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入“禁忌之地”

　　遥远雪域所寄寓与存在的一切诱发了欧洲人浓烈的想象与兴趣，就连一向思辨严谨的德国思想家，也为其深深吸引。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们，？如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都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纷纷对西藏作出了特别论述，这些论述迎合当时浪漫化东方的潮流，也充满相互矛盾的猜测和判断。
　　1855年，狡黠的法国传教士用“一块牛皮的交易”，换取了澜沧江边产盐区的地皮与水源，尽管离他们的终极目的地——拉萨还非常遥远，盐井天主教堂的修建总算让“上帝的福音”在佛国边缘穿透了帷幕一角。从1855年至1959年間，有17名不同身份的外国传教士来到这里，古老红色盐田与西方教堂对映，至今仍是西藏境内唯一可见的有趣景观。
　　与此同年，两位侵入“禁忌之地”——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的德国“探险者”，正在试图用随身携带的白兰地和雪莉酒来贿赂当地的下层官员，他们乔装成商人和牧民进入西藏的伪装不仅被识破，而且还因此被关押了起来。
　　在19世纪，这当然并非什么新鲜的尝试和遭遇，进入西藏并最终抵达拉萨，绝对是名列欧洲冒险家十大探险名单的挑战，为此不乏精心的准备和绝妙的计算，但大多数人注定无功而返。西藏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充满神奇的魅力之地，数代探险者们的失败经验和微弱成功概率都改变不了它的吸引力。
　　相较而言，这两位德国人无疑属于罕见的幸运之徒，在短暂的失去自由之后，他们竟然最终得以被放行并被允许进入西藏。
　　赫尔曼·施拉君特怀特和阿道夫·施拉君特怀特，是首次由北向南穿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的欧洲人，也是最早将照相技术应用于印度北侧山地探险的人，更是真正进入西藏的第一批德国人，他们的冒险，开启了欧陆第一强权与高原喇嘛王国实地接触的历史。

　　在此之前，德国人的西藏知识除了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的蚂蚁淘金传说，以及马可·波罗口中的魔术大师产地之外，几乎全部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德雷德（Antonio de Andrade），这是第一个进入西藏境内的西方人，但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却远远逊于后来的那些学者和探险家。安德雷德于1624年从印度启程，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来到西藏西部阿里高原，他见证了古格文明的辉煌，并试图在都城扎布让传播基督教义，得益于统治者的热情帮助，他甚至成功修建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教堂。但安德雷德的行动意外成为了古格王朝覆灭的导火索，他的传教活动亦最终失败。1626年，他在里斯本发表名为《重新发现大震旦及西藏》的文章，对亲历的西藏风土作了细致描述，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安德雷德将自己的西藏之旅，定义为“重新发现”，他眼中的西藏宗教教义和仪轨，充满了与西方天主教的耦合，这似乎印证了许多欧洲人深信不疑的“约翰长老传说”——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深处，有一群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在坚持宣讲上帝福音，并创建了一个失落东方的天主教兄弟王国。

　　这就是西方人与西藏最早接触的荒诞故事，遥远雪域所寄寓与存在的一切诱发了欧洲人浓烈的想象与兴趣，就连一向严谨思辨的德国思想家，也为其深深吸引。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们， 如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都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纷纷对西藏作出了特别论述，这些论述迎合了当时浪漫化东方的潮流，也充满相互矛盾的猜测和判断。如康德把西藏看作地球生命和人类文化的摇篮，并认为西藏和西方的接触可以上述到远古文明时代，而西藏对于西方的现实意义在于，想象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古老智慧与哲学概念尚存续在西藏，西藏将是西方人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但他严厉批评藏传佛教，认为其与罗马天主教一样腐化和堕落，却同时又着迷于安德雷德一则关于西藏头盖骨酒杯的故事，康德用哲学家的思维逻辑认真地判断说：这种常人眼中的野蛮行径，实际象征着“藏人每天可以从容与死亡对峙，用这种方式来超越死亡，这是一种西方人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与康德类似，黑格尔严肃分析并批判活佛转世制度，他认为神人合一本身就是矛盾和不可能出现的。然而哲学家叔本华却对藏传佛教推崇备至并赞誉有加，因为在其眼里，他所偏爱的美学、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都在藏传佛教里得到了实现，“藏传佛教是佛教发展的顶峰”……

　　尽管如此，这些曾经占据德国人认知的神话或传说、赞美或批判，疑虑或肯定……都将成为等待转变的过去论述，在施拉君特怀特兄弟首次进入西藏后的百年间（1855—1950年），不同身份、职业和背景的德国人，怀揣不同的目的开始涉足西藏高原，成为西藏近现代形象建构与观念变迁的重要见证。

　　传奇故事还有戏剧性的插曲，作为家里的兄长，赫尔曼和阿道夫的地理探险为远在德国的弟弟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Emil Schlagintweit）提供了诸多研究的实物和资料便利，这使后者虽然从未到过喜马拉雅地区，却借助兄长们的资料，并综合他人成果，撰成《佛教在西藏》等若干名著，因而也最终成为德国藏学开创者之一。

摩拉维亚传教士与德国藏学的先河

　　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德国人群体，从1856年起，他们在离西藏西部边境只有？120？公里的拉合尔地区？（？Lahoul）？建立传教点，并以此为基地，向广大喜马拉雅山区的族群传教，其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历史上与藏区接触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德国人群体。
　　当赫尔曼和阿道夫兄弟俩，准确说是三兄弟（另一家庭成员罗伯特并未参与此次进入西藏的冒险）来到西喜马拉雅地区（指拉达克等地——笔者注）作长期探险之时，他们发现自己并非唯一的德国冒险家，两位来自德国摩拉维亚教派（Morayiails）的传教士——帕格尔和海德，此时正在该地区游历，并且他们似乎也曾试图穿过西藏前往蒙古传教，但显然并不如盐井的法国传教士般幸运。
　　两位传教士并未气馁，转而在今印度北部的盖朗建立了首座欧洲新教传教基地。他们的日记与经历后来被纳入海德之子杰拉德的《西藏人中五十年：威廉和玛利亚海德传记》以及施尔的《在西藏的婚礼》两本书中。
　　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德国人群体，从1856年起，他们在离西藏西部边境只有 120 公里的拉合尔地区（Lahoul）建立传教点，并以此为基地，向广大喜马拉雅山区的族群传教，其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历史上与西藏边缘地区接触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德国人群体。

　　这是一个以敬虔主义为根基，带着出世想法的团体，他们坚持一个重要宣教原则：融入当地的文化。因此，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们注重对当地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系统研究，为了方便传教，他们甚至翻译出版了藏语版的《圣经》。传教士们将自己的“传教旅行”经历写成日记、信件和报告，出版成书籍和文章，源源不断地为德国带回大量关于喜马拉雅西部山地广阔而新鲜的信息，与此同时，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点日益成为欧洲人考察和探险的重要落脚点与中转站，来自欧陆各国的旅行者在这里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和协助，不仅关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而且还有许多经验和建议。1856年，施拉君特懷特兄弟 （ Schlagintweit） ，在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和普鲁士国王支持下，得益于传教士们的帮助，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批进入喜马拉雅西部拉达克的德国人，并获得大量的日记、手稿、草图、测量记录、照片和手绘图。

　　而闻名世界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更从中受益匪浅。他从拉达克列城出发进入西藏的两次探险，均获益于德国传教士：第一次（1901年），他获得了传教士们长达 50 多年坚持不懈观察和记录拉达克地区气候的珍贵资料；第二次（1906年），赫定正是在德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做足了准备，方才得以顺利进入西藏南部，并到达了扎什伦布寺。
　　还有诸如捷克人斯托利茨卡 （ Ferdingan Stoliczka ） 、匈牙利人伯仁采 （ Ladislaus von Berenczay） 、奥地利人特洛尔 （ Josef Troll） 等都曾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点获得过帮助。
　　德国的“藏学之父”——耶什克是一位具有语言天赋的传教士。当他以学者、主管人的身份被派遣到盖朗传教基地之时，他从事翻译藏语版《圣经》，但这位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并曾坚持用德语、英语、法语、拉丁文、希腊语、丹麦语、波兰语和瑞典语等八种语言记日记，还通晓希伯来、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语，也懂一些阿拉伯、波斯语和梵文的传教士，在11年的传教时间里，编写了《藏德字典》《藏文文法》——两部德国至今研究藏学必备的参考书。除此之外，耶什克学习藏语文及各种藏语方言，撰写了《论藏语的语音系统》《论藏语的语音学》《论藏语发音》《实用简明藏文文法》《罗马字母藏文和英文字典》《藏文传奇书之典范：米拉日巴十万道歌》等学术作品。

　　耶什克的努力让藏学研究开始在德国生根发芽，他的后继者——传教士弗兰克（A. H. Franke），则让藏学在德国正式成为一门学科。 1896 年，弗兰克来到当时的拉达克都城列城（ Leh） ，后来辗转于Kalatse和盖朗，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生活了14年，这位作者不仅撰写了“大量关于西藏语言、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也出版了有关西藏风俗习惯、民歌、传说、谚语和游戏的著作”， 其代表作《西藏西部历史》于1907 年在伦敦出版。1922 年，弗兰克受聘于柏林大学，三年后即晋升为教授——这是德国的第一位藏学教授，而随着弗兰克的执教，藏学正式在德国大学中成为一门学科。 　　就这样，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们的“西藏视角”无疑成为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西藏印象的重要来源，他们所描述与评论的内容亦对德国的西藏认知产生重大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宣战。身处英国殖民地的传教士们理所当然成了俘虏，他们全部于1916年被遣送回国，德国人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就此结束。
　　但这不是德国与西藏故事的终结，恰恰相反，德国人的西藏的梦境刚刚开始。

觊觎西藏的德国与德国人

　　1904？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中国抗英战争爆发。英国人以武力入侵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并将西藏视作自己优先的势力范围，西藏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次战争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德国公使更在获悉消息后的第一时间质询英国外交部。从1910？年开始，德国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边疆问题介入益深。
　　19～20世纪的亚洲腹地，是受两个殖民列强左右的不安之地——沙俄与大不列颠围绕英属印度与俄属中亚之间的过渡地带展开激烈争夺。德国人最具代表性的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们，之所以能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持续传教，是基于英国的默许和支持：对于英国殖民当局而言，传教士对藏语和藏文化的研究，不仅能使英国人加强对该地区的了解，而且也是其推行殖民统治时不可或缺的情报信息，英国人不仅资助德国传教士耶什克将他的 《藏德词典》译成《藏英词典》，并负担了全部出版费用，还把德国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和医院都纳入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管理和体系中。但这只是一种基于短暂共同利益而和谐合作的表象，亚洲地区的任何情势发展仍然受到欧陆政治格局的支配。德国作为新兴帝国的迅速崛起，强烈图谋与其他西方列强争夺并瓜分在中国领土的利益。
　　与此同时，随着中亚时局的变幻，清政府统治下的西藏因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对已经将整个印度纳入殖民统治的英帝国，西藏无疑是一个天然而巨大的缓冲地带，这种潜在的现实诱惑使其率先将侵略的图谋目光投向西藏。
　　而在此时，满清政府在西藏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禁入政策，即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并绝对不允许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英印总督寇松曾试图写信给达赖喇嘛，但信件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答复，这不是达赖喇嘛能左右的事情，满清政府派驻拉萨的驻藏大臣，禁止他与英印有直接的往来。”
　　但德国人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则对西藏表现出一种近乎狂热的野心。
　　1901年，埃米尔用藏语给年幼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企图获取一份西藏各大寺庙所藏的佛教文献清单，称想借此以弥补当时藏传佛教史研究的缺陷：西藏寺庙拥有众多早期的佛教经典，包括许多来自印度的原始文本，不幸的是，外界几乎无人知晓。
　　但埃米尔的信件该如何抵达拉萨并保证让达赖喇嘛阅读并回复呢？他在一开始就狡狤地想道：“要想把信发往拉萨只有一条途径： 通过中国外交当局的斡旋。”

　　他开始动用一切关系和办法，通过并经由美国人柔克义和德国、美国驻北京公使与当时清政府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的关系，在“1902年5月26日，奕劻答复柔克义说已将埃米尔的信交给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而驻藏大臣将会转交给达赖喇嘛，并承诺一旦有什么消息，将会告知美国公使。”
　　他在短暂欣喜过后却是漫长的等待，即使在柔克义和美国公使的轮番催促下，埃米尔的信依然是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他转而希望得到英印总督的帮助，但英印外交部的回复是：“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避免與印度政府及外部世界有任何的接触，让他们留意你所请之事的最好途径就是借助中国在拉萨的驻藏大臣。印度总督非常遗憾，他无法为你的请求提供更满意的答复。”
　　1902年5月27日，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在给帝国总理的报告中说：“中国在西藏驻有一名职位较高的官员作为驻藏大臣 ，他负责治理并监督中国对西藏的事务。通过这位中国驻藏大臣，信件将会被转交给拉萨的地方政府负责事务的决定性人物。”
　　尽管柔克义回复：“我会尽可能地不断提醒他们关于信件之事。我希望事情会好转，并很快能听到来自拉萨的消息。”但三年已经过去，在动用了包括德国总理、德国驻北京公使、英印外交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英印“西藏探险者”间谍钱达拉·达斯等在内的各路途径之后，埃米尔依然没有得到任何一丝来自拉萨的消息，而达赖喇嘛的回复更是毫无希望可言，整件事情不了了之。
　　1904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中国抗英战争爆发。英国人率先以武力入侵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并将西藏视作自己优先的势力范围，西藏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这次战争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德国公使更在获悉消息后的第一时间质询英国外交部。从1910 年开始，德国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边疆问题介入益深。出于自身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德国人曾不止一次公开表态：反对西藏和蒙古脱离中国，更反对任何一国（主要指英、俄）试图独占其利益，并坚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必须保持完整”。

　　1914年，西方列强企图瓜分和分裂西藏的“西姆拉会议”召开后，德国更加感受到西藏利益被英国稳步独占的威胁。外交大臣雅哥在给驻伦敦大使李绪诺夫斯基的公文中毫不掩饰来自德国官方的意图： “德国舆论对中国外围地区，特别是西藏与蒙古的下一步命运已经表示特别的兴趣。”6月5日，德国驻英大使卡尔·马克斯·冯·李绪诺维斯基（Karl Maxvon Lichnowsky）则明确向英国提出，“我们一贯认为西藏，像其他中国外围地区一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坚持，即中国通过一八六一年九月二日商约第四十条所给予我们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权利，现在像过去一样，也适用于西藏。”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俄与德国成了公开的敌人，这更加刺激了德国参与瓜分中国西藏的野心。德皇威廉二世曾对斯文·赫定说： “西藏是世界上极少几个能躲过这次战争的地区之一。”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德国官方曾试图利用“在中亚的行动”，即“1915年德国派遣外交官海恩梯希 （ Werner Otto von Hentig） 率使团到阿富汗，鼓动当时的统治者阿米尔·哈比如拉反对英国，并挑动印度边界部落起义，同时暗中支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以此分散协约国联盟——英、俄两国的精力，使其陷入中亚的混乱而无法将更多兵力投入欧洲战场。作为整个战略的重要侧应，德国亦试图将“世外桃源”西藏拉入列强争端之中。1918年，德国政府曾计划：“鉴于我们在中亚的行动，应该允许在拉萨有一个德国代表作为前哨，以應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
　　德国的计划随着一战结束而搁浅，但在战争中失败的德国，窥探西藏的活动却愈发活跃起来了。

德国涉藏"考察"的第一个时代

　　20？世纪初，时任英印总督的寇松曾说：？“在今天亚洲的中心地区还仅有一块神秘之地，也是？19？世纪唯一留给？20？世纪进行研究的神话，它就是西藏和拉萨。”
　　无论是在外交桌上与英、俄交涉中明确宣示其西藏政策，还是各种停留在纸面的报告与信件，都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窥视西藏的全部。进入遥远神秘的西藏高原才是当时德国实现其野心的具体行动，尽管德国朝野对“西藏问题”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既没有直接的领土要求，也没有实际的侵略活动，但这并不表示其在假以学术、探险和考察之外，没有丝毫政治、经济、殖民或其他隐性目的。
　　早在1898年12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笔者注）在写给得意门生——斯文·赫定的信中，就建议这位在德国接受教育，拥有浓郁德意志情结的大探险家，去关注尚未被世人所熟知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西藏）东部边缘地区亟待研究，喜马拉雅的东部末段，尤其是被各条大河的上游所环绕的地区依然无人知晓； 对黄河源头的东南部地区的研究也是一个空白。”
　　鉴于李希霍芬在德国地理学界的权威地位，他的建议无疑是一剂巨大的催化剂。
　　同样巨大的激励则来自一种复杂的夹杂着“地理大发现”的殖民浪潮。20世纪初，时任英印总督的寇松曾说：“在今天亚洲的中心地区还仅有一块神秘之地，也是19世纪唯一留给20世纪进行研究的神话，它就是西藏和拉萨。”

　　在经过了数个世纪之后，20世纪初的西藏，也许是世界上最能为西方人带来一夜成名机遇的区域[西藏信息的获取（出于政经利益和势力扩张）、西藏观念的确立（从黑暗堕落到佛国净土）、西藏局势的变迁（中国内地的革命与民国政府管控能力的薄弱）……]，而成为西方列强争相争夺的一块蛋糕。这也是全球殖民化浪潮下的西方列强的掠夺性竞争，西方国家纷纷派出了自己的“西藏粉丝团”：英国的寇松 （ George Curzon） 、荣赫鹏 （ Francis Younghusband） 、贝尔 （ Charles Bell） 、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 、钱达拉·达斯 （ Sarat Chandra Das ） ，瑞典的斯文·赫定 （ Sven Hedin） ，法国的伯希和 （ Paul Pelliot） 、大卫·妮尔 （ Alexander David-Neel） ，德国的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 （ Emil Schlagintweit） 、弗兰克 （ August Hermann Francke ） 、菲尔希讷（ Wilhelm Filchner） 、恩斯特·舍费尔 （ Ernst Schfer） ，意大利的图齐 （ Giusepppe Tucci） ，美国的柔克义 （ Woodville W. Rochkill ） 等等，他们以研究者、探险家、传教士、商人、通灵者的名义和殖民官员在内的各色人物形成一个“西藏圈”， 随之掀起一个西方人以考察、探险、游历等名目觊觎西藏的热浪。

　　1898年8月，德国的福特尔（ Karl Futter） 与赫德勒 （ Holderer） 从西宁出发，到达青海湖和黄河上游地区，并到达拉卜楞寺和塔尔寺，他们对青海湖南岸作了详细的地理学测量、摄影，对俄国人在该地区的描述和测量进行考证和修订，并称这是本次探险的重要成果。1900 年和1903年，福特尔接连出版了《西藏东北部的喇嘛和人》以及《西藏东北部地理概况》，详述此次经历。其中两幅考察地图精确详尽地标注了沿途的山脉、湖泊、河流、草地、森林、寺庙和村落。
　　就在福特尔一行出版考察书籍后仅仅两年，德国人塔佛尔 （ Albert Tafel） 向同一地区出发了。1905年，他首先抵达青海，在塔尔寺、青海湖和黄河源头地区进行地貌学研究。1907 年塔佛尔经日本人寺本婉雅介绍，拜见了正在塔尔寺停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为其拍摄了照片。1908年，塔佛尔在结束考察时，还将一名叫博德扎（ Bordja） 的藏族人带回德国，并出版游记《我的西藏旅程》。
　　塔佛尔带回德国的藏人后来与他的女仆结婚，两人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阿斯贝格居住多年。直到1930年代纳粹德国西藏探险队知道了他的存在，纳粹探险队成员、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 （ Bruno Beger） 曾费尽心思寻找他，但这位当时“唯一生活在德国的藏人”却“不知所踪”。
　　在20世纪初所有的德国进入藏地的“探险者”当中，有德国的地质物理学家和地磁学家威廉·菲尔希讷，他与瑞典的斯文·赫定同为当时德国探险者们的偶像，并曾获得过纳粹第三帝国 “国家艺术和科学奖”。菲尔希讷三次进入藏区“探险”。1927年，菲尔希讷非法进入离拉萨不远的藏北那曲，成为最早侵入西藏腹地的德国人，最终他被发现并强制驱离。
　　早在1904——1905年，他的第一次进入中国西北藏族聚居地的考察，就选择了青海果洛地区。
　　1904年6月，菲尔希讷从西宁出发，他雇用了八名马夫和一名懂果洛方言的向导，并购买了 45 匹马，租借了 30 头牦牛驼运物资，随行的还有甘肃地方政府派遣的一名官员和四名士兵。菲尔希讷的探险队一路首先进入黄河源头地区，在鄂陵湖附近沿黄河南岸东行，并最终于 10 月初抵达川西北的松潘县，行程近两千公里。整个考察中，他获取了 22 个重要地点的经纬度，600个地点的海拔高度——地磁测量也是他最重要的专业，同时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1906年，他将这次经历记录在考察报告——《玛沁之谜》一书中。
　　1962年德国学者吕勒出版了《在沉寂的中心：威廉·菲尔希讷的生平》， 这是迄今有关这位曾经的“时代偶像”的唯一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德国的“探险家们”频繁进入青藏高原，尽管离真正的梦想之地——圣城拉萨相距遥远，但他们也常常将自己的旅行命名为“西藏考察”。1898 年，福特爾考察了拉卜楞寺和塔尔寺后评论道：“这些寺庙是一种较高级的文化中心。有时这种较高的地位会被滥用。它们可以用来传经布道，年轻僧侣们在这里学习读写，研修经文。寺庙对它势力范围内的族群和村民有很大影响，向他们征收赋税，用强力获取慷慨的捐赠。尤其在南部，僧侣更是吸血鬼和放高利贷者，他们甚至可以让欠债者变为农奴。寺庙里富有的喇嘛们要占有奢华的装饰、镀金的法器和纯金的神像，对这个民族来说，这是痛苦的折磨……喇嘛们努力保有手中的权力，他们对于牧民的影响也很巨大； 他们知道，应该将进步保持在最缓慢的速度上，任何外部文化的渗透和对现有状况的改变，都是他们最强大和最让他们恼怒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