悲情是写不出作品雅化的意蕴——楚骚意象的。楚骚意象是文本诗词创造出来的独特的、能为人可感可知的整体艺术意境。《汨罗悲歌》正是以一组组不同的音调意象,构成它多元悲情的楚骚意象。在此,唱腔的音调是因词情而生的,唱腔浓化、加强词情的倾向性,升华作品的意境。赵派的创新性典型音调是这部坠子声腔的焦点,同时,也是作品的精灵。
  1、正气雅格的确立
  唱腔的沉郁、高华、刚毅、悲愤来自于情感与艺术匠心的陶然,缺乏艺术想象的“老腔老调,拉来一套”是毫无意义的呻吟,不讲意象的腔句,总有其流弊之处;而上乘腔句往往是声中蕴情,情中含意,意中立象的。
  作品正气雅格音调的定位在曲体的第一部分、第三部分,是由屈原的声口音调和说书人的叙述音调确立的。羽调的沉郁和徵调性的稳定、宽广调性,交织在河南东路坠子悲柔低沉的平腔中,规整的音乐句式、合理的板式设计;突出的弱起节奏;渐渐形成了屈原那沉郁、悲楚、刚毅的审美意象。
  2、蛊惑、奉迎的音调
  第二部分中秦国官吏蛊惑、奉迎音调的出现,独立于整个作品的“悲情”风格,作者刻意借鉴了黄梅戏生角的音调与东路坠子平腔的缠柔音调融合,对仗的腔句中上句多落音“羽”还有“变宫”“商”“角”;下句落音“徵”“宫”;腔句旋律以6 i 3 2 1为骨干音,形成东路坠子与黄梅调杂糅的缠绕式“三字嘣”、“四字嵌”“五字句”五组具有数唱性质的乐段,加上口语性的诵板,形成了蛊惑、谄媚、奉迎的人物音调,这与屈子的正气雅格音调形成了鲜明的色调对比。同时,也形成了音调之间的调性冲突,不同的音调塑造出屈原与秦官吏迥然的人格形象、人物气质。也由于这一主题音调的出现,反衬出屈原沉郁、正气、刚毅、悲愤音调的高华与悲怆。
  3、说书人悲愤、痛惜
  说书人的叙述、评议在作品的三个部分均有出现,说书人的音调在板式变化上也十分丰富,如:散板引子、垛板、哭垛等,均有说书人痛惜、悲愤音调的穿插,它是屈原主题音调的附属性音调。如果说屈原的主题音调是悲楚、刚毅、苍凉的,说书人的音调则是对屈原人格精神的颂扬、叹息、痛惜。
  说书人的音调包含着作品“理”的倾向,他的音调具有超时空性,它一面是远古的叙述者;它一面又是现实的评议者。曲作者把对屈原人格精神的颂扬、叹息、痛惜融会在赵派平腔、垛句、哭垛板式框架中,以叠式的上下腔句,突出“羽”、“角”、“徵”骨干音,形成了多处具有推动性的、转折性的评议色彩音调。它把悲情音调一步步引向悲愤、悲泣、悲怆。
  4、韵白音调
  《汨罗悲歌》中的韵白具有深刻警醒的艺术魅力。
  坠子小书以唱为主,几乎没有说白,若有说“白”则是必不可少的。曲艺作品中的“白”包括说白和韵白。其中,韵白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正旦、正生的舞台对话形式。《汨罗悲歌》中的“白”以“韵白”音调体现,其效果是突出书篇人物在道义观念上的正式态度与主观倾向。如:(白:(屈原)“噢!如此说来秦王他肯用我这楚国的罪臣吗?”(秦官吏)“哎呀呀,三闾大夫怎么能说是罪臣呢?”(屈原)“唔,那我要官?”(秦官吏)“给官!”(屈原)“要权?”(秦官吏)“给权!”……(屈原)“呵呵(嘲弄的语气)”。
  这部分韵白对答语调夸张,语气对比强烈,以屈原的嘲弄和秦吏的奉迎语势,来表现两种对峙的道义观念,给人以鲜明的人物角色感。更有结尾处:“宁随清流葬鱼腹,不与强秦共一天!屈原去也……”曲作者特意使用了韵白式长甩腔叫板音,这一声长啸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四 沉郁、刚烈、悲怆的楚骚意象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活跃着以“发愤抒情”为标举的楚骚意象诗论,“‘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在风雅寝声的战国末叶,以屈子《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蔚起南国,同时也把‘发愤抒情’的意象理论带给了中国艺苑与诗坛。”(《古典文艺理论批评论集》)
  这部《汨罗悲歌》正是楚骚意象的曲艺体,它以悲情美为内质,唤起人们沉静的思索;以高洁、正义、孤傲、愤世的屈子精神为内涵,共鸣着其人格力量带来的内在观照;以屈子挚真、挚情的理想追求为内容,塑造着超越时空的屈子艺术形象。
  赵铮以深切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讴歌着屈子恒古于今的情之所悲、志之所向。在曲情风格上,以赵派的创新性坠子音调,不拘传统坠子唱腔、板式的束缚,在传统东路坠子唱腔的基础上,杂糅地方戏曲音调及板式,浓情写悲,愤意立象,力求曲体、音调与文词的雅致风格紧密结合,曲体中的人物个性音调色彩,从审美的意义上深化了书篇文词的意境。
  在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方面,强调的是主人翁内在悲情美质的外扬:屈子秉性傲岸,内心充满着不被理解的悲壮之气,“举世皆浊我独醒,众人皆醉我独清。”“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
  《汨罗悲歌》中这种遗世独立的人格力量,充满着骚人意象。曲作者以悲情音调为作品曲体的基本色调,以悲情声腔的生动感染力累积着一种强势的抒愤之势、抒悲之情。同时,注重多角度、多元悲情色彩的有序设计,从而形成了正气凛然、挚情悲怆的楚骚意象。
  
   注:论文属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规划》项目,2007年度《赵铮坠子艺术的审美特质》课题,“赵铮坠子艺术唱腔审美”部分。立项批准号:07DB07。
  
   参考文献:
   [1] 刘彦庆:《中国格调》,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 赵铮、赵抱衡:《赵铮河南坠子艺术》,大众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胥昌秀,女,1959—,河南光山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歌唱语言与教学、民族声乐艺术、歌唱心理学,工作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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