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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很适合早期创业，但是不适合高水平的创业创新。创新在中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成功转型到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有幸参加了2010年《创业家》的年会，年会主题是“创新的主场——技术·产品·模式”。会上，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感叹瑞典人看似闲散，动不动就去休假，个人效率看似很低，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负责的那一点点事情以专业的态度做到极致，整个社会的效率则很高，并感叹在中国创新的艰难。而爱国者创始人冯军则一如既往地高唱他的“爱国”，认为中国是最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听者可能感到很迷惑，中国文化适合创业和创新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议论的人很多，但是，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我想我有一定的发言权。
最具创业活力的国家：智利和津巴布韦?
在过去三年曲折的探索中，我们发现GLOBE项目的9个文化维度，基本上可以归类为两个大的维度，一个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Traditiona Lism)，另外一个称之为现代文化(Modernism)。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有很高的小团体导向的集体主义(比如中国人的关系、圈子和家族中心主义)，很高的权力距离(该变量描述的是对一个社会中权力分布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和很高的人文导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术语，描述的是一个社会鼓舞和激励个人对他人公平、无私、宽容、关爱和友善的程度。中国在这个变量上得分比较高，而德国是最低的，而得分最高的竟然是赞比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一些测量问题)。而现代性文化的典型特征是高的业绩导向(强调结果导向、个人成就等)、高的未来导向(比如长期计划、对未来的投资和延迟满足等)、高的不确定性规避(比如规则的重要性和对细节的关注)和高的恃强性(强调自信、个人独立、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能采取建设性的沟通和表达等)。
十年来，GEM项目得出一个基本的规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早期创业活动(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简单地说是创业时间少于42个月)的数量从高到低再到高，形成一个近似U型的曲线。也就是说，全世界早期创业活动率最高的那些国家不是在美国和欧洲，更不是在日本和新加坡，而是在津巴布韦、智利、阿根廷、泰国、中国和印度等。
我上课的时候曾经问我的MBA学生一个问题：假如中国有4500万到5000万个公司，你估计在美国有多少公司?学生说“至少有两倍的数量”。这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回答。中国有13亿人，美国只有3亿人，怎么可能美国会比我们有更多的公司呢?根据GEM的调查，中国的成年人口(18岁～64岁)中的早期创业活动的比例是在12％～15％，而美国的早期创业活动的比率是在6％～8％之间，美国的公司数目有中国的一半就很不错了，怎么可能出现美国的公司数目是中国公司数目的至少两倍呢?(我在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特地检索了一下，www.manta.com网站上面提供的美国公司的数据是23,788,483个，非常接近我的猜测)。我想，这里面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大家都以为创业活动最热火朝天的是在美国。事实上，像智利和津巴布韦这两个国家，创业活动的比率是在35％～40％之间。但是，你能认为他们是最有创业精神的国家吗?
如何解释这样一个U型曲线现象呢?心理学家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原因，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因素，而社会学家则强调制度的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制度性的因素基本上解释不了多少创业活动的国家差异，经济因素能解释相当一部分差异，而民族文化的解释力度则超乎一般人想象地强。我们发现，以前认为不利于创业活动的传统文化维度，事实上与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创业活动的数量(早期创业活动和成熟期创业活动)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现代性文化则与创业活动的数量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关系。但是，现代性文化与创业活动的质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与一个国家中机遇驱动型的创业、高期望型的创业、高成长型创业和高创新型创业等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传统文化则与这些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之间没有显著相关。
为什么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创业活动的数量呢?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创业活动都是生存驱动型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所以才去创业：
第二，在缺乏制度性资源支持和保障的情况下(比如丰裕的资本市场、高效廉洁的行政系统等)，传统性文化扮演了一个“保护垫”的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social capital and supports)，降低了对创业失败的恐惧，使得创业者敢于冒险，放手一搏，提高了整个社会创业活动的数量；
第三，创业活动对那些弱势的群体来说提供了改善个人命运的唯一途径，比如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下，逃离这种命运不公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创业。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为什么日本和德国是“劣等生”
此外，我们还发现，传统文化和经济因素(人均GDP)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扮演了一个提供资源和缓冲剂的作用，有助于创业活动数量的提高。但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传统文化却对创业活动的数量有阻碍作用。如果在这个时候，国家文化不能向着现代化转变，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是不可能有大量的高水平创新和创业的。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出现几个像华为、阿里巴巴、爱国者那样的创新型公司是可能的，但那只是统计上的小概率事件，是一些统计上的异类(Outliers)，而不是大多数现象。
一个国家是否能被认为具有创业精神，最主要的不在于其大量的低水平的生存驱动型创业活动，而在于其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在于那些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创业，在于那些创造出更多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创业活动，在于那些机遇驱动的创业活动。而这些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与现代性文化紧密相关。可悲的是，中国文化却不是一个在绩效导向、未来导向、不确定规避和恃强性上很高的文化。相反，以色列则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文化上得分都比较高的国家，所以才会出现如此的经济奇迹。
再举个例子，日本和德国在GEM的历次调查中都是排名靠后的“劣等生”，这两个国家的早期创业活动的比例大概是在2％～4％之间，可是我们难以否认这两个国家具有极强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是表现在中国式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重搭台子另唱戏”，而是公司内部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改进。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毫无原则地鼓励创业了。尤其是政府，不应该把解决就业的希望放在鼓励大学生去创业上。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前途不仅仅在于鼓励更多的高成长性和高创新型的创业，更在于鼓励更多的公司 内创业(Intrapreneurship)，鼓励持续改进、专业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养成，否则中国的创业和创新永远只能在低水平重复，永无出现一大批优秀公司和世界品牌的可能。中国永远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中等发达国家。
并不是所有的创业都是好的
根据迈克·波特的经济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型的经济、效率驱动型的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的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经历两次转型，一次是从生产要素驱动型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和采掘业为主的经济)向正在崛起的范围经济转型，另外一次是从效率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效率驱动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进一步的工业化、范围经济、产业链上细分市场的打开和小规模的制造业。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不断提高的研发和知识密度、智力资源、服务业和“创造性的毁灭”等。
很多人经常争议说中国的企业史应该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两个阶段，然后提出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说这个节点到底是应该划在1984年，还是1992年，抑或是2001年，或者2008年。这样的划分只是流于一些新间事件和表面现象(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入WTO或者奥运会等)。
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的创业活动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时候(对不起，我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哪一年)，就是中国创业活动从要素驱动型过渡到效率驱动型的时候，它可能是在2002年也可能是在2005年。而目前中国刚刚才开始从效率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过渡。至于是否能转型成功，我对此非常怀疑。我的判断的标准是，至少一个国家的20％以上的创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创新性的时候，这个国家才开始过渡到创新型国家。
同样，创业学的研究也表明，创业活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效果的创业(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无效果的创业(un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和破坏性的创业(destructive entrepreneurship)。破坏性的创业活动就是那些贩毒的、刻章办证的、代开发票的、帮助发表论文的、制造垃圾短信的、唯利是图诱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公司。他们自己赚了钱，但是破环了社会价值。而无效果的创业活动，就是那些考试培训公司、制造安全防盗门的公司、炒作墓地让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的公司等，就是那些自己赚了钱，但是提高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没有给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增值的公司。
最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创业活动毫无疑问是有效果的创业活动。这样的创业活动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为相关利益者创造了价值，同时创业者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公司毫无疑问在美国是Google、Apple、eBay、Intel等，在中国是华为、比亚迪、阿里巴巴、爱国者等，我们希望这样的公司越多越好。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从要素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过程中，前两种坏的创业活动会越来越减少，而有效果的创业活动会越来越多。不知道在中国这种现象是否能重现?毕竟，我们知道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中寻租的多，创造价值的少；而好的市场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多，寻租的少。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预言，2011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创业活动的绝对数量会逐渐下降，但是，创业活动的质量将会缓慢地提高。创业会变得越来越难，创业门槛会越来越高，只有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才能识别和开发出新的商业机会来。除非一些垄断的行业或者受管制的行业彻底放开，很难再出现多个大的行业中的横空出世者，出现像马云那样的创业英雄，更多的创业将是在细分市场上的创新，和对现有市场的强力整合。
有幸参加了2010年《创业家》的年会，年会主题是“创新的主场——技术·产品·模式”。会上，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感叹瑞典人看似闲散，动不动就去休假，个人效率看似很低，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负责的那一点点事情以专业的态度做到极致，整个社会的效率则很高，并感叹在中国创新的艰难。而爱国者创始人冯军则一如既往地高唱他的“爱国”，认为中国是最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听者可能感到很迷惑，中国文化适合创业和创新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议论的人很多，但是，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我想我有一定的发言权。
最具创业活力的国家：智利和津巴布韦?
在过去三年曲折的探索中，我们发现GLOBE项目的9个文化维度，基本上可以归类为两个大的维度，一个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Traditiona Lism)，另外一个称之为现代文化(Modernism)。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有很高的小团体导向的集体主义(比如中国人的关系、圈子和家族中心主义)，很高的权力距离(该变量描述的是对一个社会中权力分布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和很高的人文导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术语，描述的是一个社会鼓舞和激励个人对他人公平、无私、宽容、关爱和友善的程度。中国在这个变量上得分比较高，而德国是最低的，而得分最高的竟然是赞比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一些测量问题)。而现代性文化的典型特征是高的业绩导向(强调结果导向、个人成就等)、高的未来导向(比如长期计划、对未来的投资和延迟满足等)、高的不确定性规避(比如规则的重要性和对细节的关注)和高的恃强性(强调自信、个人独立、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能采取建设性的沟通和表达等)。
十年来，GEM项目得出一个基本的规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早期创业活动(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简单地说是创业时间少于42个月)的数量从高到低再到高，形成一个近似U型的曲线。也就是说，全世界早期创业活动率最高的那些国家不是在美国和欧洲，更不是在日本和新加坡，而是在津巴布韦、智利、阿根廷、泰国、中国和印度等。
我上课的时候曾经问我的MBA学生一个问题：假如中国有4500万到5000万个公司，你估计在美国有多少公司?学生说“至少有两倍的数量”。这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回答。中国有13亿人，美国只有3亿人，怎么可能美国会比我们有更多的公司呢?根据GEM的调查，中国的成年人口(18岁～64岁)中的早期创业活动的比例是在12％～15％，而美国的早期创业活动的比率是在6％～8％之间，美国的公司数目有中国的一半就很不错了，怎么可能出现美国的公司数目是中国公司数目的至少两倍呢?(我在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特地检索了一下，www.manta.com网站上面提供的美国公司的数据是23,788,483个，非常接近我的猜测)。我想，这里面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大家都以为创业活动最热火朝天的是在美国。事实上，像智利和津巴布韦这两个国家，创业活动的比率是在35％～40％之间。但是，你能认为他们是最有创业精神的国家吗?
如何解释这样一个U型曲线现象呢?心理学家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原因，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因素，而社会学家则强调制度的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制度性的因素基本上解释不了多少创业活动的国家差异，经济因素能解释相当一部分差异，而民族文化的解释力度则超乎一般人想象地强。我们发现，以前认为不利于创业活动的传统文化维度，事实上与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创业活动的数量(早期创业活动和成熟期创业活动)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现代性文化则与创业活动的数量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关系。但是，现代性文化与创业活动的质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与一个国家中机遇驱动型的创业、高期望型的创业、高成长型创业和高创新型创业等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传统文化则与这些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之间没有显著相关。
为什么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创业活动的数量呢?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创业活动都是生存驱动型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所以才去创业：
第二，在缺乏制度性资源支持和保障的情况下(比如丰裕的资本市场、高效廉洁的行政系统等)，传统性文化扮演了一个“保护垫”的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social capital and supports)，降低了对创业失败的恐惧，使得创业者敢于冒险，放手一搏，提高了整个社会创业活动的数量；
第三，创业活动对那些弱势的群体来说提供了改善个人命运的唯一途径，比如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下，逃离这种命运不公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创业。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为什么日本和德国是“劣等生”
此外，我们还发现，传统文化和经济因素(人均GDP)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扮演了一个提供资源和缓冲剂的作用，有助于创业活动数量的提高。但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传统文化却对创业活动的数量有阻碍作用。如果在这个时候，国家文化不能向着现代化转变，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是不可能有大量的高水平创新和创业的。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出现几个像华为、阿里巴巴、爱国者那样的创新型公司是可能的，但那只是统计上的小概率事件，是一些统计上的异类(Outliers)，而不是大多数现象。
一个国家是否能被认为具有创业精神，最主要的不在于其大量的低水平的生存驱动型创业活动，而在于其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在于那些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创业，在于那些创造出更多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创业活动，在于那些机遇驱动的创业活动。而这些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与现代性文化紧密相关。可悲的是，中国文化却不是一个在绩效导向、未来导向、不确定规避和恃强性上很高的文化。相反，以色列则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文化上得分都比较高的国家，所以才会出现如此的经济奇迹。
再举个例子，日本和德国在GEM的历次调查中都是排名靠后的“劣等生”，这两个国家的早期创业活动的比例大概是在2％～4％之间，可是我们难以否认这两个国家具有极强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是表现在中国式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重搭台子另唱戏”，而是公司内部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改进。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毫无原则地鼓励创业了。尤其是政府，不应该把解决就业的希望放在鼓励大学生去创业上。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前途不仅仅在于鼓励更多的高成长性和高创新型的创业，更在于鼓励更多的公司 内创业(Intrapreneurship)，鼓励持续改进、专业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养成，否则中国的创业和创新永远只能在低水平重复，永无出现一大批优秀公司和世界品牌的可能。中国永远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中等发达国家。
并不是所有的创业都是好的
根据迈克·波特的经济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型的经济、效率驱动型的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的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经历两次转型，一次是从生产要素驱动型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和采掘业为主的经济)向正在崛起的范围经济转型，另外一次是从效率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效率驱动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进一步的工业化、范围经济、产业链上细分市场的打开和小规模的制造业。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不断提高的研发和知识密度、智力资源、服务业和“创造性的毁灭”等。
很多人经常争议说中国的企业史应该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两个阶段，然后提出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说这个节点到底是应该划在1984年，还是1992年，抑或是2001年，或者2008年。这样的划分只是流于一些新间事件和表面现象(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入WTO或者奥运会等)。
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的创业活动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时候(对不起，我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哪一年)，就是中国创业活动从要素驱动型过渡到效率驱动型的时候，它可能是在2002年也可能是在2005年。而目前中国刚刚才开始从效率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过渡。至于是否能转型成功，我对此非常怀疑。我的判断的标准是，至少一个国家的20％以上的创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创新性的时候，这个国家才开始过渡到创新型国家。
同样，创业学的研究也表明，创业活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效果的创业(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无效果的创业(un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和破坏性的创业(destructive entrepreneurship)。破坏性的创业活动就是那些贩毒的、刻章办证的、代开发票的、帮助发表论文的、制造垃圾短信的、唯利是图诱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公司。他们自己赚了钱，但是破环了社会价值。而无效果的创业活动，就是那些考试培训公司、制造安全防盗门的公司、炒作墓地让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的公司等，就是那些自己赚了钱，但是提高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没有给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增值的公司。
最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创业活动毫无疑问是有效果的创业活动。这样的创业活动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为相关利益者创造了价值，同时创业者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公司毫无疑问在美国是Google、Apple、eBay、Intel等，在中国是华为、比亚迪、阿里巴巴、爱国者等，我们希望这样的公司越多越好。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从要素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过程中，前两种坏的创业活动会越来越减少，而有效果的创业活动会越来越多。不知道在中国这种现象是否能重现?毕竟，我们知道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中寻租的多，创造价值的少；而好的市场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多，寻租的少。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预言，2011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创业活动的绝对数量会逐渐下降，但是，创业活动的质量将会缓慢地提高。创业会变得越来越难，创业门槛会越来越高，只有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才能识别和开发出新的商业机会来。除非一些垄断的行业或者受管制的行业彻底放开，很难再出现多个大的行业中的横空出世者，出现像马云那样的创业英雄，更多的创业将是在细分市场上的创新，和对现有市场的强力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