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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福金的新著《念头》是一部极富时代感的作品，既试图纵向地透视历史，也试图横向地反思当下。充盈在小说《念头》中的，是当下的时代气质与危机。
《念头》描述了企业家张晋中的半世岁月。在叙述张晋中的半百生涯的同时，小说从侧面勾勒出了一部中国社会近五十年的发展巨变史。具体来说，作者采用楼层式的叙事结构，构造了六层空间楼层，由上至下，自今往古，以插叙和倒叙的方式，展示张晋中个人生活“小历史”的同时，也勾画了1970年代至今社会变迁的“大历史”。
年过半百的成功企业家张晋中，经历生死劫难之后，置身最高层，以思虑与自省的姿态回顾着一路艰辛走来的每一层楼层的足迹：七十年代的创伤童年、八十年代的启蒙少年、九十年代的进取青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事业壮年、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自省中年。而每一层涉及的同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变化，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由于采用了全知叙事视角、意识流、大量的自由引语等叙事修辞，使得作者声音和人物声音混杂难分）得到展示。
楼层式的叙事结构在老舍的《茶馆》中也曾被使用过，储福金着意使用，并非东施效颦，而正切合于作者所处理的历史结构。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变动，的确适合用这样一种叙事结构。在十分清晰地将五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明晰地铺陈、展示出来，在呈现中国“大历史”的总体情况的同时，作者试图揭示，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每一个十年就是一个大变动、一个新社会，中国在半个世纪发生的怪兽般的巨大变迁，让人震惊。正如余华曾在《兄弟》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新时期），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濃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异变与社会的异型，正是这种造成“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变迁，造就了一种时代情绪，储福金敏锐地把握住了它，并把它命名为“空感”。德间佳信在分析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时，曾对该小说中“空”的内涵做出辩证阐释：“‘空’离开‘实’不会存在，一边被暴力、利益等的‘实’侵蚀。一边和‘实’对抗，最后以微弱的优势战胜‘实’，这便是一种精神性。”a
在小说《念头》中，储福金对“空”的思考渗透了小说的语言、结构与人物各方面。首先，小说时常采用如A如B、似A似B、非A非B之类语言，来表达张晋中的感受和思考，飘忽、捉摸不定的“念头”，呈现一种强烈的不确定、不稳定感;同时，小说设置了来去倏然的楼层叙事结构描述故事和人物，上一个十年的人物乍然消失于下一个十年，人物来来去去，张晋中仿如《茶馆》中的王利发，经历着人物的近离与历史的变迁，一种时代的沧桑感，由此隐隐透出。主人公张晋中内心也时常产生着“空感”。“空”“虚”“幻”等是张晋中时常思考的问题。在回故城买房，张晋中在签订合同时，“虽然没有犹豫，但他的内心又流过一点空感，空无所托”。在莲园休养生息之时，不可把握的幻象时刻侵袭着他。在与制作骨灰陶坛的祁永初谈到修行时，张晋中认为修行的本质是“悟空”，无论修枯骨观或莲花观，都见是空。
“空感”“虚幻”的“念头”促使张晋中反思自己的过往，脚下的五个楼层投影折叠出一个当代“中庸”的新企业家形象。
无疑，张晋中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出生于大城市，定居在中城，事业在小城”的他“开过公司办过厂，也曾被小城称作是模范实业家”。张晋中一生追逐“钱与女人”。在他知天命之年，曾自嘲是“‘罪恶的’资本家”。
在张晋中上大学的时候，姚定星成为他最初的经济启蒙者。姚定星以“赌”的方式与张晋中交流，张晋中最初的金钱欲望（三个月挣六十元），也是出于与姚定星的赌约。从此，张晋中走出封闭自我，踏入社会，与金钱的“魔鬼”签订契约，成为生活的冒险者、金钱的奴役人;他在“底层努力与奋斗，获得金钱就是他的目的”;他跌进了钱的梦魇中，“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一张脸就如一个旧时的钱币，眼鼻嘴都在钱眼中动，甚至思想的时候，也摆脱不了钱的念头”。姚定星对于张晋中来说，是一个经济启蒙者，一个欲望的“诱惑者”，一个“形同魔鬼的形象，化身无数，和每个被诱惑者签约，这签约起始赌注，赌的是未来，而未来社会呈现的就是魔鬼形象的所在”。张晋中冲进了未来的魑魅魍魉，追逐一生。
大学毕业后，在拥有一份安稳的事业单位工作的同时，张晋中不安分地从事着个人的生意经营，过着“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的两重生活;辞职之后，加入互联网参与炒股，开办皮包公司，接手陶厂。张晋中一直为赚钱而努力拓宽财路，“成了财迷”，始终未能躲过“时代的病”。年过半百、经历生死之后，张晋中退隐莲园，但他还是帮着莲园园主李寻常规划莲种生产、建立营销网站、拓展销售业务，让莲园进入市场进入社会，此时，张晋中自我反思道，自己“或许也是金钱之魔的使者，诱着一个研究莲花变种的农民科学家，让他也钻进钱眼里去”。
然而，张晋中并非典型的新时期中国式企业家形象。张晋中虽具有走在时代潮流前沿（或紧跟潮流发展）的能力（譬如，在他三十岁时，他是小城中最早使用互联网、最早投入炒股行业的一员），但是在本质上，张晋中却是一个在时代潮流中、被潮流裹挟着往前走的企业家。他自我认同是“一个追波逐流之徒”。张晋中自省到：“他根本上是个文青，其实一直在放任自己，在做生意之余，追逐女人与金钱，正合着这个商品社会的基本形态。他本就是一个追波逐流之徒。”童年之时，张晋中喜爱看《聊斋志异》，“内有一种与古人相通的文人气。那是一种与现时社会不同的味道，让他总也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在与女性交往时，张晋中重视双方的感情交流。在生意场上，张晋中始终与政府官员保持一定距离，尽量避免直接与他们打交道。即使他清楚意识到，“在这个年头，一个企业要与众多部门打交道，一个小科员就有可能让生产停转”，但“联系官门，打点机关，都由李经理去进行的。他讨厌行贿”，却也不得不遵从社会潜规则：“账上少不了有着这么一笔称之为宣传费的，各部门私下里称之为润滑剂的费用。”投机者朱汉家对张晋中的评价很妥帖地总结了张晋中“生意做不大”的性格因素：“你还太传统，太封闭”，因而“还是没有真正走进这个发展的新社会”。 五十岁以后，经历生死一难的张晋中脱身出离自己的企业，隐居莲园，以莲为伴，醉心制作陶艺手工品，参与文人雅集，转向一种传统的文人生活，从“经济人”转变成一个文化人，追求着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张晋中与梁同德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表现了张晋中的内心转变：
“你还没有实现梦？多少年轻人以你为梦。大厂长，大老板。
赚钱能算梦吗？不就是万恶的资本家嘛。
社会总算是发展了，主要靠的还是经济人。
经济人眼中只有物质利益，而文化人才具精神追求。”
文化与精神生活似乎视日如年，而物质社会变化迅疾，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年过半百的的张晋中仍然关注着社会的前沿发展：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等，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做落伍者”。在最后，张晋中将自己所有的资产给予梁青枝，作为她在美国开创一家人工智能的研究性公司的起步资金。
在梳理分析三十年的事业生涯之后，我们可以说，张晋中是一个走在时代潮流中间的“中庸”的企业家。一方面，他是成功的企业家，一生追逐着金钱与女性;另一方面，他不单满足于单纯的企业家身份，重视内心感受，具有自省意识，追求着一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正是这种新时代的“中庸”的企业家形象，使得张晋中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与危机症候。
或许可以将张晋中这一形象与《兄弟》中的李光头做一比较。2006年余华的小说《兄弟》刻画了李光头这一典型的中国企业家形象。李光头从无父无母的落魄贫穷子弟，凭着自己的胆大流氓性格，不屈不挠，经做小生意开始逐渐创出一番大天地：借福利厂残疾工人的名义博取上海企业家的同情，拉拢板箱加工业务;筹集乡人血汗钱作为自己开办服装厂的第一桶金;在上海拉生意失败之后，在县政府门口静坐示威以期重新当回福利厂厂长;在示威期间将政府门口作为垃圾收集地，同时就地取材，将垃圾分类再通过不同渠道卖至全国各地，并将破烂生意做大发展成跨国生意;买下福利厂，帮助政府建设市容，成为县人大代表;此后官商勾结，开办服装厂、饭店、洗浴中心，投资房地产，成立控股公司，逐渐掌控刘镇全县人民的GDP，成为亿万富翁。在物质生活方面，李光头也是一个奢靡浪荡之徒：带名牌手表、最先装上私人电话、穿意大利阿玛尼西装、花钱请俄罗斯大画家为自己画肖像、开奔驰宝马车、玩各色女人、举办全国处美人大赛等。对这时候的李光头来说，生活只有两样東西——金钱和女人：“李光头……伸出两根手指，说自己是白天挣钱，晚上挣女人。他说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除了钱和女人，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李光头来说，物质生活即是当下，文化或精神生活不是在回不去的过去，就是在遥远的未来。余华在《兄弟》后记中犀利地指出，他所描绘的《兄弟》下部李光头的故事呈现的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余华的小说呈现的李光头是一个中国式企业家，一个流氓式的和文盲式的浮士德形象：积极进取有决断、欲望不断膨胀永不停止并愿为此奉献牺牲。李光头有天然的经商头脑，脸皮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李光头不怕失败，跌倒了顽强地重新站起，不达目的不罢休;李光头做跨国生意办贸易企业投资房地产官商勾结玩女人;李光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始终紧跟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沿、甚至引领时代发展的生意人。即使在人生晚年，李光头坐在他的镀金马桶上，仍梦想着飞离地球、遨游太空，把宋钢的骨灰盒送上太空轨道。
如果说，2006年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的企业家形象是流氓式的不顾一切的浮士德形象，那么2018年储福金《念头》中的张晋中就是一个中庸型的有教养的企业家形象。不同于李光头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张晋中是一个走在潮流中间的人，是被潮流裹挟的人，并且是在潮流中反思自我并朝前走的人。十多年之后的张晋中，在追求金钱、追逐资本积累与享乐（与李光头一样）的同时，怀疑着仅仅金钱积累本身并不能构成生活的自足性，因而张晋中需要其他东西（文化的、精神的补足），并在“念头”中反省着自己、反省着人生的意义。张晋中的这一“中庸”的企业家形象构成了新时代的新企业家形象。虽然在语言修辞、在叙事的成功度上，储福金的《念头》不如余华的《兄弟》，但两者都在试图捕捉新时期的典型的企业家形象与时代症候。李光头与张晋中的两种企业家形象，有力地呼应了中国新时期至今经历的资本经济发展轨迹。
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起飞。1980年，邓小平在干部讲话中呼吁干部要“艰苦创业”b。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十年”。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下海潮”（以“九二派”c为主）之后，资本积累增长迅速。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纳入资本全球化，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2008年，中国经历了第八次经济危机d。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李光头式的企业家形象，中国不顾后果（政治、文化、环境、人文等）地发展经济，资本迅速积累，经济雪球越滚越大，GDP直线上升。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虽仍沿惯性继续往上冲，但是发展劲头逐渐减缓，当初被经济大潮所掩盖的问题纷至沓来。不顾一切、陷入资本逻辑的李光头式的企业家要么风光无限功成名就、要么功败垂成乃至锒铛入狱，独立资本潮头的生活或许其实并不那么风光，相反或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此时此刻，或许张晋中式的企业家形象才契合着当下的时代特征：仍然欲望膨胀，仍想要进取积累，但“空感”却逐渐萦绕心头。张晋中式的企业家或许会发现，生活本身除物质外还有其他形态——文化的、精神的，“空感”的“念头”成为其意识与精神主流。
回头看张晋中，他在1980年代获得经济启蒙，但这种赌徒式的经济启蒙并不能支撑张晋中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企业家。张晋中是一个未老先衰的企业家。他渴望进入金钱游戏，但同时始终沾染着一层局外人的色彩;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恶果中，反思自己的企业家本质，最后又自我放弃了资本、放弃了自我，将自己从经济人形象转向了一个文化人、一个当代隐士（虽然未彻底，但这更显示了其“中庸”本色）。张晋中式的企业家的自我否定在当代是否典型？我们并不那么确定，不过，或许可以设想，当中国经济进入原始积累的疯狂时期时，李光头式的企业家欲望不断扩张，始终进行着不间断的资本运转与积累，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等启蒙积累，因而当资本积累到某一临界点时，李光头式的企业家会发现，单纯的资本积累并不能提供人生自足的意义。或许，张晋中式的企业家的反思与幻灭正源于此，而正是这种幻灭引起的“虚浮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根本是孤独的”“念头”、对于“人生真的只是一些堆积起来的飘浮的念头吗”的“空感”的感悟，使新世纪的企业家张晋中带上一股未老先衰的气息。这股未老先衰的气质，不由让人联想起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独立的自足的阶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阶级e。
至此，小说《念头》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反省力，然而未老先衰的“中庸”的新企业家形象。小说尽管在语言、叙事上不太充足，但储福金以其敏锐的时代感受力、强烈的时代危机感与忧患意识，通过夹叙夹议（主人公的“念头”与意识流、大量自由引语）的叙事方式，呈现了新时代的新企业家形象，揭示了新时代企业家的危机，由此，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危机。
【注释】
a[日]德间佳信：《离开一点“实”，以体现各自的“空”》，《储福金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页。
b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c“九二派”指1992年大规模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企业主，正如厉以宁所言：“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进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作的体制内官员或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一股商业浪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九二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这些“九二派”企业家中不乏今日赫赫有名的商界大鳄，例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黄怒波、俞敏洪等。参见陈海：《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d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e[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念头》描述了企业家张晋中的半世岁月。在叙述张晋中的半百生涯的同时，小说从侧面勾勒出了一部中国社会近五十年的发展巨变史。具体来说，作者采用楼层式的叙事结构，构造了六层空间楼层，由上至下，自今往古，以插叙和倒叙的方式，展示张晋中个人生活“小历史”的同时，也勾画了1970年代至今社会变迁的“大历史”。
年过半百的成功企业家张晋中，经历生死劫难之后，置身最高层，以思虑与自省的姿态回顾着一路艰辛走来的每一层楼层的足迹：七十年代的创伤童年、八十年代的启蒙少年、九十年代的进取青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事业壮年、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自省中年。而每一层涉及的同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变化，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由于采用了全知叙事视角、意识流、大量的自由引语等叙事修辞，使得作者声音和人物声音混杂难分）得到展示。
楼层式的叙事结构在老舍的《茶馆》中也曾被使用过，储福金着意使用，并非东施效颦，而正切合于作者所处理的历史结构。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变动，的确适合用这样一种叙事结构。在十分清晰地将五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明晰地铺陈、展示出来，在呈现中国“大历史”的总体情况的同时，作者试图揭示，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每一个十年就是一个大变动、一个新社会，中国在半个世纪发生的怪兽般的巨大变迁，让人震惊。正如余华曾在《兄弟》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新时期），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濃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异变与社会的异型，正是这种造成“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变迁，造就了一种时代情绪，储福金敏锐地把握住了它，并把它命名为“空感”。德间佳信在分析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时，曾对该小说中“空”的内涵做出辩证阐释：“‘空’离开‘实’不会存在，一边被暴力、利益等的‘实’侵蚀。一边和‘实’对抗，最后以微弱的优势战胜‘实’，这便是一种精神性。”a
在小说《念头》中，储福金对“空”的思考渗透了小说的语言、结构与人物各方面。首先，小说时常采用如A如B、似A似B、非A非B之类语言，来表达张晋中的感受和思考，飘忽、捉摸不定的“念头”，呈现一种强烈的不确定、不稳定感;同时，小说设置了来去倏然的楼层叙事结构描述故事和人物，上一个十年的人物乍然消失于下一个十年，人物来来去去，张晋中仿如《茶馆》中的王利发，经历着人物的近离与历史的变迁，一种时代的沧桑感，由此隐隐透出。主人公张晋中内心也时常产生着“空感”。“空”“虚”“幻”等是张晋中时常思考的问题。在回故城买房，张晋中在签订合同时，“虽然没有犹豫，但他的内心又流过一点空感，空无所托”。在莲园休养生息之时，不可把握的幻象时刻侵袭着他。在与制作骨灰陶坛的祁永初谈到修行时，张晋中认为修行的本质是“悟空”，无论修枯骨观或莲花观，都见是空。
“空感”“虚幻”的“念头”促使张晋中反思自己的过往，脚下的五个楼层投影折叠出一个当代“中庸”的新企业家形象。
无疑，张晋中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出生于大城市，定居在中城，事业在小城”的他“开过公司办过厂，也曾被小城称作是模范实业家”。张晋中一生追逐“钱与女人”。在他知天命之年，曾自嘲是“‘罪恶的’资本家”。
在张晋中上大学的时候，姚定星成为他最初的经济启蒙者。姚定星以“赌”的方式与张晋中交流，张晋中最初的金钱欲望（三个月挣六十元），也是出于与姚定星的赌约。从此，张晋中走出封闭自我，踏入社会，与金钱的“魔鬼”签订契约，成为生活的冒险者、金钱的奴役人;他在“底层努力与奋斗，获得金钱就是他的目的”;他跌进了钱的梦魇中，“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一张脸就如一个旧时的钱币，眼鼻嘴都在钱眼中动，甚至思想的时候，也摆脱不了钱的念头”。姚定星对于张晋中来说，是一个经济启蒙者，一个欲望的“诱惑者”，一个“形同魔鬼的形象，化身无数，和每个被诱惑者签约，这签约起始赌注，赌的是未来，而未来社会呈现的就是魔鬼形象的所在”。张晋中冲进了未来的魑魅魍魉，追逐一生。
大学毕业后，在拥有一份安稳的事业单位工作的同时，张晋中不安分地从事着个人的生意经营，过着“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的两重生活;辞职之后，加入互联网参与炒股，开办皮包公司，接手陶厂。张晋中一直为赚钱而努力拓宽财路，“成了财迷”，始终未能躲过“时代的病”。年过半百、经历生死之后，张晋中退隐莲园，但他还是帮着莲园园主李寻常规划莲种生产、建立营销网站、拓展销售业务，让莲园进入市场进入社会，此时，张晋中自我反思道，自己“或许也是金钱之魔的使者，诱着一个研究莲花变种的农民科学家，让他也钻进钱眼里去”。
然而，张晋中并非典型的新时期中国式企业家形象。张晋中虽具有走在时代潮流前沿（或紧跟潮流发展）的能力（譬如，在他三十岁时，他是小城中最早使用互联网、最早投入炒股行业的一员），但是在本质上，张晋中却是一个在时代潮流中、被潮流裹挟着往前走的企业家。他自我认同是“一个追波逐流之徒”。张晋中自省到：“他根本上是个文青，其实一直在放任自己，在做生意之余，追逐女人与金钱，正合着这个商品社会的基本形态。他本就是一个追波逐流之徒。”童年之时，张晋中喜爱看《聊斋志异》，“内有一种与古人相通的文人气。那是一种与现时社会不同的味道，让他总也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在与女性交往时，张晋中重视双方的感情交流。在生意场上，张晋中始终与政府官员保持一定距离，尽量避免直接与他们打交道。即使他清楚意识到，“在这个年头，一个企业要与众多部门打交道，一个小科员就有可能让生产停转”，但“联系官门，打点机关，都由李经理去进行的。他讨厌行贿”，却也不得不遵从社会潜规则：“账上少不了有着这么一笔称之为宣传费的，各部门私下里称之为润滑剂的费用。”投机者朱汉家对张晋中的评价很妥帖地总结了张晋中“生意做不大”的性格因素：“你还太传统，太封闭”，因而“还是没有真正走进这个发展的新社会”。 五十岁以后，经历生死一难的张晋中脱身出离自己的企业，隐居莲园，以莲为伴，醉心制作陶艺手工品，参与文人雅集，转向一种传统的文人生活，从“经济人”转变成一个文化人，追求着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张晋中与梁同德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表现了张晋中的内心转变：
“你还没有实现梦？多少年轻人以你为梦。大厂长，大老板。
赚钱能算梦吗？不就是万恶的资本家嘛。
社会总算是发展了，主要靠的还是经济人。
经济人眼中只有物质利益，而文化人才具精神追求。”
文化与精神生活似乎视日如年，而物质社会变化迅疾，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年过半百的的张晋中仍然关注着社会的前沿发展：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等，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做落伍者”。在最后，张晋中将自己所有的资产给予梁青枝，作为她在美国开创一家人工智能的研究性公司的起步资金。
在梳理分析三十年的事业生涯之后，我们可以说，张晋中是一个走在时代潮流中间的“中庸”的企业家。一方面，他是成功的企业家，一生追逐着金钱与女性;另一方面，他不单满足于单纯的企业家身份，重视内心感受，具有自省意识，追求着一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正是这种新时代的“中庸”的企业家形象，使得张晋中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与危机症候。
或许可以将张晋中这一形象与《兄弟》中的李光头做一比较。2006年余华的小说《兄弟》刻画了李光头这一典型的中国企业家形象。李光头从无父无母的落魄贫穷子弟，凭着自己的胆大流氓性格，不屈不挠，经做小生意开始逐渐创出一番大天地：借福利厂残疾工人的名义博取上海企业家的同情，拉拢板箱加工业务;筹集乡人血汗钱作为自己开办服装厂的第一桶金;在上海拉生意失败之后，在县政府门口静坐示威以期重新当回福利厂厂长;在示威期间将政府门口作为垃圾收集地，同时就地取材，将垃圾分类再通过不同渠道卖至全国各地，并将破烂生意做大发展成跨国生意;买下福利厂，帮助政府建设市容，成为县人大代表;此后官商勾结，开办服装厂、饭店、洗浴中心，投资房地产，成立控股公司，逐渐掌控刘镇全县人民的GDP，成为亿万富翁。在物质生活方面，李光头也是一个奢靡浪荡之徒：带名牌手表、最先装上私人电话、穿意大利阿玛尼西装、花钱请俄罗斯大画家为自己画肖像、开奔驰宝马车、玩各色女人、举办全国处美人大赛等。对这时候的李光头来说，生活只有两样東西——金钱和女人：“李光头……伸出两根手指，说自己是白天挣钱，晚上挣女人。他说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除了钱和女人，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李光头来说，物质生活即是当下，文化或精神生活不是在回不去的过去，就是在遥远的未来。余华在《兄弟》后记中犀利地指出，他所描绘的《兄弟》下部李光头的故事呈现的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余华的小说呈现的李光头是一个中国式企业家，一个流氓式的和文盲式的浮士德形象：积极进取有决断、欲望不断膨胀永不停止并愿为此奉献牺牲。李光头有天然的经商头脑，脸皮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李光头不怕失败，跌倒了顽强地重新站起，不达目的不罢休;李光头做跨国生意办贸易企业投资房地产官商勾结玩女人;李光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始终紧跟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沿、甚至引领时代发展的生意人。即使在人生晚年，李光头坐在他的镀金马桶上，仍梦想着飞离地球、遨游太空，把宋钢的骨灰盒送上太空轨道。
如果说，2006年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的企业家形象是流氓式的不顾一切的浮士德形象，那么2018年储福金《念头》中的张晋中就是一个中庸型的有教养的企业家形象。不同于李光头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张晋中是一个走在潮流中间的人，是被潮流裹挟的人，并且是在潮流中反思自我并朝前走的人。十多年之后的张晋中，在追求金钱、追逐资本积累与享乐（与李光头一样）的同时，怀疑着仅仅金钱积累本身并不能构成生活的自足性，因而张晋中需要其他东西（文化的、精神的补足），并在“念头”中反省着自己、反省着人生的意义。张晋中的这一“中庸”的企业家形象构成了新时代的新企业家形象。虽然在语言修辞、在叙事的成功度上，储福金的《念头》不如余华的《兄弟》，但两者都在试图捕捉新时期的典型的企业家形象与时代症候。李光头与张晋中的两种企业家形象，有力地呼应了中国新时期至今经历的资本经济发展轨迹。
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起飞。1980年，邓小平在干部讲话中呼吁干部要“艰苦创业”b。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十年”。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下海潮”（以“九二派”c为主）之后，资本积累增长迅速。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纳入资本全球化，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2008年，中国经历了第八次经济危机d。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李光头式的企业家形象，中国不顾后果（政治、文化、环境、人文等）地发展经济，资本迅速积累，经济雪球越滚越大，GDP直线上升。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虽仍沿惯性继续往上冲，但是发展劲头逐渐减缓，当初被经济大潮所掩盖的问题纷至沓来。不顾一切、陷入资本逻辑的李光头式的企业家要么风光无限功成名就、要么功败垂成乃至锒铛入狱，独立资本潮头的生活或许其实并不那么风光，相反或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此时此刻，或许张晋中式的企业家形象才契合着当下的时代特征：仍然欲望膨胀，仍想要进取积累，但“空感”却逐渐萦绕心头。张晋中式的企业家或许会发现，生活本身除物质外还有其他形态——文化的、精神的，“空感”的“念头”成为其意识与精神主流。
回头看张晋中，他在1980年代获得经济启蒙，但这种赌徒式的经济启蒙并不能支撑张晋中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企业家。张晋中是一个未老先衰的企业家。他渴望进入金钱游戏，但同时始终沾染着一层局外人的色彩;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恶果中，反思自己的企业家本质，最后又自我放弃了资本、放弃了自我，将自己从经济人形象转向了一个文化人、一个当代隐士（虽然未彻底，但这更显示了其“中庸”本色）。张晋中式的企业家的自我否定在当代是否典型？我们并不那么确定，不过，或许可以设想，当中国经济进入原始积累的疯狂时期时，李光头式的企业家欲望不断扩张，始终进行着不间断的资本运转与积累，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等启蒙积累，因而当资本积累到某一临界点时，李光头式的企业家会发现，单纯的资本积累并不能提供人生自足的意义。或许，张晋中式的企业家的反思与幻灭正源于此，而正是这种幻灭引起的“虚浮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根本是孤独的”“念头”、对于“人生真的只是一些堆积起来的飘浮的念头吗”的“空感”的感悟，使新世纪的企业家张晋中带上一股未老先衰的气息。这股未老先衰的气质，不由让人联想起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独立的自足的阶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阶级e。
至此，小说《念头》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反省力，然而未老先衰的“中庸”的新企业家形象。小说尽管在语言、叙事上不太充足，但储福金以其敏锐的时代感受力、强烈的时代危机感与忧患意识，通过夹叙夹议（主人公的“念头”与意识流、大量自由引语）的叙事方式，呈现了新时代的新企业家形象，揭示了新时代企业家的危机，由此，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危机。
【注释】
a[日]德间佳信：《离开一点“实”，以体现各自的“空”》，《储福金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页。
b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c“九二派”指1992年大规模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企业主，正如厉以宁所言：“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进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作的体制内官员或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一股商业浪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九二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这些“九二派”企业家中不乏今日赫赫有名的商界大鳄，例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黄怒波、俞敏洪等。参见陈海：《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d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e[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