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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可能要说：“错了。《红楼梦》里的原句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怎么出来个‘谁解痴中味’呢？”关于这一点，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说：
于此，我又想起，上引之五言诗，其末二句在《在苏本》中却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痴中味？
此处的后一痴字，原抄清楚，有不同墨色的笔迹涂改为“其”，显系依一般文本后改。因此我疑心雪芹的早期一个文本原是写作“痴中味”的。若依此而言，那么雪芹标于书首的痴字，其意味深长，恐怕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玩索吧。
一个字的差异改动，即使在版本学的范畴，也属“细微末节”
有什么“意味深长”，“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玩索”呢？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唯有《红楼梦》的研究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专门术语——红学。红学号称显学，早已风行海内。但树大招风，涉及红学的纠葛争议似乎也格外多。周汝昌先生是当世执红坛牛耳的“重镇”。他的奠基之作是两厚册的《红楼梦新证》，其内容主体是曹雪芹家世等材料的考证。因此，人们提到周汝昌，首先想到的总是“考证”、“资料”这些字眼，是一位埋头于历史资料、皓首穷经的老先生。也由于《红楼梦新证》的存在，他又被看成是胡适之首创的红楼梦研究中“自传说”的集大成者，因而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里，虽然没有淋成落汤鸡，衣襟上却总是拖泥带水的。《红楼梦新证》一方面是他的荣光，另一方面又是他的魔障。
其实这里面多少存在一些历史的误会。造成这误会，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多半由于一般的论者犯了鲁迅批评过的毛病：“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周汝昌在《新证》之后，又出版过好几本书：《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石头记鉴真》、《献芹集》以及下面要谈到的这本《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同时，他还校点注解过《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写过《诗词赏会》和谈书法的书。可惜论者们大抵对周汝昌这个“全人”打马虎眼，只取《新证》肆意“抑扬”而证成已说，所以不仅离周汝昌的“真实”甚远，即对《新证》也多少加以误解。
说到周汝昌之“全人”。移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唐翼明先生在《周汝昌访哥大纪实》(刊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国《华侨日报》)一文中如是说：
周汝昌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他的两卷本洋洋八十余万言的《红楼梦新证》至今还是这个领域里最有份量的著作。但我之知有周先生其人，却不自《红楼梦新证》始。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宋诗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杨万里选集》，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独步一时，无人可以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杨万里选集》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这段话于无意中却显示了周汝昌的“全人”风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虽只是一册十余万言的“小书”，却是周汝昌真正的“代表作”，是他数十年红学研究心得浓缩的“原汁”。读了它，不仅能对《红楼梦新证》以降的周氏其他红学论著有进一步的理解，窥视到他红楼梦研究的“境界”与“层次”，而且可以领悟到何以周汝昌与红楼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正在于他的“性分”与曹雪芹有几许宿命般的默契。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写成。据作者《自序》中表白，这本书的要义是要阐明红楼梦研究的“三大基点”，而“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的见解”，“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跟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书分上、中、下三编，正是分别阐释这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如果用大家熟悉的用语简明概括，其实就是自传说、《红楼梦》的思想性和探佚学这三个方面。
毕竟时代不同了，周汝昌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对“自传说”给出辩护。不过回首往事，总难免苦涩的记忆。读这一章，会感到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投影仍然在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晃动，仿佛是一种拂不去的影响。作者搬出巴金、鲁迅、夏志清……，重人重言，“用的办法是借重古今中外名家宿学的多个层次和不同角度的看法，请他们来替我们‘讲话’。”文章写得活泼俏皮、个中滋味却只有过来人才知其酸甜苦辣。自传体小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一到了《红楼梦》这里，似乎就复杂起来。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后世的读者也许会嫌这一章有些冗长。周汝昌总算卸掉了这个旧时代留下的包袱。而最后把“写实小说”与“抒情诗”勾挂起来，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微传统之中，就使这一老话题格外深刻起来。类似的意思虽然也不是没有人说过，却没有周汝昌阐释得这么简洁、透彻而又情趣盎然。这就是“做文章”的功夫。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文章做出来，那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献芹集》的序言里，有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周汝昌对于别人把他仅仅看成“考证派”是颇有几分恼火的，而这正和前面谈到的他的“性分”有关。他本来是一位思绪纷呈、逸兴湍飞，思想活跃而又相当情绪化的人，却因为从搜集史料开始“研红”工作并出了两巨册成果，就被当作“考证派”，确实有些张冠李戴的冤枉委曲之感，让他产生“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感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问世可以把这一历史的误解澄清。其中第二章专谈《红楼梦》的思想性，不仅笔致灵动，而且胜义叠出。从“其人如玉”到“宝玉的三王号”，从“痴”的“文化异彩”到“情榜的文化涵义”，读起来真应了一句老话：如行山阴道上，使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周汝昌确实是把曹雪芹和《红楼梦》大大地拔高了——但那是提到了本来应有的高度。相应地，后四十回的高鹗续书似乎显得更低了，但这也只是曹雪芹原著与高鹗续书“两种红楼梦”相比较而自然发生的结果，续书原有的价值并未被故意抹杀。虽然情绪上难免“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在理智上还是可以“割江而治”的，当然那条“楚河汉界”必须划得泾渭分明，绝不容混淆。我想，这种态度也还不能算是“偏激”，而应该目为“科学”吧。
如果从纯粹的“新颖”着眼，那么“下编”是最够资格了。这一编的内容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逗漏”过。前两编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以前研究成果的“集粹”和升华，也吸收了红学界其他人的研究心得。而下编则是地道的周氏一家言。探佚——探讨八十回后曹雪芹原著《红楼梦》佚稿情形——是一种分外艰难的工作。周汝昌从探佚学深入到结构学，从总体上把八十回以后勾勒出一个轮廓。这种似乎是“向壁虚构”的工作介于科学与艺术、研究与创造之间，既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广而深、巨而微(从宏观到微观)的修养，又需要活泼生动、不拘一格的思考力和想象力，而更难得的，还需要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灵感思维”有一种心灵的“默契”。读《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使我想起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二者都在不大的篇幅中跳动着一条纵贯古今中外的文化脉络，“质量”远胜过“数量”，是作者数十年生命心血和才、学、识的结晶。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只从一部小说入手，比起《美学散步》集零篇面成体系的作法，难度似乎更大一些。
行文至此，可以照应到本文开头谈“痴”之义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有一节专论“雪芹‘痴’意”，从文化史上的脉络探寻出曹雪芹之“痴”是有“先河远影”而又“更生异彩”的。从庄周到阮籍，从晏小山到张宗子，“迨至清代雍乾之世，产生了曹雪芹，写出了贾宝玉，于是这一条民族文化的大脉络，愈加分明，其造诣亦愈加崇伟。这就是我对《石头记》的最根本的认识。”与“痴”的文化涵义彼此映照，他还指出：
我多次提出，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他之萌起撰写自传小说的念头，现在可以理解成两个因素：第一，由于家世与个人的遭遇经历，兴起必须一写“自家”的志意。第二，他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感物，以诗人之情待人，以诗人之笔藻，——这才产生出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气息与境界。这在别的小说中是绝对无有的。可以说，它整个儿是一首长诗——在小说的外形下而写出的！其所以能臻此境，正是由于雪芹志在自写其传，又最善于诗笔传神的两重原因凑泊为一面达到的自古以来尚未能有的极高的文学艺术的新境界！(93页)
诗人之心——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上。佛家义理最重“因缘”，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缘)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所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缘分”。周汝昌曾说他开始搞红学也只是一种“玩票”性质，可是为什么一“玩”就玩成了终身事业呢？这就是“因缘”了。“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而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连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后来的《红楼梦》的研究者也许能在材料的整理综合上超过他，能借鉴更新的思维方法，能出以更新的研究角度，但在尚友古人的性分默契上恐怕是要成绝响了。
周汝昌毕竟出生于还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清代历史文化氛围的年月，与那悠悠一脉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血胤相连。而今而后，这种氛围和联系却将愈益淡薄直至面目全非了。更何况，曹雪芹已经深致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痴中味”呢。这“痴”的缘分，就更可遇而不可求了。
草于己巳除夕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著，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3.25元)
于此，我又想起，上引之五言诗，其末二句在《在苏本》中却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痴中味？
此处的后一痴字，原抄清楚，有不同墨色的笔迹涂改为“其”，显系依一般文本后改。因此我疑心雪芹的早期一个文本原是写作“痴中味”的。若依此而言，那么雪芹标于书首的痴字，其意味深长，恐怕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玩索吧。
一个字的差异改动，即使在版本学的范畴，也属“细微末节”
有什么“意味深长”，“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玩索”呢？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唯有《红楼梦》的研究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专门术语——红学。红学号称显学，早已风行海内。但树大招风，涉及红学的纠葛争议似乎也格外多。周汝昌先生是当世执红坛牛耳的“重镇”。他的奠基之作是两厚册的《红楼梦新证》，其内容主体是曹雪芹家世等材料的考证。因此，人们提到周汝昌，首先想到的总是“考证”、“资料”这些字眼，是一位埋头于历史资料、皓首穷经的老先生。也由于《红楼梦新证》的存在，他又被看成是胡适之首创的红楼梦研究中“自传说”的集大成者，因而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里，虽然没有淋成落汤鸡，衣襟上却总是拖泥带水的。《红楼梦新证》一方面是他的荣光，另一方面又是他的魔障。
其实这里面多少存在一些历史的误会。造成这误会，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多半由于一般的论者犯了鲁迅批评过的毛病：“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周汝昌在《新证》之后，又出版过好几本书：《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石头记鉴真》、《献芹集》以及下面要谈到的这本《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同时，他还校点注解过《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写过《诗词赏会》和谈书法的书。可惜论者们大抵对周汝昌这个“全人”打马虎眼，只取《新证》肆意“抑扬”而证成已说，所以不仅离周汝昌的“真实”甚远，即对《新证》也多少加以误解。
说到周汝昌之“全人”。移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唐翼明先生在《周汝昌访哥大纪实》(刊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国《华侨日报》)一文中如是说：
周汝昌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他的两卷本洋洋八十余万言的《红楼梦新证》至今还是这个领域里最有份量的著作。但我之知有周先生其人，却不自《红楼梦新证》始。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宋诗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杨万里选集》，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独步一时，无人可以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杨万里选集》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这段话于无意中却显示了周汝昌的“全人”风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虽只是一册十余万言的“小书”，却是周汝昌真正的“代表作”，是他数十年红学研究心得浓缩的“原汁”。读了它，不仅能对《红楼梦新证》以降的周氏其他红学论著有进一步的理解，窥视到他红楼梦研究的“境界”与“层次”，而且可以领悟到何以周汝昌与红楼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正在于他的“性分”与曹雪芹有几许宿命般的默契。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写成。据作者《自序》中表白，这本书的要义是要阐明红楼梦研究的“三大基点”，而“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的见解”，“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跟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书分上、中、下三编，正是分别阐释这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如果用大家熟悉的用语简明概括，其实就是自传说、《红楼梦》的思想性和探佚学这三个方面。
毕竟时代不同了，周汝昌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对“自传说”给出辩护。不过回首往事，总难免苦涩的记忆。读这一章，会感到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投影仍然在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晃动，仿佛是一种拂不去的影响。作者搬出巴金、鲁迅、夏志清……，重人重言，“用的办法是借重古今中外名家宿学的多个层次和不同角度的看法，请他们来替我们‘讲话’。”文章写得活泼俏皮、个中滋味却只有过来人才知其酸甜苦辣。自传体小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一到了《红楼梦》这里，似乎就复杂起来。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后世的读者也许会嫌这一章有些冗长。周汝昌总算卸掉了这个旧时代留下的包袱。而最后把“写实小说”与“抒情诗”勾挂起来，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微传统之中，就使这一老话题格外深刻起来。类似的意思虽然也不是没有人说过，却没有周汝昌阐释得这么简洁、透彻而又情趣盎然。这就是“做文章”的功夫。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文章做出来，那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献芹集》的序言里，有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周汝昌对于别人把他仅仅看成“考证派”是颇有几分恼火的，而这正和前面谈到的他的“性分”有关。他本来是一位思绪纷呈、逸兴湍飞，思想活跃而又相当情绪化的人，却因为从搜集史料开始“研红”工作并出了两巨册成果，就被当作“考证派”，确实有些张冠李戴的冤枉委曲之感，让他产生“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感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问世可以把这一历史的误解澄清。其中第二章专谈《红楼梦》的思想性，不仅笔致灵动，而且胜义叠出。从“其人如玉”到“宝玉的三王号”，从“痴”的“文化异彩”到“情榜的文化涵义”，读起来真应了一句老话：如行山阴道上，使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周汝昌确实是把曹雪芹和《红楼梦》大大地拔高了——但那是提到了本来应有的高度。相应地，后四十回的高鹗续书似乎显得更低了，但这也只是曹雪芹原著与高鹗续书“两种红楼梦”相比较而自然发生的结果，续书原有的价值并未被故意抹杀。虽然情绪上难免“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在理智上还是可以“割江而治”的，当然那条“楚河汉界”必须划得泾渭分明，绝不容混淆。我想，这种态度也还不能算是“偏激”，而应该目为“科学”吧。
如果从纯粹的“新颖”着眼，那么“下编”是最够资格了。这一编的内容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逗漏”过。前两编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以前研究成果的“集粹”和升华，也吸收了红学界其他人的研究心得。而下编则是地道的周氏一家言。探佚——探讨八十回后曹雪芹原著《红楼梦》佚稿情形——是一种分外艰难的工作。周汝昌从探佚学深入到结构学，从总体上把八十回以后勾勒出一个轮廓。这种似乎是“向壁虚构”的工作介于科学与艺术、研究与创造之间，既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广而深、巨而微(从宏观到微观)的修养，又需要活泼生动、不拘一格的思考力和想象力，而更难得的，还需要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灵感思维”有一种心灵的“默契”。读《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使我想起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二者都在不大的篇幅中跳动着一条纵贯古今中外的文化脉络，“质量”远胜过“数量”，是作者数十年生命心血和才、学、识的结晶。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只从一部小说入手，比起《美学散步》集零篇面成体系的作法，难度似乎更大一些。
行文至此，可以照应到本文开头谈“痴”之义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有一节专论“雪芹‘痴’意”，从文化史上的脉络探寻出曹雪芹之“痴”是有“先河远影”而又“更生异彩”的。从庄周到阮籍，从晏小山到张宗子，“迨至清代雍乾之世，产生了曹雪芹，写出了贾宝玉，于是这一条民族文化的大脉络，愈加分明，其造诣亦愈加崇伟。这就是我对《石头记》的最根本的认识。”与“痴”的文化涵义彼此映照，他还指出：
我多次提出，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他之萌起撰写自传小说的念头，现在可以理解成两个因素：第一，由于家世与个人的遭遇经历，兴起必须一写“自家”的志意。第二，他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感物，以诗人之情待人，以诗人之笔
诗人之心——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上。佛家义理最重“因缘”，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缘)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所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缘分”。周汝昌曾说他开始搞红学也只是一种“玩票”性质，可是为什么一“玩”就玩成了终身事业呢？这就是“因缘”了。“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而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连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后来的《红楼梦》的研究者也许能在材料的整理综合上超过他，能借鉴更新的思维方法，能出以更新的研究角度，但在尚友古人的性分默契上恐怕是要成绝响了。
周汝昌毕竟出生于还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清代历史文化氛围的年月，与那悠悠一脉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血胤相连。而今而后，这种氛围和联系却将愈益淡薄直至面目全非了。更何况，曹雪芹已经深致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痴中味”呢。这“痴”的缘分，就更可遇而不可求了。
草于己巳除夕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周汝昌著，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3.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