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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旧约·诗篇》
丁木大之所以成了后来我见到的那个老“剥出鸭肫”，据说是他那个还算年轻的老婆——三角街里都叫她“长婆阿凤”的女人，突然抛下三个小和尚，说没就没了的缘故。
1951年中秋后第三天，老“剥出鸭肫”连“剥出鸭肫”都不是，他就叫丁木大，39岁半，离不惑就差一刨花，有张地包天的大瘪嘴，和一对成天睁不开的小眼睛，像永远没有睡醒过；他看上去是个懦弱的、什么都会点但做什么都毛糙的蹩脚木匠，个子只有他老婆一半高。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笑话起他夜里头的模样，说是苍蝇骑在蜻蜓上，三个小和尚也不晓得他是怎么蹦跶出来的？好像他们挺乐意帮忙似的。他老婆个子高，是家里的主心骨，她突然说没就没了，才造成丁木大性情大变，原先睁不开的小眼睛突然睁开了，但眼乌珠还不是一般的小，尖尖的，看人像两枚钉尖，非常戳心，他也就成了“剥出鸭肫”，可见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有关老“剥出鸭肫”的种种传闻，我是听父母亲和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嚼舌头嚼出来的。最蹊跷的一点是，老“剥出鸭肫”常常自言自语：“我的女儿呀我的女儿。”旁人就奇了怪了，问他有女儿吗？他哪来的女儿？他就拿钉尖般的小眼乌珠，戳一下这个旁人，不作任何解答。包括我父母亲在内，正常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好像他没的不是老婆，而是某个不曾出世的女儿。
我和老“剥出鸭肫”最小的孙子丁小森同岁。我们都是1964年出生的，他大我81天，我们都属龙，但他好动，我好静，是小时候最好的道伴。丁小森和他爷爷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生气或懊恼时，就会歪着个夜壶头，下嘴唇包住上嘴唇，完全看不到有人中。这是张七老八十的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才有的丑脸，仿佛有着数十载沉积起来的对人世间的宿怨。
从我有记忆起，老“剥出鸭肫”就独自住在小河的河梢头那边，那个叫“潮冲潭”的东边，一个破旧的凉亭里。那个凉亭也妖怪地叫“双凉亭”。在我看来，它无非是底下比四条腿的凉亭多那么两条腿，顶上有两个相连的亭尖罢了，实在算不上是两个亭子。老“剥出鸭肫”在双凉亭四周围上草扇，朝东又留了个门洞，就成了他的狗窝。
他单方面宣布，跟他那三个成家的儿子断绝任何关系。
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就调侃他，儿子都不要了，你老来可咋办呵？
“要你管！”
老“剥出鸭肫”一句顶，就呛得对方嘴哑了。
他还来真的，与儿子们老死不相往来，懦弱中倒是有股水滴石穿的狠劲。
说起这个双凉亭，还是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63师、62师和浙江保安第7团，先后驻扎我们利二村一带，抵抗小日本鬼子偷渡钱塘江，组织民工筑了条有12座碉堡、近4千米长的防御军事埂时，顺手搭的一个小玩意儿，倒是便宜了老“剥出鸭肫”。26年过去了，凉亭顶上长出不少瓦棱草，像一坨坨岁月拉下的屎，从屎坨上开出白色或粉红的小花。老“剥出鸭肫”在门口搭了座土灶，他自己搭的，一烧就浓烟滚滚，想吃口热饭不知他要出多少眼里水才行。
老“剥出鸭肫”在三角街上有个小铺子，属于大队的；他做天算天，工分记在小队账上。谁来了他都这副德性，小眼乌珠往来人手上一戳，地包住天，也不接人家手上的东西，或问：“还修它做啥呢？”或说：“好扔掉哉。”总之是嫌人家的东西太破旧。可那是物质相当贫乏的年代，谁家不是摔破了碗，照样钉起来再用吗。来人也不再有好脸色，这是开店人说的话吗？叫你修你就修，哪来这么多废话，又不少你一分洋钿。老“剝出鸭肫”就翻白眼。来人把东西一放，说明天来拿，气鼓鼓地走了。第二天，东西倒是修了，但牢不牢靠只有天晓得。
这年夏天，丁小森拉我去看他爷爷。
那是我第一次越过小河。潮冲潭里淹死过人，大人都说不干净，不许小人靠近。我和丁小森是趁父母亲午休时间，偷偷溜出去的。潮冲潭四周的芦苇又高又密，像保守着某个天大的阴谋；芦苇叶惊心的绿色，令我在炎炎烈日下都心底发寒，至少在我走近时，突然听不到刚才喊破天的知了声。但双凉亭里异常安静，我怯怯地从门口往亭子里张张，只见里面停着一口红血血的棺材。或许亭子里还有别的，但我眼里就只有这个。“哎唷，我的妈呀！”我一下子头皮绷得紧紧的，不，是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就像突然抱住一只大刺猬，胸口插满了长长的硬刺。我是连丁小森都忘了叫，就只顾自己跑了。丁小森也被我吓到了，拔腿追上来，拼命地喊我。我逃过小河，才慢下脚步。我汗如雨下，裤腰里滚出一坨坨冷汗，额头上更是黏搭搭的。
丁小森一把揪住我的肩头，急吼吼地问：“咋的啦？”
我说里面有口棺材。
他就“切”的一声，不以为然地说：“我当是啥呢。”
他说：“那是我爷爷的床，冬暖夏凉，好睡着呢。”
他说得就跟他睡过似的。
事后，我接连两天做噩梦，就连河埠头都不敢去了。
我上学后才开始想东想西。我们村小的那个陈校长，搞不好就是老右派，反正他从县城下放来的，头有点秃，有双金鱼眼袋的眼睛——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偏要说他是“卵泡眼”，怕是别有用心，因为他喜欢看女人，而且看女人时，眼睛里有些东西还不一样。至于有哪些不一样，我一时也说不灵清，但就是不一样。另外，他的眼睛还见不得阳光，只要太阳一出门，那眼里水流得就跟老头子撒尿似的，滴滴答答得很。他就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凡事要多想。
他总说脑子不是拿来扛的，是拿来使的。
我知道“长婆阿凤”没了，丁小森的爷爷丁木大才变成“剥出鸭肫”。我也知道丁小森的大伯和二伯都高个子，长得像他们的娘，一点也不像是丁木大生的；唯独丁小森的父亲“武大郎”一个，性格也像丁木大，看上去有些懦弱，大家就叫他“剥出鸭肫”。为了区别这对父子，丁木大就被改叫老“剥出鸭肫”。这些个我都懂。可是，为什么要叫“剥出鸭肫”呢？ 我和丁小森探讨过这个问题。
丁小森想了想，说：“鸭肫难剥嘛。”
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
“那叫‘鸭肫’不就得了？”我把我想的说了出来，“为啥还要加‘剥出’呢？”
丁小森也大伤脑筋。
他想了想又说，“总不至于难剥就不吃鸭肫了吧。”
“没那么简单吧。”我深表怀疑。我督促他，我说：“你爸肯定知道。”他说他不敢去问他爸。“那就问你妈嘛。”我说。我认为他父母肯定知道，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随即就反问我：“那你咋不去问你父母呀？”我说：“这还用你说，我早就问过了。”“怎么说？”他殷切地问。“还不就是说鸭肫难剥呗，”我白白眼说，“当我是三岁的小人。”
第二天上学路上，丁小森就冲我发狠：“都是你！都是你！”
昨晚，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母亲给他吃“毛栗子”，脑袋瓜子现在还隐隐作痛呢。
丁小森地包住天，装模作样地捋着头皮。
丁小森是唯一能到丁木大铺子里去的丁家人。或许他长得特别像老“剥出鸭肫”，或许他是唯一一个在老“剥出鸭肫”与儿子们决裂后所出生的丁家人……一个孤老头子刁钻晦涩的心思，谁搞得懂呀！但我偏要问个为什么？我左思右想一番后，就对丁小森说，他爷爷这么做，说明他决裂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丁小森不懂，他只要能在铺子里直进直出，小样就特牛逼。
有天上学，丁小森的破书包紧贴胸口，双臂像两条粗绳捆得牢牢的，他怪头怪脑地对我说，他刚刚从他爷爷店里偷了样好东西。我问啥呀？他就让我猜。我懒得去猜，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他磨磨叽叽地就凑过来，松开破书包，从包里摸出铝质饭盒，揭开盖子，里面是条红烧老板鲫鱼。
丁小森说他爷爷天天就吃这条红烧鱼来着。
可他就是不明白，这个能吃吗？
他在到我家叫我一起上学前，分明已经仔细研究过了。
丁小森掏出红烧老板鲫鱼，在我面前晃荡，我一把抢到手上，却发现是条木雕的鱼，只不过是用暗红的油漆刷成红烧的模样罢了。我问：“你看到他吃了？”丁小森说：“看到了。”“他是怎么吃的？”“用筷子呗！你傻呀，难道还用手抓不成？”我摇摇木鱼，正看，再反看，刚翻过身去，就见一块鱼身中间的“肉”掉地了，露出一个小凹坑，小凹坑里藏着白花花的屑屑，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散落到地上。
丁小森去捡那块鱼“肉”时，我用右手食指抹了下凹坑，塞进嘴里尝尝，就大骂贼里个坯。
我呸！我呸！我呸！呸！呸！
我扭头朝地上连吐数下，嘴里还苦得发酸，拧着个细脖子，头一拎一拎地哆嗦。
丁小森问我咋的啦？
我说：“是盐。”
“啥？”
“要死的咸！”
这天放学回家，我急忙去告诉我母亲。我父母亲和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就喜欢嚼老“剥出鸭肫”的舌头。不过，那个年代除了到点就响一场的高音喇叭，一年里有场把露天电影外，就啥娱乐都没有了，也就家长里短的嚼舌头算是个消遣。这回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好好表现了，但她听了却一脸寡淡，丝毫不见有喜色，我都愣了。我母亲不屑地说：“我当是啥呢。”
“你知道？”我吃惊地问。
“嗯。”
“那爸呢？”
“都知道呀。”我母亲又不屑地说，“要不，他拿啥来喂大这三只白眼狼？”
合该就我和丁小森不晓得呀？
我真的蒙了。
1979年秋，我去离家20余里的长山中学——当时是萧山四中，在县里名次还算靠前的，后来换了校长，才沦为职中——读高中；我住校，个把月才回家一趟，背些米和菜干。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碰到丁小森。他在镇上读高中，听说不咋的。至于老“剥出鸭肫”就更难碰到了。集体性质的店铺全解散了，但只要有点赚头的店铺都转为私营，倒是比过去还闹猛；唯独老“剥出鸭肫”收拾收拾家伙，掸掸屁股，回双凉亭“颐养天年”了。他那副德性，谁愿意自讨没趣呀，同樣花这个钱，情愿多走几步，到镇上去修，人家煞清爽——梅兰芳，做出来的生活那才叫好呢。
我难得回趟家，难得去趟河埠头，就看到潮冲潭那边越发破败的凉亭，孤零零地撑在那儿，像座野坟，冬天灰白色的芦苇花像是一丛丛摇曳着的引魂幡，心里总是阴森森的，但忍不住会看上一眼，再看上一眼，却连鬼影子都没一个。我忍不住又想起那口红血血的棺材，或许老“剥出鸭肫”正躺在里面睡大觉呢，天晓得他是靠啥来活命的。
拿棺材当床睡，也亏他想得出来的。
但我母亲说，他啊，这辈子也就这口棺材做得还算有点样子。这算是褒？还是贬？我说是给自己做的嘛，当然要做……我母亲说才不是呢，只可惜长婆阿凤用不上。我母亲长叹，像是替她可惜，又像是替别的谁可惜。总之，叹得不同寻常。我母亲又说，他后来也给人做过几口，但都没有这口做得好。我问怎么会用不上的？我只关心这个。我母亲就说，长婆阿凤的尸体都不晓得在哪儿。她说着就自个儿笑了。“咋的啦？咋的啦？”我像小狗一般朝她叫。
1963年，农历8月18号下午，这时候我应该还在天上飞吧，丁木大就去防洪堤上看潮水，看人家抢潮头鱼；像他这么个“武大郎”，自然是不敢下去抢的，但他每年这一天都去看，也不晓得他抱着何种阴暗心理。总之，他就缩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看得比谁都起劲。等到潮水全退了，抢潮头鱼的和看潮水的，都三三两两地走光了，就剩下像掉了魂似的丁木大，依旧在堤上游荡、张望，一对钉尖的小眼乌珠，在混浊如泥浆的黄色江面上划来划去，如同小小的金刚钻在厚实的玻璃上一下一下地打滑，却切不开黄色的江面。
日头偏西，但离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时，就听到有人哇啦哇啦地哭过三角街，大家都以为又有人被潮水卷走了；我母亲冲到门口头张张，就见老“剥出鸭肫”背了条大鱼，哭哭啼啼地从小河边走来。这么大条鱼，别说是我母亲，就是整个三角街、整个盈丰公社，都没有人见到过；大家都发疯地冲上来，围住他啧嘴、骂娘，心里头充满懊悔和仇恨，你是没瞧见他们的脸，还有他们的眼神，分明是一把把杀猪刀，但嘴上却说，这个贼坯，哪来这么好的福气，你瞧他高兴得都哭成这个样子了。我母亲向我描绘当时的情景，双手比划着老‘剥出鸭肫’背鱼的模样，一只手塞在鱼嘴里，另一只手撑在腰上，夜壶头都快歪到地上了，足见大鱼的沉重——事后有好事者称了称，重达78斤；鱼长比丁木大都高出一个鱼头，而那个鱼头足有三四十公分长，够我们一家人吃上两三天了。当然，我们是没有这个福气吃的。我母亲说，鱼鳞有茶杯盖子大，鱼肚皮白得就像铺了层棉花，扫帚般阔的鱼尾巴翘在他身后，跳上跳下的，和活鱼没啥两样。 我问这么大的鱼，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我母亲说，钱塘江里呀。
“那他怎么捉到的呀？”我奇怪死了。
“捡的。”
“捡的？”
我母亲说，大潮退后，人都走光了，就剩下老“剥出鸭肫”，和三四只在江上盘旋的白鹭。突然，白鹭们都朝一块从江里凸出来的滩上冲下去，一会儿又飞上天，一会儿又冲下去……他就感觉到异样，也不晓得滩上有啥东西勾住了它们的魂？他就跌跌撞撞地冲下防洪堤，哗啦哗啦地破水向前，但没等到他上滩，他就看到了，他就傻眼了。滩上睡着一条大鱼，大得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仿佛这是死神的诱饵。老“剥出鸭肫”不由得四周张张，担心有啥埋伏着，会突然跳出来，给他致命的一击。但辽阔而又混浊的黄色江面上，啥也没有，唯有那三四只白鹭愤怒地在他头顶上空盘旋，发出一声接一声空旷而又尖锐的骂声。他突然懂了，明白了，就发疯地朝大鱼冲去。这条大鱼肯定是被潮水卷晕了，几次撞到江岸上，撞死了，退潮时就搁浅在滩上。我母亲说得像她亲眼所见，说老“剥出鸭肫”扑在鱼身上，大喊巧凤啊巧凤……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笑了，你猜老“剥出鸭肫”背鱼回家后，都干了些啥吗？
“啥呀？”我催我母亲，“快说，快说。”
“这个毒头！”我母亲说，“他从家里拖出那口死人棺材来，居然把大鱼藏进去，谁都不许碰；他根本就不听三个儿子强硬的劝阻，非要钉上棺材盖、抬出去埋了。你说人家寻死觅活地去抢潮头鱼，很多人连根鱼毛毛都没抢到，他倒好，白捡了这么大条鱼，居然不吃，居然要埋到地里去，要知道1963年我们过的是啥日子呀，一年到头，家里连荤腥味都闻不到几回，他这么做就不怕天打煞吗？那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眼睛都红出血来了，掐死他的心思都有，换作我也一样，他们嘴上劝不动，就只有动手了。也亏老‘剥出鸭肫’想得出来的，他趴到棺材上，双手抱住棺材两侧，双脚也夹住棺材两侧，要死要活地绝叫，‘你们为啥要吃尸体？！’”
大家听了都呆了半分多钟，才终于明白过来。
丁家老大就问：“是鱼的尸体吗？”
丁家老小——也就是“剥出鸭肫”，丁小森的父亲——却说：“吃呀，我就爱吃鱼的尸体！”
他又补了句：“我还想吃猪的尸体，你有吗？”
围观群众都笑了。想想也是，我们吃的食物，细究起来，不都是动植物的尸体吗？
老“剥出鸭肫”百般挣扎，但有啥个用呢，三个儿子就像拖条疯狗，把他从棺材上硬生生地撕了下来，着地拖进房里。谁叫他还不肯老实，又被儿子们捆了手脚。但老“剥出鸭肫”的大瘪嘴还闲着，他依旧在房里绝叫，责问他们：“你妈的尸体也吃吗？”
“你爸的尸体也吃嗎？”
他一声接一声地绝叫，一声比一声响亮地绝叫，让人极不舒服，也干扰人的心智，也不知哪个围观群众出了个馊主意——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最喜欢看别人家的笑话了，唯恐天下不乱，百般无聊——就说双凉亭不是空着嘛。那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顿时醒悟过来，就又把老“剥出鸭肫”拖出来，扔到了双凉亭里。
这天中秋刚过三天，野外的蚊虫多得造反，老“剥出鸭肫”在那个荒坟般的地方，呆上漫长的一整夜，估计被蚊虫叮得都能胖上一圈了，大家都好奇第二天能否认出他来。除了三个儿子，三角街早有人大清早就去“探班”了，都说奇了怪了，老“剥出鸭肫”脸上一个蚊叮疤都没有，他精神着呢，口口声声喊：“我的女儿呀我的女儿！”
这老死尸又来了。
他有女儿吗？他哪来的女儿？
再说前一天傍晚，老“剥出鸭肫”被拖出去后，家里终于清静了，他们把大鱼从棺材里捞出来，先是称了重量，再斩开来分。但这么大的鱼，我跟你说，家里都没有一把菜刀是斩得动的，最后丁家老大去汉庄伯的肉店里借了把砍骨头的刀斧，才总算使上了劲儿。鲜血流了一地，你总归没有见到过的，一条鱼居然有那么多的血，跟杀了个人似的。那个鱼泡泡，烧烧都有两盘子。大鱼被分成三堆，为了公平起见，老大从草墙上抽了根麦秸，长中短，折了两副签，一副放在鱼肉堆边，一副让兄弟抽，最后剩下的是他的。这天夜里，老“剥出鸭肫”的三个儿媳妇，都很体面地跑了趟娘家。快半夜了，这三户人家还在烧鱼，香得整个三角街人都睡不着觉，有小人吵着要吃鱼，做娘的就没好脸色，让他问他爹要去。隔了两三天，他们就晒出来一刀刀腌过的鱼肉，肉嘟嘟的，谁见了都咽口水，他们过年是不用愁了，小日子过得那个滋润呀。
“后来呢？”我就想知道老“剥出鸭肫”后来怎么样啦？
“他呀，疯了呗，”我母亲说，“小眼睛血血红，只拖了那口棺材去了双凉亭。”
我问我母亲为啥呀？
“还能为啥呀？”我母亲说，“还不是为了长婆阿凤。”
“他真的疯了吗？”我问。
“早就疯了，”我母亲说，“他做那口棺材时就疯了。”我母亲答得很爽脆。她说，他不吃不睡疯了三天三夜，总算打成一口白皮棺材，大家都说蛮好了，但他屁都不放一个，只顾闷头鼓捣，结果就一刨子推在自己左手上，鲜血顿时漫过手背，窸窸窣窣地落到棺材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了吗？谁劝他都不听，包了下手，又鼓捣上了，非要把棺材板上的血迹刨干净，可是刨得那块棺材的当头板都有个明显的凹坑了，他还在那儿刨，好心人告诉他说，可以了，已经看不到血迹了；但他夜壶头一歪，钉尖的小眼乌珠朝人一戳，吼道：“这不是血吗？都渗到里头了。”唉，跟个疯子你还能说啥呢？就由着他疯呗。我母亲就说，那口棺材就这个缺点，当头板那儿明显凹进去的。
我母亲又说，后来他就更疯了。
又怎么啦？
大约过了十来年，他也不知是怎么搞的，给人做棺材时，就非要当事人——也就是落这口棺材的死人——的血，涂在棺材的当头板上。他大概认为当年他给长婆阿凤做的那口棺材，之所以没有用上，就因为他自己的血滴在当头板上。这是个印记。是谁的印记，就只有给谁睡了。但问题是人家请他做棺材时，当事人都已经翘辫子了。你说，去放一个死人的血，这有多为难人呀。但他才不管呢，你要他做，就得听他的。在这点上，他固执得要命，你不听，那就另请高明吧。 老“剥出鸭肫”是疯了，但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没有疯呀，可他们倒好，为了省几个钱，就拿针戳死者的食指，把血挤到老“剥出鸭肫”手上，他想怎么涂就怎么涂。
我在长山中学读了两年高中。那会儿高中还是两年制的，毕业高考，名落孙山，就灰溜溜地去丁小森读过高中的镇中学当代课老师，教初一语文，不免出点洋相，这个就不说了；两个月后，长山中学的班主任把我叫去，又到母校读了一年高复班，这才考到邻省的冶金经济管理学校，现已升为江苏科技大学，但那时只是所专科学校。我回家的时候就更少了，只是听我母亲或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偶尔会谈起老“剥出鸭肫”，照他们的说法，他有三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可谓子孙满堂，现在最是应该享福的时候了，但老死尸过的是啥日脚呵。
老“剥出鸭肫”到底过的啥日脚呀？会被他们这么说，我很想去看看。
我问我母亲，他还在做木匠吗？
我母亲说，早就不做了，谁会找他呀。
在三角街上，像串棕绷蓑衣的四海师傅有两儿一女，在镇供销社上班的萧水伯有两儿两女，开肉店的汉庄伯有三儿一女，开剃头店的昆元师傅有一儿五女……他们的日脚都过得闹猛的，唯独老“剥出鸭肫”孤零零一个人，缩在那个破凉亭里，门口的土灶都不见有几天冒烟的。说起来，这三个白眼狼，真当白养的；如果吃吃力力把子女养大来，都这个屌样，那养儿育女做啥呢？
他们自个儿就不会老吗？就不会有这天了吗？
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都说丁家那两个儿媳妇，良心都喂狗了。那个大媳妇，反正走得早，就不去说她了。当年长婆阿凤没了以后，丁木大是连一筷头干菜都舍不得吃的，挖空心思给自己雕了条木鱼，在木鱼肚皮里藏点盐巴，就是他长年不坏的标配菜。有年秋天，小队里扣了他家半斤菜油，他找得队长和队里的会计都朝他跪下来下拜为止。他不吵也不闹，就是傻坐在你家里不走，三更深夜了，他说你们睡你们的，我就等我那半斤油。好不容易把三个小和尚拉扯大了，又要操心他们成家，另外那两间直头草舍也不知怎么给他造起来的，你替他想想，都要想得呆煞的。但他就是造起来了，而且托街上信佛的阿高婆婆牵线搭桥，娶到了三房儿媳妇。
说起这三个儿媳妇，老“剥出鸭肫”眼光还蛮刁的呢。阿高婆婆带人来，他就像个毒头似的在自家屋檐下，像在拉屎似的，团着双臂，双眼眯成一条缝，钉尖般的小眼乌珠横在来人的腰间，戳来戳去，戳得姑娘家忍不住扭下屁股，觉得痒，却又不敢伸手去挠。他蹲地的高度，小眼睛也就与姑娘家的屁股齐平。来人进了院子，他才直起身来打声招呼——他倒还知道打招呼的，就只顾自己出去了。等人走后，他就又出现了，来的姑娘好不好，兒子说了不算。后来，大儿媳妇没了，而且没得有些意外，说是有年冬天，她从田埂上捡了很小一块猪肉，肥多精少，可把她给乐的，拿回家炒了盘大蒜吃，竟把自己当狗给药死了。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就笑话老“剥出鸭肫”，谁叫他只顾看儿媳妇的屁股，没看她们的脸相；屁股大有啥用，命薄不薄看脸相才关键。
有次我从河埠头望过去，双凉亭四周的草扇七零八落，又横七竖八地加了些破木板和木条，还有硬纸板和白色或黑色的塑料薄膜，但薄膜破了一个个洞，在风中啪啪地响；我从草扇缝里很方便地望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口红血血的棺材。老“剥出鸭肫”要么睡在棺材里，要么就不在凉亭里，总之，我没有看到人影。门口的土灶上没有锅，原本熏得墨黑的石头，被雨水冲洗出斑驳的白块，应该有些时光没用了。但我就是想不通，他不用土灶烧来吃，还能用啥烧来吃呢？要么他成仙了，不用吃东西了；要么他已经往生了，不用再烧了；但我没听说他翘了呀。
我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小时候，我和丁小森去他的店里——那是我见到老“剥出鸭肫”回数不多中的一次，也是他跟我说过话的唯一一次。我是想去求他帮我也雕一把木头手枪的。丁小森就有一把，让我羡慕不已。丁小森就是因为有了这把逼真的木头手枪，在村小里大出风头。但我一见到他就怯场，连声“丁爷爷”都叫不出口。他朝我看看，小眼乌珠尖尖的，他问：“你是老许家的小儿子？”我听话地点点头。他就说好。他说：“多识几个字，别跟那帮无知无识的一个卵样。”他还教育丁小森，要向我学习。结果我都没开上口，就和丁小森逃了出来。
我回家就问我母亲，老“剥出鸭肫”还活在吗？
“活在呀。”我母亲说。
“没有看见嘛。”
“下地了吧。”
我吃惊道：“他还下得动地呀？”
“农民有哪个不做到死的。”我母亲很不高兴甚至生气地说：“你去那儿做啥？”
“怎么啦？”
“多少脏呵。”
直到我毕业那年夏天，我先去单位报到，那是6月上旬，单位叫我先回家休息，到7月1日再来报到。我回家休息了二十多天。有一天碰到丁小森，他在传化物流那儿上班，自己有辆货车，但他不开，雇了个人开，他在那儿租了个办公室，主要是联系业务。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马马虎虎，主要运输树木，其次是钢材，靠超载才赚头多点……他说着摇摇板寸头，依旧是地包天，完全看不到人中。但我瞧他一身行头，脖子上的金项链比我大拇指都粗，开着奥迪，应该混得还不错。我们很友好地聊了会儿前尘往事，我就问他爷爷怎么样？他说没了。
这个话题顿时破坏了气氛，他客气地请我有空去他家玩，然后就开车走了。
我觉得他只是客气一下而已，并非真心叫我去玩，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是很想去他家玩的，我太有空了，在家又实在太无聊了，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觉得丁小森已不是当年的丁小森了，小时候的道伴也只能存活在小时候。我回家问我母亲，老“剥出鸭肫”没了？她说就上个月的事情。
“怎么没的？”我之所以这么问，就觉得他应该有不同于常人的死法。
我母亲说：“还能死出花来？”
“就老死的呗，”我母亲说，“死在地里。”
我想也是，但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我母亲又说，“老死尸出殡那天，倒是有点花头的。”“怎么啦？”我急忙问。我母亲说：“这种事情，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她说：“他们从双凉亭抬棺材出来，还没有走过小河，就被吓到了。”我问：“还是那口棺材吧？”我母亲说是的。她问我：“你知道碰到啥了吗？”我不知道，我琢磨起我母亲的脸来，发现她的脸就像一张发皱的卫生纸，粗看还算白净，但白里藏满了皱纹。她说，“一条很粗的乌梢蛇拦在了路中央，朝抬棺材的人咝咝地吐出火叉舌头。把他们给吓的，赶紧落了棺材。”说着她自个儿笑了，很开心的样子，但我觉得有点蠢，我发现我母亲和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其实也没啥两样。她说，“他们抽了抬棺杠，正准备对付这条蛇，就有人听到棺材里有响声，便救命地叫了起来。大家一听还真有，像是老‘剥出鸭肫’的双手在抓棺材壁，咔嚓咔嚓响。大家都吓坏了，哪里还顾得上蛇呀，拔腿逃得个干净。”
我问：“他没死？”
我母亲说：“死了呀。”
“那声音……”
“你听我讲下去嘛，”我母亲说，“等大家醒过神来，觉得不对呀，老‘剥出鸭肫’是死在地里的，发现时都快臭出来了，不可能会还魂呀；大家就大了胆，再回来，路中央的乌梢蛇早已不见了，也不知死到哪儿去了，但棺材里的声音还在，咔嚓咔嚓响；大家就让丁家老大拿主意，是开棺？还是不开？丁家老大说死也要弄个明白，就一不做二不休，找来铁撬把棺材盖撬开了。谁知刚撬开一条缝，就从里面蹿出来一只黄鼠狼。哎唷，我的个娘呀……”
“黄鼠狼？”
“黄鼠狼。”我母亲比划着双手说，“有这么粗这么长，挺小的一条缝，就让它嗖地钻了出来。又把这帮蠢货给吓的。黄鼠狼倒好，出了棺材后居然爬到棺材盖上，神气活现地扭了个头，这边张张，那边张张，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你知道它后来做了啥吗？它放了个救命屁，跳下去就逃走了。那个臭呀，熏得他们一个个晕头转向，蹲到地上吐。这场闹的，哈哈哈……”
我母亲又笑了。
我想说她的，但我忍住了。
我好像也闻到了那个救命屁的恶臭，转过头去，等了会儿。
我才问：“哪里来的乌梢蛇和黄鼠狼？”
“大概是他养的吧。”我母亲说，“谁晓得是不是他的女儿呀？”
我说：“蛇和黄鼠狼是死对头，他怎么养呀？”
“就是说啰，谁晓得是怎么回事。”我母亲说，“但有人说看到过，乌梢蛇和黄鼠狼爬在双凉亭的顶上，就是亭尖的地方，乌梢蛇在这个亭尖上，黄鼠狼在那个亭尖上，各自探出个小脑袋来，朝小河这边张望，盯着这边的人看。”我母亲说，“你说奇不奇怪？”
我问我母亲：“你见过。”
我母亲摇摇头。
我在那二十几天里，以及后来的二十几年里，每次路过小河边，或者去河埠头，都会情不自禁地张望河梢头那边，潮冲潭东边的凉亭，目光在两个相连的亭尖上搜索，希望看到点啥，但每次啥都没有看见。对于乌梢蛇和黄鼠狼出现在老“剥出鸭肫”的丧礼上，我越来越觉得不可信，但是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包括我父母亲，都一口咬定，确有此事。
现在该来说说老“剥出鸭肫”的老婆——三角街里都叫她长婆阿凤的女人，是怎么没的。
1951年，农历8月18日，每年钱塘江潮水最大的一天。即便是我出生后的10余年里，每年农历六七八月份，我们那儿还有抢潮头鱼的恶习，几乎所有壮青年都出动了，信誓旦旦地扛着海斗，与潮水争跑，从死神饭碗里抢点荤食。长婆阿凤是朵奇葩，在防洪堤上挤满了只着条牛头短裤，赤膊扛海斗的男人堆里，唯独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也着条牛头短裤，腿长得让人联想到奔跑的骏马，月白背心被乳房撑得很开，露出酒窝般的肚脐眼，她扛的海斗比一般男人都大。他们红光满面，脚步充满醉意，语言豪迈，兴奋程度不亚于即将到来的潮水。他们身后是那些被满怀企盼和心惊胆战折腾得混沌沌的女人，她们提着鱼篓，牵着孩子，脚步同样充满醉意，紧跟着自己的男人。
时辰到了，东方江面上拉起一条白线，初时像外婆纳鞋底棉线那么细，渐近渐粗，白线化作汹涌的潮形。这是第一个潮头，轰隆隆地推到他们跟前。防洪堤上的男人眼乌珠瞪得老大，紧紧地盯住这不可一世的潮头；等潮头凶猛地砸向堤坝，在脚底下发出轰轰巨响，接着就跟卷席子似的呼啦啦退下去时，他们纷纷叫喊着跳下堤坝。那些被潮水奋力砸向堤坝的大鱼，这时候非死即昏，在退潮中浮了上来，随潮水翻滚着白花花的身躯。这就是潮头鱼。长婆阿凤向江心方向直挺挺地挺着海斗，奔跑在潮水后面，发现一条大鱼奋力撩起海斗，一兜再兜，终于把大鱼兜进海斗，她扛起海斗就斜方向往回跑，赶在第二个潮头击来前逃上堤坝。抢潮头鱼，就是跟潮头赛跑。丁木大候在堤坝上，一把抓住他老婆伸上来的海斗，将她拉上岸。
就在这一刻，第二个潮头在她的脚下轰然炸响。
好险哪！
丁木大顾不上急出的一身冷汗，连忙将这条四五斤重的鲤鱼抓进鱼篓里。
他地包住天，脸上没有丝毫笑容，脸色青啧啧的，比哭还难看。
长婆阿凤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第二个潮头已过，她又跳下堤坝。
每次潮汐运动都有四到五回涨潮，也就是说，他们有四到五次抢潮头鱼的机会，但这个全凭运气，不是每次都能抢到鱼的，尤其不能贪心，在退潮中兜上一下两下，别管兜不兜得到鱼，都得拼命地往回跑，赶在下个潮头击来时，逃上堤坝才算安全。长婆阿凤抢到一条大鱼后，接连两次脱空，最后一个潮头来时，丁木大叫她不能下去了，但她不听。她再次跳下堤坝，在退潮中撩起海斗一兜再兜，谢天谢地，终于又兜到鱼了，完美收官。她拔腿往回跑，但脚步明显迟钝了，一来体能消耗太大，她有些吃不消了；二来是最后一波潮水，她可能认为安全了，一直提到喉咙口的那颗心有些放了下来。当她将海斗伸上堤坝，丁木大本来都抓住海斗了，但海斗里的东西突然散开来，把他吓出了魂。沉甸甸的海斗里装着黑漆漆的一大盘东西，并不是鱼，也不是甲鱼，而是蛇团；是一条大蛇为了在潮头中逃生，将身体盘成篮球大小的线团，一旦离开水，它就迅速地伸展开身体来，探出令人恐惧的头脑来。丁木大并不怕蛇，但他突然被蒙了一下，脑子短路，本能地松开了抓住海斗的手，长婆阿凤就跌回到江水里。如果他知道是这个后果，他死也不会松手的，但一切都晚了。
听我母亲说，年年抢潮头鱼，年年都死人，每年这个时候，防洪堤上就哭声凄惨，纸钱飘零。我小时候去七甲渡口看过两三回潮水，见识过人家是怎么抢潮头鱼的，也目睹了防洪堤上不少零乱的坟墓。也就这两三回吧，从此就再也不想看了。听我母亲说，那些亂坟都是衣冠冢。被潮水冲走的人，十有八九是连个尸体都捞不到的。长婆阿凤就是如此。
每年农历8月18，丁木大都去钱塘江里寻找长婆阿凤；他甚至说她没有死，只是鱼化了，变成大鱼在钱塘江里游来游去，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
过去，我从杭州半山回萧山老家，都是骑自行车，在七甲闸口摆个渡，就能骑到三角街上我父母家。从七甲渡口到三角街笔直一条横路，贴着小河，也就两里多三里路不到点。1997年钱江三桥通车后，七甲渡口被取消了，我只能走三桥，就没法再走老路了，就看不到小河的河梢头那边，潮冲潭东边的双凉亭。当然，要看还是可以去看的，从我父母家走过去也就百米远，就到河埠头，很近的；但自从我在杭州成家立业后，我母亲就当我是客人，从不让我去河埠头洗东西，而我特意跑过去，就为了看一下双凉亭，好像也没这个必要。我记得到了2000年春节，我们全家回父母那儿过年，7岁的女儿倒还记得我跟她提过双凉亭，吵着要去看，我就带她去了，隔了条小河，我们从河埠头这边望过去，潮冲潭那边却啥也没有了。
当然，也不能说啥也没有了，潮冲潭西边新建了两幢楼房，只是东边的双凉亭确实荡然无存。
女儿问我：“爸，你说的有两个尖尖头的亭子在哪儿呀？”
“对呵，”我说，“哪儿去了呢？”
我们回家，我问我母亲，她说：“烧了。”
“谁烧的？”我说，“它好歹也是个文物呢。”
“烂糟糟的，要它做啥？”我母亲说，“你没看到边上造了人家吗？嫌憎它脏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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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旧约·诗篇》
丁木大之所以成了后来我见到的那个老“剥出鸭肫”，据说是他那个还算年轻的老婆——三角街里都叫她“长婆阿凤”的女人，突然抛下三个小和尚，说没就没了的缘故。
1951年中秋后第三天，老“剥出鸭肫”连“剥出鸭肫”都不是，他就叫丁木大，39岁半，离不惑就差一刨花，有张地包天的大瘪嘴，和一对成天睁不开的小眼睛，像永远没有睡醒过；他看上去是个懦弱的、什么都会点但做什么都毛糙的蹩脚木匠，个子只有他老婆一半高。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笑话起他夜里头的模样，说是苍蝇骑在蜻蜓上，三个小和尚也不晓得他是怎么蹦跶出来的？好像他们挺乐意帮忙似的。他老婆个子高，是家里的主心骨，她突然说没就没了，才造成丁木大性情大变，原先睁不开的小眼睛突然睁开了，但眼乌珠还不是一般的小，尖尖的，看人像两枚钉尖，非常戳心，他也就成了“剥出鸭肫”，可见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有关老“剥出鸭肫”的种种传闻，我是听父母亲和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嚼舌头嚼出来的。最蹊跷的一点是，老“剥出鸭肫”常常自言自语：“我的女儿呀我的女儿。”旁人就奇了怪了，问他有女儿吗？他哪来的女儿？他就拿钉尖般的小眼乌珠，戳一下这个旁人，不作任何解答。包括我父母亲在内，正常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好像他没的不是老婆，而是某个不曾出世的女儿。
我和老“剥出鸭肫”最小的孙子丁小森同岁。我们都是1964年出生的，他大我81天，我们都属龙，但他好动，我好静，是小时候最好的道伴。丁小森和他爷爷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生气或懊恼时，就会歪着个夜壶头，下嘴唇包住上嘴唇，完全看不到有人中。这是张七老八十的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才有的丑脸，仿佛有着数十载沉积起来的对人世间的宿怨。
从我有记忆起，老“剥出鸭肫”就独自住在小河的河梢头那边，那个叫“潮冲潭”的东边，一个破旧的凉亭里。那个凉亭也妖怪地叫“双凉亭”。在我看来，它无非是底下比四条腿的凉亭多那么两条腿，顶上有两个相连的亭尖罢了，实在算不上是两个亭子。老“剥出鸭肫”在双凉亭四周围上草扇，朝东又留了个门洞，就成了他的狗窝。
他单方面宣布，跟他那三个成家的儿子断绝任何关系。
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就调侃他，儿子都不要了，你老来可咋办呵？
“要你管！”
老“剥出鸭肫”一句顶，就呛得对方嘴哑了。
他还来真的，与儿子们老死不相往来，懦弱中倒是有股水滴石穿的狠劲。
说起这个双凉亭，还是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63师、62师和浙江保安第7团，先后驻扎我们利二村一带，抵抗小日本鬼子偷渡钱塘江，组织民工筑了条有12座碉堡、近4千米长的防御军事埂时，顺手搭的一个小玩意儿，倒是便宜了老“剥出鸭肫”。26年过去了，凉亭顶上长出不少瓦棱草，像一坨坨岁月拉下的屎，从屎坨上开出白色或粉红的小花。老“剥出鸭肫”在门口搭了座土灶，他自己搭的，一烧就浓烟滚滚，想吃口热饭不知他要出多少眼里水才行。
老“剥出鸭肫”在三角街上有个小铺子，属于大队的；他做天算天，工分记在小队账上。谁来了他都这副德性，小眼乌珠往来人手上一戳，地包住天，也不接人家手上的东西，或问：“还修它做啥呢？”或说：“好扔掉哉。”总之是嫌人家的东西太破旧。可那是物质相当贫乏的年代，谁家不是摔破了碗，照样钉起来再用吗。来人也不再有好脸色，这是开店人说的话吗？叫你修你就修，哪来这么多废话，又不少你一分洋钿。老“剝出鸭肫”就翻白眼。来人把东西一放，说明天来拿，气鼓鼓地走了。第二天，东西倒是修了，但牢不牢靠只有天晓得。
这年夏天，丁小森拉我去看他爷爷。
那是我第一次越过小河。潮冲潭里淹死过人，大人都说不干净，不许小人靠近。我和丁小森是趁父母亲午休时间，偷偷溜出去的。潮冲潭四周的芦苇又高又密，像保守着某个天大的阴谋；芦苇叶惊心的绿色，令我在炎炎烈日下都心底发寒，至少在我走近时，突然听不到刚才喊破天的知了声。但双凉亭里异常安静，我怯怯地从门口往亭子里张张，只见里面停着一口红血血的棺材。或许亭子里还有别的，但我眼里就只有这个。“哎唷，我的妈呀！”我一下子头皮绷得紧紧的，不，是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就像突然抱住一只大刺猬，胸口插满了长长的硬刺。我是连丁小森都忘了叫，就只顾自己跑了。丁小森也被我吓到了，拔腿追上来，拼命地喊我。我逃过小河，才慢下脚步。我汗如雨下，裤腰里滚出一坨坨冷汗，额头上更是黏搭搭的。
丁小森一把揪住我的肩头，急吼吼地问：“咋的啦？”
我说里面有口棺材。
他就“切”的一声，不以为然地说：“我当是啥呢。”
他说：“那是我爷爷的床，冬暖夏凉，好睡着呢。”
他说得就跟他睡过似的。
事后，我接连两天做噩梦，就连河埠头都不敢去了。
我上学后才开始想东想西。我们村小的那个陈校长，搞不好就是老右派，反正他从县城下放来的，头有点秃，有双金鱼眼袋的眼睛——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偏要说他是“卵泡眼”，怕是别有用心，因为他喜欢看女人，而且看女人时，眼睛里有些东西还不一样。至于有哪些不一样，我一时也说不灵清，但就是不一样。另外，他的眼睛还见不得阳光，只要太阳一出门，那眼里水流得就跟老头子撒尿似的，滴滴答答得很。他就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凡事要多想。
他总说脑子不是拿来扛的，是拿来使的。
我知道“长婆阿凤”没了，丁小森的爷爷丁木大才变成“剥出鸭肫”。我也知道丁小森的大伯和二伯都高个子，长得像他们的娘，一点也不像是丁木大生的；唯独丁小森的父亲“武大郎”一个，性格也像丁木大，看上去有些懦弱，大家就叫他“剥出鸭肫”。为了区别这对父子，丁木大就被改叫老“剥出鸭肫”。这些个我都懂。可是，为什么要叫“剥出鸭肫”呢？ 我和丁小森探讨过这个问题。
丁小森想了想，说：“鸭肫难剥嘛。”
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
“那叫‘鸭肫’不就得了？”我把我想的说了出来，“为啥还要加‘剥出’呢？”
丁小森也大伤脑筋。
他想了想又说，“总不至于难剥就不吃鸭肫了吧。”
“没那么简单吧。”我深表怀疑。我督促他，我说：“你爸肯定知道。”他说他不敢去问他爸。“那就问你妈嘛。”我说。我认为他父母肯定知道，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随即就反问我：“那你咋不去问你父母呀？”我说：“这还用你说，我早就问过了。”“怎么说？”他殷切地问。“还不就是说鸭肫难剥呗，”我白白眼说，“当我是三岁的小人。”
第二天上学路上，丁小森就冲我发狠：“都是你！都是你！”
昨晚，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母亲给他吃“毛栗子”，脑袋瓜子现在还隐隐作痛呢。
丁小森地包住天，装模作样地捋着头皮。
丁小森是唯一能到丁木大铺子里去的丁家人。或许他长得特别像老“剥出鸭肫”，或许他是唯一一个在老“剥出鸭肫”与儿子们决裂后所出生的丁家人……一个孤老头子刁钻晦涩的心思，谁搞得懂呀！但我偏要问个为什么？我左思右想一番后，就对丁小森说，他爷爷这么做，说明他决裂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丁小森不懂，他只要能在铺子里直进直出，小样就特牛逼。
有天上学，丁小森的破书包紧贴胸口，双臂像两条粗绳捆得牢牢的，他怪头怪脑地对我说，他刚刚从他爷爷店里偷了样好东西。我问啥呀？他就让我猜。我懒得去猜，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他磨磨叽叽地就凑过来，松开破书包，从包里摸出铝质饭盒，揭开盖子，里面是条红烧老板鲫鱼。
丁小森说他爷爷天天就吃这条红烧鱼来着。
可他就是不明白，这个能吃吗？
他在到我家叫我一起上学前，分明已经仔细研究过了。
丁小森掏出红烧老板鲫鱼，在我面前晃荡，我一把抢到手上，却发现是条木雕的鱼，只不过是用暗红的油漆刷成红烧的模样罢了。我问：“你看到他吃了？”丁小森说：“看到了。”“他是怎么吃的？”“用筷子呗！你傻呀，难道还用手抓不成？”我摇摇木鱼，正看，再反看，刚翻过身去，就见一块鱼身中间的“肉”掉地了，露出一个小凹坑，小凹坑里藏着白花花的屑屑，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散落到地上。
丁小森去捡那块鱼“肉”时，我用右手食指抹了下凹坑，塞进嘴里尝尝，就大骂贼里个坯。
我呸！我呸！我呸！呸！呸！
我扭头朝地上连吐数下，嘴里还苦得发酸，拧着个细脖子，头一拎一拎地哆嗦。
丁小森问我咋的啦？
我说：“是盐。”
“啥？”
“要死的咸！”
这天放学回家，我急忙去告诉我母亲。我父母亲和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就喜欢嚼老“剥出鸭肫”的舌头。不过，那个年代除了到点就响一场的高音喇叭，一年里有场把露天电影外，就啥娱乐都没有了，也就家长里短的嚼舌头算是个消遣。这回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好好表现了，但她听了却一脸寡淡，丝毫不见有喜色，我都愣了。我母亲不屑地说：“我当是啥呢。”
“你知道？”我吃惊地问。
“嗯。”
“那爸呢？”
“都知道呀。”我母亲又不屑地说，“要不，他拿啥来喂大这三只白眼狼？”
合该就我和丁小森不晓得呀？
我真的蒙了。
1979年秋，我去离家20余里的长山中学——当时是萧山四中，在县里名次还算靠前的，后来换了校长，才沦为职中——读高中；我住校，个把月才回家一趟，背些米和菜干。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碰到丁小森。他在镇上读高中，听说不咋的。至于老“剥出鸭肫”就更难碰到了。集体性质的店铺全解散了，但只要有点赚头的店铺都转为私营，倒是比过去还闹猛；唯独老“剥出鸭肫”收拾收拾家伙，掸掸屁股，回双凉亭“颐养天年”了。他那副德性，谁愿意自讨没趣呀，同樣花这个钱，情愿多走几步，到镇上去修，人家煞清爽——梅兰芳，做出来的生活那才叫好呢。
我难得回趟家，难得去趟河埠头，就看到潮冲潭那边越发破败的凉亭，孤零零地撑在那儿，像座野坟，冬天灰白色的芦苇花像是一丛丛摇曳着的引魂幡，心里总是阴森森的，但忍不住会看上一眼，再看上一眼，却连鬼影子都没一个。我忍不住又想起那口红血血的棺材，或许老“剥出鸭肫”正躺在里面睡大觉呢，天晓得他是靠啥来活命的。
拿棺材当床睡，也亏他想得出来的。
但我母亲说，他啊，这辈子也就这口棺材做得还算有点样子。这算是褒？还是贬？我说是给自己做的嘛，当然要做……我母亲说才不是呢，只可惜长婆阿凤用不上。我母亲长叹，像是替她可惜，又像是替别的谁可惜。总之，叹得不同寻常。我母亲又说，他后来也给人做过几口，但都没有这口做得好。我问怎么会用不上的？我只关心这个。我母亲就说，长婆阿凤的尸体都不晓得在哪儿。她说着就自个儿笑了。“咋的啦？咋的啦？”我像小狗一般朝她叫。
1963年，农历8月18号下午，这时候我应该还在天上飞吧，丁木大就去防洪堤上看潮水，看人家抢潮头鱼；像他这么个“武大郎”，自然是不敢下去抢的，但他每年这一天都去看，也不晓得他抱着何种阴暗心理。总之，他就缩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看得比谁都起劲。等到潮水全退了，抢潮头鱼的和看潮水的，都三三两两地走光了，就剩下像掉了魂似的丁木大，依旧在堤上游荡、张望，一对钉尖的小眼乌珠，在混浊如泥浆的黄色江面上划来划去，如同小小的金刚钻在厚实的玻璃上一下一下地打滑，却切不开黄色的江面。
日头偏西，但离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时，就听到有人哇啦哇啦地哭过三角街，大家都以为又有人被潮水卷走了；我母亲冲到门口头张张，就见老“剥出鸭肫”背了条大鱼，哭哭啼啼地从小河边走来。这么大条鱼，别说是我母亲，就是整个三角街、整个盈丰公社，都没有人见到过；大家都发疯地冲上来，围住他啧嘴、骂娘，心里头充满懊悔和仇恨，你是没瞧见他们的脸，还有他们的眼神，分明是一把把杀猪刀，但嘴上却说，这个贼坯，哪来这么好的福气，你瞧他高兴得都哭成这个样子了。我母亲向我描绘当时的情景，双手比划着老‘剥出鸭肫’背鱼的模样，一只手塞在鱼嘴里，另一只手撑在腰上，夜壶头都快歪到地上了，足见大鱼的沉重——事后有好事者称了称，重达78斤；鱼长比丁木大都高出一个鱼头，而那个鱼头足有三四十公分长，够我们一家人吃上两三天了。当然，我们是没有这个福气吃的。我母亲说，鱼鳞有茶杯盖子大，鱼肚皮白得就像铺了层棉花，扫帚般阔的鱼尾巴翘在他身后，跳上跳下的，和活鱼没啥两样。 我问这么大的鱼，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我母亲说，钱塘江里呀。
“那他怎么捉到的呀？”我奇怪死了。
“捡的。”
“捡的？”
我母亲说，大潮退后，人都走光了，就剩下老“剥出鸭肫”，和三四只在江上盘旋的白鹭。突然，白鹭们都朝一块从江里凸出来的滩上冲下去，一会儿又飞上天，一会儿又冲下去……他就感觉到异样，也不晓得滩上有啥东西勾住了它们的魂？他就跌跌撞撞地冲下防洪堤，哗啦哗啦地破水向前，但没等到他上滩，他就看到了，他就傻眼了。滩上睡着一条大鱼，大得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仿佛这是死神的诱饵。老“剥出鸭肫”不由得四周张张，担心有啥埋伏着，会突然跳出来，给他致命的一击。但辽阔而又混浊的黄色江面上，啥也没有，唯有那三四只白鹭愤怒地在他头顶上空盘旋，发出一声接一声空旷而又尖锐的骂声。他突然懂了，明白了，就发疯地朝大鱼冲去。这条大鱼肯定是被潮水卷晕了，几次撞到江岸上，撞死了，退潮时就搁浅在滩上。我母亲说得像她亲眼所见，说老“剥出鸭肫”扑在鱼身上，大喊巧凤啊巧凤……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笑了，你猜老“剥出鸭肫”背鱼回家后，都干了些啥吗？
“啥呀？”我催我母亲，“快说，快说。”
“这个毒头！”我母亲说，“他从家里拖出那口死人棺材来，居然把大鱼藏进去，谁都不许碰；他根本就不听三个儿子强硬的劝阻，非要钉上棺材盖、抬出去埋了。你说人家寻死觅活地去抢潮头鱼，很多人连根鱼毛毛都没抢到，他倒好，白捡了这么大条鱼，居然不吃，居然要埋到地里去，要知道1963年我们过的是啥日子呀，一年到头，家里连荤腥味都闻不到几回，他这么做就不怕天打煞吗？那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眼睛都红出血来了，掐死他的心思都有，换作我也一样，他们嘴上劝不动，就只有动手了。也亏老‘剥出鸭肫’想得出来的，他趴到棺材上，双手抱住棺材两侧，双脚也夹住棺材两侧，要死要活地绝叫，‘你们为啥要吃尸体？！’”
大家听了都呆了半分多钟，才终于明白过来。
丁家老大就问：“是鱼的尸体吗？”
丁家老小——也就是“剥出鸭肫”，丁小森的父亲——却说：“吃呀，我就爱吃鱼的尸体！”
他又补了句：“我还想吃猪的尸体，你有吗？”
围观群众都笑了。想想也是，我们吃的食物，细究起来，不都是动植物的尸体吗？
老“剥出鸭肫”百般挣扎，但有啥个用呢，三个儿子就像拖条疯狗，把他从棺材上硬生生地撕了下来，着地拖进房里。谁叫他还不肯老实，又被儿子们捆了手脚。但老“剥出鸭肫”的大瘪嘴还闲着，他依旧在房里绝叫，责问他们：“你妈的尸体也吃吗？”
“你爸的尸体也吃嗎？”
他一声接一声地绝叫，一声比一声响亮地绝叫，让人极不舒服，也干扰人的心智，也不知哪个围观群众出了个馊主意——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最喜欢看别人家的笑话了，唯恐天下不乱，百般无聊——就说双凉亭不是空着嘛。那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顿时醒悟过来，就又把老“剥出鸭肫”拖出来，扔到了双凉亭里。
这天中秋刚过三天，野外的蚊虫多得造反，老“剥出鸭肫”在那个荒坟般的地方，呆上漫长的一整夜，估计被蚊虫叮得都能胖上一圈了，大家都好奇第二天能否认出他来。除了三个儿子，三角街早有人大清早就去“探班”了，都说奇了怪了，老“剥出鸭肫”脸上一个蚊叮疤都没有，他精神着呢，口口声声喊：“我的女儿呀我的女儿！”
这老死尸又来了。
他有女儿吗？他哪来的女儿？
再说前一天傍晚，老“剥出鸭肫”被拖出去后，家里终于清静了，他们把大鱼从棺材里捞出来，先是称了重量，再斩开来分。但这么大的鱼，我跟你说，家里都没有一把菜刀是斩得动的，最后丁家老大去汉庄伯的肉店里借了把砍骨头的刀斧，才总算使上了劲儿。鲜血流了一地，你总归没有见到过的，一条鱼居然有那么多的血，跟杀了个人似的。那个鱼泡泡，烧烧都有两盘子。大鱼被分成三堆，为了公平起见，老大从草墙上抽了根麦秸，长中短，折了两副签，一副放在鱼肉堆边，一副让兄弟抽，最后剩下的是他的。这天夜里，老“剥出鸭肫”的三个儿媳妇，都很体面地跑了趟娘家。快半夜了，这三户人家还在烧鱼，香得整个三角街人都睡不着觉，有小人吵着要吃鱼，做娘的就没好脸色，让他问他爹要去。隔了两三天，他们就晒出来一刀刀腌过的鱼肉，肉嘟嘟的，谁见了都咽口水，他们过年是不用愁了，小日子过得那个滋润呀。
“后来呢？”我就想知道老“剥出鸭肫”后来怎么样啦？
“他呀，疯了呗，”我母亲说，“小眼睛血血红，只拖了那口棺材去了双凉亭。”
我问我母亲为啥呀？
“还能为啥呀？”我母亲说，“还不是为了长婆阿凤。”
“他真的疯了吗？”我问。
“早就疯了，”我母亲说，“他做那口棺材时就疯了。”我母亲答得很爽脆。她说，他不吃不睡疯了三天三夜，总算打成一口白皮棺材，大家都说蛮好了，但他屁都不放一个，只顾闷头鼓捣，结果就一刨子推在自己左手上，鲜血顿时漫过手背，窸窸窣窣地落到棺材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了吗？谁劝他都不听，包了下手，又鼓捣上了，非要把棺材板上的血迹刨干净，可是刨得那块棺材的当头板都有个明显的凹坑了，他还在那儿刨，好心人告诉他说，可以了，已经看不到血迹了；但他夜壶头一歪，钉尖的小眼乌珠朝人一戳，吼道：“这不是血吗？都渗到里头了。”唉，跟个疯子你还能说啥呢？就由着他疯呗。我母亲就说，那口棺材就这个缺点，当头板那儿明显凹进去的。
我母亲又说，后来他就更疯了。
又怎么啦？
大约过了十来年，他也不知是怎么搞的，给人做棺材时，就非要当事人——也就是落这口棺材的死人——的血，涂在棺材的当头板上。他大概认为当年他给长婆阿凤做的那口棺材，之所以没有用上，就因为他自己的血滴在当头板上。这是个印记。是谁的印记，就只有给谁睡了。但问题是人家请他做棺材时，当事人都已经翘辫子了。你说，去放一个死人的血，这有多为难人呀。但他才不管呢，你要他做，就得听他的。在这点上，他固执得要命，你不听，那就另请高明吧。 老“剥出鸭肫”是疯了，但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没有疯呀，可他们倒好，为了省几个钱，就拿针戳死者的食指，把血挤到老“剥出鸭肫”手上，他想怎么涂就怎么涂。
我在长山中学读了两年高中。那会儿高中还是两年制的，毕业高考，名落孙山，就灰溜溜地去丁小森读过高中的镇中学当代课老师，教初一语文，不免出点洋相，这个就不说了；两个月后，长山中学的班主任把我叫去，又到母校读了一年高复班，这才考到邻省的冶金经济管理学校，现已升为江苏科技大学，但那时只是所专科学校。我回家的时候就更少了，只是听我母亲或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偶尔会谈起老“剥出鸭肫”，照他们的说法，他有三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可谓子孙满堂，现在最是应该享福的时候了，但老死尸过的是啥日脚呵。
老“剥出鸭肫”到底过的啥日脚呀？会被他们这么说，我很想去看看。
我问我母亲，他还在做木匠吗？
我母亲说，早就不做了，谁会找他呀。
在三角街上，像串棕绷蓑衣的四海师傅有两儿一女，在镇供销社上班的萧水伯有两儿两女，开肉店的汉庄伯有三儿一女，开剃头店的昆元师傅有一儿五女……他们的日脚都过得闹猛的，唯独老“剥出鸭肫”孤零零一个人，缩在那个破凉亭里，门口的土灶都不见有几天冒烟的。说起来，这三个白眼狼，真当白养的；如果吃吃力力把子女养大来，都这个屌样，那养儿育女做啥呢？
他们自个儿就不会老吗？就不会有这天了吗？
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都说丁家那两个儿媳妇，良心都喂狗了。那个大媳妇，反正走得早，就不去说她了。当年长婆阿凤没了以后，丁木大是连一筷头干菜都舍不得吃的，挖空心思给自己雕了条木鱼，在木鱼肚皮里藏点盐巴，就是他长年不坏的标配菜。有年秋天，小队里扣了他家半斤菜油，他找得队长和队里的会计都朝他跪下来下拜为止。他不吵也不闹，就是傻坐在你家里不走，三更深夜了，他说你们睡你们的，我就等我那半斤油。好不容易把三个小和尚拉扯大了，又要操心他们成家，另外那两间直头草舍也不知怎么给他造起来的，你替他想想，都要想得呆煞的。但他就是造起来了，而且托街上信佛的阿高婆婆牵线搭桥，娶到了三房儿媳妇。
说起这三个儿媳妇，老“剥出鸭肫”眼光还蛮刁的呢。阿高婆婆带人来，他就像个毒头似的在自家屋檐下，像在拉屎似的，团着双臂，双眼眯成一条缝，钉尖般的小眼乌珠横在来人的腰间，戳来戳去，戳得姑娘家忍不住扭下屁股，觉得痒，却又不敢伸手去挠。他蹲地的高度，小眼睛也就与姑娘家的屁股齐平。来人进了院子，他才直起身来打声招呼——他倒还知道打招呼的，就只顾自己出去了。等人走后，他就又出现了，来的姑娘好不好，兒子说了不算。后来，大儿媳妇没了，而且没得有些意外，说是有年冬天，她从田埂上捡了很小一块猪肉，肥多精少，可把她给乐的，拿回家炒了盘大蒜吃，竟把自己当狗给药死了。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就笑话老“剥出鸭肫”，谁叫他只顾看儿媳妇的屁股，没看她们的脸相；屁股大有啥用，命薄不薄看脸相才关键。
有次我从河埠头望过去，双凉亭四周的草扇七零八落，又横七竖八地加了些破木板和木条，还有硬纸板和白色或黑色的塑料薄膜，但薄膜破了一个个洞，在风中啪啪地响；我从草扇缝里很方便地望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口红血血的棺材。老“剥出鸭肫”要么睡在棺材里，要么就不在凉亭里，总之，我没有看到人影。门口的土灶上没有锅，原本熏得墨黑的石头，被雨水冲洗出斑驳的白块，应该有些时光没用了。但我就是想不通，他不用土灶烧来吃，还能用啥烧来吃呢？要么他成仙了，不用吃东西了；要么他已经往生了，不用再烧了；但我没听说他翘了呀。
我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小时候，我和丁小森去他的店里——那是我见到老“剥出鸭肫”回数不多中的一次，也是他跟我说过话的唯一一次。我是想去求他帮我也雕一把木头手枪的。丁小森就有一把，让我羡慕不已。丁小森就是因为有了这把逼真的木头手枪，在村小里大出风头。但我一见到他就怯场，连声“丁爷爷”都叫不出口。他朝我看看，小眼乌珠尖尖的，他问：“你是老许家的小儿子？”我听话地点点头。他就说好。他说：“多识几个字，别跟那帮无知无识的一个卵样。”他还教育丁小森，要向我学习。结果我都没开上口，就和丁小森逃了出来。
我回家就问我母亲，老“剥出鸭肫”还活在吗？
“活在呀。”我母亲说。
“没有看见嘛。”
“下地了吧。”
我吃惊道：“他还下得动地呀？”
“农民有哪个不做到死的。”我母亲很不高兴甚至生气地说：“你去那儿做啥？”
“怎么啦？”
“多少脏呵。”
直到我毕业那年夏天，我先去单位报到，那是6月上旬，单位叫我先回家休息，到7月1日再来报到。我回家休息了二十多天。有一天碰到丁小森，他在传化物流那儿上班，自己有辆货车，但他不开，雇了个人开，他在那儿租了个办公室，主要是联系业务。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马马虎虎，主要运输树木，其次是钢材，靠超载才赚头多点……他说着摇摇板寸头，依旧是地包天，完全看不到人中。但我瞧他一身行头，脖子上的金项链比我大拇指都粗，开着奥迪，应该混得还不错。我们很友好地聊了会儿前尘往事，我就问他爷爷怎么样？他说没了。
这个话题顿时破坏了气氛，他客气地请我有空去他家玩，然后就开车走了。
我觉得他只是客气一下而已，并非真心叫我去玩，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是很想去他家玩的，我太有空了，在家又实在太无聊了，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觉得丁小森已不是当年的丁小森了，小时候的道伴也只能存活在小时候。我回家问我母亲，老“剥出鸭肫”没了？她说就上个月的事情。
“怎么没的？”我之所以这么问，就觉得他应该有不同于常人的死法。
我母亲说：“还能死出花来？”
“就老死的呗，”我母亲说，“死在地里。”
我想也是，但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我母亲又说，“老死尸出殡那天，倒是有点花头的。”“怎么啦？”我急忙问。我母亲说：“这种事情，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她说：“他们从双凉亭抬棺材出来，还没有走过小河，就被吓到了。”我问：“还是那口棺材吧？”我母亲说是的。她问我：“你知道碰到啥了吗？”我不知道，我琢磨起我母亲的脸来，发现她的脸就像一张发皱的卫生纸，粗看还算白净，但白里藏满了皱纹。她说，“一条很粗的乌梢蛇拦在了路中央，朝抬棺材的人咝咝地吐出火叉舌头。把他们给吓的，赶紧落了棺材。”说着她自个儿笑了，很开心的样子，但我觉得有点蠢，我发现我母亲和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其实也没啥两样。她说，“他们抽了抬棺杠，正准备对付这条蛇，就有人听到棺材里有响声，便救命地叫了起来。大家一听还真有，像是老‘剥出鸭肫’的双手在抓棺材壁，咔嚓咔嚓响。大家都吓坏了，哪里还顾得上蛇呀，拔腿逃得个干净。”
我问：“他没死？”
我母亲说：“死了呀。”
“那声音……”
“你听我讲下去嘛，”我母亲说，“等大家醒过神来，觉得不对呀，老‘剥出鸭肫’是死在地里的，发现时都快臭出来了，不可能会还魂呀；大家就大了胆，再回来，路中央的乌梢蛇早已不见了，也不知死到哪儿去了，但棺材里的声音还在，咔嚓咔嚓响；大家就让丁家老大拿主意，是开棺？还是不开？丁家老大说死也要弄个明白，就一不做二不休，找来铁撬把棺材盖撬开了。谁知刚撬开一条缝，就从里面蹿出来一只黄鼠狼。哎唷，我的个娘呀……”
“黄鼠狼？”
“黄鼠狼。”我母亲比划着双手说，“有这么粗这么长，挺小的一条缝，就让它嗖地钻了出来。又把这帮蠢货给吓的。黄鼠狼倒好，出了棺材后居然爬到棺材盖上，神气活现地扭了个头，这边张张，那边张张，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你知道它后来做了啥吗？它放了个救命屁，跳下去就逃走了。那个臭呀，熏得他们一个个晕头转向，蹲到地上吐。这场闹的，哈哈哈……”
我母亲又笑了。
我想说她的，但我忍住了。
我好像也闻到了那个救命屁的恶臭，转过头去，等了会儿。
我才问：“哪里来的乌梢蛇和黄鼠狼？”
“大概是他养的吧。”我母亲说，“谁晓得是不是他的女儿呀？”
我说：“蛇和黄鼠狼是死对头，他怎么养呀？”
“就是说啰，谁晓得是怎么回事。”我母亲说，“但有人说看到过，乌梢蛇和黄鼠狼爬在双凉亭的顶上，就是亭尖的地方，乌梢蛇在这个亭尖上，黄鼠狼在那个亭尖上，各自探出个小脑袋来，朝小河这边张望，盯着这边的人看。”我母亲说，“你说奇不奇怪？”
我问我母亲：“你见过。”
我母亲摇摇头。
我在那二十几天里，以及后来的二十几年里，每次路过小河边，或者去河埠头，都会情不自禁地张望河梢头那边，潮冲潭东边的凉亭，目光在两个相连的亭尖上搜索，希望看到点啥，但每次啥都没有看见。对于乌梢蛇和黄鼠狼出现在老“剥出鸭肫”的丧礼上，我越来越觉得不可信，但是三角街这帮无知无识的农民，包括我父母亲，都一口咬定，确有此事。
现在该来说说老“剥出鸭肫”的老婆——三角街里都叫她长婆阿凤的女人，是怎么没的。
1951年，农历8月18日，每年钱塘江潮水最大的一天。即便是我出生后的10余年里，每年农历六七八月份，我们那儿还有抢潮头鱼的恶习，几乎所有壮青年都出动了，信誓旦旦地扛着海斗，与潮水争跑，从死神饭碗里抢点荤食。长婆阿凤是朵奇葩，在防洪堤上挤满了只着条牛头短裤，赤膊扛海斗的男人堆里，唯独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也着条牛头短裤，腿长得让人联想到奔跑的骏马，月白背心被乳房撑得很开，露出酒窝般的肚脐眼，她扛的海斗比一般男人都大。他们红光满面，脚步充满醉意，语言豪迈，兴奋程度不亚于即将到来的潮水。他们身后是那些被满怀企盼和心惊胆战折腾得混沌沌的女人，她们提着鱼篓，牵着孩子，脚步同样充满醉意，紧跟着自己的男人。
时辰到了，东方江面上拉起一条白线，初时像外婆纳鞋底棉线那么细，渐近渐粗，白线化作汹涌的潮形。这是第一个潮头，轰隆隆地推到他们跟前。防洪堤上的男人眼乌珠瞪得老大，紧紧地盯住这不可一世的潮头；等潮头凶猛地砸向堤坝，在脚底下发出轰轰巨响，接着就跟卷席子似的呼啦啦退下去时，他们纷纷叫喊着跳下堤坝。那些被潮水奋力砸向堤坝的大鱼，这时候非死即昏，在退潮中浮了上来，随潮水翻滚着白花花的身躯。这就是潮头鱼。长婆阿凤向江心方向直挺挺地挺着海斗，奔跑在潮水后面，发现一条大鱼奋力撩起海斗，一兜再兜，终于把大鱼兜进海斗，她扛起海斗就斜方向往回跑，赶在第二个潮头击来前逃上堤坝。抢潮头鱼，就是跟潮头赛跑。丁木大候在堤坝上，一把抓住他老婆伸上来的海斗，将她拉上岸。
就在这一刻，第二个潮头在她的脚下轰然炸响。
好险哪！
丁木大顾不上急出的一身冷汗，连忙将这条四五斤重的鲤鱼抓进鱼篓里。
他地包住天，脸上没有丝毫笑容，脸色青啧啧的，比哭还难看。
长婆阿凤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第二个潮头已过，她又跳下堤坝。
每次潮汐运动都有四到五回涨潮，也就是说，他们有四到五次抢潮头鱼的机会，但这个全凭运气，不是每次都能抢到鱼的，尤其不能贪心，在退潮中兜上一下两下，别管兜不兜得到鱼，都得拼命地往回跑，赶在下个潮头击来时，逃上堤坝才算安全。长婆阿凤抢到一条大鱼后，接连两次脱空，最后一个潮头来时，丁木大叫她不能下去了，但她不听。她再次跳下堤坝，在退潮中撩起海斗一兜再兜，谢天谢地，终于又兜到鱼了，完美收官。她拔腿往回跑，但脚步明显迟钝了，一来体能消耗太大，她有些吃不消了；二来是最后一波潮水，她可能认为安全了，一直提到喉咙口的那颗心有些放了下来。当她将海斗伸上堤坝，丁木大本来都抓住海斗了，但海斗里的东西突然散开来，把他吓出了魂。沉甸甸的海斗里装着黑漆漆的一大盘东西，并不是鱼，也不是甲鱼，而是蛇团；是一条大蛇为了在潮头中逃生，将身体盘成篮球大小的线团，一旦离开水，它就迅速地伸展开身体来，探出令人恐惧的头脑来。丁木大并不怕蛇，但他突然被蒙了一下，脑子短路，本能地松开了抓住海斗的手，长婆阿凤就跌回到江水里。如果他知道是这个后果，他死也不会松手的，但一切都晚了。
听我母亲说，年年抢潮头鱼，年年都死人，每年这个时候，防洪堤上就哭声凄惨，纸钱飘零。我小时候去七甲渡口看过两三回潮水，见识过人家是怎么抢潮头鱼的，也目睹了防洪堤上不少零乱的坟墓。也就这两三回吧，从此就再也不想看了。听我母亲说，那些亂坟都是衣冠冢。被潮水冲走的人，十有八九是连个尸体都捞不到的。长婆阿凤就是如此。
每年农历8月18，丁木大都去钱塘江里寻找长婆阿凤；他甚至说她没有死，只是鱼化了，变成大鱼在钱塘江里游来游去，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
过去，我从杭州半山回萧山老家，都是骑自行车，在七甲闸口摆个渡，就能骑到三角街上我父母家。从七甲渡口到三角街笔直一条横路，贴着小河，也就两里多三里路不到点。1997年钱江三桥通车后，七甲渡口被取消了，我只能走三桥，就没法再走老路了，就看不到小河的河梢头那边，潮冲潭东边的双凉亭。当然，要看还是可以去看的，从我父母家走过去也就百米远，就到河埠头，很近的；但自从我在杭州成家立业后，我母亲就当我是客人，从不让我去河埠头洗东西，而我特意跑过去，就为了看一下双凉亭，好像也没这个必要。我记得到了2000年春节，我们全家回父母那儿过年，7岁的女儿倒还记得我跟她提过双凉亭，吵着要去看，我就带她去了，隔了条小河，我们从河埠头这边望过去，潮冲潭那边却啥也没有了。
当然，也不能说啥也没有了，潮冲潭西边新建了两幢楼房，只是东边的双凉亭确实荡然无存。
女儿问我：“爸，你说的有两个尖尖头的亭子在哪儿呀？”
“对呵，”我说，“哪儿去了呢？”
我们回家，我问我母亲，她说：“烧了。”
“谁烧的？”我说，“它好歹也是个文物呢。”
“烂糟糟的，要它做啥？”我母亲说，“你没看到边上造了人家吗？嫌憎它脏呗。”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