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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莲：《听见》，《北京文学》2017年第12期
有评价者认为，马金莲的小说自有一种吸引力，只要你拿起来开始阅读，无论短篇还是中篇，准会跟着叙事进程走，不由自主，也不能自已，直到篇终掩卷，才回过神来，回到现实境地。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听见》读来就是这样，小说所写的故事，本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小冲突，当家长和舆论介入，事情就发酵演变成一场暴力，是当下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网络和媒体中最为常见的事件。作者将这样一个日常事件动用了三四万字的中篇来写，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来刻画刘长乐这个第一主人公的心理动态，叙事上平实从容，不温不火。即使是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比如学生耳朵里竟然插着一支没帽的钢笔，比如家长恶意索取赔偿金时的冷酷态度，皆在安排很好的调度中和情理之中，可见作者的叙事功力。
刘长乐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年轻教师，渴望与他的学生们成为好朋友，在有点厌学、总给班里制造矛盾的腊志东的一再挑衅下，于冲动之下打伤学生的耳朵，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家长讹钱，学校停课，同事轻蔑，网络攻击，种种打击下，最后刘长乐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简单的事件在作者的艺术的观照下，照出了生活的真相，更照出了悲剧的原点——大众传播的暴力和人性中的自私阴暗面。小说中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无良教师钢笔狠戳学生耳道，学生致残家长无助求救。求扩散，求转发”的文章，直指时下一些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参与者不经调查便揭竿而起群起攻之的“正义感”。那些自以为理由充足、道理在握的人，才是真正的制造罪行者。而腊志东的父亲腊学民，本是一个出身农村、老实本分的小学教师，在亲戚友人的撺掇下，人性的贪欲和自私一点点地展现出来。作者那种冷酷的对人情世故切割般的描摹手法，呈现了一个好人如何慢慢露出可怖的吃人相，变成一个反过来吃人的害人者，读后令人悚然。一个被亲人忍心当成谋利工具的少年，他的价值，可以说不值一提。不论是不是内心的幡然悔悟，腊志东从内心里觉得自己的父亲恶心，甚至害怕自己几十年后变成父亲的嘴脸。这实在是为人父母最深切的悲哀了。作者给了小说一个颇具讽刺寓意的结尾：合力作恶的氛围中，从配合到挣脱的腊志东在逃往省城的路途中，内在意识终于“听不见”了。
这篇小说在至深处，弥漫着一种悲悯情怀。对世情的明察，对人心的悲悯，对现实的无尽反思，或许才是小说魅力的内核和根源。
金昌国：《文周》，《花城》2017年第6期
金昌国的小说《文周》以小说中男主人公清末奴才文周命名，为我们讲述了末代皇帝溥仪逃亡后，奴才文周跟随二格格流落东北直至他老去与宫廷字画纠葛一生的故事。文周是打心底里顺从奴性的，故事里他的半生都在为二格格活着，不论是为了让主子安顿下来娶了酱园师傅听力有障碍的女儿张看还是生了女儿后文周两头跑无半分怨言，再到送走格格觉得格格不再需要自己了时心里的怅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奴才，一个从属于二格格的忠心的下人。以至于圆房后张看打水给文周洗脚时，他“一高儿从炕上蹦下来，恓惶着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他的意念里，他应该是给别人洗脚，从没想过接受别人侍候。而当他真正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体贴的丈夫，一个尽职的爸爸，好好過日子的时候，命运却夺走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妻女。
悲剧命运的背后是世事的无常，文周生在清末，又赶上国共内战，最好的年华里都在流荡，人命是动荡年代里最不值钱的东西。与此相呼应，小说的语言是苍凉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兵荒马乱，但文周却是温情而乐观的，即便生活没有给过他一次圆满。小说开头烧字画的时候，文周从火里捞出了一幅盖满印章的藏了起来，“他用舌头舔了舔火泡，偷偷地乐了”，那种侥幸的得意的心理活脱脱地呈现在纸上；妻女死后，文周把她们埋在了对面的山上，从文周住处抬眼就能看到两座坟茔，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却变成了山上山下的邻居，文周每日都到山上同母女俩团聚。文周为了格格娶了张看，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的画面是整篇小说中最富有感染力的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一时刻短暂的结束了，生活似乎迎来了崭新的开始。故事自烧字画始，以烧字画终，充满了悲剧的宿命意味。不论是庙里给文周看相的僧人说他命里无后，尾随他的中年男人说他命里压不住财还是能救妻女命的字画其实就压在箱底，文周的一生似乎都逃不出命运二字，被命运裹挟着前进没有退路，路越走越窄，最后只得孤身一人。
孙春平：《鼠标指》，《北京文学·原创版》2017年第12期
孙春平的小说《鼠标指》用一种怪病作题目，讲述了从事枪决死刑犯职业的优秀青年士兵敖奉林突然得了鼠标指这个怪病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故事之中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却是值得人深思的。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方式，从敖奉林患上鼠标指开始回忆了他应征人部队和几次执行枪决任务的过程。入伍之前，敖奉林是负责镇子集市上杀牛工作的，别人杀牛需要七八个汉子做帮手，而他只一人十秒之内就可以把重过千斤的壮牛放倒。这需要极为强大的心理素质，与执行枪决死刑犯所需要的高超能力不谋而合，当面对的不再是凶神恶煞般的歹徒而是毫无对抗能力，多数已瘫软如泥的死刑犯的时候，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显然比精准的设计技术、勇武的搏杀能力更为重要。因此战士们把执行枪决任务戏称为“碾臭虫”。敖奉林的确没有辜负期望，不管是执行枪决任务还是日常执勤都镇定从容，恪尽职守，在得怪病之前还因为在泥石流灾害中的英勇表现立过三等功。但敖奉林心里是有疙瘩的，一个怀抱着一腔热血想来部队建功立业的人才，却被用来碾跳蚤臭虫，就算以后回老家也是没脸见人的。敖奉林的鼠标指不治而愈后，排长告诉他监所里将用药物死刑代替枪决，枪决将成为历史时，敖奉林竟然回问“药物执行就能保证不再有冤死鬼吗”。原来一直困扰敖奉林的其实是心病，即使面对的是社会的毒瘤，跳蚤臭虫一样无恶不作的死刑犯，他的心里却一直有着人性的拷问：自己的能力只能做“碾臭虫”这种工作，靠杀人的方式立功吗？敖奉林心里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是心理因素而非神经病因使敖奉林得了这个怪病。小说以敖奉林决定报考军校的法律专业而结尾，实际上是对小说主题的一个升华，巧妙地指向了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思考。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在轻松愉快的故事氛围中点出了深沉的精神内核。 七堇年：《黑刃》，《收获》2017年第6期
七堇年的作品文风成熟稳健，阒静通透，充满灵性且艺术感很强。《黑刃》这篇文章，是她由“熬鹰”这个偶然了解到的事儿出发创作出来的一篇充满温情的故事。阿尔德是当地的驯鹰祖师，在一次辉煌的鹰猎大赛之后，“儿子们成婚，分家，走的走，飞的飞”，只留下了孙子别列克。当我提出一位外国朋友查尔斯以往返麦加朝圣的豪华旅程为学费想学习驯鹰后，阿尔德犹豫着应下了。黑刃就是阿尔德帮查尔斯猎获的鹰的名字，在文中同时可以看作是别列克和年轻时的“我”的象征：生猛、激情、冲动。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渴望变成一只鹰，或者一片黑色的刀刃”，想要逃离这个“破麻袋一样的村子”，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片世界，所以“我”抛下了老去的糊涂的父亲，不顾母亲无言的劝阻，十年来只在安葬父亲时回过家。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别列克来说，机场走廊的广告灯箱，站立使用的小便池，自动感应的水龙头开关，这些都是新鲜的，同时也是充满未知的。在与查尔斯的相处过程中，别列克对庄园里的一切越来越熟悉，学会了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喜欢上了跟查尔斯一起吃饭、喝茶，参观地下酒窖、藏书室。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摆脱爷爷的束缚，自由自在地骑马，别列克觉得自己在“飞”，最后动了想留下来的念头。
“熬鹰”需要经过“闯脸”、“下轴”、“毛轴”等多个环节，野性会从鹰的血液里一点一滴流失，经过长时间的条件反射训练，最终熟悉人类，被人类驯服。作者借“我”之口说到“为什么连鹰这样自由的生灵，被驯服之后，主人一抬手臂，它就会飞来”，因为“奴性就在我们的血液里，要么屈服，要么死亡”。人也是一样，正如只有大自然用生存法则淘汰掉的雏鹰长大后才能成为好鹰一样，阿尔德认为别列克是属于无边的旷野的，城市里安逸的繁华的生活会腐蚀掉别列克，正如自己“飞走”后再也没有归来的儿子们。别列克与查尔斯越融洽，阿尔德就越不高兴，越沉默。阿尔德的爱是深沉的，他虽然不喜欢别列克骑马，但并没有从行动上反对，就像他虽然对查尔斯始终保持着警惕，也并没有反对别列克与查尔斯来往。直到别列克在回程的机场里像一头猎鹰一样扑向查尔斯请求查尔斯把他带回去的时候，阿尔德才吼出那一声“回来”。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不顾一切想要远走高飞的自己。
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视角，借“我”和查尔斯之口从旁观者的角度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曾是“黑刃”，渴望划破苍穹，希冀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但人生的过程就如“熬鹰”一般，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真诚和魄力，也许我们最后会被这个社会驯服，或者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爱始终是不会缺席的存在。
姜贻斌：《井台》，《红岩》2017年第6期
姜贻斌的《井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悲凉的故事，围绕一群孩子们看守窑山的水井不被“牛鬼蛇神们”下毒而展开。文革年代的人是简单的二级划分：牛鬼蛇神细把戏和斗争派。文革时代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被判定为“牛鬼蛇神”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夹着尾巴做人，整治每个“牛鬼蛇神”是斗争派最至高无上的权力。细毛的转变是悄无声息的，看得出单纯的细毛心里不是没有仇恨的，沉默和顺从来源于对权力的屈服，亲情的缺失和身边人的漠然让他单纯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霾。在对“牛鬼蛇神们”的讨伐成为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人人都可以攫取并利用后，从孩子群体开始，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冷漠便已经开始蔓延。
很多涉及文革叙事的小说文本，主人公最初通常大多拥有一种革命者或进步分子的社会身份，在历史的动荡中往往沉沦为反动者或落后分子，最后又在历史的错位中返归原先的文化身份。姜贻斌的《井台》却选择了一个小孩子作为主人公来叙述一个有关文革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这种社会身份的底层化和单纯化特征，凸显了作者叙述历史与评价历史的平民化视角，作者着力叙述的只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中的一段平常的往事，却意在更加深刻的揭示文革历史的真相，证明文革这段历史的暴虐性与荒诞性，就连孩子们也无法幸免。小说基本上是围绕“三毛佗”的部分文革记忆而展开叙述的，使文本具有了较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及民间色彩，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复原了作者眼中文革的历史图景以及作家隐藏在背后的主观感受。小说的结尾处，细毛在回味童年的种种琐事后在睡梦中坠入水井溺水而死，充满了悲剧和荒唐的色彩。身体和心灵的“解放”从来没有真正临幸过细毛，他的小小人生在集体狂热浮躁的大环境中是无足轻重的。
作者善用心理描写，透过三毛佗这个小孩子的视角分析着出场的每个人物，没有用直白的作家叙述语言给每个人下定义，而是用三毛佗充满疑问的心理活动带我们从头至尾地旁观了这个悲情故事，叙事手法饱满老到，语言灵动自如。
有评价者认为，马金莲的小说自有一种吸引力，只要你拿起来开始阅读，无论短篇还是中篇，准会跟着叙事进程走，不由自主，也不能自已，直到篇终掩卷，才回过神来，回到现实境地。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听见》读来就是这样，小说所写的故事，本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小冲突，当家长和舆论介入，事情就发酵演变成一场暴力，是当下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网络和媒体中最为常见的事件。作者将这样一个日常事件动用了三四万字的中篇来写，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来刻画刘长乐这个第一主人公的心理动态，叙事上平实从容，不温不火。即使是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比如学生耳朵里竟然插着一支没帽的钢笔，比如家长恶意索取赔偿金时的冷酷态度，皆在安排很好的调度中和情理之中，可见作者的叙事功力。
刘长乐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年轻教师，渴望与他的学生们成为好朋友，在有点厌学、总给班里制造矛盾的腊志东的一再挑衅下，于冲动之下打伤学生的耳朵，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家长讹钱，学校停课，同事轻蔑，网络攻击，种种打击下，最后刘长乐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简单的事件在作者的艺术的观照下，照出了生活的真相，更照出了悲剧的原点——大众传播的暴力和人性中的自私阴暗面。小说中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无良教师钢笔狠戳学生耳道，学生致残家长无助求救。求扩散，求转发”的文章，直指时下一些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参与者不经调查便揭竿而起群起攻之的“正义感”。那些自以为理由充足、道理在握的人，才是真正的制造罪行者。而腊志东的父亲腊学民，本是一个出身农村、老实本分的小学教师，在亲戚友人的撺掇下，人性的贪欲和自私一点点地展现出来。作者那种冷酷的对人情世故切割般的描摹手法，呈现了一个好人如何慢慢露出可怖的吃人相，变成一个反过来吃人的害人者，读后令人悚然。一个被亲人忍心当成谋利工具的少年，他的价值，可以说不值一提。不论是不是内心的幡然悔悟，腊志东从内心里觉得自己的父亲恶心，甚至害怕自己几十年后变成父亲的嘴脸。这实在是为人父母最深切的悲哀了。作者给了小说一个颇具讽刺寓意的结尾：合力作恶的氛围中，从配合到挣脱的腊志东在逃往省城的路途中，内在意识终于“听不见”了。
这篇小说在至深处，弥漫着一种悲悯情怀。对世情的明察，对人心的悲悯，对现实的无尽反思，或许才是小说魅力的内核和根源。
金昌国：《文周》，《花城》2017年第6期
金昌国的小说《文周》以小说中男主人公清末奴才文周命名，为我们讲述了末代皇帝溥仪逃亡后，奴才文周跟随二格格流落东北直至他老去与宫廷字画纠葛一生的故事。文周是打心底里顺从奴性的，故事里他的半生都在为二格格活着，不论是为了让主子安顿下来娶了酱园师傅听力有障碍的女儿张看还是生了女儿后文周两头跑无半分怨言，再到送走格格觉得格格不再需要自己了时心里的怅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奴才，一个从属于二格格的忠心的下人。以至于圆房后张看打水给文周洗脚时，他“一高儿从炕上蹦下来，恓惶着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他的意念里，他应该是给别人洗脚，从没想过接受别人侍候。而当他真正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体贴的丈夫，一个尽职的爸爸，好好過日子的时候，命运却夺走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妻女。
悲剧命运的背后是世事的无常，文周生在清末，又赶上国共内战，最好的年华里都在流荡，人命是动荡年代里最不值钱的东西。与此相呼应，小说的语言是苍凉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兵荒马乱，但文周却是温情而乐观的，即便生活没有给过他一次圆满。小说开头烧字画的时候，文周从火里捞出了一幅盖满印章的藏了起来，“他用舌头舔了舔火泡，偷偷地乐了”，那种侥幸的得意的心理活脱脱地呈现在纸上；妻女死后，文周把她们埋在了对面的山上，从文周住处抬眼就能看到两座坟茔，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却变成了山上山下的邻居，文周每日都到山上同母女俩团聚。文周为了格格娶了张看，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的画面是整篇小说中最富有感染力的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一时刻短暂的结束了，生活似乎迎来了崭新的开始。故事自烧字画始，以烧字画终，充满了悲剧的宿命意味。不论是庙里给文周看相的僧人说他命里无后，尾随他的中年男人说他命里压不住财还是能救妻女命的字画其实就压在箱底，文周的一生似乎都逃不出命运二字，被命运裹挟着前进没有退路，路越走越窄，最后只得孤身一人。
孙春平：《鼠标指》，《北京文学·原创版》2017年第12期
孙春平的小说《鼠标指》用一种怪病作题目，讲述了从事枪决死刑犯职业的优秀青年士兵敖奉林突然得了鼠标指这个怪病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故事之中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却是值得人深思的。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方式，从敖奉林患上鼠标指开始回忆了他应征人部队和几次执行枪决任务的过程。入伍之前，敖奉林是负责镇子集市上杀牛工作的，别人杀牛需要七八个汉子做帮手，而他只一人十秒之内就可以把重过千斤的壮牛放倒。这需要极为强大的心理素质，与执行枪决死刑犯所需要的高超能力不谋而合，当面对的不再是凶神恶煞般的歹徒而是毫无对抗能力，多数已瘫软如泥的死刑犯的时候，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显然比精准的设计技术、勇武的搏杀能力更为重要。因此战士们把执行枪决任务戏称为“碾臭虫”。敖奉林的确没有辜负期望，不管是执行枪决任务还是日常执勤都镇定从容，恪尽职守，在得怪病之前还因为在泥石流灾害中的英勇表现立过三等功。但敖奉林心里是有疙瘩的，一个怀抱着一腔热血想来部队建功立业的人才，却被用来碾跳蚤臭虫，就算以后回老家也是没脸见人的。敖奉林的鼠标指不治而愈后，排长告诉他监所里将用药物死刑代替枪决，枪决将成为历史时，敖奉林竟然回问“药物执行就能保证不再有冤死鬼吗”。原来一直困扰敖奉林的其实是心病，即使面对的是社会的毒瘤，跳蚤臭虫一样无恶不作的死刑犯，他的心里却一直有着人性的拷问：自己的能力只能做“碾臭虫”这种工作，靠杀人的方式立功吗？敖奉林心里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是心理因素而非神经病因使敖奉林得了这个怪病。小说以敖奉林决定报考军校的法律专业而结尾，实际上是对小说主题的一个升华，巧妙地指向了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思考。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在轻松愉快的故事氛围中点出了深沉的精神内核。 七堇年：《黑刃》，《收获》2017年第6期
七堇年的作品文风成熟稳健，阒静通透，充满灵性且艺术感很强。《黑刃》这篇文章，是她由“熬鹰”这个偶然了解到的事儿出发创作出来的一篇充满温情的故事。阿尔德是当地的驯鹰祖师，在一次辉煌的鹰猎大赛之后，“儿子们成婚，分家，走的走，飞的飞”，只留下了孙子别列克。当我提出一位外国朋友查尔斯以往返麦加朝圣的豪华旅程为学费想学习驯鹰后，阿尔德犹豫着应下了。黑刃就是阿尔德帮查尔斯猎获的鹰的名字，在文中同时可以看作是别列克和年轻时的“我”的象征：生猛、激情、冲动。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渴望变成一只鹰，或者一片黑色的刀刃”，想要逃离这个“破麻袋一样的村子”，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片世界，所以“我”抛下了老去的糊涂的父亲，不顾母亲无言的劝阻，十年来只在安葬父亲时回过家。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别列克来说，机场走廊的广告灯箱，站立使用的小便池，自动感应的水龙头开关，这些都是新鲜的，同时也是充满未知的。在与查尔斯的相处过程中，别列克对庄园里的一切越来越熟悉，学会了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喜欢上了跟查尔斯一起吃饭、喝茶，参观地下酒窖、藏书室。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摆脱爷爷的束缚，自由自在地骑马，别列克觉得自己在“飞”，最后动了想留下来的念头。
“熬鹰”需要经过“闯脸”、“下轴”、“毛轴”等多个环节，野性会从鹰的血液里一点一滴流失，经过长时间的条件反射训练，最终熟悉人类，被人类驯服。作者借“我”之口说到“为什么连鹰这样自由的生灵，被驯服之后，主人一抬手臂，它就会飞来”，因为“奴性就在我们的血液里，要么屈服，要么死亡”。人也是一样，正如只有大自然用生存法则淘汰掉的雏鹰长大后才能成为好鹰一样，阿尔德认为别列克是属于无边的旷野的，城市里安逸的繁华的生活会腐蚀掉别列克，正如自己“飞走”后再也没有归来的儿子们。别列克与查尔斯越融洽，阿尔德就越不高兴，越沉默。阿尔德的爱是深沉的，他虽然不喜欢别列克骑马，但并没有从行动上反对，就像他虽然对查尔斯始终保持着警惕，也并没有反对别列克与查尔斯来往。直到别列克在回程的机场里像一头猎鹰一样扑向查尔斯请求查尔斯把他带回去的时候，阿尔德才吼出那一声“回来”。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不顾一切想要远走高飞的自己。
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视角，借“我”和查尔斯之口从旁观者的角度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曾是“黑刃”，渴望划破苍穹，希冀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但人生的过程就如“熬鹰”一般，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真诚和魄力，也许我们最后会被这个社会驯服，或者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爱始终是不会缺席的存在。
姜贻斌：《井台》，《红岩》2017年第6期
姜贻斌的《井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悲凉的故事，围绕一群孩子们看守窑山的水井不被“牛鬼蛇神们”下毒而展开。文革年代的人是简单的二级划分：牛鬼蛇神细把戏和斗争派。文革时代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被判定为“牛鬼蛇神”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夹着尾巴做人，整治每个“牛鬼蛇神”是斗争派最至高无上的权力。细毛的转变是悄无声息的，看得出单纯的细毛心里不是没有仇恨的，沉默和顺从来源于对权力的屈服，亲情的缺失和身边人的漠然让他单纯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霾。在对“牛鬼蛇神们”的讨伐成为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人人都可以攫取并利用后，从孩子群体开始，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冷漠便已经开始蔓延。
很多涉及文革叙事的小说文本，主人公最初通常大多拥有一种革命者或进步分子的社会身份，在历史的动荡中往往沉沦为反动者或落后分子，最后又在历史的错位中返归原先的文化身份。姜贻斌的《井台》却选择了一个小孩子作为主人公来叙述一个有关文革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这种社会身份的底层化和单纯化特征，凸显了作者叙述历史与评价历史的平民化视角，作者着力叙述的只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中的一段平常的往事，却意在更加深刻的揭示文革历史的真相，证明文革这段历史的暴虐性与荒诞性，就连孩子们也无法幸免。小说基本上是围绕“三毛佗”的部分文革记忆而展开叙述的，使文本具有了较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及民间色彩，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复原了作者眼中文革的历史图景以及作家隐藏在背后的主观感受。小说的结尾处，细毛在回味童年的种种琐事后在睡梦中坠入水井溺水而死，充满了悲剧和荒唐的色彩。身体和心灵的“解放”从来没有真正临幸过细毛，他的小小人生在集体狂热浮躁的大环境中是无足轻重的。
作者善用心理描写，透过三毛佗这个小孩子的视角分析着出场的每个人物，没有用直白的作家叙述语言给每个人下定义，而是用三毛佗充满疑问的心理活动带我们从头至尾地旁观了这个悲情故事，叙事手法饱满老到，语言灵动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