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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业化深化过程中实现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是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议题，而资源禀赋与特性既是农民创业的前置变量，也是决定农民创业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创业者的异质性资源（包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等）与创业成长绩效之间存在着互动机理，而农民创业者与非农创业者在这些资源要素的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取向及贡献差异。与非农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的先前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明显偏低，且对创业成长绩效无显著贡献，经验、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和发挥。农民创业者普遍受“家文化”和恋土情结的影响更深，表现为更倾向于采用家族治理模式和从事涉农行业。但现阶段农民创业者并未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中表现出优势。这就为未来推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和创业优势主体培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农民；农民创业；资源异质性；绩效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66-08
一、引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仍拥有近7亿的农村人口，城乡二元结构和国民身份二重性矛盾依然存在。建国60多年来，农民的境遇伴随着国家命运跌宕而起伏、制度革新缓急而变化，作为改革开放之前30年工业化积累的奉献者和改革开放之后30年“中国制造”的贡献者，农民在工资水平、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教育、文化、健康等方面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挤压，而作为改革发轫地的农村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差异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趋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扩大。这些问题在以联产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动力增长机制功能日渐耗散、农村经济增幅大为减缓、制度效率作用已不明显、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一个现实的问题是，7亿农民的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工业化深化过程中实现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农民不仅应该分享工业化的成果，更应该成为推进深度工业化的积极参与者。无论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没有农民的转型就没有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没有农民的创富也就没有中国的真正富强。而在人均土地资源极度稀缺和农业人口如此庞大的悖论下，完全依靠传统农业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意味着，现有的大多数农民将实现转型蜕变，改变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成为机会平等融入新型工业化的市民，成为现代农场主，成为创业者和企业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经济学研究表明，个体资源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决策的方式与结果，表现为个体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过程中以资源为基础进行的理性选择。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异质性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组生产性资源束，而创业者的资源禀赋正是这组资源集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者的资源会通过影响其行为决策进而决定其行为过程特征，并外化为微观创业行为的多元性和随机性。我们认为，农民创业活动实质上就是不断学习和适应变化，实现资源、机会等不同要素间的变换匹配和动态性平衡的过程。资源、机会、农民创业者（团队）是农民创业的核心要素，创业资源要素与创业者的互动机制差异是分析不同农民创业模式及其特性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大多强调创业者资源禀赋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是创业行为过程的关键资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创企业的资源构成特征。结合农民创业的资源特征和数据可获性，我们选择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三个维度（本文暂不考虑金融资本的影响），具体考察农民创业者与一般创业者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方面的特性及其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差异。
1.人力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创业者人力资本由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构成。前者包括个体受教育背景、以往工作经验及个性品质特征；后者则包括产业人力资本（特定产业相关知识、专有技能和经验等）与创业人力资本（先前的创业经验或创业背景等）。农民创业者通过打工、“干中学”、师带徒、在职培训等各种途径不断积累技术知识、市场信息、阅历、创业意识、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并成功创立自己的新事业。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农民创业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并未得到应有重视。一般而言，农民接受的正规教育相对较少，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相对较低。然而，实践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干中学”、师带徒、在职培训等经历与创业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农民的“干中学”，对农作物产量有显著的作用。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该假设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假设：H1a：创业者的一般性教育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1b：创业者的先前工作经验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1c：创业者的先前管理经验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1d：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的经验人力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贡献更大。
2.政治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作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内容，政治资本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资源，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稀缺资源仍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私人企业家通过各种渠道培育社会关系网络并获取各种资源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否拥有政治资本对创业者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动因，直接的利益包括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等，间接的利益则包括政治荣誉和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解决经营合法性、政治歧视、政治谈判能力等问题。显然，农民是否拥有政治资本及其影响力强弱会影响农民创业成长绩效。在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控制力普遍较强的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创业者与相关政府机构、政治组织间的联结强度会影响其接近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涉及有价值信息的传递（尤其是敏感、默会及难以验证信息）、扩大的奖惩机制和网络内信任等。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者的政治资本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该假设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假设：H2a：创业者的政治影响力广度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2b：创业者的政治影响力深度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2c：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为人大代表；H2d：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为政协委员。
3.乡土文化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民的创业活动也是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地域性（村域）社会资本在个人价值观体系及社会生活文化中的内化与升华。作为一种主观模型或一种符号和意义系统，文化资本可以显化为地域风俗、伦理、日常交往等个人生活文化积累，也可以通过动态的历史过程内化为社会文化的遗传基因，并能在适当时机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相互转化，甚至会主导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败。中国农村的家族组织、家族意识与家族活动，除了体现在家族仪式、家族象征符号（如族谱、祠堂等）及制度规范等方面，更活生生地流淌、浮现、改变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政治、经济与日常社会生活等领域）之中，从而带来长久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命。
显然，村庄嬗变和乡土文化对社会经济关系和农民创业的影响与城市迥异。以恋土情结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赋予农民独特的乡土烙印。在有关农民的经典描述中。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所特有的态度，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土”是他们的命根。对传统农民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份情感寄托。他们耕种着祖传的土地，了解因地而异的小细节（可耕土层的结构、厚度、岩石、湿度、光照、地形等），这些知识作为常年积累、劳动和观察的结果，成为其独有知识。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农业是“地方性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经验约束和风险特征，农业生产比工业组织更具反应灵敏性和行动灵活性。而作为一种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一种以生命适应生命的复杂过程，其产业特性（生命特性、季节特性、产品市场特性及生产组织特性）严重约束着农业分工及其深化，决定了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进而增进农业效率的必然性。农民的恋土情结，反映在农民创业者的创业领域选择上，表现为大多依赖与农业农村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而伴随新一轮农业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兴起，农民创业者将更多致力于生态、优质、高效和可持续性等为特征的现代农业领域创业。同时，以血脉亲情为纽带的“家文化”及其泛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企业家族制、管理家族化比比皆是。农民受“家文化”的影响更为广泛，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在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主导性的人际关系。基于此，本文定义的乡土文化资本是农民创业者个人生活文化积累的显化，是乡土风俗、伦理价值、日常交往为核心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突出表现为深厚的恋土情结和家族治理偏好。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农民创业者的乡土文化资本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该假设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假设：H3a：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在农业领域创业绩效更好：H3b：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绩效更好；H3c：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农业领域创业；H3d：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H3e：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立家族企业：H3f：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子女接班；H3g：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家族治理。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1.数据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原始数据源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等2010年联合进行的第九次全国大规模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全部样本企业共4614家，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行业各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进一步地，为保证研究样本均为创业者自创企业，故剔除了经由改制而成的企业，共3727家。其中，我们选取“在开办私营企业前是农民（含村干部和出外打工）”作为农民创业企业样本，共有518家（包括创业前曾是农民的311人，曾担任过村干部的116人，曾外出打工的91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60.0%、22.4%和17.6%），剩余3209家为非农民创业企业样本。
2.变量定义与测量
（1）因变量。创业成长绩效，成功的创业企业具有持续成长的特性，包括持续的盈利能力，即创业租金回报。目前测量企业成长绩效并无统一标准，包括多种方法和指标，如销售额、利润率等财务指标及资产回报率（ROA）、净资产回报率（ROE）、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等资产价值指标。但理论研究中广受认可的衡量指标有三个：企业雇员、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雇员增长不仅体现了创业企业成长在人力资源需求方面的递增效应，而且反映了在创造就业方面的社会效应。而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则体现了创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对该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满意度和忠诚度。为了对创业成长绩效进行较全面评价，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取雇员数、平均销售额和平均净利润三个指标来衡量，并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将这三个指标合并生成一个综合创业成长绩效指标（单因子解释方差为75.92%。信度系数Cronbachα值为0.887）。
（2）解释变量。一是人力资本，包括创业者教育和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严格地讲，创业者教育又分为一般性教育和专业化教育。前者指创业者接受的来自于普通教育系统的知识，一般以教育水平（学历）来测量。编码如下：1为小学及以下；2为初中；3为高中或中专；4为大专；5为大学；6为研究生。后者为创业者接受的与创业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专业技能及专门管理教育等。考虑到农民创业者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接受的正规教育相对较少，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而是通过打工、“干中学”、师带徒、在职培训等途径积累技术知识、市场信息、阅历、创业意识、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实践表明，其先前工作经历与创业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成功创业具有重要贡献。因此，本文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作为衡量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另两个指标，前者选用创业者在创业前的工作数量来衡量，这也是众多学者采用的标准；后者采用创业者先前工作经历中的职业选择和职位高低来测量，具体看该创业者过往是否有过中高层管理经验，若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 二是政治资本。鉴于创业者政治资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通过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期或成长期的社会交换和政治关系网络来反映，表现为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拟通过两个变量来测量：一是政治影响力的广度，以创业者是否担任社会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等）及其数量来考察。若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二是政治影响力的深度，以创业者担任政治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级别（县、市、省、全国）来考察。数值越大，级别越高，影响也越深。
三是乡土文化资本。本文定义的乡土文化资本是农民创业者个人生活文化积累的显化，是乡土风俗、伦理价值、日常交往为核心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突出表现为深厚的恋土情结和家族治理偏好。鉴于样本数据的限制，我们选取创业者是否在农业领域和现代农业领域创业，在家族控制方式上（家族持股比例、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重要职务、是否子女接班等）是否显示家族治理偏好来测量。若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既往研究一般从创业者个人、创业企业和行业三个层面分析影响创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大多将创业者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企业特征（企业年龄、内部资源状况等）及外部环境（行业状况、地区市场化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亦从这三个层面进行设计，即在创业者层面，对创业者个人的性别、年龄等变量进行控制；在企业层面则选取了企业年龄、规模、资产负债率等控制变量；在外部环境层面，则根据反映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的市场化指数对制度环境进行控制。对于基本信息中的缺失值，本研究采用缺失值EM处理法进行估计和替代。各个变量的条目和操作性定义见上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各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除了一般性教育和先前工作经验（工作数量）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97和-0.062），家族控制方式（家族持股比例、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重要职务）与创业成长绩效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外，其余变量都与创业成长绩效显著正相关。例如，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的创业成长绩效越好（r=0.129，p<0.01），先前管理经验越丰富（r=0.038，p<0.05）。这初步显示，各类资源对创业成长绩效有着积极作用（因篇幅所限，表略）。当然，具体关系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和检验。
为了分析农民创业者和非农民创业者的资源特征差异。本文按创业者是否来自农村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分组描述。表2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了变量描述和均值T检验。不难发现，从基本背景变量来看。农民创业企业与非农创业企业相比，在企业年龄、规模、地域、资产负债率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创业者年龄（均值差异为0.02198，T=2.033）和性别（均值差异为0.05628，T=3.210）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与非农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多的是男性，说明来自农村的女性在创业方面所受的阻力更大。这一判断在一般描述性统计中也得到了印证（农民创业企业男女比例为89.6%与10.4%，明显高于非农创业企业的84.2%与15.8%）。而农民创业者普遍年龄更大，说明来自农村的创业者囿于创业资金、创业技能、创业环境等方面的劣势，大多经历了相对更长的积蓄期才成功创业。
从自变量来看，反映人力资本的各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民创业者一般性教育明显高于非农创业者（均值差异为0.77341；T=13.501）；先前工作经验即创业前工作数量远少于非农创业者（均值差异为-0.99039；T=-12.109）。这说明农民创业过程中经验、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小富即安，相对保守，偏向于风险厌恶，更少通过“跳槽”等方式变换工作岗位来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坚韧力更强，扎根从事本职工作，不轻言放弃，而这也是创业者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先前管理经验即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则显然低于非农创业者（均值差异为-0.36705；T=-17.555），这说明，农民创业者更缺乏获得相对较高层级管理经验的机会，在创业初期凭借吃苦耐劳和坚韧力获得成功，企业进人规范管理和运营及再创业后，更需要相关管理知识和经验的支撑。假设H1d没有得到支持。
在反映政治影响广度的变量中，农民创业企业与非农创业企业在是否是人大代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均值差异为0.07324，T=3.243）；在反映政治影响深度的变量中，则在人大代表层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均值差异为0.13732；T=2.339）。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担任人大代表，且担任的人大代表层级较高。这表明，和非农创业者相比，来自农村的创业者更注重政治关系等政治资本的积累和培育。假设H2c得到支持。
而从乡土文化资本变量来看，假设3中的大部分子假设得到印证。不难发现，农民创业者更多在农业领域创业（均值差异为0.06670，T=3.684），且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倾向于涉及现代农业（均值差异为0.13009，T=4.409）。这是乡土文化资本对农民创业影响的一个重要反应。以恋土情结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赋予农民独特的乡土烙印，生于斯长于斯，农民创业者普遍对故土有着深深眷恋和浓厚情感，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业生产特性较为熟悉，因此更倾向于在农业领域创业。而随着分工深化和产业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民创业者也更乐于参与其中，通过引入现代科技、提高产品多样性、拓展原有功能、发展设施农业、增加中间品投入、推进农业组织化等途径发展生态、优质、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假设H3c和H3d得到支持。乡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反映在“家文化”对创业企业组织管理形式的影响上。可以看到，农民创业企业和非农创业企业在家族控制方式（家族持股比例、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重要职务、是否子女接班等）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农民创业企业的家族持股比例明显高于非农创业企业（均值差异为2.24882，T=2.866），家族成员担任重要职务和让子女接班的比例也远高于非农创业企业（T值分别为6.648和2.751），这说明农民创业者受“家文化”影响更深。假设H3e、H3f和H3g得到支持。 2.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理论假设中异质性资源与创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层级回归法进行检测，并优先使用强迫进入法依次考察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在基准模型中，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创业者特征方面，性别在0.05水平上显著为负，男性创业者的企业成长绩效略逊于女性，说明虽然女性创业的阻力更大，但一旦成功创业，其创业成长绩效的总体水平高于男性创业企业；在企业层面的变量中，企业规模和资产状况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企业规模和财务结构的优化，逐渐克服早期的新创弱性、合法性、声誉和资源不断积累，成长绩效趋好；制度环境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成长绩效越好。
在模型1-3中，依次加入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等相关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创业者性别、年龄、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变量之后，创业者各类资源对创业成长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而言，在反映人力资本的变量中，一般性教育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H1a恰好相反，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实生活中，创业者的学历层次往往不高，一般性学历教育对提高创业成长绩效作用不大，甚至有负向影响（如降低风险承担性等）。当然，可以预期，随着现有高教体制的改进和创业相关知识和技能逐步融入一般性教育课程体系，这种状况会有所改观。先前工作经验和先前管理经验都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与一般性教育相比，先前工作经历对成功创业及提升创业成长绩效有积极作用。假设H1b和H1c得到支持。在反映政治资本的变量中，政治影响力深度（政协委员）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创业者的社会地位层级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对创业成长绩效有积极作用。从制度理论来看，农民创业家可能更需要政治资本弥补在人力资本上的缺陷，以获取更多的合法性。H2b得到支持。反映乡土文化资本的变量中，是否从事农业领域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创业者涉农选择对创业成长绩效有正向影响。从回归方程R2的解释能力变化来看，当先后加入有关解释变量后，方程的解释能力都有显著增加，这也是异质性资源成为影响创业成长绩效主要因素的一种有力印证。
进一步地，我们根据创业者是否具有农民背景考察相关资源变量对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从分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从性别差异来看，非农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成长绩效更好。这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女性同于生活环境、知识层次、阅历见识等方面的局限，创业的阻力更大。其次，市场化程度与农民或非农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但对农民创业者影响更强（β=0.181>0.124，p（0.05）。再次，一般性教育对非农民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显示出更强的负面影响（对农民创业者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很多农民创业者虽初始学历层次较低，但后期伴随经验和资金的逐步积累，通过各种途径重返学校系统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和学历教育层次，而且，与一般学历教育者相比，他们的学习动机和针对性更强。会有意识地增加对创业企业急需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因此，一般性教育呈现出积极性影响。而农民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对创业成长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面分组描述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农民创业过程中经验、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假设H1d没有得到支持。此外，政治影响力深度方面，农民创业者担任人大代表的层级在0.01水平上显著（β=0.407，p<0.01），说明农民创业者担任人大代表的层级越高，其创业成长绩效越好。非农民创业者担任政协委员的层级则在0.1水平上显著（β=0.107，p<0.1），说明非农创业者担任政协委员的层级越高，其创业成长绩效越好。这从侧面反映了与非农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为人大代表。H2c得到支持。最后，农民创业者从事农业领域创业的绩效更好。（β=0.096>0.069，p<0.1）这与理论假设3部分吻合。H3a得到支持，但H3b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现阶段农民创业者更多还是在传统农业领域有优势，虽然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但现实中创业成长绩效并不理想。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仍需加强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五、结语
如何通过消除现代农业发展的诸多障碍，推进土地有效有序流转，实现农业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分类交错多元发展，改变农民创业相关资本缺乏、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并避免出现农业衰弱和农村萧条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从事创业活动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农民创业应如何充分发挥其所拥资源的作用是指导农民科学创业的关键所在。从某种角度上说，创业者异质性实质上就是创业者资源禀赋差异的外化，是创业者资源禀赋差异与行为差异的内在互动与动态演化的显性化。当然，由于创业者个人特质因素，不同的创业者即使面对同样的创业环境，也可能会有不同选择，并形成与环境间迥异的互动机制，进而导致创业过程及结果的差异。如何在维护和发展内外联系基础之上，使既有资源深植于现有环境之中，并实现既有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利用状态是基于创新创业的未来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
作者简介：危旭芳，女，1977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5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农民；农民创业；资源异质性；绩效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66-08
一、引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仍拥有近7亿的农村人口，城乡二元结构和国民身份二重性矛盾依然存在。建国60多年来，农民的境遇伴随着国家命运跌宕而起伏、制度革新缓急而变化，作为改革开放之前30年工业化积累的奉献者和改革开放之后30年“中国制造”的贡献者，农民在工资水平、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教育、文化、健康等方面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挤压，而作为改革发轫地的农村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差异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趋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扩大。这些问题在以联产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动力增长机制功能日渐耗散、农村经济增幅大为减缓、制度效率作用已不明显、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一个现实的问题是，7亿农民的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工业化深化过程中实现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农民不仅应该分享工业化的成果，更应该成为推进深度工业化的积极参与者。无论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没有农民的转型就没有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没有农民的创富也就没有中国的真正富强。而在人均土地资源极度稀缺和农业人口如此庞大的悖论下，完全依靠传统农业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意味着，现有的大多数农民将实现转型蜕变，改变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成为机会平等融入新型工业化的市民，成为现代农场主，成为创业者和企业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经济学研究表明，个体资源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决策的方式与结果，表现为个体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过程中以资源为基础进行的理性选择。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异质性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组生产性资源束，而创业者的资源禀赋正是这组资源集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者的资源会通过影响其行为决策进而决定其行为过程特征，并外化为微观创业行为的多元性和随机性。我们认为，农民创业活动实质上就是不断学习和适应变化，实现资源、机会等不同要素间的变换匹配和动态性平衡的过程。资源、机会、农民创业者（团队）是农民创业的核心要素，创业资源要素与创业者的互动机制差异是分析不同农民创业模式及其特性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大多强调创业者资源禀赋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是创业行为过程的关键资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创企业的资源构成特征。结合农民创业的资源特征和数据可获性，我们选择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三个维度（本文暂不考虑金融资本的影响），具体考察农民创业者与一般创业者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方面的特性及其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差异。
1.人力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创业者人力资本由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构成。前者包括个体受教育背景、以往工作经验及个性品质特征；后者则包括产业人力资本（特定产业相关知识、专有技能和经验等）与创业人力资本（先前的创业经验或创业背景等）。农民创业者通过打工、“干中学”、师带徒、在职培训等各种途径不断积累技术知识、市场信息、阅历、创业意识、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并成功创立自己的新事业。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农民创业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并未得到应有重视。一般而言，农民接受的正规教育相对较少，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相对较低。然而，实践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干中学”、师带徒、在职培训等经历与创业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农民的“干中学”，对农作物产量有显著的作用。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该假设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假设：H1a：创业者的一般性教育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1b：创业者的先前工作经验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1c：创业者的先前管理经验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1d：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的经验人力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贡献更大。
2.政治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作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内容，政治资本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资源，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稀缺资源仍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私人企业家通过各种渠道培育社会关系网络并获取各种资源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否拥有政治资本对创业者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动因，直接的利益包括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等，间接的利益则包括政治荣誉和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解决经营合法性、政治歧视、政治谈判能力等问题。显然，农民是否拥有政治资本及其影响力强弱会影响农民创业成长绩效。在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控制力普遍较强的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创业者与相关政府机构、政治组织间的联结强度会影响其接近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涉及有价值信息的传递（尤其是敏感、默会及难以验证信息）、扩大的奖惩机制和网络内信任等。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者的政治资本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该假设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假设：H2a：创业者的政治影响力广度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2b：创业者的政治影响力深度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H2c：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为人大代表；H2d：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为政协委员。
3.乡土文化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民的创业活动也是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地域性（村域）社会资本在个人价值观体系及社会生活文化中的内化与升华。作为一种主观模型或一种符号和意义系统，文化资本可以显化为地域风俗、伦理、日常交往等个人生活文化积累，也可以通过动态的历史过程内化为社会文化的遗传基因，并能在适当时机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相互转化，甚至会主导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败。中国农村的家族组织、家族意识与家族活动，除了体现在家族仪式、家族象征符号（如族谱、祠堂等）及制度规范等方面，更活生生地流淌、浮现、改变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政治、经济与日常社会生活等领域）之中，从而带来长久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命。
显然，村庄嬗变和乡土文化对社会经济关系和农民创业的影响与城市迥异。以恋土情结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赋予农民独特的乡土烙印。在有关农民的经典描述中。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所特有的态度，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土”是他们的命根。对传统农民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份情感寄托。他们耕种着祖传的土地，了解因地而异的小细节（可耕土层的结构、厚度、岩石、湿度、光照、地形等），这些知识作为常年积累、劳动和观察的结果，成为其独有知识。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农业是“地方性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经验约束和风险特征，农业生产比工业组织更具反应灵敏性和行动灵活性。而作为一种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一种以生命适应生命的复杂过程，其产业特性（生命特性、季节特性、产品市场特性及生产组织特性）严重约束着农业分工及其深化，决定了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进而增进农业效率的必然性。农民的恋土情结，反映在农民创业者的创业领域选择上，表现为大多依赖与农业农村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而伴随新一轮农业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兴起，农民创业者将更多致力于生态、优质、高效和可持续性等为特征的现代农业领域创业。同时，以血脉亲情为纽带的“家文化”及其泛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企业家族制、管理家族化比比皆是。农民受“家文化”的影响更为广泛，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在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主导性的人际关系。基于此，本文定义的乡土文化资本是农民创业者个人生活文化积累的显化，是乡土风俗、伦理价值、日常交往为核心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突出表现为深厚的恋土情结和家族治理偏好。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农民创业者的乡土文化资本与创业成长绩效正相关；该假设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子假设：H3a：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在农业领域创业绩效更好：H3b：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绩效更好；H3c：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农业领域创业；H3d：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H3e：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立家族企业：H3f：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子女接班；H3g：与非农民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家族治理。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1.数据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原始数据源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等2010年联合进行的第九次全国大规模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全部样本企业共4614家，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行业各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进一步地，为保证研究样本均为创业者自创企业，故剔除了经由改制而成的企业，共3727家。其中，我们选取“在开办私营企业前是农民（含村干部和出外打工）”作为农民创业企业样本，共有518家（包括创业前曾是农民的311人，曾担任过村干部的116人，曾外出打工的91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60.0%、22.4%和17.6%），剩余3209家为非农民创业企业样本。
2.变量定义与测量
（1）因变量。创业成长绩效，成功的创业企业具有持续成长的特性，包括持续的盈利能力，即创业租金回报。目前测量企业成长绩效并无统一标准，包括多种方法和指标，如销售额、利润率等财务指标及资产回报率（ROA）、净资产回报率（ROE）、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等资产价值指标。但理论研究中广受认可的衡量指标有三个：企业雇员、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雇员增长不仅体现了创业企业成长在人力资源需求方面的递增效应，而且反映了在创造就业方面的社会效应。而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则体现了创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对该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满意度和忠诚度。为了对创业成长绩效进行较全面评价，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取雇员数、平均销售额和平均净利润三个指标来衡量，并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将这三个指标合并生成一个综合创业成长绩效指标（单因子解释方差为75.92%。信度系数Cronbachα值为0.887）。
（2）解释变量。一是人力资本，包括创业者教育和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严格地讲，创业者教育又分为一般性教育和专业化教育。前者指创业者接受的来自于普通教育系统的知识，一般以教育水平（学历）来测量。编码如下：1为小学及以下；2为初中；3为高中或中专；4为大专；5为大学；6为研究生。后者为创业者接受的与创业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专业技能及专门管理教育等。考虑到农民创业者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接受的正规教育相对较少，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而是通过打工、“干中学”、师带徒、在职培训等途径积累技术知识、市场信息、阅历、创业意识、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实践表明，其先前工作经历与创业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成功创业具有重要贡献。因此，本文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作为衡量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另两个指标，前者选用创业者在创业前的工作数量来衡量，这也是众多学者采用的标准；后者采用创业者先前工作经历中的职业选择和职位高低来测量，具体看该创业者过往是否有过中高层管理经验，若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 二是政治资本。鉴于创业者政治资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通过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期或成长期的社会交换和政治关系网络来反映，表现为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拟通过两个变量来测量：一是政治影响力的广度，以创业者是否担任社会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等）及其数量来考察。若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二是政治影响力的深度，以创业者担任政治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级别（县、市、省、全国）来考察。数值越大，级别越高，影响也越深。
三是乡土文化资本。本文定义的乡土文化资本是农民创业者个人生活文化积累的显化，是乡土风俗、伦理价值、日常交往为核心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突出表现为深厚的恋土情结和家族治理偏好。鉴于样本数据的限制，我们选取创业者是否在农业领域和现代农业领域创业，在家族控制方式上（家族持股比例、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重要职务、是否子女接班等）是否显示家族治理偏好来测量。若有，则编码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既往研究一般从创业者个人、创业企业和行业三个层面分析影响创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大多将创业者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企业特征（企业年龄、内部资源状况等）及外部环境（行业状况、地区市场化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亦从这三个层面进行设计，即在创业者层面，对创业者个人的性别、年龄等变量进行控制；在企业层面则选取了企业年龄、规模、资产负债率等控制变量；在外部环境层面，则根据反映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的市场化指数对制度环境进行控制。对于基本信息中的缺失值，本研究采用缺失值EM处理法进行估计和替代。各个变量的条目和操作性定义见上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各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除了一般性教育和先前工作经验（工作数量）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97和-0.062），家族控制方式（家族持股比例、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重要职务）与创业成长绩效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外，其余变量都与创业成长绩效显著正相关。例如，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的创业成长绩效越好（r=0.129，p<0.01），先前管理经验越丰富（r=0.038，p<0.05）。这初步显示，各类资源对创业成长绩效有着积极作用（因篇幅所限，表略）。当然，具体关系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和检验。
为了分析农民创业者和非农民创业者的资源特征差异。本文按创业者是否来自农村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分组描述。表2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了变量描述和均值T检验。不难发现，从基本背景变量来看。农民创业企业与非农创业企业相比，在企业年龄、规模、地域、资产负债率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创业者年龄（均值差异为0.02198，T=2.033）和性别（均值差异为0.05628，T=3.210）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与非农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多的是男性，说明来自农村的女性在创业方面所受的阻力更大。这一判断在一般描述性统计中也得到了印证（农民创业企业男女比例为89.6%与10.4%，明显高于非农创业企业的84.2%与15.8%）。而农民创业者普遍年龄更大，说明来自农村的创业者囿于创业资金、创业技能、创业环境等方面的劣势，大多经历了相对更长的积蓄期才成功创业。
从自变量来看，反映人力资本的各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民创业者一般性教育明显高于非农创业者（均值差异为0.77341；T=13.501）；先前工作经验即创业前工作数量远少于非农创业者（均值差异为-0.99039；T=-12.109）。这说明农民创业过程中经验、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小富即安，相对保守，偏向于风险厌恶，更少通过“跳槽”等方式变换工作岗位来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坚韧力更强，扎根从事本职工作，不轻言放弃，而这也是创业者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先前管理经验即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则显然低于非农创业者（均值差异为-0.36705；T=-17.555），这说明，农民创业者更缺乏获得相对较高层级管理经验的机会，在创业初期凭借吃苦耐劳和坚韧力获得成功，企业进人规范管理和运营及再创业后，更需要相关管理知识和经验的支撑。假设H1d没有得到支持。
在反映政治影响广度的变量中，农民创业企业与非农创业企业在是否是人大代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均值差异为0.07324，T=3.243）；在反映政治影响深度的变量中，则在人大代表层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均值差异为0.13732；T=2.339）。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担任人大代表，且担任的人大代表层级较高。这表明，和非农创业者相比，来自农村的创业者更注重政治关系等政治资本的积累和培育。假设H2c得到支持。
而从乡土文化资本变量来看，假设3中的大部分子假设得到印证。不难发现，农民创业者更多在农业领域创业（均值差异为0.06670，T=3.684），且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倾向于涉及现代农业（均值差异为0.13009，T=4.409）。这是乡土文化资本对农民创业影响的一个重要反应。以恋土情结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赋予农民独特的乡土烙印，生于斯长于斯，农民创业者普遍对故土有着深深眷恋和浓厚情感，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业生产特性较为熟悉，因此更倾向于在农业领域创业。而随着分工深化和产业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民创业者也更乐于参与其中，通过引入现代科技、提高产品多样性、拓展原有功能、发展设施农业、增加中间品投入、推进农业组织化等途径发展生态、优质、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假设H3c和H3d得到支持。乡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反映在“家文化”对创业企业组织管理形式的影响上。可以看到，农民创业企业和非农创业企业在家族控制方式（家族持股比例、家族成员是否担任重要职务、是否子女接班等）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农民创业企业的家族持股比例明显高于非农创业企业（均值差异为2.24882，T=2.866），家族成员担任重要职务和让子女接班的比例也远高于非农创业企业（T值分别为6.648和2.751），这说明农民创业者受“家文化”影响更深。假设H3e、H3f和H3g得到支持。 2.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理论假设中异质性资源与创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层级回归法进行检测，并优先使用强迫进入法依次考察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对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在基准模型中，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创业者特征方面，性别在0.05水平上显著为负，男性创业者的企业成长绩效略逊于女性，说明虽然女性创业的阻力更大，但一旦成功创业，其创业成长绩效的总体水平高于男性创业企业；在企业层面的变量中，企业规模和资产状况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企业规模和财务结构的优化，逐渐克服早期的新创弱性、合法性、声誉和资源不断积累，成长绩效趋好；制度环境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成长绩效越好。
在模型1-3中，依次加入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等相关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创业者性别、年龄、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变量之后，创业者各类资源对创业成长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而言，在反映人力资本的变量中，一般性教育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H1a恰好相反，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实生活中，创业者的学历层次往往不高，一般性学历教育对提高创业成长绩效作用不大，甚至有负向影响（如降低风险承担性等）。当然，可以预期，随着现有高教体制的改进和创业相关知识和技能逐步融入一般性教育课程体系，这种状况会有所改观。先前工作经验和先前管理经验都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与一般性教育相比，先前工作经历对成功创业及提升创业成长绩效有积极作用。假设H1b和H1c得到支持。在反映政治资本的变量中，政治影响力深度（政协委员）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创业者的社会地位层级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对创业成长绩效有积极作用。从制度理论来看，农民创业家可能更需要政治资本弥补在人力资本上的缺陷，以获取更多的合法性。H2b得到支持。反映乡土文化资本的变量中，是否从事农业领域与创业成长绩效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创业者涉农选择对创业成长绩效有正向影响。从回归方程R2的解释能力变化来看，当先后加入有关解释变量后，方程的解释能力都有显著增加，这也是异质性资源成为影响创业成长绩效主要因素的一种有力印证。
进一步地，我们根据创业者是否具有农民背景考察相关资源变量对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从分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从性别差异来看，非农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成长绩效更好。这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女性同于生活环境、知识层次、阅历见识等方面的局限，创业的阻力更大。其次，市场化程度与农民或非农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但对农民创业者影响更强（β=0.181>0.124，p（0.05）。再次，一般性教育对非农民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显示出更强的负面影响（对农民创业者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很多农民创业者虽初始学历层次较低，但后期伴随经验和资金的逐步积累，通过各种途径重返学校系统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和学历教育层次，而且，与一般学历教育者相比，他们的学习动机和针对性更强。会有意识地增加对创业企业急需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因此，一般性教育呈现出积极性影响。而农民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对创业成长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面分组描述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农民创业过程中经验、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假设H1d没有得到支持。此外，政治影响力深度方面，农民创业者担任人大代表的层级在0.01水平上显著（β=0.407，p<0.01），说明农民创业者担任人大代表的层级越高，其创业成长绩效越好。非农民创业者担任政协委员的层级则在0.1水平上显著（β=0.107，p<0.1），说明非农创业者担任政协委员的层级越高，其创业成长绩效越好。这从侧面反映了与非农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成为人大代表。H2c得到支持。最后，农民创业者从事农业领域创业的绩效更好。（β=0.096>0.069，p<0.1）这与理论假设3部分吻合。H3a得到支持，但H3b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现阶段农民创业者更多还是在传统农业领域有优势，虽然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现代农业领域创业，但现实中创业成长绩效并不理想。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仍需加强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五、结语
如何通过消除现代农业发展的诸多障碍，推进土地有效有序流转，实现农业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分类交错多元发展，改变农民创业相关资本缺乏、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并避免出现农业衰弱和农村萧条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从事创业活动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农民创业应如何充分发挥其所拥资源的作用是指导农民科学创业的关键所在。从某种角度上说，创业者异质性实质上就是创业者资源禀赋差异的外化，是创业者资源禀赋差异与行为差异的内在互动与动态演化的显性化。当然，由于创业者个人特质因素，不同的创业者即使面对同样的创业环境，也可能会有不同选择，并形成与环境间迥异的互动机制，进而导致创业过程及结果的差异。如何在维护和发展内外联系基础之上，使既有资源深植于现有环境之中，并实现既有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利用状态是基于创新创业的未来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
作者简介：危旭芳，女，1977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50。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