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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本“走出去”终于迎来一个转折点。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肯定超过利用外资规模。
中国逾20年投资净流入的局面画上句号。
“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能达到6500亿美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资本逐渐走出国门。前10年规模增长缓慢，属于平台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一些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已显露加速迹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实施，中国资本将更快地走出去。
但是《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两优贷款”、丝路基金，还是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中国在资本“走出去”方面尚缺乏整体安排和协调机制，相关部门缺乏配套政策，更无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
“在中国致力于重塑国际新秩序面前，需要一个合理的体制、机制来引导资金利用，从国家战略层面实现外交与经济的融合推进。”相关人士表示。
企业成本畸高
“我们这种公司天天忙着找钱，在中国用钱的成本太高了。”一家基建央企的副总裁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阿根廷的一个项目刚刚开标，我们公司排在第二，就因为资金成本高，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项目飞了。”
“（境内）资金费用我们承受不了，通过香港分公司贷款利率最高在1.9%，欧洲分公司贷款才1%，境内动辄6%以上，差距太大。所以能不贷就不贷，银行一年给我几百亿元的授信，我们用不了，也用不起。”另有一家央企的董事长说，缺钱的时候企业往往自己想办法，发点短融债。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曾经跟美国谈一条铁路线建设，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资金都已到位，仅剩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中方解决，国内银行一口咬定利率不能低于4.2%，但当时美国贷款成本不高于2%。“这个资金价格美国公司难以接受，铁路线最后被别国企业抢走了。”
融资难在民企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一家民企告诉记者，自己将大部分资金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矿产，收益不错，但是找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必须有国内资产做抵押，并且手续复杂，最后只能借道民间融资。
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荣表示，尽管不少银行对民企走出去项目也很关注，但由于贷款担保问题，抗风险性上不如央企，银行最终也“爱莫能助”。
目前商业银行一般只提供1年期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而不少投资海外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类项目周期基本都在10年期以上。此外，海外项目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额，也不是一般商业银行所能承受的。所以，能与海外大项目匹配的贷款大多来自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此类银行的中期贷款一般10年，长期可达30年。
面对企业抱怨资金成本高，政策性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只能做到保本微利。”一家政策性银行的高管诉苦。他所在的机构虽然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但是成本居高不下，如5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已经达到5%。“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管理成本，贷给企业只能是6%左右。”
由于资金成本较高，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在发达国家市场无竞争力。“美国、欧洲的贷款利率那么低，那边项目怎么可能要我们的贷款？所以我们只能贷给那些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透露，给非洲某项目的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20%。
“两优贷款”忧虑
除了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质贷款，国家的“两优贷款”也是企业“走出去”的资本来源。
“两优贷款”分为“优贷”和“优买”两种。所谓“优贷”，指的是中国政府对外的优惠贷款，指定政策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所谓“优买”，是指为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且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政策性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
“两优贷款”一般通过央企的项目落地，并且要求有中国企业负责承建。项目、设备采购中“中国成分”原则上不低于50%。
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政策性银行主动采用“两优贷款”支持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截至2014年初，仅进出口银行“两优贷款”累计支持东盟地区互联互通类项目就有46个。
“‘两优贷款’的利率还是高于国际市场。”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世界银行及日本的对外援助贷款利率一般在1%左右，对于部分国家甚至提供零利率的援助贷款，我国目前的“两优贷款”最低利率是2%。
企业想拿到“两优贷款”项目也非易事，审批部门颇多，程序非常复杂。据悉，“两优贷款”项目从审批到启动资金落地最快也要1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个案例，某央企在非洲的项目申请“两优贷款”，从申请到获批用了4年多时间。期间，东道国的总统都换了两任。
由于僧多粥少，面对“两优贷款”项目，中国企业间内讧、无底线竞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两优贷款”支持，获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项目和业务，但是目前，愿意接受“两优贷款”的国家少了。
前述央企董事长表示，“两优贷款”必须由借款国的政府提供主权债务担保，或者次主权债务担保。现在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主权融资需要经过议会甚至是参、众两院的审批，对自身的主权债务是有约束的。
此外，一些“两优贷款”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拿到“两优贷款”项目的许多央企都认为自己是工程承包商，不是投资人，他们追逐的是工程收益，对此类海外项目较少认真探讨运营效益。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海外投资人士表示，此前“两优贷款”是实现我国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融合，下一步，国家应谋划如何能从战略层面实现“两优贷款”与资本、企业“走出去”的有效结合。 丝路基金难题
为给“一带一路”规划以资本支持，中国成立了丝路基金。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新形式。至于运作模式，有接近丝路基金的知情人士透露，或将借鉴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主要投资领域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及中非工业园建设项目，现在已经覆盖了79个项目30多个国家。
按照国开行人士的说法，中非基金作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参与项目不控股，实际上发挥杠杆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与丝路基金类似。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非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
国开行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可以以整体资源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成立，目前看来既缺少项目库，也没有必须的项目评审团队。”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还透露，央行可能会发动商业银行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项目，建立丝路基金项目库。但是这样一来，不排除一些银行临时找项目充数，或者把难啃的骨头扔给丝路基金。“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项目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此外，缺少专业的项目评审团队是丝路基金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前丝路基金曾经与国开行谈共用项目评审团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互不让步，未果。此后，丝路基金想去几家政策性银行挖人，组建自己的项目评审团队，也没成。”前述人士说。
除项目外，不少人还为丝路基金后续的融资机制担忧。其实，中非基金也有曲折的融资经历。在首期资金投完之后，中非基金虽然积极在市场募资，但是由于非洲市场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又长，无资本愿意入股。最后，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中非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资金，来自外汇储备的贷款，期限在8?10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种融资模式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资金成本仍然不低。”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尚缺有效的协调机制。既无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丝路基金在首期的400亿美元投完之后，其后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仍须商讨。“丝路基金不但要做好投资业务，更要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投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如是评价。
外储融资尴尬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不能把外汇储备贷给民营企业，支持他们走出去？”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
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
此外，外汇储备也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外储贷款给我们的利率接近4%，再加上汇差、拨备风险，最后我们贷给企业的利率也在6%左右。”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贷款，还是以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设立的基金，这部分资金额占外储的比例仍然很小，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仍是外管局自己投资运作。
有接近外管局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储管理有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美国国债流动性是最好的，转化为贷款后，流动性肯定要受损失。如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流动性更是大大降低。“况且外汇储备的原则是不做任何项目投资。”
前述政策性高管也认为，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要是轻易动用外汇储备支持资本走出去，这就涉及部委之间的利益了，谁也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
<? n < ?_? ?? e='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mbria; mso-hansi-font-family：Cambria'>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国资本“走出去”终于迎来一个转折点。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肯定超过利用外资规模。
中国逾20年投资净流入的局面画上句号。
“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能达到6500亿美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资本逐渐走出国门。前10年规模增长缓慢，属于平台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一些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已显露加速迹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实施，中国资本将更快地走出去。
但是《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两优贷款”、丝路基金，还是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中国在资本“走出去”方面尚缺乏整体安排和协调机制，相关部门缺乏配套政策，更无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
“在中国致力于重塑国际新秩序面前，需要一个合理的体制、机制来引导资金利用，从国家战略层面实现外交与经济的融合推进。”相关人士表示。
企业成本畸高
“我们这种公司天天忙着找钱，在中国用钱的成本太高了。”一家基建央企的副总裁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阿根廷的一个项目刚刚开标，我们公司排在第二，就因为资金成本高，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项目飞了。”
“（境内）资金费用我们承受不了，通过香港分公司贷款利率最高在1.9%，欧洲分公司贷款才1%，境内动辄6%以上，差距太大。所以能不贷就不贷，银行一年给我几百亿元的授信，我们用不了，也用不起。”另有一家央企的董事长说，缺钱的时候企业往往自己想办法，发点短融债。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曾经跟美国谈一条铁路线建设，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资金都已到位，仅剩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中方解决，国内银行一口咬定利率不能低于4.2%，但当时美国贷款成本不高于2%。“这个资金价格美国公司难以接受，铁路线最后被别国企业抢走了。”
融资难在民企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一家民企告诉记者，自己将大部分资金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矿产，收益不错，但是找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必须有国内资产做抵押，并且手续复杂，最后只能借道民间融资。
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荣表示，尽管不少银行对民企走出去项目也很关注，但由于贷款担保问题，抗风险性上不如央企，银行最终也“爱莫能助”。
目前商业银行一般只提供1年期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而不少投资海外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类项目周期基本都在10年期以上。此外，海外项目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额，也不是一般商业银行所能承受的。所以，能与海外大项目匹配的贷款大多来自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此类银行的中期贷款一般10年，长期可达30年。
面对企业抱怨资金成本高，政策性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只能做到保本微利。”一家政策性银行的高管诉苦。他所在的机构虽然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但是成本居高不下，如5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已经达到5%。“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管理成本，贷给企业只能是6%左右。”
由于资金成本较高，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在发达国家市场无竞争力。“美国、欧洲的贷款利率那么低，那边项目怎么可能要我们的贷款？所以我们只能贷给那些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透露，给非洲某项目的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20%。
“两优贷款”忧虑
除了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质贷款，国家的“两优贷款”也是企业“走出去”的资本来源。
“两优贷款”分为“优贷”和“优买”两种。所谓“优贷”，指的是中国政府对外的优惠贷款，指定政策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所谓“优买”，是指为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且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政策性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
“两优贷款”一般通过央企的项目落地，并且要求有中国企业负责承建。项目、设备采购中“中国成分”原则上不低于50%。
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政策性银行主动采用“两优贷款”支持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截至2014年初，仅进出口银行“两优贷款”累计支持东盟地区互联互通类项目就有46个。
“‘两优贷款’的利率还是高于国际市场。”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世界银行及日本的对外援助贷款利率一般在1%左右，对于部分国家甚至提供零利率的援助贷款，我国目前的“两优贷款”最低利率是2%。
企业想拿到“两优贷款”项目也非易事，审批部门颇多，程序非常复杂。据悉，“两优贷款”项目从审批到启动资金落地最快也要1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个案例，某央企在非洲的项目申请“两优贷款”，从申请到获批用了4年多时间。期间，东道国的总统都换了两任。
由于僧多粥少，面对“两优贷款”项目，中国企业间内讧、无底线竞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两优贷款”支持，获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项目和业务，但是目前，愿意接受“两优贷款”的国家少了。
前述央企董事长表示，“两优贷款”必须由借款国的政府提供主权债务担保，或者次主权债务担保。现在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主权融资需要经过议会甚至是参、众两院的审批，对自身的主权债务是有约束的。
此外，一些“两优贷款”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拿到“两优贷款”项目的许多央企都认为自己是工程承包商，不是投资人，他们追逐的是工程收益，对此类海外项目较少认真探讨运营效益。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海外投资人士表示，此前“两优贷款”是实现我国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融合，下一步，国家应谋划如何能从战略层面实现“两优贷款”与资本、企业“走出去”的有效结合。 丝路基金难题
为给“一带一路”规划以资本支持，中国成立了丝路基金。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新形式。至于运作模式，有接近丝路基金的知情人士透露，或将借鉴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主要投资领域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及中非工业园建设项目，现在已经覆盖了79个项目30多个国家。
按照国开行人士的说法，中非基金作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参与项目不控股，实际上发挥杠杆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与丝路基金类似。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非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
国开行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可以以整体资源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成立，目前看来既缺少项目库，也没有必须的项目评审团队。”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还透露，央行可能会发动商业银行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项目，建立丝路基金项目库。但是这样一来，不排除一些银行临时找项目充数，或者把难啃的骨头扔给丝路基金。“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项目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此外，缺少专业的项目评审团队是丝路基金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前丝路基金曾经与国开行谈共用项目评审团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互不让步，未果。此后，丝路基金想去几家政策性银行挖人，组建自己的项目评审团队，也没成。”前述人士说。
除项目外，不少人还为丝路基金后续的融资机制担忧。其实，中非基金也有曲折的融资经历。在首期资金投完之后，中非基金虽然积极在市场募资，但是由于非洲市场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又长，无资本愿意入股。最后，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中非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资金，来自外汇储备的贷款，期限在8?10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种融资模式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资金成本仍然不低。”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尚缺有效的协调机制。既无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丝路基金在首期的400亿美元投完之后，其后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仍须商讨。“丝路基金不但要做好投资业务，更要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投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如是评价。
外储融资尴尬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不能把外汇储备贷给民营企业，支持他们走出去？”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
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
此外，外汇储备也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外储贷款给我们的利率接近4%，再加上汇差、拨备风险，最后我们贷给企业的利率也在6%左右。”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贷款，还是以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设立的基金，这部分资金额占外储的比例仍然很小，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仍是外管局自己投资运作。
有接近外管局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储管理有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美国国债流动性是最好的，转化为贷款后，流动性肯定要受损失。如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流动性更是大大降低。“况且外汇储备的原则是不做任何项目投资。”
前述政策性高管也认为，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要是轻易动用外汇储备支持资本走出去，这就涉及部委之间的利益了，谁也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
<? n < ?_? ?? e='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mbria; mso-hansi-font-family：Cambria'>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