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忘记，张大千对敦煌艺术所作的贡献。大千先生在敦煌面壁三年，把敦煌艺术带回了全国、推向了世界。同时，他也是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要推手。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敦煌。他专门去莫高窟，看望了老友张大千。两位美髯公在大佛脚下促膝夜谈，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国宝抢救行动。张大千建议，于右任返回重庆后，立即给国民政府提交建议案。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弘扬敦煌石窟艺术。1943年6月，国民政府批准了于右任的议案。1944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并请法国归来的画家常书鸿任所长。
　　于右任，这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民国美髯公，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权重人物，更是一位毫不逊色张大千的艺术宗师。他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两位是王羲之、颜真卿）。他名伯循，字右任。台湾李敖先生与于右任曾有交往。据他解释：于右任的“右任”，实为“右衽”、与“左衽”相对；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大汉民族或中原地区的人。古代衣服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尚右，习惯衣襟右掩，称“右衽”；少数民族尚左，衣襟左掩，为“左衽”。《论语·宪问》中，孔子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即，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衽衣服了。
　　1879年，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自小家境贫寒，他的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母亲病逝。当时他的父亲在四川打工，幼小的娃儿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伯母带他如己出，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娘家过活。6岁时，伯母把他送到名儒毛班香老先生的私塾学习。成年后，于右任在《怀恩记》中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每年清明节，伯母都带着他回乡扫墓，在生母墓前哭着说，孩子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书文寄回家；返乡后，更是言传身教。于右任曾回忆：“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和谐向上的家庭氛围，加上个人用功，于右任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随后他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求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19岁时，他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1902年，他考中举人。在清朝考上举人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下一步有可能就是甲辰科的进士，但他认为清朝应该被推翻。1903年，于右任自编并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1904年，他被清廷通缉，遂亡命到上海，人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公学读书。此后，他走上了民主救国之路，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为宣传民主革命，他创办了《冲州日报》。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此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发表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负责人的眼睛，随后于右任被捕。但他并未屈服，出狱后创办新报，改“呼”为“吁”。“吁”少掉两点，就是象征哪怕双眼被挖，也要为民吁天。他不仅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筹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时，他被称作“复旦公学的孝子”。1922年，他又创办了上海大学。1932年，他创办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国民党元老级重臣，于右任最早提出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名论断。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重庆谈判期间，二人再次见面，畅谈诗词，惺惺相惜。身为诗人，他一生作诗近九百首。但论艺术领域成就最大的，还是其书法。身为举人，他各种书体兼善，草书更是冠绝当世。据于右任《牧羊儿自述》一文所言，启蒙时代，他就喜冢旁碑碣镌刻文字。碑碣书体刀刻斧凿的雄浑和岁月剥蚀的漫漶，深深打动了他。入私塾后，受到偏好“二王”、赵孟頫等书体的师长们影响，他开始学写帖书。自清代乾嘉学派学术之风发端，尊崇考据、搜集钩沉之风盛行。由于对小学、金石、训诂等方面治学的勃兴，清中期便对碑学书法抬高重视。晚清积贫积弱，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碑学尚武阳刚之风再次抬高，扬碑抑帖偏好更盛，碑学书法如日中天。在书学大环境的薰染下，魏碑见棱见角、气象开张的精神又迎合于右任的天性。成年后的于右任对魏碑书法颇下苦功。他曾临过为数可观的北魏楷书石刻；也曾四处收集求购六朝碑石墓志等书法遗存，反复揣摩研读。
　　有了帖学基底，再经过视野的开阔和碑学的苦功，他的书风大为改观。于右任创作的《邹容墓表》、《张清和墓志铭》作品，已经明显看出来自碑学硬朗、庄重、凌厉的味道。“点”、“撇”、“捺”、“钩”，更像是刀刻斧凿过的痕迹。受当时著名书法家王世镗的直接影响，于右任把兴趣点又转移到了草书。此后余生，他积极投身到草书创作和探究草书活水源头的实践中。从草书的发展来看，大致可分章草、今草、狂草三个阶段，中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进化过程。虽然在学术上存在纷争，但一般认同中国文字史与中国书法史并行不悖。草书自汉初始，虽然为便捷书写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急就而草创，但并非胡乱为之。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和约定俗成的过程，到了东汉的张芝，写法逐渐统一，产生了具有法度的草书。草书之草法，换言之，就是草书文字简化的办法。虽然草法早已有了法度，但民间仍然存在各自为政、多有歧义的现象。但凡交流，都要有同一标准，好识别、能看懂、易传播，此为文字构成的硬性标准。全世界唯有中国，把文字既用于交流和表达，又拓展到艺术与审美。给草书创立同一标准，对其传承与发展，将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于右任自1929年始，即从事历代草书研究。1932年他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并创办《草书月刊》。在学术探究中，他逐渐归纳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这些符号，缕清了草书衍化的脉络，畅通了草书形成与准确书写的渠道。继而，于右任又做多方面准备，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书法名家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参考的书法家约有一百五十多位，上自汉代崔瑗、张芝，三国时期曹魏钟繇、吴国皇象，西晋索靖，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南朝智永，唐代欧阳询、孙过庭、虞世南、颜真卿、怀素、张旭……下至民国王世镗。参考的书法作品有历代62个版本的《千字文》、《急就章》、《月仪帖》、《兰亭序》、《十七帖》、《书谱》……到民国时期出土的《楼兰文字》、《流沙坠简》，甚至日本的《书道全集》，时间跨度两千多年。台湾刘延涛先生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第二次印本跋语中说：“当年社中同仁，一灯对座，每得一字一解，逐一呈清右公主裁，此状历历在目前……”。于右任一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诗文满怀激荡着，一颗不可言状的忧思爱国之心。晚清至民国，列强侵略，战乱频仍，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危如累卵、风雨飘摇。倘若他只求个人艺术境界的高标，大可不必辛苦到“夜夜泪”。于右任始终把民族和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他曾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辛苦集成的《标准草书千字文》，“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该书问世，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也是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更是中国书法史上新的里程碑。
　　于右任创立标准草书的初衷，纯然是一片爱国丹心。他是从文字学角度考量进行的改革。他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字通行两种书体。即，印刷体和手写体。手写体易写也易学，如果我国也如此效仿普及，势必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于右任认为草书是最简化和科学的“简体字”，如果把标准草书全面推广，对振兴中华将起到莫大的作用。遗憾的是，“七七事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战乱，将他改革中国文字的壮志付诸东流。在学术界，存有一争议：认为于右任创立的标准草书，与艺术上的自由表达是一对矛盾。实则不然也。草书之“标准”与艺术之“百家争鸣”，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二者属于完全不相交的两个命题。前者之“标准”，是指符号结体和构成上的规范、是文字符号辨析和识别的标准、是一种契约或约定的秩序；后者的“百家争鸣”或“百花齐放”，是艺术创作层面上的自由和自我表达。倘若背离准确传递文字“符号层面”的意义，便随心所欲地搞“创作自由”，势必破坏文字最初始和最基础的功能。亦即，没有文字最基本和最普世的秩序与意义，妄谈艺术层面上的自由与创新。1949年，于右任被迫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及女儿留在了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老在台湾生活的15年里，朝朝暮暮思念家乡，想念亲人，渴望祖国统一。去世头两年，于右任抑郁伤感，哀不自胜，遂作悲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此歌以情为笔、以血为墨，抒写先生思乡之苦，忧国之心。闻者涕零也。
　　有人评价民国政治人物，受到国共两党一并尊重的长者，唯有孙中山和于右任。他们都是彪炳青史的百世楷模。于右任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诗人、报人、政论家、教育家、书法家、爱国志士。孙中山赞其：“先生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他也是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1964年，于右任逝世于台湾。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捐给家乡办学和慈善事业。人们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仅有一只铁箱，里面是借据和欠条。晚年，他连看牙医的钱都没有。弥留之际，他先伸出一个手指，而后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如何解释，他均摇头。多年后，其老友柳亚子，忽然想起他家乡的老宅，诗人漫吟：“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